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准：他亲手创造了“后冷战”时代，却为何走向美国霸权的对立？

文 | 许准

本文原刊《读书》2023年9期

在当今世界，如果要评选“冷战”后期以来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无疑能进入候选名单。

从学术生涯来说，萨克斯是一位年纪不算大的老资格学者：他如今还不到七十岁，却从“冷战”后期，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在世界学术和政治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他对拉美和苏东地区的重大改革所提供的政策建议，由此被世人冠以“休克疗法”设计师的称号。这些改革的效果饱受争议，尽管各个国家的境况有所区别，但总体上苏东地区长期衰败，这使得萨克斯在不少地方臭名昭著。

近些年，萨克斯又以另一重身份出现。他积极关心世界穷国的发展问题，尖锐批评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霸权主义。这种态度使得他在西方不受欢迎，但是在国内的互联网上几度出圈。这两种形象之间的张力，让人觉得萨克斯似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一位搞垮苏东经济，帮助美国赢得“冷战”的人，成了一位反抗美国霸权的人。

萨克斯真的变化了吗？如果变了，原因是什么？又或者说，萨克斯其实始终如一，而我们对萨克斯以及他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过去与当下有误读？实际上，萨克斯的变或者不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分子个人志趣的问题，而是反映了过去四十年来整个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及其在萨克斯一代“后冷战”知识分子身上留下的印记。

单从标准的学术简历来说，萨克斯无疑是出类拔萃的。他在哈佛大学完成了本科和博士学习，随即成为哈佛的助理教授，两年之后就拿到了终身教职副教授，这在哈佛乃至任何美国高校都是极为少见的。在二十八岁的时候，萨克斯已经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正教授了。在哈佛待了大概二十年之后，他又转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哥大最高等级的教授职位，并长期领导其地球研究所的工作，致力于推动针对可持续发展的跨学科研究。他本人著述颇丰，在宏观经济、国际贸易、经济发展、国际政治、公共卫生等诸多领域都发表了大量论述，并著有《贫困的终结》等有广泛影响的书籍。

作为政策研究者和推动者，萨克斯更是具有传奇色彩。他三十岁出头的时候，就被玻利维亚政府邀请提供控制通货膨胀的专家意见，据说效果颇佳，一举成名。之后又给波兰、巴西、苏联以及之后的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提供过政策指导。他领导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并给数任联合国秘书长做顾问。在新冠疫情期间，他还担任了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建立的新冠委员会的主任，为世界摆脱疫情提供政策建议。

这些表面的光彩让人眼花缭乱，却也能掩盖一些更重要的思想轨迹。我们不妨回到萨克斯最初成名的那个年代，甚至之前的那个年代，由此方能理解萨克斯从何而来。

萨克斯进入学术界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这是一个充满了政治和经济波动的年代。从现在回过头去看，那是一个时代向着另一个时代转型的中间态。

资本主义世界在“二战”之后进入了经济史上所谓的黄金年代，在政府积极干预和国有经济扩张的条件下，西方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工资和福利也得到了充分保障，这种总体发展态势在部分亚非拉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在社会科学领域，这不仅是经济学界凯恩斯主义研究的高峰时期，也是社会主义以及其他非传统资本主义模式吸引大量关注甚至支持的时刻。

这种状况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现了深刻的变化。“二战”之后形成的这种一度成功的混合经济模式深陷困境，发达国家内部不仅增长率下滑甚至衰退，而且物价水平也持续走高。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似乎失去了效果，这就是所谓的滞胀危机。而西方国家应对这场滞胀危机的根本性政策，就是否定了过去的政府干预和混合经济模式，而是转向推动私有化、市场化的结构性改革，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旗手们

这场席卷西方乃至世界的时代转折很自然地构成了萨克斯以及当时一代知识分子的主要问题意识。萨克斯最早的一批学术成果，就聚焦于这场七十年代的深刻危机。萨克斯的主要结论就是，七十年代的危机，根源在于工人工资上升的速度比生产率增长得更快，挤压了资本的利润，诱发了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

他还认为英国、德国等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没能顺利进行市场调节，压低工人工资，很大的一个因素是国有部门的扩张，助长了工资的上升。在这个意义上，凯恩斯主义调节需求的政策自然没有了用处，问题出在了工资与利润这一边，也就是供给方。

萨克斯的研究结论并不特别。实际上，把七十年代利润挤压作为危机的起点，在八十年代之后，不管在主流的自由主义，还是在左翼和马克思主义学界都获得了相当的认同，只不过不同的立场的分析，得出的应对方法可以截然相对。萨克斯的分析，似乎是指向了新自由主义的思路，那就是以里根、撒切尔政府为标志的，明确地扶持资本，而压制劳动者，期望通过利润水平的恢复来提振资本的信心，从而走出七十年代的危机。

但是如果因为这样的研究起点，我们就把萨克斯理解为站在资本一边的众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之一，也并不准确。实际上，萨克斯的思考一开始就包含了两处明显的张力，这种张力让他显得不同于一般的主流学者。

首先，尽管谈论的都是资本角度的问题，但萨克斯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对劳动者的同情。他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讨论英国撒切尔改革的时候，就曾经对撒切尔打击劳工的总体政策表示了怀疑，他反复地强调，撒切尔改革尽管一定程度上控制住了通胀，却仍然造成了高达百分之十二的失业率，这个代价未必值得。

萨克斯的这种态度在主流经济学家当中不是典型，我想他的确可能受到了家庭背景的影响。

萨克斯的父系的祖父母一辈都是从沙俄到美国的犹太裔移民，他们一家长期生活在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市，这也是二十世纪美国一度兴旺后来衰败的汽车城与工业中心。像很多外国移民一样，萨克斯的祖父谋得了一份洗衣店的工作，这样的活既辛苦，报酬也低。改变这种情况的是大萧条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劳工运动，美国官方随即推动了劳动关系法案的通过，也就是著名的“瓦格纳法案”，极大地改善了普通工人的境况。萨克斯的祖父所在的洗衣行业也随着工人力量的增强，出现了巨大变化，工作条件和待遇都有了明显的改善。

萨克斯的父亲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并一步步成为密歇根乃至全美国颇有影响的劳工律师。他的职业生涯最开始就是帮密歇根的产业工会联合会（即产联，大萧条时期成长起来的主要美国工会组织）打官司。萨克斯的父亲后来长期担任密歇根州劳联-产联的律师，不仅帮助密歇根的工会赢得了数次重要的判决，而且在美国最高法院捍卫了公有部门工会收取费用的权利以及密歇根议会分配席位时的一人一票原则。在他二〇〇一年去世之后，《纽约时报》的讣告里称其塑造了密歇根的劳动关系准则。可以想象，萨克斯有着这样明确的亲劳工的家庭背景，保有一点对于工会和工人的尊重以及同情，至少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其次，萨克斯对于国家的干预从开始就持开放的态度，这也不同于一般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其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比较东亚与拉美的债务问题的研究里，萨克斯就指出，东亚和拉美同样有可观的负债：相比起本国的生产总值来说，在八十年代债务危机爆发之前，韩国的债务水平甚至比巴西还要高。而且，针对弗里德曼等保守派学者把东亚经济视作自由市场与私有经济的样板，而拉美国家的问题来自其政府干预的看法，萨克斯也明确地表达了批判态度。

他指出，东亚经济绝不是自由放任，而且其政府引导和投资的分量要高于拉美国家。萨克斯进而判断，真正导致两边境况差异的，就是东亚经济普遍采取出口导向的政策，总有外汇流入，而拉美国家的政策却并不特别能够增加出口，因而外汇紧张，由此双方在外债危机当中的抗压能力就有了显著区别。这种分析，显示出萨克斯并不是人云亦云，也不是一味地反国家干预和管理，而是有更现实主义的态度。

因此，萨克斯从思想基础上跟随新自由主义思路，同时又保留着重要的与新自由主义根本理念不符的感情和态度。但是萨克斯接下来的长期学术和政治活动又表明，他将自己充满张力的两种倾向以一种特有的方式统一起来了。这种统一的方式，可以称之为一种乌托邦资本主义世界观。

这种乌托邦资本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世界大同的展望。这个乌托邦世界里，虽然根本秩序是资本主导的，但是劳动仍然能够得到还不错（也即是黄金年代式）的待遇和保障。而且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也不需要有国家之间的等级甚至霸权，各个国家之间可以形成某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穷国也可以通过合理的产业战略发展起来。

这也许能算一种颇为理想化的“世界是平的”愿景。萨克斯就是在这样一种大同世界的展望下，用精英主义的视角把新自由主义和反新自由主义调和一处。因为如果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短暂的痛苦和牺牲，可以换来长期的资本主义的健康发展，那么就还是一种积极的历史变化。应该说，这种思路并不是萨克斯特有的，我们可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不少东方与西方知识分子身上看到不同层次的这般对于乌托邦资本主义的向往，对于摆脱二十世纪、摆脱“冷战”的渴望。换句话说，“明天会更好”。

萨克斯与张维为反对新冷战的学术对话活动

萨克斯就是这样开始了他的政策生涯。他的第一份政策咨询工作在玻利维亚，那个时候玻国正面临着超级通胀，货币贬值成了废纸。玻利维亚面临的问题事实上在拉美有普遍性：一方面军政府长期执政，社会不稳定，而且贫富差距巨大；另一方面，本国经济发展不力，大量外债累积，内部通货膨胀。

萨克斯作为一位一直在书斋里的青年经济学家，哪里能忽然变出什么妙方呢！他拿出的办法，就是他之前研究七十年代危机时的思路，从根源上要降低工资，增加大量失业，同时政府要大幅度减少开支，去掉价格补贴，由此就需要放开必需品的物价。毫无疑问，这就是一场标准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这场激烈的改革引发了巨大的社会问题，也没有解决贫困和不平等的问题，但是的确在控制价格上立竿见影，基本消除了通胀。这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持续了下去，到了九十年代末期，玻利维亚政府连该国所有的饮用水都开始私有化，并开始把水的所有权卖给国际资本。这些国际资本不光马上大幅度提高水价，甚至老百姓收集雨水也要交钱。这样的改革最终引发了震动一时的雨水战争，政局不稳，最终底层出身的莫拉莱斯以反新自由主义的纲领赢得选举，从此玻利维亚开始大幅偏离萨克斯当时指引的方向。

玻利维亚的雨水战争

萨克斯当时不会知道这些，他只是带着玻利维亚改革赋予的治世才俊光环，开始了他下一段影响更为深远的政策实验，这就包括了波兰和苏联等国家的休克疗法。所谓休克疗法，就是指在很短的时间里，把整套的苏东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废除掉，在快速的私有化、市场化之后，期望资本主义经济能够自发生长出来。

这自然也具有浓厚的空想色彩。不过，波兰恰好是一个极为适合萨克斯大展拳脚的地方。波兰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就从西方金融系统借钱，到了八十年代，就如同拉美国家一样，面临巨额的外债压力。在萨克斯到来之前，波兰政府就已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指导下，开展了部分新自由主义改革。不出意外，这导致了劳动者普遍境况变差，而反政府的团结工会等力量则借此势力大涨。由于前期改革造成的问题，波兰社会对于继续新自由主义改革疑虑重重。

萨克斯在八十年代末拿出的方案，就是鼓励团结工会出头组建新政府，迅速完成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改革，同时他从中协调，尝试减免波兰的巨额外债。波兰最终执行了休克疗法，由此社会动荡，失业率猛增，虽然也不值得夸耀，但是最后却比其他苏东国家之后的境遇好不少。这里关键的因素一方面是波兰改革相对开始得早，适应的时间长，而且波兰与欧洲最发达的经济体德国接壤，跟西欧总体的经济往来要比其他国家方便很多，更能迅速借力西欧的投资和贸易。另外一个更直接的方面，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直接免除了波兰一半债务，并且大幅降低贷款利息。在“二战”后整个欧洲也只有两个曾享受如此优待的国家，那就是战后马歇尔计划下的德国和萨克斯改革时期的波兰。萨克斯自然在这里面发挥了一定的协调作用，但是更根本的因素恐怕是“冷战”后期的政治考量，因为西方国家公开表态希望波兰这个率先走向资本主义的国家获得成功。

如果说波兰的经济、政治甚至地理因素得天独厚，那么，在之后执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尤其是苏联，情况却颇为不同。这些国家并没有陷入外债危机，因此哪怕从理论上说，转型的好处也并不明显。而且，相比波兰，苏联离西欧经济圈更遥远，融入也就更困难。更不要说，西方给苏联转型的援助本身就相当有限。苏联地区在萨克斯构想的快速转型后普遍经济一落千丈，人口预期寿命大跌。更讽刺的是，萨克斯所领导的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爆出了丑闻，其中的两位哈佛教授利用信息和身份优势，一方面拿着美国官方的项目经费给俄罗斯政府提供改革建议，另一方面让家人在俄罗斯进行相应的投资获得暴利。最终这场丑闻使得哈佛关停了研究所，萨克斯辞去职务，并最终黯然离开了自己求学并长期执教的这所大学。

当然，萨克斯本人与这些丑闻没有关联，相反，他非常憎恨以权谋私。他在多年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有些人说我不可避免地更像一位道德家而不是经济学家。我不喜欢有人卷走资产跑路。也许现实血腥的资本主义就是如此，可我不喜欢。”

萨克斯在改革过程中就呼吁西方对于苏东地区应该伸出援手，尤其是在转型后的苦难岁月里。可是，这一次，他失望了，他的名望似乎也没有了作用。苏东整体转型之后，西方却没有了树立波兰式样板的兴趣，也不再表达出多少善意。不仅如此，萨克斯一直到现在依然耿耿于怀的是，西方背信弃义，不再遵守在苏联晚期达成的北约不会东扩的协议，而是利用苏东薄弱的时机，不断扩张北约，最终引发了俄乌对立的局面。

在萨克斯的眼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正是一个真正建立资本主义大同世界的好机会，只要欧洲张开双臂把苏东地区纳入进来，人类就前进了一大步，而新自由主义改革只不过是一个短期的手段罢了。除此之外，他对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多少真正的个人兴趣。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大同世界从来不是资本的内在要求。

在八十年代那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刻，萨克斯与新自由主义时代达成了一个短暂的妥协，萨克斯的身份和主张恰好迎合了国际资本和本地精英们的要求，于是就好风凭借力。但是萨克斯的乌托邦毕竟只是乌托邦，随着新自由主义在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占得胜局，并展露出獠牙，萨克斯的价值就下降了，更不用说他的立场愈发地不合群，他也不再是在宣传当中似乎只手推动历史车轮的明星知识分子。

时间到了当下，很多人早已从不同的角度走出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但萨克斯却是如活化石一般，依然秉持着来自八十年代的那种对大同世界的热情和向往。他花费了巨大的努力募资在非洲帮助老百姓摆脱艾滋病和疟疾，在写作和演说中严厉批判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关系。在美国展开贸易战，越来越针对中国的时候，萨克斯也明确反对美国的单边政策，指出美国的行为的虚伪与对于世界的巨大负面作用。

不夸张地说，在所谓新冷战的风潮之中，西方有如此影响力的主流知识分子当中，能像萨克斯这样站出来的，为数不多。这样的立场的结果，就是他自己的文章，哪怕在他合作多年的媒体上，也越来越难以发表了。

在二〇二二年萨克斯的一场讲座中，我问了他怎么理解美国统治阶级破坏全球化格局甚至自身利润前景的动机。萨克斯认为，美国的精英们，尤其是跟帝国主义传统相联系的，坚持的原则是全方位的主宰（而不是单纯的利润问题），因此他们无法忍受任何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哪怕有接近美国的势头。

萨克斯进一步解释了他本人的立场，他完全没有保持美国霸权的兴趣，哪个国家崛起，哪个国家衰落，这都是自然的，试图采取破坏的手段去阻碍这个过程，是他不能接受的。

我想，这仍然是那个“冷战”后期，执着于乌托邦资本主义的萨克斯。他亲手参与创造了这个“后冷战”时代，却因为其一贯的理念逐渐走到了主流的对面，恐怕这就是一种历史的辩证法吧。

许准

85后新生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后执教人民大学，师从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茨。现为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国际知名马克思主义杂志Science & Society通讯编辑。其研究领域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研究等。关注农村发展以及粮食安全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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