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决策的方法

公众号新闻

2023-07-15 03:07

如何做出科学的决策？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可以清晰的判断，但实际上，大脑中的非理性因素总在不经意间干扰我们。理性决策有没有方法论？

这篇文章节选自盖伊·斯皮尔的书《与巴菲特共进午餐时，我顿悟到的5个真理》。2007年，盖伊·斯皮尔竞拍到了与巴菲特共进慈善午餐的机会，之后，他把谈话内容以及巴菲特对自己投资和生活带来的影响总结成了这本书。

在本文中，他分享了一系列的经验和方法，关于如何打造适合自己的环境，从而让自己进行更多理性的决策。

希望文章对你有所启发：）

所有投资者都会遇到的最大麻烦之一，就是有太多的外力扰乱我们的思维。我们喜欢自认为是理性生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是，但事实值得怀疑。所谓的专业人士——包括我自己在内，也绝没有对这些扰乱思维的干扰因素免疫。

思维本身是个糊涂东西，不幸被错误地安排了投资的任务。这本书不是科普书，也不是有关大脑结构的巨著，但是绝对值得花时间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大脑并非我们想象中那样理性

人们常常有一种误解，以为大脑只有大脑皮层一种结构，它会理性地吸收和处理信息，最后得出答案。获得2002年诺贝尔奖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用“慢速思考”这个词来描述大脑的处理过程。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曾自欺欺人地把自己想象成战斗机飞行员，密切关注着战机座舱里的仪器表盘，做出最优决定，完全掌握飞机的所有平衡。

我们在很多好大学里所做的大多数事情，都是为了培养我们意识中这种理性、高层次思考的东西。问题在于，大脑中还有非理性的直觉部分——卡尼曼用“快速思考”来描述这种思考过程，实际上，我们的大部分决策都是这样完成的。

在阅读很多专家在行为金融和神经经济学的著作时，我开始沉迷于人们奇怪、复杂的决策过程。例如，神经学家本杰明·李博特告诉我们，甚至在我们意识到做决策之前，大脑就完成了决策的动作。还有就是19世纪著名的菲尼亚斯·盖芝案例，他遭遇了一场事故，结果影响了一半大脑的正常功能；他看起来一切正常，但是不能做出理性决策。

同样令我着迷的，还有展示大脑如何处理不同时间到达的信号的研究：比如一个人动嘴唇的动作信号可以即刻到达大脑，而它发出的声音是之后才到达，但是我们感觉这些信号是同时发生的。换言之，我们的大脑构建了我们的现实，并没有很精确地反映现实。

这类研究帮助我认识到，大脑这个工具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操控。在参与证券市场的时候，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大脑的非理性部分会引发可怕的情绪波动，包括非理性乐观和非理性悲观情绪的爆发。当然，有关金钱的问题，常常能够激发我们大脑中的“非理性”部分。在金融风险加剧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感到自己处于危险境地，我们的非理性直觉就会被激活，然后大脑皮层就会把这种决策合理化。

为了理解我们作为人类的本质，考虑我们进化时所处的环境也是有所裨益的。大致来说，解剖学上拥有较大大脑的人类已经存在了大约20万年。我们大脑中最近进化的部分是理性的新大脑皮层。但是在人类进化的大部分历史时间里，我们生活在差异很大的环境里。我们大脑中的很多思维结构发生进化，以便帮助我们的祖先在荒野中生存，他们靠狩猎和采集为生。这些原始的求生模式深植在我们的大脑中，很容易绕开新大脑皮层的存在。

我们也许都愿意把自己想象成伊萨克·牛顿那样理性的人，但是忘记我们天性中的另外一面是危险的。而且，牛顿本人是个名声不佳的糟糕投资者，鉴于他在1720年英国南海公司泡沫中损失了毕生积蓄，他当初还是提早离场比较好。正如牛顿讽刺的评论一样：“我能计算出星辰运行的轨道，却算不出人们的疯狂。”

经济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

问题不仅在于我们的大脑是高度非理性的，还在于经济世界的运行方式是惊人的复杂。我在牛津和哈佛学习的高级经济理论，让我无视这种可怕的复杂性。在我开始投资几年以后，基金经理尼克·司丽普向我推荐了圣塔菲研究所，那是一家跨学科的研究机构。我知道，美盛公司著名的基金经理比尔·米勒，就是该机构的一名董事。所以我开始阅读他们的一些研究论文。

我学到的一个关键思想，是把经济看作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经济学家憎恨这种概念，因为我们无法给复杂动态系统建模，或者使用曾经学过的数学知识来部署它。我们还倾向于那些引人注目、和谐的、难学的思想，比如一般均衡理论。这种理论提供了一种非常好的标准规范，解释这个世界应该如何运转，这对政策制定者可能是有用的指南。但是在实际中，它会扰乱我们的直觉。

像比尔·米勒和查理·芒格这样博学的投资家很快就认识到，这些标准的经济世界模型，并不能充分反映市场实际——生物模型可能更好。受圣塔菲研究所的启发，我阅读了伯特·霍德伯勒和爱德华·威尔逊合著的《蚂蚁的故事》。该书大部分内容致力于描述蚂蚁种族使用的不同生存策略，挖掘这些不同种族是怎样共同进化、并相互竞争的。这一本书教给我的经济学知识，比我在大学里几年学到的都多。这听起来有点疯狂，但确实如此。因为一个蚂蚁群落，就像经济世界一样，是一个复杂动态系统。蚂蚁群落中有一套基本运行规则，让它们能够解决无数的生存难题。

我一直认为，我是在寻找有用的模型，能够帮我分析金融和经济世界。我想到了芒格以及他思维模型的网格结构，所以我送给他一本《蚂蚁的故事》。令我感到欣喜的是，他回复了我一张简短的手写便笺，说他早就想读这本书。与此同时，我开始努力花更多的时间阅读生物书籍。这些研究深化了我的感觉，有助于我把经济看作一个不断进化、无穷复杂的生态系统。公司就像是蚂蚁种群，必须采取一定的策略，才能让自己兴旺发达，不然就会面临灭绝的危险。

我很快发现，其他领域的复杂性研究也提供了一些模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经济世界的运行方式。例如，丹麦理论物理学家珀·巴克进行了一项经典的堆沙研究，展示了不断在一个地方堆沙子时的情形。最终，沙堆达到了一种“自组织临界状态”，随后就会发生坍塌，但是无法预测它们坍塌的准确时间或形状。这个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市场崩盘的直观情景，两者的崩溃情形有诸多类似之处。对于投资者来说，底线就是要避开这种自组织临界危险状态。

关键是，我在大学里学到的完美的经济学理论，并没有如此贴合地描述经济或金融市场的真实复杂性。与此同时，我还认识到，面对这种极端复杂性，我们的大脑能力显得微不足道。

对于投资者来说，这种不平衡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处境——有点不理性的大脑，以及被过度简化的经济学理论，怎么可能指望去搞清楚这个复杂的难以置信的世界呢。我们的机会在哪里？我们是否有办法提高我们在这个困难重重的游戏里的成功机会呢？

在我看来，真正的挑战在于大脑本身——是它把我们带到了现在的处境——它是最薄弱的环节。它就像是一条小船，漂荡在不理性的大海里，随时可能遭遇不期而至的暴风雨。而且，哪怕是最聪明的神经学家，也无法完全理解它，就更不要说投资者了。

当我开始研读行为金融学和神经经济学的时候，有一种兴奋的感觉，觉得自己是在探索一些大脑如何工作、如何出故障的最深奥秘密。但是，一开始，我错误地以为我能够依靠自己的脑力克服这些非理性倾向。在我读到大脑的弱点时，我会自作聪明地点点头，给自己鼓气说，既然我已经了解了这些思维绊索在哪里，我就不会再被绊倒了。但是我后来渐渐发现，智力知识和自我警觉是远远不够的。困难就在于，我们不可能用大脑逾越大脑。所以就算我们知道了思维中的这些弱点，它们依然是最脆弱的环节。

那么，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希望通过分享我至今所学到的，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规避自身思维误区，一系列可行的方法

在痛苦的经历中我发现，完全驱逐错误假设进行理性思考并不容易。相反，我发现我作为投资者的唯一优点就在于，我能够谦虚地认识到自己的大脑是多么的不完美。只要接受了这一点，我就能基于对自身思维雷区的警惕，设计一系列实际可行的解决方法。

碰巧，在我的情况中这个雷区可能特别危险。大约在2004年，一位在西奈山医学院任教的朋友邀请我参加其同事玛丽·索兰托的一项匿名测验，测验总结认为我有注意力缺乏症。测验显示，我有时能够高度集中注意力，特别是在压力较大的时候，但是在普通的生活情景中，我也同样可能陷入注意力陷阱。我能够想出一些伟大的想法，但是我的注意力太容易转移，以至于把握不好一些基本事物，比如经常忘记时间，或者想不起自己放钥匙的地方。

为了解决我的注意力缺乏症，我需要设计一组简单的解决方法——例如，在我的办公室安装一个大时钟，帮助我留意时间；保持桌面整洁，以减少分心之物；把东西放在固定位置，这样我就不会经常丢三落四。在聘请私人助理的时候，我特别强调这个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监督我，让我不要把一些简单的事情搞砸，比如赶飞机、按时赴约、离开办公楼时关门等。

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建立解决方法与断路器努力都是有益的——不但解决了我的注意力缺乏症，还帮助我成为一名更加优秀的投资者。事实上，我们所有人的思维都有短板，虽然你的短板和我的可能大相径庭。带着这种意识，我开始认识到，投资者为自己创造良好环境，克服自己的思维短板、癖好和非理性倾向是多么重要。

搬到苏黎世之后，我投入了大量精力来为自己创造理想的投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我能够更加理性地行动。目标并不是要变得更聪明，而是营造一个更好的环境，在那里我的大脑能够少受分心和扰乱因素的极度困扰，分心与扰乱因素会加剧我的不理性。对于我来说，这是改变一生的想法。我希望，在这里我能够更加公允地进行投资，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善了我的投资方法，同时还给我带来了更加幸福、更加宁静的生活。

金融危机确定无疑地告诉我，控制大脑中的非理性因素，必须成为我管理证券投资组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还突出表明，我想在曼哈顿做到这一点是多么难。我们总会受到各式各样的干扰，在纽约，这里有焦躁不安的能量、竞争性的精神、大笔的财富，加剧了我自己的某些不理性天性，它们不利于良好的投资。我需要找一个地方，在那里不受他人期望的压力，不受纽约这样疯狂的活动冲击，我可以在那里宁静地思考，并进行长期投资。

这并不是说，纽约不适合给任何伟大的投资家作为基地。但是我认为，对于我这样从外地来到纽约的人，由于在当地缺乏基础，不像当地人一样有稳定的情绪，把这里当成基地更加困难。对于外来者来说，很容易因为放纵的欲望而失衡——包括贪婪和嫉妒——纽约和伦敦这样的金融中心很容易激发这些心理。

借用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知的未来》中的一个经典说法，这些大城市都是“极端斯坦”。就像我们在很多研究中看到的一样，我们自己的财富与邻居之间的差异，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的幸福与否。如果是这样的话，看到像黑石集团的史蒂芬·施瓦茨曼这样以纽约为基地的百亿富豪，或许会触发我非理性大脑中的不稳定反应。除非我们有强大的方法应对这些扭曲思维的力量，否则我们就无法避免被它们打乱进程。

至少对于我来说，住在一个差距不是那么极端的地方似乎更为明智。鉴于自己那一堆缺点和脆弱点，我认为在塔勒布所说的居住在生活更加平凡的“平均斯坦”的地方，将更适合我理性做事。

所以我开始积极考虑离开曼哈顿。有一阵子，我曾严肃考虑过搬到奥马哈，因为巴菲特在那个地方做得那么好。我也考虑过莫尼什生活的加州尔湾市。我还考虑过波士顿、大溪城、博尔德等美国其他相对较小的城市。我还考虑过一些非常低调的欧洲城市，比如慕尼黑、里昂、尼斯、日内瓦和牛津。

但是到最后，洛丽和我选择了苏黎世。我小时候经常去那里，一直都很喜欢那里。最近，我又看到一些研究，通常都将苏黎世列为全世界生活质量最高的城市之一。其中原因不难探究。这个城市小巧、安全、规模不大但建筑精美、空气和水质清洁，还拥有顶级的基础设施建设。那里有很好的公立学校，距离漂亮的山脉和美妙的滑雪场只有几分钟车程，从市中心可以很快到达出色的机场。

虽然苏黎世的生活成本高昂，它依然是个高度平均化的城市，因为那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或多或少地得到同样的东西——从纯净的湖泊到公共游泳池，后者比我在纽约北部华丽的乡村俱乐部里的私人游泳池还要好。类似的，苏黎世的公用交通系统也无与伦比，它非常高效，以至于当地的亿万富翁也使用它。富人并没有生活在大众无法企及的世界里，这种现实减少了纽约、伦敦这种城市很容易感受到的嫉妒和匮乏感。

我并不想说苏黎世是完美的，但是它还有一个打动我的地方：它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例如，在铁路系统中很少检票，也没有自动检票机。在商场里，顾客一般都凭信用购买葡萄酒和其他商品，商场会把货物和发票一起送到家。居民们都是这个值得信任的网络中的一员，这也给他们带来了最大的好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是巴菲特眼中的生活。巴菲特以极大的信任对待他公司里的经理，赋予他们自主决策的权力，而他们的回报，则是做每一件事都不辜负他的期望。

克制力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必须谨慎使用

苏黎世能打动我，还因为这是一个可以宁静心灵生活的地方——安静、舒适、没有太多事情略显平淡的环境。在这里，我可以不受打扰地专心于我的家庭和基金。有时候会有人问我，“但是在那里不无聊吗？”我的回答是：“无聊很好。作为一个投资者，这正是我想要的生活。”因为分心是一个现实问题。我真正需要的是没有过度兴奋的、淳朴、不引人注目的背景环境。而且，我肯定不是第一个发现苏黎世有益于清醒思考的人。在历史上，这座城市为自由思想提供了场所，居住过卡尔·荣格、詹姆斯·乔伊斯、理查德·瓦格纳、列宁以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人，蒂娜·特纳之类的就更不用说了。

在苏黎世，我不会被投资公司的人团团包围，这一点也很重要。这样就很容易逆向思维，而不必担心他们的想法会渗透到我自己的思想中。苏黎世远离大家的路线，所以不会有太多人来拜访我；最关心我的朋友和亲戚会来，而我不必花太多时间去维护生活中不太重要的关系。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冷酷无情，但是在我构建适合自己特殊性格特点的环境时，这些事情都是需要考虑的。毕竟，我搬到苏黎世，是一次从头再来的机会，可以把我学到的如何更有效行动的知识加以实践。我不想把它搞砸。

然后，我开始寻找完美的办公室——我的新环境的另一个关键要素。一开始，我犯了个错误，在班霍夫街租了一个办公室一年，那条漂亮的街道是苏黎世自己的“极端斯坦”。那是一个高级地区，到处都是物价昂贵的商场。但是像这样的顶级富人环境并不是我的理想环境，因为它们会激发我不健康的欲望。所以我很快决定，搬到了河对面的另一处办公室，离班霍夫街的浮华与诱惑有15分钟路。对于我来说，这是个感觉安全的距离。

心理学家罗伊·波美斯特曾说明，克制力是一种有限的资源，所以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把它用竭。事实上，他的实验室发现，哪怕只是拒绝巧克力饼干的诱惑，也会减少人们在之后的任务中的意志力。根据我的经验，我不想浪费有限的能量去抵抗自己可能产生的嫉妒与贪婪，而班霍夫街却是一个能激起这两种情绪的地方。更好的做法是构建适合我的环境，让我免受这些不良外力的影响。关键是，要把我的思维从所有不必要的脑力思考中解放出来，这样我就可以把精力投入到更有意义的任务中。

在我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还开始认识到，不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其他我所敬佩的投资家们也采取了类似方法打造他们的环境。比如莫尼什，他的办公地点在南加州一个普普通通的办公园区，附近没有任何金融机构。我曾问他，为什么不去尔湾市繁华的商业中心，在他最喜欢的酒店旁边找一处更吸引人的办公室呢？“哦，盖伊，”他回答说，“我不需要那样的喧哗！”我确信无疑，他一定懂得周围环境对自己思维的影响。

与此类似，全球最成功的投资家之一，塞思·卡拉曼在波士顿一处低调静谧的地方工作，也远离了华尔街的狂热。如果他想要的话，他可以很容易租下一层俯瞰查尔斯河的摩天大厦的顶楼。尼克·司丽普把自己在伦敦的办公室选址在国王路的康沃尔饼店隔壁，远离了奢华的梅费尔区，虽然那里是英国对冲基金云集的圣地。白河投资的经理艾伦·贝内罗，工作在旧金山一个朴素的办公室里，同样远离该市的金融区。而巴菲特，则正如我们所说，则在奥马哈的凯威特广场里大显身手——那栋大楼也从来不以繁华著称。

这些投资家们的这一共同特点虽然没有得到人们重视，但我认为这是他们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而重大的因素。所以，我想要创造自己版本的奥马哈，也就不足为奇了。

他的办公室的最突出特点，就是里边很少有东西会扰乱他的思维

我和巴菲特不一样——不只是智商有差距。例如，我很在意办公室里有赏心悦目的视野，而他不在乎这样的审美细节。事实上，我经常探出头看户外的树木或者其他类似美景，而他在办公室期间对此视而不见。但是在其他很多方面，我有意模仿他在奥马哈创造的环境。例如，巴菲特的住所到办公室大约十分钟车程，离市中心都很远。莫尼什在尔湾市的办公室离家大约也是十分钟车程，同样远离市中心。我效仿他们，选择了一处远离市中心，步行到家需要二十分钟、乘电车七分钟的办公室。对我来说，远离市中心是有好处的，部分在于这样极大减少了时不时顺路造访的人数。客人需要更强大的理由才会努力来一趟，所以他们的来访会更有价值。

这些做法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例如，莫尼什和我曾专门讨论过通勤时间，得出的结论是，理想通勤时间应该在十到二十分钟之间。这样的距离很近，能够提升一个人的生活质量，但是也足够远，可以把工作和家庭有效分隔开。对于我这样工作压力很大的人来说，这样的分隔很重要。我们需要照顾家庭，花时间待在家里，而不是完全被淹没在工作中。出于同样的理由，培养一点业余爱好也很重要。在业余事项中，我喜欢跑步和滑雪，它们不仅能让我更加健康快乐，还能清醒我的头脑，让我超然于情绪和市场波动之外。如果我把时间都花在办公室里，一门心思分析股票，我敢肯定，我的决策和投资收益会受到自身健康和家庭生活的影响。

无论如何，每一件事都是相互关联的。我创造更好环境的初衷，是为了提高收益率。但是这些决策给我带来了更好的生活。

在办公室的时候，我也同样认真地创造更好的环境，帮助自己克服执拗的神经，理性、高效地进行操作。我也意识到，互联网和电子邮件会吸引我分心。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帮助自己保持专心，我把办公室隔成了两部分。在走廊的一端，是我的“办公室”，那里有一部电话、一台电脑，还有四台显示器。不过我把电脑和显示器放在一张能调节高度的桌子上，我一般会把它们的高度调高，这样我就必须站着才能使用它们。回复邮件是一件低脑力工作，但是很容易长时间地沉浸其中。所以我故意这样安置电脑桌，阻止自己坐在电脑旁。这看起来或许有悖人情，但是我的目标是在办公室创造一个空间，能让我安静、镇定地思考。像这样调整电脑位置的小细节，有助于给我积累机会。

在走廊的另一端，有一个被我称为图书室的房间。那里没有电话，也没有电脑。我希望鼓励自己花更多的时间坐下来思考，所以这个房间布置得温馨惬意。我可以抱来一堆金融档案在这里研究，或者从墙边的书架上挑一本书细细来读。如果我关上门，就意味着不许任何人打扰我。这间图书室同时还是休息室。巧合的是，莫尼什也在办公室午休，而巴菲特告诉我们，他的办公室里也有一个可以小睡的地方。这并非懒惰——或者起码说，不完全是懒惰！白天小睡一会儿，可以保持头脑清醒，排除噪音，为重启系统提供机会。

尽管这些看上去好像是琐碎的小事，但即便是你办公室的装修风格都很重要。想一想牛津大学，那里的食堂里，挂有杰出校友的画像。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的存在给在校生们发出了一个激励信号。我以类似的方式在办公室里摆了一座查理·芒格的青铜雕像。我并没有把他奉若神明，但是我希望用他的存在来激励自己——至少可以提醒我，他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所指出的24种错误判断的危险。类似地，我还在办公室和图书室里摆放了我、莫尼什和巴菲特共进午餐的照片。

我无法在严格科学的层面上解释这些。但是我感觉，这种模仿神经帮助我们效仿生活中的伟大人物。想象芒格和巴菲特就在我的办公室里，我会下意识地让他们影响我的思维，努力在场上获得优势。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在我游览温斯顿·丘吉尔在查特维尔庄园的学习室时，我被他书桌上的物品震惊了，其中包括一尊拿破仑的半身像，一尊纳尔逊海军上将的瓷像，还有一张南非总理克里斯蒂安·斯穆茨的照片。我不认为摆放这些只是为了装饰。我想，丘吉尔或许曾在某个时刻问自己，如果这些著名领袖处在他的处境会怎么做。类似耶稣受难像之类的宗教物品也可以认为具有类似功能，为虔诚的信徒提供指引，改进他们的行为。鉴于模仿的力量，用心选择我们心中的英雄和榜样人物非常重要。

在我的办公室里，还有我父亲和其他一些早期投资者的照片，其中有一些是我父亲的商业伙伴。这能提醒我，我是在为谁工作，这样我就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对股东的责任。后来，我甚至想过请一位摄影师，为我的所有投资人照一张黑白照片。

大约在我们共进慈善午餐一年以后，沃伦·巴菲特慷慨地邀请莫尼什和我到他在奥马哈的办公室做客。我很有兴致看一看，他是如何布置自己的环境，从而强化自己理性决策能力的。或许他的办公室的最突出特点，就是里边很少有东西会扰乱他的思维。他那里只有两张椅子，没地方开大会——这种做法意味着不鼓励不必要的交流。他的百叶窗是关着的，估计可以帮助他专心于手头上的工作。

在他办公桌后的墙上，巴菲特挂了一个他父亲的照片，那是他崇拜的人——霍华德·巴菲特。在洛温斯坦给巴菲特写的传记里，把霍华德描述成了一个“坚守道德”的国会议员，他“拒绝公费旅游的邀请，甚至连部分自费的也不参加。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国会议员的年薪从10万美元涨到了12.5万美元，霍华德把涨的钱放在国会大厦的出纳室，坚持说自己是以较低的薪水被选举为议员的”。不难看出他对巴菲特的影响，巴菲特运营伯克希尔公司所拿的低薪，反映了一种类似的无私正直。除此之外，这张照片也提醒我们，在营造自己的工作环境时，把我们榜样人物的形象置入其中是多么的有益。

至于巴菲特的办公桌，它实在是太小了，放不下任何杂物，这迫使他专心高效地读书。在他办公桌的上方，有一个贴着“太难”标签的信箱——这一可见的物品，提醒他那些他在等待的明显的伟大投资机会，就好像是高尔夫中两英尺轻推入洞的机会。他那个“太难”的信箱标签有戏谑的成分，但是它必然也会对他的思维方式产生微妙影响。当然如果巴菲特没有杰出的思维，这些提示也没什么帮助。但是像他这样一个聪明绝顶的人，也需要在办公桌前放这样一个信箱，好让自己的思维保持正轨，这就很有意思了。对于我来说，这显示出了他对自身能力的一种非常谦逊的态度。

我还发现，在巴菲特的办公室里，没有彭博资讯终端机。显然，在大楼的其他某个房间里肯定有一台，由伯克希尔公司某位管理证券组合的经理使用。巴菲特想用的时候可以随时用它，但是他有意没有把这根信息水龙头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

类似地，在拜访尼克·司丽普在伦敦的办公室时，我好奇地发现他把彭博资讯终端放在一个非常别扭的位置，只有坐在一个很不舒服的矮凳上才能使用。和巴菲特一样，他有意这样设计自己的工作环境，不鼓励自己使用这台每年租金超过2万美元的终端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不管怎么说，持续不断的信息流都必然是所有专业投资家的生命之源。

我自己与彭博终端机的关系也是这样矛盾磨人。它是一个强大的工具，有时候我发现，它作为一条获得股票数据或新闻的快速渠道是有益的。在我身处纽约旋涡的那几年里，它还有支撑我自尊心的双重作用，让我感觉自己是一个俱乐部里的特权会员，能够负担起最昂贵的玩具；没有它，我在同行面前或许就感受不到平等。但是除了这种愚蠢以外，使用彭博终端机或者路透社、 FactSet公司的类似终端机，还有一个严重的负面影响。

所有这些产品——特别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业内一流的彭博终端机，在设计时，都以信息永不停息的承诺来吸引客户。终端机不间断地把新闻和数据洪流传入投资者的大脑，人们很难调用自我约束的原则，关掉这个龙头，专心于最重要的事情上。你能看到股票在你的眼前飞舞，新闻提示竭力召唤你的注意力。每一件事都与其他事物有关联，所以你常常会发现，自己被拖入到这个信息世界里越来越深的地方。

最开始，我完全上钩了。在我作为基金经理的前几年，我在到达曼哈顿的办公室之后，马上就会启动我的彭博终端机。它就像圣诞树一样亮起来，它明亮的光线颜色会在潜意识里激励使用者的行动。但是随着我警惕性的提高，我逐渐认识到这种号召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无休止的信息冲浪也没用。我开始问自己，“这真的是对我的精力的最好和最高运用吗？”如果我的意志力有限，我应该花费多少意志，来抵抗沉迷于这种信息糖果的诱惑上？

在金融危机期间，我比以往更加清醒地看到，不健康地对彭博终端机上瘾会导致什么情况。持续不断的坏消息很容易加剧我的非理性倾向，而此时我最需要的是屏蔽噪音，全力聚焦于我的证券组合的长期健康。于是我突然间完全停止了对它的使用。在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上半年，在市场崩盘的时候，我整天关着显示器。我让自己远离彭博终端机的另一个小技巧，是暂停了我的个人账户，不过我们依然有一个公司账号。我还改变了显示器主屏幕的颜色主题，让它看起来暗淡柔和，防止明亮、刺眼的颜色扰动我的不理性大脑，把不必要的错误行为减少到最少。

在苏黎世成立我的办公室时，我必须再次决定，怎样处理彭博终端机这个难题。当时，我已经习惯了这个服务。从心理上说，放弃它会让我感到难受。我也知道，它有时候是非常有用的。但是我同样担心的是，它的弊大于利。所以，最后我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妥协。我把它放在办公室里一个高度可调节的桌子上。事实上，我调整的桌子高度，迫使我必须站着使用机器，这意味着我将很难被诱惑连续使用它几个小时，陷入毫无益处的注意力分散的状态。现在，我经常连续几周都不会打开彭博终端机。但是，只要我需要，它依然在那里——我自己的、一个蹒跚学步者安全毯的昂贵版本。

当然，我大脑中的理性部分告诉我，我最好完全摆脱彭博终端机。为什么要每年花2万美元来让自己分心呢？没有它我一样可以做得很好。但是我接受了自己可能出错的现实。我并不假装自己能够做到完美理性，我发现诚实面对自己的非理性方面会更好。至少，这样我能够采取实际措施，帮助自己控制非理性的自己。或许这是我们每个人所能做到的最佳选择。

来源：本文节选自书籍《与巴菲特共进午餐时，我顿悟到的5个真理》

作者：盖伊·斯皮尔

译者：李绍明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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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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