如果这就是命运

有很多学科，对着教材就能学好。经济大概是例外，看再多教材，要真正理解现实中的经济运行，还是远远不够。

经济既关乎经世济民的宏旨，也进行各种资源的配置，又是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和选择。只起不落的经济一定会调整，落而不起的经济更令人承压。起起落落间，藏着太多政策与人性的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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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家都觉得经济很难，怎么看？怎么办？我从最近的几个对我有所触动的细节入手，分享一些新的思考。

经济为什么难？

一位在海外有直接投资、建了多家工厂的制造业单项冠军负责人对我说，“我们的产能是为全世界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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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一出，就知道难在哪里。中国制造发展太快，产能不断增加，在很多行业可以满足全世界的需要。但如果世界市场开始分割化、安全化、朋友圈化，那我们的进入就没有那么畅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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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么大的有国际竞争力的产能，必须走出去，否则会“憋死”，但现在平添了各种壁垒。如果是直接投资，会遇到股权比例的限制。如果是并购，会遇到更多“敌意”的目光。如果绕道东南亚等地，想通过改变原产地身份规避限制，也可能会被穿透，因为美方不仅要看制成品在哪里生产，还要看零部件的在地生产比例。总之，就是希望中国供应链越多、越彻底地离开中国。

新兴经济体欢迎中国企业去投资。但也不是没有担心。某国一位经济部长问一位中国企业家：“我们的矿太多了，光探明部分就能开采150年。”中国人说：“要是让中国企业开采，我们不吃不喝30年就能开采完。”部长沉默了。事实上，该国已要求不能只是来开矿，要把更多加工环节留在本地。

中国制造走出去，走哪儿打哪儿，很痛快。但别国那些受到冲击的企业、劳工组织、行业协会就会向政府游说，进行阻击。如果我们只考虑国际化，不考虑别国各个方面的本土化诉求，也难以长期立足，甚至会被以各种合理不合理的借口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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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外贸和企业走出去而言，今天的难，可能是昨天发展太快了，产能越来越大，以为世界市场也会越来越大。但现在，谁来消化、如何消化，出现了新问题。

回到国内市场，情况又如何？

我到一家今年新晋世界500强的民营制造企业参观，创始人说：“市场竞争就像奥运比赛，大家只记得金牌，第二第三只能拿银牌铜牌，第四、第五名就只有自己做块铁牌、木牌。”

他判断，将来他所在的重资产领域，行业第一会拿走大部分利润，行业第二能还本付息可持续发展，行业第三在产业景气时没问题，产业不景气时就亏钱。言外之意，再后面的，很难有什么投资回报率。

第一节讲到的单项冠军企业负责人的看法类似，“强者恒强，市场更卷，接下来中小企业会消失一大批”。用经济学术语，这就是“出清”吧。

由于竞争残酷，龙头企业往往会把压力卷到供应商那里，如进一步压价，要求更长的账期，“反正你不做，有的是人做”。中小企业本来就融资难，账期动不动就是半年甚至更长，日子只会更难。

这家500强企业创始人说：“你不强就去做大（扩张），相当于跳进火坑。”

单项冠军企业负责人说：“既然在市场里，就要接受这种残酷性。怎么活？就是成为第一，哪怕是在一个很小的环节、零件上‘非我莫属’。”

内卷严重的另一个问题，是政府的各种招商引资补贴，加剧了产能过剩。最后，在产业园里，要么“有厂房，设备开不动”（因为利用率不足），要么“有产值，没税收”（因为都补贴掉了）。政府负债搞经济，负债上去了，回报却达不到预期。

再从制造业来到房地产和金融。

一位中型制造企业的企业家和我交流，他说自己花了几千万买了某金控型房企的理财产品，打了水漂，到法院起诉，还败诉了，因为私募产品风险自担。

“财富管理市场上很多产品对应的底层资产都是房地产，房地产不行了，很多财富就消失了，谁都挡不住。”

他说，现在听到什么财富投资都觉得是泡影，只有卖给客户的机器是真实的。

中国的经济增长，表现在财富端，过去主要有两大繁荣——

1、生产性繁荣，靠提供产品与服务积累财富。

2、财产性繁荣，靠投资以及资产升值获得财富。

这两者并没有高下之分，而且也是互相融合的关系。

政府负债搞基建，房地产助推城镇化，以房地作为杠杆加速资本扩张，这方面的繁荣对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有很大贡献，而且基建和房地产本身就是巨大的产业，也带动了很多相关产业（如工程机械）的发展。

现在有一种对房地产商的歧视，似乎问题都是他们造成的，其实没有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冲动和供地的支持，房地产商干不成什么事。今天这种局面，是一起冲动、一起往前、冲得太快太猛，最终反噬的结果。双方都受伤。还连累更多相关方受伤。

房地产的萎缩，以及居民纷纷看空这种资产、抛售心态浓厚，都是有理由的。但这一繁荣过急、过快、幅度过大地终结，在客观上必然导致居民尤其是中产以上的居民财富缩水。如果他们还在还按揭，心态很难平衡。他们还要用十年二十年的劳动所得去买一个价格在下跌中的资产，这是何等滋味！

无论房地产还是资本市场（一级、二级都包括），中国财富或者叫中国估值，普遍存在收缩的压力。这也是国家国民财富的流失。对金融一知半解的人，往往把金融当成虚拟活动，但就像这一节开头所举的例子，财富的丧失是真金白银的丧失，不是虚的，是真的痛。同时，和财富相关的市场原本提供了很多高收入岗位，现在就像冰山在气候升温下不断融化下移。这也是真的，影响也很大。而且想用日积月累的劳动所得，去弥补快速蒸发的财富损失，不知要多久才行。

还有一点，制造业去产能，去到一定程度，设备开工率提高了，就会恢复生机。而房地产、金融，下去了，要恢复活力很不容易，特别是叠加人口变化等结构性因素。说信心也好，说动物精神也好，要是真的失去了，大家都奉行绝对的安全为上，那财富市场不可能有什么前途。财富的收缩感，也一定会对消费产生负面的影响。

我有一些做投资的朋友都在往实体企业里转，说看不到金融投资的前途。那个时代过去了。

还有很多行业、职业，这几年也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调整、整顿，都带有收缩性的效应，导致市场经济的基本经络出现紊乱，而且相互影响。这里不再一一展开。

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角色，是政府。他们在资源配置和拉动投资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也很辛苦。为了完成KPI（比如投资、产值等只能增长不能下降），不得不对辖区企业提出硬性要求。也知道做得很拧巴，但还要拧着做。

地方债也是难点。最近有地方官员告诉我，上面已经开了会，要求他们必须降低负债率，不降低，有可能就地免职。

债确实不低了，但有些项目要接续，有些承诺要兑现，还是要继续维持一定的负债强度。“没有负债，就没有昨天的发展。过度负债，会影响明天的发展。现在突然降债，今天的发展就很难。”这大概是很多地方官员的心中所想。

说了这么多问题，是不是很难很悲观？

我常和企业家近距离交流。我的回答通常是：很难，也不会很快结束，但也不要悲观。

说穿了，现在这种情况，本质是基于中国人的勤劳和想致富的强烈愿望，方方面面一起上，创造条件大干快上，用了几十年就浓缩式地把人家一两百年的路走完了。过去看的都是我们的成就，是各种硬件、机场路桥通讯、公园绿化比很多发达国家还好，是中国制造的强大竞争力“卷到哪里都能赢”，是上海的房价已经超过了东京纽约，但我们并没有认真想过，快和强的另一面的代价是什么，房地产的主升浪大繁荣能持续多久，只想着融资的上市公司究竟能不能为投资者创造价值，以及过去的大繁荣里有多少不可持续的击鼓传花和一厢情愿。

这是我们自己走过的路。如果这就是命运，也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反过来，如果过去几十年，中国不是按照“发展是硬道理”，把人的欲望和能力都充分调动起来，此刻又会是什么景象？可能是印度？1978年中国人均GDP还低于印度，今天是印度的5倍。中国的浓缩式发展有粗放性，代价也不小，但有多少国人愿意中国变成印度？

发展有发展的问题，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同样是问题，你愿意选哪个？

去年我写过，“行行都在卷，处处都作难，人人都在熬”，接着还有几句，就是“彼此无需怨，只能苦干、巧干、坚持干、创新干、团结起来一起干”。

不是唱高调，是从亲眼所见的在国际化风雨中依然前行的冠军企业那里，从年轻的科创型企业和新消费创业者那里，从一个月收入3000块钱左右的奶茶店营业员那里，从面对各种约束抓耳挠腮还要促发展、“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的基层公务员那里，看到了韧性和动力的存在。

我的基础信心，来自14亿人的市场上，无数日日奔波的劳作者，有新意的创业者，每天都在解决问题的企业家，以及中国企业不断增强的竞争力和创新力。

前一段到扬州所辖的高邮调研，让我体会到“手停口停是命，唯奋斗与创新才能乐天安命”。此后我去了新疆、云南丽江，如果单从人均GDP、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等数字看，都挺难的。去年云南不少地方的财政收入都在下降，甚至是大幅下降。

但在丽江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一个叫玉湖村的地方住了两天，我有一些新的感受。这个地方400多户，1000多人，这几十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是靠砍原始林谋生，后来是靠开采石材，1994年BBC拍摄的系列纪录片《云之南》（Beyond The Clouds）让丽江被世界所了解，这里开始慢慢向旅游转型。

由于优美的自然景观，本世纪初曾有房地产开发商想在这里开发别墅群。刚好有一位投资教育和实业的上海人徐子望到此游历，对村里说如果开发别墅群，密密麻麻一片，这里的湖光山色草地就被异化了，整个村庄和周围的山水灵气就没有了。由于政府对用地的审批越来越严，别墅群最终没有建起来。而徐子望碰巧在这里遇到了当时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执教的建筑设计教授李晓东，他们合力用了好几年时间，盖了一座占地6亩的淼庐。

淼庐的庭院给人的感觉是闭合的、受保护的、有冥想气氛的，通过石墙、水池等设计元素与外面的世界隔开，但面朝龙女湖的一侧又是完全不遮挡和开放的。徐子望也没有要产权，只是有使用权。这个建筑得到了多个国际设计奖项，也成了当地的一道风景，很多人慕名在前面的草地上拍婚纱照。而且之后村里新建的民宿受其影响，从设计到建筑的层次都提高了。

我和送我去机场的一个小伙子聊了聊，他说由于这里环境好，还有一个著名的洛克旧居陈列馆（原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中国云南探险队总部旧址），这些年旅游生意起来了。有一位本地企业家在外打拼、积累了资本和经验后，回来和村里合作做整体的旅游开发，一年保底给村里300万元，300万以上的利润，村里还可以分30%。这里的农民种玉米，主要给马吃，旅客来了喜欢骑马。他家有7口人，一年从村里分到近2万元，他父亲帮助牵马，他平时给村里的建筑工地打点零工，旅游旺季也开车接送游客，这是自己的收入。他们家的院子占地五六百平方米，挺大，因为要养马。马会到外面的田野吃食，有定位器，晚上过去叫它回来。如果分家，新人也有宅基地，面积没有以前大，不过也有150平方左右。

玉湖村给我的感觉是宁静、祥和，正逢旅游时节，人气也挺旺。这里的人很知足，知道感恩，比如感恩上海援建了一条路，把村子和外面的公路连了起来，还帮助建了村民广场。

我突然觉得，GDP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重要，或者说，GDP衡量不了人们的精神状态与满足感。当然要发展，这个村庄也在发展，但慢一点，合乎自然一点，可能是一种更好的选择。由此又想到，GDP和国民福祉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的人均GDP是印度的5倍，身心健康程度也是5倍吗？美国的人均GDP是我们的6倍，实际的国民福祉可能是6倍吗？

我也想到，如果是慢慢向上的路，虽然慢，心态会好，因为在向上。如果太快了，透支了，提前见顶了，要下来，就很有挫败感。

从增速下行、资产价格乏力、产能过剩等等来看，当下经济真的不易，而且可能会延续不短的时间。“领导力之父”沃伦·本尼斯说，“就像风吹雨打塑造了山形一样，问题造就了领导者”。无论是领导者还是我们芸芸众生，现在都要经受考验。如何认识问题，决定了如何解决问题。而我相信，新的解决之道，绝不是简单回归过去的繁荣，也回不去了。

新的方向在哪里？

我们一定要守住制造业的底盘，这是中国经济安身立命的根本。

同时，服务业可能是更大的空间。

几个月前看过在日本执教的经济学家邢予青接受《经济观察报》的采访。他说中国需要创造更多以知识为基础的就业机会，比如护士、药剂师在发达经济体都是典型的中产岗位，而他们在中国的收入非常有限。

中国牙医为什么这么少？中国的护士收入为什么这么低？中国药剂师这个行业为什么不能发展起来？中国很多药店根本没有药剂师，也在卖处方药。中国不少美容院并没有正规医生，造成了不少事故。日本每1600人有一名牙科医生，中国2.8万人才有一名。

邢予青的一个解释是，由于政策原因，使得医院不能按护士提供的、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的服务，给其合理的报酬，这就导致护士无法成为一个支撑中产收入就业机会的行业。药剂师也是这样。我问了在三甲医院当领导的同学，他说是的，护理收费太低，医院这方面是亏损的。

中国制造带给国人的是足够高的性价比，而医疗、教育、文化娱乐、社会保障、房地产、金融、社会关怀、咨询、研发外包等服务领域，和顾客期望的差距还很大。不能都是骑手和网约车，服务业还需要大量专业化的、分工越来越精细的中产收入岗位，这只能靠法治化的市场的充分发育才能创造出来。服务业的管制远高于制造业，这可能是制约其发展、抑制其价值的一个关键。

最后我想和大家说的是，是很难，但不要把难理解为负面。关关难过关关过，用智慧、冷静和勇气迎难而上，过去了，就超越了。躲是躲不过去的，蛮干，更不行。

“愿上帝赐予我力量，去改变我所能改变的；赐予我勇气，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并赐予我智慧，去分辨这两者。”

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