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校友重逢的反差 联想到原生家庭
【留美学子】第2716期
8年国际视角精选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陈屹视线】教育·人文·名家文摘
【陈屹视线】导语
大学同窗或者同桌，你·我·他，我们一起渡过了青春时代里的四年光景，几乎肩并肩的走出校门，分别，各奔东西。几十年过去，大家都变了，特别感慨的是，从彼此身上折射出来的反差。
本期讲述审视阎学通的成长路，引发出另外一位校友的思考。
首先，阎学通是谁？
他是清华大学名师，2008年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百大知识分子之一。然而，从1973年直到在美国读博士的1988年，整整15年，他竟然常常被同一个噩梦惊醒。这是为什么？答案在下文的对话里。
近年来有意无意之间经常会看到不同场合下，对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的访谈，作为资深学者，他的观点客观到位，对国际事物分析透彻。
近日，阎学通40年的大学老校友谢胜建，也就是本文笔者，因为看到阎学通的访谈对话笔录后，很有感慨，笔者联想到自己原生家庭的教育背景，以及不同的成长路径，随笔写下感悟，文章内容在此分享。
而给予笔者启迪的部分对话内容，也在此摘录如下，供读者参阅。
【对话 阎学通】
来自《历史的惯性》
陆昕（以下简称陆）：家庭氛围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很大的塑造作用，有时会留下鲜明的烙印。
阎学通（以下简称阎）：是的，应该说我身上就有比较明显的知识分子家庭的烙印。我母亲是河北大学的教师，所以我是在河北大学的宿舍区里长大的。在那个环境里，人们看重的不是级别而是学问，从小耳濡目染，很自然地我就觉得只有做学问才是值得崇尚的事情。这点对我影响至今。
陆：那时您是一个学习出色并且很要强的小孩子吗？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憧憬？
阎：这个回答恐怕要让你失望了。我不是一个功课特别棒的学生，从读小学到读博士都是如此。我也不是那种非常要强的性格，从来也没有想过我要争取当第一名。另外，我从小就以为人生就是上学读书，毕业教书，好像再也干不了别的似的。
陆：您完全没有想到16岁时自己的生活会有巨大的改变——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而且一待就是9年吧？
阎：是的，巨大的改变。大批学生突然到兵团，当地组织完全没有准备。一个连接收150多人，根本没地方住。连队把牛从棚里撵出去，扫扫牛粪，铺个席子，我们就睡在牛棚里。
有一个冬天，因为大雪封路，我们3个月没有吃到盐和青菜，只有水煮黄豆和发糕。没有柴火，我们把周围能拆的房子都拆了，最后就是拆自己住的，拆到只剩下最后一层板棚，那个棚的缝都漏天。当时极“左”思潮极其严重。黑龙江的5月份，水面还结着冰，拉播种车的时候不让我们穿靴子，只能光着脚踩在水里，腿上划的全都是血道子。
扛稻种包，最沉的时候，我们一个人要扛160斤的稻种包在高低不平的稻梗上走4里地，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水里。然后再想办法挣扎着爬上来，接着扛。坚持着走到了头，一躺下眼前就一片漆黑，根本站不起来。相当残酷！
这么说吧，我小时候什么苦都不能吃，但是兵团的经历把我变得什么苦都能吃。
陆：16岁正是年轻气盛的年龄，在那样的环境里，男生聚在一起经常会骂街、说脏话吧？
阎：当然。在建设兵团，不骂街、不说脏话的人就容易被人视为异类，就会很难在这个圈子里生活。只有跟着骂人，而且骂得非常难听、肮脏，才容易被这个群体接受。这就是我所经历的黑龙江建设兵团。
当然，比较而言，我还是属于脏话说得少、坏事干得少的人，因为少年受的知识分子家庭教育使我知道那样做并不高尚。比如，打架我通常都是做后勤，很少做第一线的主力。
陆：听起来真有些类似丛林状态呀，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又是如此恶劣的环境，对您的打击很大吧？
阎：我只能这样说，人的忍受力和生存力是非常强的。“文革”中我们看到有些人被打死 , 所以对生活的残酷有些习惯了。我父亲也是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下放劳动。
当年许多人都经历了这种艰苦环境，而且还得尽可能表现出自己是个勇者。跟人家一起打架、救火、防洪、种地、修路，每天做什么自己也不知道。
当时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对未来没有希望，连一个希望明天比今天稍微好一点儿的想法都没有。可以说，在那种状态下，生和死对我们而言是没有区别的，人活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当时的政治要求是扎根边疆，我是所谓干部里面少有的咬紧牙根儿就是不表态的。我这人只要说了就要履行自己的诺言, 因此我张不开这个嘴。这也可能是知识分子的特点, 我可以不说话，但是我不能说假话。
这一点也许反映了我16岁之前所受的知识分子家庭的影响，就是那种所谓的清高。
陆：回顾建设兵团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它对您人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阎：最重要的一点，它把我的性格从根本上改变了。小时候，我最大的特点是胆小怕事，不敢跟别人打架，凡事都退避三舍。到兵团以后人逐渐变了，因为我必须在一个艰苦的环境下生存。在建设兵团，第一是艰苦，第二是无政府。打架是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事情，兵团知青绝对是个无法无天的群体。
这个环境把人变得胆大，敢于冒死，不信天底下有自己克服不了的困难。所以有的时候敢于做那些无赖的事，坐火车不买票，警察来抓就逃跑；没钱住旅馆就到医院的病房偷着睡一觉，护士来撵就偷着溜进另一间屋。这样的生活环境改变了我在青少年时期形成的那样一种性格，或者说使我有了一种新的性格。
所以，现在我的性格有两面性。有时候我表现得非常不怕死，有时候又显得那么谨小慎微。如果没有上山下乡，我会是一个非常谨小慎微的人。
我自己认为，一方面，我受知识分子家庭影响的那种清高是深入到骨子里改变不了的；另一方面，兵团给我的冒险精神使我的这种清高不能够与其他行为一致。比如，跟我父亲比起来，他就是真君子。即使路上一个人没有，他也不会闯红灯。他坚持君子慎独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也不屑于违反公共规则，而我的清高就达不到这个境界。
陆：这种浑浑噩噩的生活持续到什么时候才有些改变呢？
阎：1973年开始允许知青当兵和上大学以后，我们才渐渐有了一些生活的希望。我才开始偷偷看书、学习。这也是受家庭的影响，总是觉得人还是应该上学读书，但从没考虑过上大学以后做什么。当时我们都以为大学毕业后还要被分配回农村教书，还看不清国家有变化的可能。
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虽然从教育改革看出国家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我当时并不知道中国能发生质的改变。
陆：是不是因为心理上已经有些麻木了？
阎：不是麻木，是恐惧。我的这种恐惧心理一直持续到1988年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你们很难想象，十几年里我一直做的一个梦，就是我回到农场办回城手续，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单位不给办，我拼命想离开那个地方，可总也不成功。
从1973年知青有回城的希望开始，这个梦就一直跟着我，直到1988年，整整15年啊。每每夜半惊醒都是因为这个梦。
陆：1978年您考入了黑龙江大学英文系，大学的毕业论文是关于语言学的，这应当反映了您那个时期的兴趣点吧？
阎：是的，我当时写的是有关声音如何在大脑反应系统中形成有意义符号的问题。说实话，我喜欢自然科学，对人文知识兴趣不大。我在文学、历史、艺术这些人文知识方面没有什么爱好。大学时，语言学是我唯一的课外兴趣。因为我觉得语言学带有科学性，逻辑性很强。我喜欢做带有科学性的事情，这跟我后来的研究偏好很一致。
结尾处【阅读原文】有全文链接
文 谢胜建
本文作者 谢胜建 77级大学生
从事哲学及人文研究，自由撰稿人，旅居澳大利亚
阎学通教授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2008年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百大知识分子之一
在同学群里读到校友转发过来的阎学通（以下简称老阎）采访录。老阎是我们大学同学中学术成就最为突出的几个人之一，在为他感到骄傲的同时，自然就很想了解一下他的成长史和心路历程。读后，很有启发和收获，同时也激起了我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老阎出生在知识分子的家庭。
知识分子的后代成为学者的概率远远超过其它背景的后代。很显然，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我年轻时非常羡慕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同学，这是因为我处在一个“夹缝状态”。具体说来就是，我从小喜欢读书，但苦于家里“无书可读”。因为父母是农村出来的革命干部，文化程度很低，少年时代就参加了革命。
我自小学就喜欢背诗，但当时接触到只有毛主席诗词36首，所以就把这36首背了个滚瓜烂熟。纵观我的整个青少年时代，除了课本上的几首古诗词外，可以说，我在高中之前没见过整本的唐诗宋词！
这不能不说是我这个喜欢文学的人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巨大遗憾！
高中以后，缺少书籍的情况有所好转。从社会背景看，70年代中期，文革接近尾声。
我们这一波还赶上了回潮，上课恢复了正常，所以学到了不少书本知识。另外，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很多世界名著（过去的禁书），同学之间争相传阅，使我大开了眼界，让我强烈的求知欲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读书人离不开书本，这是硬道理。良好的遗传基因和家庭环境，父母的言传身教，文化氛围的熏陶，为孩子将来成为文人学者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与知识分子家庭的后代成为文人学者的高概率相比，干部子弟成为搞学术研究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我大概可以算得上这少数人之一。
我父母虽然是从农村走出来的革命干部，父亲只上过两年的小学，但有两点说明我的家庭背景并不是与文化完全无缘。
其一是我父亲本人是有文采的，就他的文化水平，他在30岁左右竟能在省委做上了秘书的工作。另外他的字也写得很不错。
其二是我父亲三个兄弟的名字至今让我感到惊奇。我爷爷在我父亲小时候就过世了，所以我对他一无所知。但他给他的三个儿子起的名字让我对他产生了无限的遐想。
这三个名字分别是文美，文诗和文儒。
作者父亲生前照
我常在心里问自己：这些难道会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能想出来的名字吗？显然不可能。
我推想，我的祖先是向往文化甚至是有文采的，只是由于经济条件所限使他们无法追求自己的梦想。如果我身上还有某些文人特征的话，由此看来，还真不是空穴来风。
从我的遗传素质上看，我属于基因突变的那种。换句话说，我的基因里承载了父母基因里（包括祖先）最深层的自然与社会的积淀，沉重的让我有些难以承受，举步维艰。
这具体表现为我极端内向的性格、脆弱的身体素质，童年和少年时期强烈的求知欲，以及青年以后极度的困惑感。上大学以后，我心中有太多的问题，太想了解自己，了解人，理解社会，理解这个世界。
哲学家梁漱溟曾说过，他走上哲学之路始于疑问。这与我的情况完全一致。
西方古语说，认识你自己。这是一个颠扑不灭的真理！ 因为你自己就是人类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当然，你的基因构成越复杂，内心世界越丰富，那你能代表的人类层面就会越多。
马克思说过一句话，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这说明了马克思作为一个人的丰富性。而这样的丰富性正是一个世界级的思想家所应具有的。由于我内心的疑问太多，所以我对人文领域的涉猎是比较广泛的。
从文学开始，然后又涉猎了心理学，历史，人类学，遗传学，艺术史，人文地理，西方古典音乐和哲学。
当我涉猎了这些领域后（同时还阅读了大量名人传记）,我才感到我对这个世界有了一定的了解。要说我是如何认识自己的，说来大家可能难以相信。除了在生活中认识自己以外，认识自己的精神世界一定要靠书本。在我认识自己精神世界的道路上，有一系列里程碑式的人物和他们的代表作帮助了我。
他们是哈代（英国作家）, 莎士比亚，弗洛伊德，罗素和他的“西方哲学史”，叔本华等。但最重要的两位，也是我最后阅读的,，是老子的“道德经”和康德的哲学。只是在读完他们之后，我才真正地感到使我对自己，对人和世界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和高度。
人物传记对我影响大的有：Irvine Stone （斯通）的 “渴望生活” ----梵高传和“痛苦与狂喜” ---- 米开朗基罗传。贝多芬传，柴可夫斯基传，黑格尔小传，“天才的义务” --- 维特根斯坦传，弗洛伊德传，D H劳伦斯传等等。
而此时，我已经接近50岁了！
老阎对科学的兴趣，这是我以前不曾了解。
我认为，他的这个兴趣倾向对他能够战胜读博初期所遇到的困难应该是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在美国，教学是很科学化的。学生如果缺乏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对科学的兴趣是很难跟上课程。
老阎说自己是个民族主义者，这对于一个具有科学倾向的学者是十分难得。一般具有科学态度的学者对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及思维方式是持批判态度。
举个例子，我与之对话的邓晓芒（哲学教授权威）是极度推崇逻辑理性的 （《形而上学的迷惑 - 与邓晓芒教授对话》发表于“学术月刊” 2011年底11期）。他对中国传统思维中特有的悟性洞察力可以说是“不屑一顾”。而我的立场是尊重逻辑，欣赏理性，崇尚悟性洞察，所以我对邓晓芒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我估计老阎的民族主义立场更多的是出于朴素的爱国情结，还未上升到了理性的高度，因为一个科学性较强的学者是很难从理性上拥抱中国的传统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老阎在采访中提到了学者和文人的区别，我想在这里再补充一下。
学者除了要有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研究能力，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他要从属于一个领域，所以独立性和自由度相对有限。
而文人的独立性和自由度就相对多些。文人除了他的写作的职业特点以外，是以他独特的个性和思想著称的。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能够像老阎说的那样敢对所有事情进行评判。
老阎的科学化倾向自然让他意识到了国内在国际关系研究方面还缺乏科学性。但他对未来的期望我认为有点过于乐观了。
他提到美国的研究从传统主义到科学主义用了20年，中国不应该再用20年（他认为中国在第一个20年即1985--2005年有了很大进步）。这是他2005年说的，到现在已经17年了。他现在是否认为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科学化了呢？美国毕竟是英国的“后代”, 有着科学的基因，所以研究的科学化是必然。
中国在这方面整体研究上的完全科学化在我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局部的有可能），因为那样就完全铲除了中国人的特色，而中国人的特色又是那么的鲜明和“顽固”！
另外，我有一些疑问：
国际关系学不是自然科学，为什么一定要科学化？
国际关系与政治和人的因素紧密相连，又怎么能做到完全的科学化？
国际关系类似于人际关系，难道人际关系也可以完全量化吗？
答案是显然不能。
我们大学毕业已经40年了，看到对老阎校友的采访，随笔写下此刻的感触与思考。
1982年1月77级毕业时合影 第三排
左第四位·阎学通、左第十位·谢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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