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决策的方法 | 5Y View

人们常常有一种误解，以为大脑只有大脑皮层一种结构，它会理性地吸收和处理信息，最后得出答案。获得2002年诺贝尔奖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用“慢速思考”这个词来描述大脑的处理过程。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曾自欺欺人地把自己想象成战斗机飞行员，密切关注着战机座舱里的仪器表盘，做出最优决定，完全掌握飞机的所有平衡。

我们在很多好大学里所做的大多数事情，都是为了培养我们意识中这种理性、高层次思考的东西。问题在于，大脑中还有非理性的直觉部分——卡尼曼用“快速思考”来描述这种思考过程，实际上，我们的大部分决策都是这样完成的。

在阅读很多专家在行为金融和神经经济学的著作时，我开始沉迷于人们奇怪、复杂的决策过程。例如，神经学家本杰明·李博特告诉我们，甚至在我们意识到做决策之前，大脑就完成了决策的动作。还有就是19世纪著名的菲尼亚斯·盖芝案例，他遭遇了一场事故，结果影响了一半大脑的正常功能；他看起来一切正常，但是不能做出理性决策。

同样令我着迷的，还有展示大脑如何处理不同时间到达的信号的研究：比如一个人动嘴唇的动作信号可以即刻到达大脑，而它发出的声音是之后才到达，但是我们感觉这些信号是同时发生的。换言之，我们的大脑构建了我们的现实，并没有很精确地反映现实。

这类研究帮助我认识到，大脑这个工具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操控。在参与证券市场的时候，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大脑的非理性部分会引发可怕的情绪波动，包括非理性乐观和非理性悲观情绪的爆发。当然，有关金钱的问题，常常能够激发我们大脑中的“非理性”部分。在金融风险加剧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感到自己处于危险境地，我们的非理性直觉就会被激活，然后大脑皮层就会把这种决策合理化。

为了理解我们作为人类的本质，考虑我们进化时所处的环境也是有所裨益的。大致来说，解剖学上拥有较大大脑的人类已经存在了大约20万年。我们大脑中最近进化的部分是理性的新大脑皮层。但是在人类进化的大部分历史时间里，我们生活在差异很大的环境里。我们大脑中的很多思维结构发生进化，以便帮助我们的祖先在荒野中生存，他们靠狩猎和采集为生。这些原始的求生模式深植在我们的大脑中，很容易绕开新大脑皮层的存在。

我们也许都愿意把自己想象成伊萨克·牛顿那样理性的人，但是忘记我们天性中的另外一面是危险的。而且，牛顿本人是个名声不佳的糟糕投资者，鉴于他在1720年英国南海公司泡沫中损失了毕生积蓄，他当初还是提早离场比较好。正如牛顿讽刺的评论一样：“我能计算出星辰运行的轨道，却算不出人们的疯狂。”

经济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

问题不仅在于我们的大脑是高度非理性的，还在于经济世界的运行方式是惊人的复杂。我在牛津和哈佛学习的高级经济理论，让我无视这种可怕的复杂性。在我开始投资几年以后，基金经理尼克·司丽普向我推荐了圣塔菲研究所，那是一家跨学科的研究机构。我知道，美盛公司著名的基金经理比尔·米勒，就是该机构的一名董事。所以我开始阅读他们的一些研究论文。

我学到的一个关键思想，是把经济看作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经济学家憎恨这种概念，因为我们无法给复杂动态系统建模，或者使用曾经学过的数学知识来部署它。我们还倾向于那些引人注目、和谐的、难学的思想，比如一般均衡理论。这种理论提供了一种非常好的标准规范，解释这个世界应该如何运转，这对政策制定者可能是有用的指南。但是在实际中，它会扰乱我们的直觉。

像比尔·米勒和查理·芒格这样博学的投资家很快就认识到，这些标准的经济世界模型，并不能充分反映市场实际——生物模型可能更好。受圣塔菲研究所的启发，我阅读了伯特·霍德伯勒和爱德华·威尔逊合著的《蚂蚁的故事》。该书大部分内容致力于描述蚂蚁种族使用的不同生存策略，挖掘这些不同种族是怎样共同进化、并相互竞争的。这一本书教给我的经济学知识，比我在大学里几年学到的都多。这听起来有点疯狂，但确实如此。因为一个蚂蚁群落，就像经济世界一样，是一个复杂动态系统。蚂蚁群落中有一套基本运行规则，让它们能够解决无数的生存难题。

我一直认为，我是在寻找有用的模型，能够帮我分析金融和经济世界。我想到了芒格以及他思维模型的网格结构，所以我送给他一本《蚂蚁的故事》。令我感到欣喜的是，他回复了我一张简短的手写便笺，说他早就想读这本书。与此同时，我开始努力花更多的时间阅读生物书籍。这些研究深化了我的感觉，有助于我把经济看作一个不断进化、无穷复杂的生态系统。公司就像是蚂蚁种群，必须采取一定的策略，才能让自己兴旺发达，不然就会面临灭绝的危险。

我很快发现，其他领域的复杂性研究也提供了一些模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经济世界的运行方式。例如，丹麦理论物理学家珀·巴克进行了一项经典的堆沙研究，展示了不断在一个地方堆沙子时的情形。最终，沙堆达到了一种“自组织临界状态”，随后就会发生坍塌，但是无法预测它们坍塌的准确时间或形状。这个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市场崩盘的直观情景，两者的崩溃情形有诸多类似之处。对于投资者来说，底线就是要避开这种自组织临界危险状态。

关键是，我在大学里学到的完美的经济学理论，并没有如此贴合地描述经济或金融市场的真实复杂性。与此同时，我还认识到，面对这种极端复杂性，我们的大脑能力显得微不足道。

对于投资者来说，这种不平衡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处境——有点不理性的大脑，以及被过度简化的经济学理论，怎么可能指望去搞清楚这个复杂的难以置信的世界呢。我们的机会在哪里？我们是否有办法提高我们在这个困难重重的游戏里的成功机会呢？

在我看来，真正的挑战在于大脑本身——是它把我们带到了现在的处境——它是最薄弱的环节。它就像是一条小船，漂荡在不理性的大海里，随时可能遭遇不期而至的暴风雨。而且，哪怕是最聪明的神经学家，也无法完全理解它，就更不要说投资者了。

当我开始研读行为金融学和神经经济学的时候，有一种兴奋的感觉，觉得自己是在探索一些大脑如何工作、如何出故障的最深奥秘密。但是，一开始，我错误地以为我能够依靠自己的脑力克服这些非理性倾向。在我读到大脑的弱点时，我会自作聪明地点点头，给自己鼓气说，既然我已经了解了这些思维绊索在哪里，我就不会再被绊倒了。但是我后来渐渐发现，智力知识和自我警觉是远远不够的。困难就在于，我们不可能用大脑逾越大脑。所以就算我们知道了思维中的这些弱点，它们依然是最脆弱的环节。

那么，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希望通过分享我至今所学到的，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规避自身思维误区，一系列可行的方法

在痛苦的经历中我发现，完全驱逐错误假设进行理性思考并不容易。相反，我发现我作为投资者的唯一优点就在于，我能够谦虚地认识到自己的大脑是多么的不完美。只要接受了这一点，我就能基于对自身思维雷区的警惕，设计一系列实际可行的解决方法。

碰巧，在我的情况中这个雷区可能特别危险。大约在2004年，一位在西奈山医学院任教的朋友邀请我参加其同事玛丽·索兰托的一项匿名测验，测验总结认为我有注意力缺乏症。测验显示，我有时能够高度集中注意力，特别是在压力较大的时候，但是在普通的生活情景中，我也同样可能陷入注意力陷阱。我能够想出一些伟大的想法，但是我的注意力太容易转移，以至于把握不好一些基本事物，比如经常忘记时间，或者想不起自己放钥匙的地方。

为了解决我的注意力缺乏症，我需要设计一组简单的解决方法——例如，在我的办公室安装一个大时钟，帮助我留意时间；保持桌面整洁，以减少分心之物；把东西放在固定位置，这样我就不会经常丢三落四。在聘请私人助理的时候，我特别强调这个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监督我，让我不要把一些简单的事情搞砸，比如赶飞机、按时赴约、离开办公楼时关门等。

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建立解决方法与断路器努力都是有益的——不但解决了我的注意力缺乏症，还帮助我成为一名更加优秀的投资者。事实上，我们所有人的思维都有短板，虽然你的短板和我的可能大相径庭。带着这种意识，我开始认识到，投资者为自己创造良好环境，克服自己的思维短板、癖好和非理性倾向是多么重要。

搬到苏黎世之后，我投入了大量精力来为自己创造理想的投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我能够更加理性地行动。目标并不是要变得更聪明，而是营造一个更好的环境，在那里我的大脑能够少受分心和扰乱因素的极度困扰，分心与扰乱因素会加剧我的不理性。对于我来说，这是改变一生的想法。我希望，在这里我能够更加公允地进行投资，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善了我的投资方法，同时还给我带来了更加幸福、更加宁静的生活。

金融危机确定无疑地告诉我，控制大脑中的非理性因素，必须成为我管理证券投资组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还突出表明，我想在曼哈顿做到这一点是多么难。我们总会受到各式各样的干扰，在纽约，这里有焦躁不安的能量、竞争性的精神、大笔的财富，加剧了我自己的某些不理性天性，它们不利于良好的投资。我需要找一个地方，在那里不受他人期望的压力，不受纽约这样疯狂的活动冲击，我可以在那里宁静地思考，并进行长期投资。

这并不是说，纽约不适合给任何伟大的投资家作为基地。但是我认为，对于我这样从外地来到纽约的人，由于在当地缺乏基础，不像当地人一样有稳定的情绪，把这里当成基地更加困难。对于外来者来说，很容易因为放纵的欲望而失衡——包括贪婪和嫉妒——纽约和伦敦这样的金融中心很容易激发这些心理。

借用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知的未来》中的一个经典说法，这些大城市都是“极端斯坦”。就像我们在很多研究中看到的一样，我们自己的财富与邻居之间的差异，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的幸福与否。如果是这样的话，看到像黑石集团的史蒂芬·施瓦茨曼这样以纽约为基地的百亿富豪，或许会触发我非理性大脑中的不稳定反应。除非我们有强大的方法应对这些扭曲思维的力量，否则我们就无法避免被它们打乱进程。

至少对于我来说，住在一个差距不是那么极端的地方似乎更为明智。鉴于自己那一堆缺点和脆弱点，我认为在塔勒布所说的居住在生活更加平凡的“平均斯坦”的地方，将更适合我理性做事。

所以我开始积极考虑离开曼哈顿。有一阵子，我曾严肃考虑过搬到奥马哈，因为巴菲特在那个地方做得那么好。我也考虑过莫尼什生活的加州尔湾市。我还考虑过波士顿、大溪城、博尔德等美国其他相对较小的城市。我还考虑过一些非常低调的欧洲城市，比如慕尼黑、里昂、尼斯、日内瓦和牛津。

但是到最后，洛丽和我选择了苏黎世。我小时候经常去那里，一直都很喜欢那里。最近，我又看到一些研究，通常都将苏黎世列为全世界生活质量最高的城市之一。其中原因不难探究。这个城市小巧、安全、规模不大但建筑精美、空气和水质清洁，还拥有顶级的基础设施建设。那里有很好的公立学校，距离漂亮的山脉和美妙的滑雪场只有几分钟车程，从市中心可以很快到达出色的机场。

虽然苏黎世的生活成本高昂，它依然是个高度平均化的城市，因为那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或多或少地得到同样的东西——从纯净的湖泊到公共游泳池，后者比我在纽约北部华丽的乡村俱乐部里的私人游泳池还要好。类似的，苏黎世的公用交通系统也无与伦比，它非常高效，以至于当地的亿万富翁也使用它。富人并没有生活在大众无法企及的世界里，这种现实减少了纽约、伦敦这种城市很容易感受到的嫉妒和匮乏感。

我并不想说苏黎世是完美的，但是它还有一个打动我的地方：它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例如，在铁路系统中很少检票，也没有自动检票机。在商场里，顾客一般都凭信用购买葡萄酒和其他商品，商场会把货物和发票一起送到家。居民们都是这个值得信任的网络中的一员，这也给他们带来了最大的好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是巴菲特眼中的生活。巴菲特以极大的信任对待他公司里的经理，赋予他们自主决策的权力，而他们的回报，则是做每一件事都不辜负他的期望。

克制力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必须谨慎使用

苏黎世能打动我，还因为这是一个可以宁静心灵生活的地方——安静、舒适、没有太多事情略显平淡的环境。在这里，我可以不受打扰地专心于我的家庭和基金。有时候会有人问我，“但是在那里不无聊吗？”我的回答是：“无聊很好。作为一个投资者，这正是我想要的生活。”因为分心是一个现实问题。我真正需要的是没有过度兴奋的、淳朴、不引人注目的背景环境。而且，我肯定不是第一个发现苏黎世有益于清醒思考的人。在历史上，这座城市为自由思想提供了场所，居住过卡尔·荣格、詹姆斯·乔伊斯、理查德·瓦格纳、列宁以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人，蒂娜·特纳之类的就更不用说了。

在苏黎世，我不会被投资公司的人团团包围，这一点也很重要。这样就很容易逆向思维，而不必担心他们的想法会渗透到我自己的思想中。苏黎世远离大家的路线，所以不会有太多人来拜访我；最关心我的朋友和亲戚会来，而我不必花太多时间去维护生活中不太重要的关系。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冷酷无情，但是在我构建适合自己特殊性格特点的环境时，这些事情都是需要考虑的。毕竟，我搬到苏黎世，是一次从头再来的机会，可以把我学到的如何更有效行动的知识加以实践。我不想把它搞砸。

然后，我开始寻找完美的办公室——我的新环境的另一个关键要素。一开始，我犯了个错误，在班霍夫街租了一个办公室一年，那条漂亮的街道是苏黎世自己的“极端斯坦”。那是一个高级地区，到处都是物价昂贵的商场。但是像这样的顶级富人环境并不是我的理想环境，因为它们会激发我不健康的欲望。所以我很快决定，搬到了河对面的另一处办公室，离班霍夫街的浮华与诱惑有15分钟路。对于我来说，这是个感觉安全的距离。

心理学家罗伊·波美斯特曾说明，克制力是一种有限的资源，所以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把它用竭。事实上，他的实验室发现，哪怕只是拒绝巧克力饼干的诱惑，也会减少人们在之后的任务中的意志力。根据我的经验，我不想浪费有限的能量去抵抗自己可能产生的嫉妒与贪婪，而班霍夫街却是一个能激起这两种情绪的地方。更好的做法是构建适合我的环境，让我免受这些不良外力的影响。关键是，要把我的思维从所有不必要的脑力思考中解放出来，这样我就可以把精力投入到更有意义的任务中。

在我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还开始认识到，不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其他我所敬佩的投资家们也采取了类似方法打造他们的环境。比如莫尼什，他的办公地点在南加州一个普普通通的办公园区，附近没有任何金融机构。我曾问他，为什么不去尔湾市繁华的商业中心，在他最喜欢的酒店旁边找一处更吸引人的办公室呢？“哦，盖伊，”他回答说，“我不需要那样的喧哗！”我确信无疑，他一定懂得周围环境对自己思维的影响。

与此类似，全球最成功的投资家之一，塞思·卡拉曼在波士顿一处低调静谧的地方工作，也远离了华尔街的狂热。如果他想要的话，他可以很容易租下一层俯瞰查尔斯河的摩天大厦的顶楼。尼克·司丽普把自己在伦敦的办公室选址在国王路的康沃尔饼店隔壁，远离了奢华的梅费尔区，虽然那里是英国对冲基金云集的圣地。白河投资的经理艾伦·贝内罗，工作在旧金山一个朴素的办公室里，同样远离该市的金融区。而巴菲特，则正如我们所说，则在奥马哈的凯威特广场里大显身手——那栋大楼也从来不以繁华著称。

这些投资家们的这一共同特点虽然没有得到人们重视，但我认为这是他们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而重大的因素。所以，我想要创造自己版本的奥马哈，也就不足为奇了。

他的办公室的最突出特点，就是里边很少有东西会扰乱他的思维

我和巴菲特不一样——不只是智商有差距。例如，我很在意办公室里有赏心悦目的视野，而他不在乎这样的审美细节。事实上，我经常探出头看户外的树木或者其他类似美景，而他在办公室期间对此视而不见。但是在其他很多方面，我有意模仿他在奥马哈创造的环境。例如，巴菲特的住所到办公室大约十分钟车程，离市中心都很远。莫尼什在尔湾市的办公室离家大约也是十分钟车程，同样远离市中心。我效仿他们，选择了一处远离市中心，步行到家需要二十分钟、乘电车七分钟的办公室。对我来说，远离市中心是有好处的，部分在于这样极大减少了时不时顺路造访的人数。客人需要更强大的理由才会努力来一趟，所以他们的来访会更有价值。

这些做法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例如，莫尼什和我曾专门讨论过通勤时间，得出的结论是，理想通勤时间应该在十到二十分钟之间。这样的距离很近，能够提升一个人的生活质量，但是也足够远，可以把工作和家庭有效分隔开。对于我这样工作压力很大的人来说，这样的分隔很重要。我们需要照顾家庭，花时间待在家里，而不是完全被淹没在工作中。出于同样的理由，培养一点业余爱好也很重要。在业余事项中，我喜欢跑步和滑雪，它们不仅能让我更加健康快乐，还能清醒我的头脑，让我超然于情绪和市场波动之外。如果我把时间都花在办公室里，一门心思分析股票，我敢肯定，我的决策和投资收益会受到自身健康和家庭生活的影响。

无论如何，每一件事都是相互关联的。我创造更好环境的初衷，是为了提高收益率。但是这些决策给我带来了更好的生活。

在办公室的时候，我也同样认真地创造更好的环境，帮助自己克服执拗的神经，理性、高效地进行操作。我也意识到，互联网和电子邮件会吸引我分心。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帮助自己保持专心，我把办公室隔成了两部分。在走廊的一端，是我的“办公室”，那里有一部电话、一台电脑，还有四台显示器。不过我把电脑和显示器放在一张能调节高度的桌子上，我一般会把它们的高度调高，这样我就必须站着才能使用它们。回复邮件是一件低脑力工作，但是很容易长时间地沉浸其中。所以我故意这样安置电脑桌，阻止自己坐在电脑旁。这看起来或许有悖人情，但是我的目标是在办公室创造一个空间，能让我安静、镇定地思考。像这样调整电脑位置的小细节，有助于给我积累机会。

在走廊的另一端，有一个被我称为图书室的房间。那里没有电话，也没有电脑。我希望鼓励自己花更多的时间坐下来思考，所以这个房间布置得温馨惬意。我可以抱来一堆金融档案在这里研究，或者从墙边的书架上挑一本书细细来读。如果我关上门，就意味着不许任何人打扰我。这间图书室同时还是休息室。巧合的是，莫尼什也在办公室午休，而巴菲特告诉我们，他的办公室里也有一个可以小睡的地方。这并非懒惰——或者起码说，不完全是懒惰！白天小睡一会儿，可以保持头脑清醒，排除噪音，为重启系统提供机会。

尽管这些看上去好像是琐碎的小事，但即便是你办公室的装修风格都很重要。想一想牛津大学，那里的食堂里，挂有杰出校友的画像。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的存在给在校生们发出了一个激励信号。我以类似的方式在办公室里摆了一座查理·芒格的青铜雕像。我并没有把他奉若神明，但是我希望用他的存在来激励自己——至少可以提醒我，他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所指出的24种错误判断的危险。类似地，我还在办公室和图书室里摆放了我、莫尼什和巴菲特共进午餐的照片。

我无法在严格科学的层面上解释这些。但是我感觉，这种模仿神经帮助我们效仿生活中的伟大人物。想象芒格和巴菲特就在我的办公室里，我会下意识地让他们影响我的思维，努力在场上获得优势。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在我游览温斯顿·丘吉尔在查特维尔庄园的学习室时，我被他书桌上的物品震惊了，其中包括一尊拿破仑的半身像，一尊纳尔逊海军上将的瓷像，还有一张南非总理克里斯蒂安·斯穆茨的照片。我不认为摆放这些只是为了装饰。我想，丘吉尔或许曾在某个时刻问自己，如果这些著名领袖处在他的处境会怎么做。类似耶稣受难像之类的宗教物品也可以认为具有类似功能，为虔诚的信徒提供指引，改进他们的行为。鉴于模仿的力量，用心选择我们心中的英雄和榜样人物非常重要。

在我的办公室里，还有我父亲和其他一些早期投资者的照片，其中有一些是我父亲的商业伙伴。这能提醒我，我是在为谁工作，这样我就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对股东的责任。后来，我甚至想过请一位摄影师，为我的所有投资人照一张黑白照片。

大约在我们共进慈善午餐一年以后，沃伦·巴菲特慷慨地邀请莫尼什和我到他在奥马哈的办公室做客。我很有兴致看一看，他是如何布置自己的环境，从而强化自己理性决策能力的。或许他的办公室的最突出特点，就是里边很少有东西会扰乱他的思维。他那里只有两张椅子，没地方开大会——这种做法意味着不鼓励不必要的交流。他的百叶窗是关着的，估计可以帮助他专心于手头上的工作。

在他办公桌后的墙上，巴菲特挂了一个他父亲的照片，那是他崇拜的人——霍华德·巴菲特。在洛温斯坦给巴菲特写的传记里，把霍华德描述成了一个“坚守道德”的国会议员，他“拒绝公费旅游的邀请，甚至连部分自费的也不参加。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国会议员的年薪从10万美元涨到了12.5万美元，霍华德把涨的钱放在国会大厦的出纳室，坚持说自己是以较低的薪水被选举为议员的”。不难看出他对巴菲特的影响，巴菲特运营伯克希尔公司所拿的低薪，反映了一种类似的无私正直。除此之外，这张照片也提醒我们，在营造自己的工作环境时，把我们榜样人物的形象置入其中是多么的有益。

至于巴菲特的办公桌，它实在是太小了，放不下任何杂物，这迫使他专心高效地读书。在他办公桌的上方，有一个贴着“太难”标签的信箱——这一可见的物品，提醒他那些他在等待的明显的伟大投资机会，就好像是高尔夫中两英尺轻推入洞的机会。他那个“太难”的信箱标签有戏谑的成分，但是它必然也会对他的思维方式产生微妙影响。当然如果巴菲特没有杰出的思维，这些提示也没什么帮助。但是像他这样一个聪明绝顶的人，也需要在办公桌前放这样一个信箱，好让自己的思维保持正轨，这就很有意思了。对于我来说，这显示出了他对自身能力的一种非常谦逊的态度。

我还发现，在巴菲特的办公室里，没有彭博资讯终端机。显然，在大楼的其他某个房间里肯定有一台，由伯克希尔公司某位管理证券组合的经理使用。巴菲特想用的时候可以随时用它，但是他有意没有把这根信息水龙头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

类似地，在拜访尼克·司丽普在伦敦的办公室时，我好奇地发现他把彭博资讯终端放在一个非常别扭的位置，只有坐在一个很不舒服的矮凳上才能使用。和巴菲特一样，他有意这样设计自己的工作环境，不鼓励自己使用这台每年租金超过2万美元的终端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不管怎么说，持续不断的信息流都必然是所有专业投资家的生命之源。

我自己与彭博终端机的关系也是这样矛盾磨人。它是一个强大的工具，有时候我发现，它作为一条获得股票数据或新闻的快速渠道是有益的。在我身处纽约旋涡的那几年里，它还有支撑我自尊心的双重作用，让我感觉自己是一个俱乐部里的特权会员，能够负担起最昂贵的玩具；没有它，我在同行面前或许就感受不到平等。但是除了这种愚蠢以外，使用彭博终端机或者路透社、 FactSet公司的类似终端机，还有一个严重的负面影响。

所有这些产品——特别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业内一流的彭博终端机，在设计时，都以信息永不停息的承诺来吸引客户。终端机不间断地把新闻和数据洪流传入投资者的大脑，人们很难调用自我约束的原则，关掉这个龙头，专心于最重要的事情上。你能看到股票在你的眼前飞舞，新闻提示竭力召唤你的注意力。每一件事都与其他事物有关联，所以你常常会发现，自己被拖入到这个信息世界里越来越深的地方。

最开始，我完全上钩了。在我作为基金经理的前几年，我在到达曼哈顿的办公室之后，马上就会启动我的彭博终端机。它就像圣诞树一样亮起来，它明亮的光线颜色会在潜意识里激励使用者的行动。但是随着我警惕性的提高，我逐渐认识到这种号召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无休止的信息冲浪也没用。我开始问自己，“这真的是对我的精力的最好和最高运用吗？”如果我的意志力有限，我应该花费多少意志，来抵抗沉迷于这种信息糖果的诱惑上？

在金融危机期间，我比以往更加清醒地看到，不健康地对彭博终端机上瘾会导致什么情况。持续不断的坏消息很容易加剧我的非理性倾向，而此时我最需要的是屏蔽噪音，全力聚焦于我的证券组合的长期健康。于是我突然间完全停止了对它的使用。在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上半年，在市场崩盘的时候，我整天关着显示器。我让自己远离彭博终端机的另一个小技巧，是暂停了我的个人账户，不过我们依然有一个公司账号。我还改变了显示器主屏幕的颜色主题，让它看起来暗淡柔和，防止明亮、刺眼的颜色扰动我的不理性大脑，把不必要的错误行为减少到最少。

在苏黎世成立我的办公室时，我必须再次决定，怎样处理彭博终端机这个难题。当时，我已经习惯了这个服务。从心理上说，放弃它会让我感到难受。我也知道，它有时候是非常有用的。但是我同样担心的是，它的弊大于利。所以，最后我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妥协。我把它放在办公室里一个高度可调节的桌子上。事实上，我调整的桌子高度，迫使我必须站着使用机器，这意味着我将很难被诱惑连续使用它几个小时，陷入毫无益处的注意力分散的状态。现在，我经常连续几周都不会打开彭博终端机。但是，只要我需要，它依然在那里——我自己的、一个蹒跚学步者安全毯的昂贵版本。

当然，我大脑中的理性部分告诉我，我最好完全摆脱彭博终端机。为什么要每年花2万美元来让自己分心呢？没有它我一样可以做得很好。但是我接受了自己可能出错的现实。我并不假装自己能够做到完美理性，我发现诚实面对自己的非理性方面会更好。至少，这样我能够采取实际措施，帮助自己控制非理性的自己。或许这是我们每个人所能做到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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