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决策的“结果取向”

（即墨盟旺山上的火山流纹岩）

所谓结果取向，就是分析决策的可能结果，然后决策者评估能够接受这个结果，如果能够接受这个结果，就做出这个决策，否则，就不能作出这个决策。

一、法律解释中的“结果取向”

1.解释者首先要拿出“意义方案”。

换言之，人们对当前的法律的文本有几种可能的理解，然后将这些可能的理解罗列出来。

以上述张三职务侵占案为例，司法人员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法律的文本能否“涵盖”当前的案件？如果不能涵盖，是不是涵盖其他的案件？

因此，可能的“意义方案”，无非是（1）能够涵盖；（2）不能涵盖；（3）属于公司法的上的纠纷。

2.解释者进行“结果评估”，进行“结果取向解释”。

（1）如果能够涵盖，则张三的行为是构成职务侵占罪的行为，通过打击这种吃里扒外的行为违反公司忠诚义务的行为，可以有效维护公司的的利益和股东的利益，同时也其他人的吃里扒外的行为的可是一个有力的震慑。

（2）如果不能涵盖，则张三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因此，就不能打击张三的这种行为，这样就给人一种“这不是犯罪行为”的印象，则会鼓励其他人通过这种方式侵犯公司的利益。

（3）可以作为公司纠纷进行处理，但是公司诉讼耗时较长，且当事人的证据收集能力弱，无法获得有力的证据维护自己的权利。然后，司法人员评估哪些后果是能够接受的，哪些后果是不能接受的。如果后果能够接受，则采纳这个“意义方案”，否则则放弃。

德国法学家托马斯·M·J·默勒斯:在解释工作的最后阶段，即需要分析、衡量解释的结果，若其结果无法令人接受，则应对结论进行必要的修正。理想的情况下，要对法官的裁判做出评价，即先判断其会产生什么结果（结果预估），其接受程度会是如何，以及如何依循所欲达成的结果而对其加以调整（结果取向的调控）。

如果让笔者进行评估，笔者采取方案（1）。

当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这种不同的选择，由司法人员的价值观、偏见、知识结构、个人经历等多种的因素的影响。

比如，有的人可能担心办理这种案件，有“插手经济纠纷”的嫌疑，或者“这种疑难案件很难取得共识，沟通成本太高”，为了避免这种不利情形，于是解释者就说这种行为是公司法上的纠纷，不构成犯罪。

笔者选择方案（1）也是由笔者的价值观等多种因素决定的，笔者认为，虽然有上述不利因素，为了实现法律的目的，以职务侵占罪追究张三的刑事责任是值得的。

3.解释者产生“意义期待”。选定了结果以后，司法人员就希望法律的文本能够涵盖当前的案件事实，这就是“意义期待”。

4.解释者实现“意义期待”。

为了达到目的，司法人员就需要将当前的案件事实“合理化”和“正当化”:

张三之前代表某甲公司和某丙公司做生意的获利情况是清楚的，比如说，之前的成本利润率是30%，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再次和某丙公司做生意，成本利润率也会在30%不相上下，这种可能是95%以上的可能。张三看有利可图，成立某乙公司和某丙公司做生意，获得了32%的收益30万元。我们可以将这个商业机会当成一项财产权，并认为这个商业机会的价值就是30万元，张三将这个商业机会据为己有，就等于将这价值30万元的商业机会据为己有，从而构成职务侵占罪。

二、办案决策中的“结果取向”。

笔者曾经办理一起合同诈骗案，分局认为该案不构成犯罪，做出《不予立案决定书》。

报案人不服，提起复议复核，分局复议维持，市局复核维持。

报案人又向检察机关提起立案监督，检察机关发出《不立案理由说明书》，检察机关经过审查认为理由成立，公安机关做出不予立案的决定是正确的。

此时，报案人以有新的事实和证据为由又到公安机关报案，要求重新立案。

公安机关对报案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了审查，认为所谓新的事实和证据不足以推翻之前的决定。其次，报案人提交的证据不构成法律规定的“新的事实和证据”。

比如，行为人因为涉嫌诈骗被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报案人提交了行为人涉嫌杀人的证据，这些证据构成法律规定的“新的事实和证据”。

行为人提交的证据根本不符合条件。

此时，公安机关内部有两种观点：有人认为可以受案并立案侦查 ；有的人认为不能立案侦查。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规定：

第一百七十五条 经过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但不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应当立即报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制作移送案件通知书，在二十四小时以内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处理，并告知扭送人、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而又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先采取紧急措施，然后办理手续，移送主管机关。

对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的事项，在接报案时能够当场判断的，应当立即口头告知扭送人、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向其他主管机关报案。

对于重复报案、案件正在办理或者已经办结的，应当向扭送人、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作出解释，不再登记，但有新的事实或者证据的除外。

根据上述规定，不可以对本案再重新受理并立案，如果重新受理并立案，其结果是：

1. 违反法律的规定，也就是说受案是一种违法行为，如果嫌疑人知道了，嫌疑人控告公安机关违法怎么办？一旦控告，公安机关违法的行为非常清楚，因为有相互矛盾的决定：一是分局、市局和检察院不构成犯罪的决定，二是重新受理并立案的决定。两者相互矛盾，可以说公安机关违法办案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2. 报案人会认为公安机关没有真事儿！之前公安机关说，不能从新受案并立案，后来公安机关又受案并立案了，他会认为公安机关没有正事儿。公安机关的公信力严重下降。

   
   

3. 如果受案并立案，对报案人的上访行为就是一种“激励”：报案人会认为，草他妈，我不上访你们就不受案并立案，我上访了，你们受案并立案了，看来我上访是对的，我将来会继续上访，弄死你们。

   
   

4. 如果受案，侦查员能够办得动该案么？该案已经被分局定性，不构成犯罪，并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和《复议决定》。该案被市局定性：市局作出了维持的复核决定。该案被检察机关认为“公安机关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是对的，并由相关的法律文书为证。这些文书，就好像镇压孙悟空的“五行山”上如来佛祖的“咒语”一样，即便孙悟空如何挣扎，他也逃不出五行山。同理，在存在这些决定书的情况下，即便受案并立案，侦查员也寸步难行。

这些都是受案并立案的“可能的结果”，此时，办案人员要问自己，自己能够接受这样的结果吗？如果不能接受，就要做出不能重新受案的决定，谁说也不行。这就是司法决策的“结果导向”。

实践中类似的案例比比皆是，每天都在发生。笔者认为，秉承这种“结果导向”的决策方法，一定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