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精神和北大青年学子的社会责任

主讲人简介

1959年9月至1965年8月，在北京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学习。1965年至1969年，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历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课题组组长、室领导小组成员、副所长、所长，植物分子遗传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1992年10月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99年11月任北京大学校长兼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许智宏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植物发育生物学、植物组织和细胞培养、原生质体操作和植物遗传化植物生物工程。长期从事植物发育生物学、植物细胞培养及其遗传操作、植物生物工程的研究。在植物发育、组织和细胞培养以及生物工程领域，已发表论文、综述、专著共200多篇（册）。

现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细胞生物学会理事长，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现任国际植物组织培养和生物技术协会主席，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理事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

许智宏：

各位生命科学学院的老师和同学，大家下午好。

今天参加生科院的这个讲座，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因为以前给生科院做的讲座都是讲科学，而今天要我讲人生，讲成长的道路。后来想想自己毕竟当过九年的大学校长，那我就讲讲大学精神，讲讲我们作为北大的同学应当担当起怎样的责任，但后来想想又觉得这个题目对我来说比较难了。这个题目好像过去在好几个场合已经讲过了，并且今天来的大部分都是咱们生科院的同学，我就更想切合大家的情况来讲讲，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还是选了这个题目并且要把它讲好。今天回到咱们生科院，我不当校长了，也比较轻松了，没有那么多压力。虽然刚才饶院长说了我的很多头衔、很多光环，但是我的很多中国科学院的老学生都知道，实际上我最喜欢的还是大家叫我许老师。

我们刚刚过了校庆，从我自己来讲在北大已经整整50年了。从5月2号到5月4号我的同班同学能回到北京的基本都回来了，我没有能三天都跟大家呆在一起，但跟大家吃了一顿饭，还参加了两次座谈：第一天上午我们自己聚了一下，第二天上午我们请来了十几位教过我们的生物系的老师，不能来的两位老师我们分两拨去他们家进行了拜访。活动的安排者是前前任院长周曾铨老师的太太钟诲文教授，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她为了使我们知道北大这么多年的变化，第一天安排我们在勺园吃饭，第二天在农园吃饭，最后一天在畅春园食堂。其中，最令我感动的是什么呢？不在于吃饭或叙旧情。我们同班有34个人，有一些已经去世了，有一些在国外定居没有来，还有一些在病床上，回来了20多位。我是我们班上最小的学生，我都67岁了，他们差不多都70岁以上了。第一天去勺园的时候，经过静园草坪，他们都照了一些相，很多外面来的小孩子跑来跑去的，有群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在我们学校玩，他们的辅导员是北大的，看见我走过去，就说，“许爷爷跟我们照相吧”，我的同学就给我们照相了。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我那么多同班同学都是50年以前的同学了，同学们，你们想想50年以后再回到燕园，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感情呢？

带我做论文的老师张新英教授，因为工作忙，之前除了几次开会见过面，一直没工夫见他，也没时间说话，那天我们座谈的时候他来了。我代表我们班同学发言，感谢老师们对我们的栽培，每个老师也都讲了一些话，张老师就做了一下我们大学时候的简单的回顾。最后他说，我想了好多年了，今天我有一件事情要做。他讲，许智宏当年啊，我带他做论文，他的论文一直在我手里，作为生物学学生的范本。他说，我现在也退休了，许智宏现在也不做校长了，那我就把这个东西物归原主吧。我看了之后，很有感触，也许我今天没有那么大的毅力再去做了。当年我们六年要做两个论文，五年要做一个论文。老师会给你一个范围，你得把里面的所有文献都找出来，老师要检验你的文献有没有找齐，有没有偷工减料，你找完了还得把所有的论文都看完，看完了之后写一个综述，包括存在的问题。那时我们北大本科是六年制，就是希望我们毕业的时候能达到研究生毕业的水平，我们差不多花一年时间做实验，然后写一篇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是在学业论文的基础上做的。我看到这个学业论文的时候，我就想当年真是好辛苦。我写这个综述，老师给我改过十遍，每改一遍，我都得抄一遍。那时候不像现在有计算机，得一个一个字地抄，审到最后一稿的时候，大概还有几个错字，我就问老师，要不要再抄一遍，老师就讲，算了吧，这样就行了。

人生啊，你们现在可能感觉不到，若干年以后，你们会觉得，真正的人生是从大学开始的。中小学还不懂事，到了大学，你会经历各种各样的高兴与挫折。大家都知道，我们学校的谢冕教授，他写过一篇大家很熟悉的《永远的校园》，同学们到北大来，就像一颗种子，飘到了北大，在这生根，成长，同时把你们和北大拴在了一起。接下来，我朗诵一下这篇散文中的一段，来作为我演讲的开始：

我的校园是永远的。因偶然的机缘而落脚于此，终于造成决定一生命运的契机。青年时代未免有点虚幻和夸张的抱负，由于那个开始显得美丽、后来愈来愈严峻的时代，而变得实际起来，热情受到冷却，幻想落于地面，一个激情而有些漂浮的青年人，终于在这里开始了实在的人生。

我想我们每一个北大人，也许都会经历这么一个过程。

星期天，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农业大学视察，庆祝“五四”运动90周年，并对现在的年轻人提出了四点期望：弘扬爱国主义；勤奋学习；深入实践；奉献社会[1]。今天我接着这些来谈谈自己的体会，与同学们共勉。

人们说我们北大很有主见，有“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有“勤奋，严谨，创新，求实”的学风等等。但有时真正领会北大精神很难，短短的几句话难以把它讲清楚。即使在学校里，特别是文科的教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阐述。我很欣赏我们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写的，他说所谓的大学精神，其实就是大学的故事，一连串的故事，在教授身上发生的事情，经过同学们一拨一拨地流传下来，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东西，就是同学们希望老师具有的形象品格。所以他说，北大的故事很多来自于文科的教授，因为文科的同学比较会写。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理科的教授很多也很不错，像我们的饶毅老师就很风趣。但他说因为理科的学生太忙了，没时间写，所以理科的教授流传下来的故事就没那么多。我希望我们的理科生啊，将来也能在这方面写出一点东西。

我想，不仅是我们，尤其是我们周围的一些媒体，都应该考虑怎样来弘扬北大精神。我回到北大当校长，有时候就去琢磨历任校长的风格，他们讲过的话。我做学生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机会，理科生功课很忙。我们六年有四年的课基本上是化学系的，还有物理、数学。

校长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学校的风格和精神。大家知道，我们北大从“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是辛亥革命以后，第一任校长是严复[2]（如图1）。他带给北大的贡献，一般大家都比较忽视，但是我觉得他是非常重要的。严复校长翻译了很多西方的名著，比如《天演论》、经济学方面的名著《国富论》等。实际上是严复校长最早把科学民主的思想引入到中国来的，使之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中发扬光大。

还有我们的蔡元培[3]校长（如图2），同学们都非常崇敬他。我觉得他非常的了不起，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提出了很多改革北大的事情。现在的素质教育、德智体美都是蔡校长提出来的。蔡校长还破例允许北大招收女学生，当时中国的大学是不招女生的。今天我们北大女生还比男生多呢。他还开设了很多新的课程，比如把心理学引进中国等。所以北大很多第一都是蔡元培校长做的。我觉得他最大的影响是，他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对北大是非常重要的。今年还有媒体问我这方面的问题，我想在历史的不同年代，比如建国以后的政治运动等，北大并不是在这些事上一直做得非常好。但是北大对思想自由的追求从没有停止过，这才使得今天的北大仍然是全国大学中最好的学校之一。我们可能做得不够好，但是我们尽量给教授老师们一个好的宽松的环境。

我记得鲁迅先生讲过，“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鲁迅先生并没有在北大当过教授（鲁迅在北大只当过兼职讲师——编者注），但他的这句话概括了北大的历程，北大永远在追求一种新的东西，它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变革自己，永远没有穷尽。不论在思想还是在科技方面，都是如此。

改革开放以来的王选院士[4]，是我们数学系的毕业生，后来做软件。当年他做激光汉字照排的时候，才不过是个讲师，他提出来的方案，我们国内的一些权威说走不通。他身体当时非常不好，但坚持做了下去，最后成功地做出了一个产品，改变了中国的印刷术。我们都说，王选老师的汉字照排使中国的印刷产业告别了铅与火，迎来了光与电。这项创新的技术使得王选院士获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5]。

获得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的两位科学家都是北大的，其中徐光宪院士[6]是化学学院的，他是从国外回来的，研究的是量子化学，在北大研究中改变了很多次研究方向，在理论研究方面有非常好的功底，使他在稀土元素的研究和开发中能攻克这些难题，做出了很多创造。我想今天在座的理科生应该比较多，所以我举了两个理科的例子。北大永远追求创新，追求卓越。

另外，我想，作为一个北大人，应该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真理而献身。这又使我想起了我们的马寅初校长[7]（如图3），马校长生活在那个政治运动非常多的年代。我1959年到的北大，那时全国正批判我们的马校长。因为马校长是经济学家，他根据经济学研究和解放后我们人口的动态，给中央给毛主席提出中国应控制人口，否则经济发展会受到影响。开始的时候毛主席也是赞赏这个观点的，后来由于大跃进，觉得人多力量大，中国要多点人口，就开始批判马寅初，前后大概延续了两年。我到北大的时候，又是一次批判的高潮，当时大讲堂是个大饭厅，开会看电影都在那里举行，我们就在那里开过好多次批判马校长的会。面对全校的批判全国的批判，马校长不动声色，为真理不惜一切。当时贴了很多大字报批判马校长的新人口论，他没有退却，批判最激烈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好像发表在经济评论的杂志上，有一段是，他说他年近八十了，单枪匹马出来应战，将直到战死为止，绝不向那些以“帽子”压人的人低头。我记得另外一场他还说，“我年轻的时候洗冷水澡，练得一副清醒的头脑，不怕你们来批判我”。他的立场很坚定，当时周总理还劝过他，让他做个自我批评算了，他说，“我有什么错，不去”。我们的马校长非常有骨气。后来在杭州，北大的校友会上，他做了一段讲话，有句话是“北大主义者，牺牲主义也[8]”。我很理解他的意思，作为一个北大人，就应该为真理牺牲一切。马校长用实践为我们做出了表率，尽管最后由于坚持己见他失去了北大校长的位置。几年以后，政府采用了计划生育的政策，来了个急刹车，一家只能生一个。实际上，当时马校长建议的是一家生两个，如果他的建议被采纳的话，我想我们的人口增长会更加平稳一点。前一阵子我们讨论纪念马校长新人口论发表50周年的时候，有个座谈，我也参加了。很多人口学家就讲马校长非常不简单，但是由于政府的失策，使我们人口控制耽误了50年，现在才终于平稳了下来，并且还带来了另外的社会问题——社会的飞速老龄化。很多人口学家估计这个问题估计还得再花50年。所以一件事物的影响很有可能延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在这里，我们要学习马校长为真理献身的精神。

我想，北大的精神是由我们的老师们凝聚出来的，一批又一批地发扬光大。今天，我们怎样发扬北大的精神，提高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呢？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中国的文人一直有良好的品德，比如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一种奉献社会的精神。我们也都在讲提升我们的社会责任心，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那么大，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国各种地区是存在差距的，沿海地区发展很快，但西部边远地区就发展得很慢，很不平衡，中国未来要走的路还相当长，需要我们担当起社会责任。在任校长的九年中，我也有幸跟一些社团实践团到一些地方去看一看，我们都感觉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有一年去西藏支教的一群同学，走之前我跟他们进行了座谈，回来后我也听了他们的汇报，我觉得他们的精神得到了升华。我想，你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上知识水平最高的一个群体，你们理应为全社会做出表率，能够担当起社会责任，你们必须要了解社会的各种问题。

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还要求大学生进行劳动锻炼，与劳动人民一起生活。记得在北大的时候，每年都会有一两个月去农村劳动，大部分在十三陵，居住在当地人家里，睡炕，赶小毛驴。我还当过炊事员，牵个小毛驴去县城买菜，大概一百二十斤的小白菜，我们吃一个礼拜。这段经历对我来讲，一直有教育意义。当时的小孩现在也都成年了，还经常打电话过来邀请我去吃饭。虽然我学的是植物学，有很多跟农业有关系，但是我出身在城市，并不了解农村。通过他们，我了解了很多农村的基本情况，了解了他们的问题他们的艰苦，也了解了我自己一生追求的植物究竟是怎么生长发育在田间的。

我研究生是在上海植物研究所读的，1965年过去，1966年就开始文革了。我跟我的导师一起住在乡下的房子里，研究生我做的是细胞培养，当时这个是受到极大的批判的，说把生物的细胞倒来倒去是理论脱离实际，有什么用啊，什么试管育种，简直是天方夜谭。我就跟我的导师说，我想做细胞培养，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玩的，真正从一个细胞培养出一个完整有机体。最早是1958年美国的植物学家斯图尔德（F.C.Steward）等人把一个胡萝卜细胞培养成了一个胡萝卜，证明了体细胞的全能性。他的道理是什么呢？我就对这个非常有兴趣。我的老师说，你不怕批判啊，他几次运动就摔在这个事情上。我说我不怕。不久我们去军队劳动，种了一年半水稻，非常艰苦。当时去的时候有个文件，指定我们哪些东西可以带，哪些不能带，也没说我们去多少时间，不能带任何英文书籍，只能带毛选、马列著作。我们就想，那英文怎么办，要做科学，不懂英文岂不是完了，后来就一起商量出了个办法，我们带了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毛选》，这样就不能限制我们了。学法语的带法语版的，学英文的带英文版的，学德语的带德语版的。所以很多事情需要我们自己想办法。劳动很苦，收获也是有的。在一年半的过程中，我看到了水稻是怎么生长的，我后来做的很多研究都跟水稻有关，这增长了我的实践知识。所以，同学们提高社会责任感，为社会做事，要争取平时的时间，一点一滴的积累，到需要的时候，会非常有用。我们要深入到实践中去，深入到社会中去。我们每个同学都要抓紧时间学习，不要在困难的时候丧失信心。

大学期间，同学们还应当培养自己独立的精神。我记得前几年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时，很有体会，我想了很久现在大学生应该如何适应全球化的步伐。大学传统的功能没变，如传播知识，教会大家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等等。但是即使是在美国，大家也都在考虑，这些大学生是否有很强的沟通能力。而中国的年轻人，尤其是理科的同学，更需要注意。大家很多都来自不错的家庭，从小到大都是佼佼者，我们要学会怎样和身边的人很好地沟通，尊重别人并从别人身上发现优点并学习。我到上海读研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不懂。后来我就发现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技术员，都是很好的老师，应该向他们每个人学习。问问题的话，他们的回答一定会对自己有帮助。我想每个同学在生活中，都应该抱着向人家虚心学习的态度，无论这个人是否有很多不足，他总有值得你学习的地方。

另外，我们在这个群体中要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有团队精神，擅于合作。特别是我们理科的学生，比如生命科学，很少有工作一个人可以完成，很多技术不可能一个人全部掌握。同学们要善于从周围的老师同学那边学习知识和技术，来完善自己。此外，在今天全球化的氛围中，大家也要有一种全球化的视野，我们有很多机会出国，也有很多外国留学生到中国来。与他们沟通的时候，我们要带着国际的视野，不要想当然。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对不同的文明有更多的了解和尊重。

这样，我们才会刻苦地学习，学到本领，通过对全球社会的了解来增强我们的责任心，弘扬我们大学的精神，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创新人才。北大人还是要有一种精神，就像《燕园情》中的最后一句话，“燕园情，千千结，问少年心事，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我们生活在未名湖的周围，想的是天下事。我真的希望我们的同学有一对隐形的翅膀，把你们带向全世界，带向美好的未来。

谢谢大家！

[1] 胡锦涛：《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人民日报 》2009年05月03日 02 版。

[2] 严复（1854—1921），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1912年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翻译了《天演论》、《国富论》、《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穆勒名学》等西洋学术名著，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3] 蔡元培（1868－1940），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重视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

[4] 王选（1937－2006）：曾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他领导的科研集体研制出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为新闻、出版全过程的计算机化奠定了基础，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

[5]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2名。2001年，王选院士获此殊荣。

[6] 徐光宪，著名物理化学家，无机化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7] 马寅初（1882—1982），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1951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60年1月4日因发表《新人口论》被打成右派，并辞去校长职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以平反。著有《新人口论》、《中国经济改造》、《经济学概论》、《通货新论》等，对中国的经济、教育、人口等方面有很大的贡献。

[8] 马寅初：《北大之精神》，《马寅初演讲集》第4集，商务印书馆，1928年8月版

2009年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展望事业 探讨人生》系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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