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经济崛起（深度好文）

作者：李晓鹏1982

来源：李晓鹏博士（ID：lixiaopengboshi）

本文共计二万五千字，核心思想和内容来自李晓鹏《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一书，增加了最近的一些新观察新思考。

新中国自建国以来已经走过了70多年的历程。改革开放也已经有40多年了。建国之前，我们非常的落后、贫穷和弱小，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现在我们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国，经济总量按照汇率来算是世界第二，比美国低大约20%；按照购买力平价来算是世界第一，比美国高大约20%。七十年前，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现在我们是全球第一大工业国，发电量全球第一，高速公路里程全球第一、高速铁路里程全球第一、网络消费总量全球第一、汽车保有量全球第一、贸易出口量全球第一。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奇迹。

过去的五六年，总的来说，我们的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龙头。

今年二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百分之6.3，整个上半年增速为5.5。在习惯了高速增长的中国人看来，这个增速是比较慢的。但对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欧盟二季度只增长了0.3%。要知道，欧盟的GDP已经比中国少了，增速还这么慢。德国直接就负增长了。美国增长率高一点，2.7％，不到中国的一半。日本是2％，韩国是0.9%。跟这些人均收入比我们高的国家相比，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非常快。

不仅如此，我们的经济结构还在持续升级。今年普通消费品的出口有所缩减，但耐用消费品特别是汽车的出口迅猛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增加超过了100%，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我们2021年是第三大汽车出口国，前两名是日本和德国。22年超过德国成了第二大，今年上半年就已经超过了日本，成了第一大。由于出口了越来越多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汽车、电子、机械等高端产品，所以虽然今年前7月，虽然进出口总量增速有所放缓，只增长了0.4%，但贸易顺差还是增长了10.7%。

现在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贸易顺差国，全球排名前五的顺差国里边只有中国一个是依靠工业品出口获得顺差的，剩下的俄罗斯、沙特、挪威、澳大利亚主要都是靠石油、矿产、农产品出口获得的顺差。全球第二大工业品出口顺差国是德国，顺差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可以说是强到离谱，遥遥领先。尤其是8月31号，华为推出了带国产7nm级别5G芯片的手机MATE 60 PRO，更是宣告了美国对华芯片制裁破产。面对美国空前严厉的制裁，中国只用三年时间就建起来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全链条非美化高端芯片生产线。中国经济的崛起进程，可以说是势不可挡。

在工业革命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有的工业化强国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依靠对外侵略、对外殖民掠夺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在二战以前没有参与过殖民侵略，还是被列强侵略国家，能逆天改命成为一流强国的，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国家，就是中国。

所谓一流强国，比较公认的标准， 就是一战后的国联、二战后的联合国这两个国际政治组织的常任理事国。国联的常任理事国是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苏联和德国；联合国的五常是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总共是八个国家（苏联和俄罗斯算一个）。

这里边，美国是纯殖民国家，白人殖民美洲，杀光了印第安人占了他们的土地建立的，然后贩卖黑奴搞奴隶农庄，再然后引进中国人做苦工给他们修建了跨越美洲大陆的铁路网络，这才成了世界第一大工业国。苏联的前身沙皇俄国也是一个传统殖民列强。英、法、德、日、意就不说了，老牌殖民帝国。国联和联合国的八个常任理事国里，只有中国在二战之前没有对外殖民侵略的历史。说的更大一些，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在农业时代的一流强国，到了工业时代还能成为一流强国的国家，血缘和文化都没有中断的，也只有一个国家，就是中国。

跟中国情况最接近是印度，人口和国土面积差不多，历史也非常悠久。二战以前，中印都是被西方殖民入侵的亚洲国家。但跟中国不一样，印度一直被视为西方的好学生，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现在还属于英联邦，承认英国国王是它的名义国家元首，被西方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最大的市场经济国家。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印度的GDP是中国的三倍，铁路里程是中国的两倍，钢铁产量是中国的八倍。但是，2022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印度近10倍，高铁里程和钢铁产量不仅早就超过了印度，而且比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加起来还要多。

还有一个菲律宾，它是二战前美国唯一的海外殖民地，从西班牙手里抢过来的。它建国以后，政府机构设置和宪法条款都是抄的美国。菲律宾人口很少，我们就不跟它比GDP了，那太欺负人，比人均。1960年的时候，它的人均GDP 268美元，是中国的三倍。它全面照抄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发展了六十多年，2022年，人均GDP3460美元，而中国是人均一万两千多万美元，倒过来了，中国是菲律宾的四倍。

墨西哥，美国的后院，跟美国一样是总统制加市场经济国家，1960年的时候人均GDP是中国的四倍，现在也已经被中国超过了。看起来超过的不多，也就百分之十左右。但我们要知道墨西哥的GDP是包括了毒品贸易的，那是它国民经济的一大支柱产业。2022年，每十万人中发生凶杀案的数量，全球城市排名，前十名的城市里边，有九个是墨西哥的城市。这种带血、带毒的人均GDP，它也没资格跟中国比。

按照每十万人的凶杀案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社会治安情况，如果是倒着排，发案率越低的排名越靠前，那么，中国2023年排名全球第二，比以社会安定著称的挪威、瑞典、丹麦都还要更安全。在联合国五常里边更是长期排名第一。美国的命案发案率很多年了一直都是中国十多倍这种状态，像印度、菲律宾、墨西哥这些国家就更长期是中国的几十倍上百倍这种状态，没法比。

所以，从全球视野和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成就很特殊、很厉害。厉害之处是能同时做到五点：

第一，增长速度快。几十年来总体增速世界第一；

第二，经济总量大，按汇率算全球第二，按购买力算全球第一；

第三，最关键，我们发展经济的过程，一不偷二不抢，完全是自己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出来的，没有用殖民侵略搞原始积累；

第四、我们的经济增长带有很强的普惠性。普通人的获得感比较强，毒品绝迹、治安良好。经过前几年的扶贫攻坚，绝对贫困已经消失了。欧美发达国家那种遍地流浪汉的情况在中国是完全没有的。改革开放四十年，7.7亿人口脱贫，占了同时期全世界脱贫人口比例的70%，全世界其他国家脱贫人口数量加起来也不到中国的一半。我们经济增长的质量好。

最后，第五点，发展经济的同时，原子弹、氢弹、核潜艇、洲际导弹、战略轰炸机、航母、五代机之类的高精尖武器一个也没落下，谁也不可能再来抢走我们的发展成果。

我们就是又快、又好、又大、又强而且还公平正义。

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能同时符合这五点的？人类历史上除了中国，没有哪个国家做到过。

考虑到中国的人口数量和国土面积的特殊性，经济体量大和军事力量强这两点很多国家没有办法比较。如果去掉这两条，只考虑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不偷不抢独立发展、社会经济发展相对公平社会治安好这三个特点。除了中国大陆地区，还是有几个国家或地区是达标的。但这些国家或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点：要么属于中国，要么是华人在治理，要么就是属于中华文化圈。属于中国的，台湾、香港、澳门，都可以；华人治理的，新加坡；中华文化圈的，韩国。超出中华文化圈范围，又不是二战以前的殖民强国或者殖民强国他们家亲戚，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把原住民干掉了自己去占着的这种，基本上就没有了。哦对，还有一种，小国寡民家里有矿，阿联酋、文莱这种，那也没啥经验可以推广的。像巴西、阿根廷、南非这些国家，经历过短暂的快速增长，但很快就陷入了困境，而且经济结构和社会治安也很糟糕，他们发展经济的教训很多，经验倒是没啥可以说的。

所以说，从人类几千年历史和全球几百个国家的大视野来看，中国经济的崛起，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伟大意义。

第一个，它为全世界曾经被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民族，摆脱殖民时代的屈辱、走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第二个，它为人类建设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做出了成功的探索；

第三个，它代表了不同于西方一神教文明的中华世俗文明的伟大复兴，为人类文明的走向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中国的成功经验，当然要认真总结，而且应该大力宣传推广。不仅值得发展中中国家学习，有一些经验也值得曾经的殖民列强学习，因为它们的殖民利益会越来越少，必须学会跟其他国家平等相处的条件下发展经济。

从千年历史的角度看

中国崛起的必然性与核心发展逻辑

我说的中国经济崛起，不是只讲过去十年，也不是只讲过去四十年，而是讲的过去七十多年，自从新中国建国以来，它是一个完整的持续的发展过程。而且，它还跟中国数千年的古老历史传统密切相连。

回顾中国的历史，自从秦始皇统一六国确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体制以来。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四次重要的盛世，第一次是汉朝从文景之治一直到汉宣帝时期的一百多年的大繁荣，第二次是唐朝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的大繁荣，也是一百多年，第三次是明朝从朱元璋洪武之治一直到嘉靖万历年降持续两百年的超级大繁荣。第四次，就是新中国建国以来一直到现在的中国经济崛起。

这四次盛世，每一次的繁荣程度都超过了前一次，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同时，也都是经济繁荣和国力强大并存的时代，像宋朝那种局部经济繁荣但是军事上弱小、清朝所谓“康乾盛世”那种军事上强大但是经济上贫困的都不算，没有资格跟这四次大繁荣相提并论。

这四次大繁荣有一些共同点，其中最重要的共同点是，在大繁荣之前，都经历了一次彻底的底层革命，推翻了原来腐朽的统治精英集团。

汉朝和明朝都是农民起义直接建立政权，唐朝的李渊和李世民父子是军事贵族，但他们起兵造反的时候，已经全国遍地都是农民起义了。李世民在打天下时收编了瓦岗寨的农民起义军，他手下的将领大多都是农民起义出身，玄武门之变以后这些人取代了很大一部分军事贵族成为国家的军事实权派。因此，隋朝实际上有一半功劳是由底层革命推翻的。

这几次中国历史上的盛世还有一些共同点。首先，创业者的第一代领导人在战争结束后制造了几起大案，收拾了一批开国元勋。然而，他们指定的接班人都未能成功接班。他们去世后，国家政治出现动荡，国家政局进入了一段非常稳定和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等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上台后，这时会出现一种情况：铁腕治吏，重用酷吏，大力收拾官僚集团。

刘邦去世以后，经过诸吕之乱，汉文帝以外地藩王的身份进京继位；第五任皇帝汉武帝时期，大搞酷吏政治。唐朝有玄武门之变，后来又还出现武则天称帝的情况，她可以算是唐朝第四任统治者，也以重用酷吏而出名。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明初三大案”惊天动地，去世以后，有靖难之役，朱棣武力夺取皇位，他的曾孙明英宗继位以后，重用太监王震，严厉整肃官僚集团，《明史》中记载：“大臣下狱者不绝”，许多重要大臣都被抓起来了，内阁次辅的儿子犯了法，也被杀掉，次辅被免职。

经过建国初期的政局动荡和第四第五代皇帝的铁腕整顿以后，国家才真正达到了大繁荣的顶峰。汉朝最鼎盛的时期是在汉武帝去世以后，汉宣帝时期，大概建国100年以后，这一时期汉帝国的疆域达到了560万平方公里。唐朝最鼎盛的时期是开元盛世，也是在武则天重用酷吏以后，距离唐朝建国已有110年。

明朝最繁荣的时期是嘉靖万历时期，这个时候明朝成为了全球手工业贸易中心。当时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者在美洲发现了大量白银，这些白银没有地方花，全部到明朝来购买丝绸棉布等手工业品。殖民者们获得的白银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因此流入中国。

为什么会有这几个阶段的雷同？这不是巧合，这是有原因的。中国这种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体制有一套内在的发展逻辑。郡县制下是国家运行的基本骨架，这个体制内的政治精英的能力和道德水平决定了国家的发展走向。经过战争后，腐朽的统治阶级被推翻，新上来的统治精英集团非常能干，都是精明、强悍、有本事的人，国家也就在他们的带领下走上复兴道路。创业的第一代领导人、开国元勋，这些人经历过战争，他们的危机感非常重，知道战乱会死多少人，政权的建立来之不易。他们时刻担心后代子孙或手下的人乱来，搞奢侈浪费、贪污腐败，欺压老百姓，造成政权不稳定，让国家统一、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毁于一旦。

因此，第一代开国皇帝处理贪污腐败、特权滥用方面下手一般都非常重。在第一代领导人治理时期，国家还处在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期。这段时间国家保持高度战备，领导人脑子里想的，大部分还是如何保持军队的战斗力，随时准备用军事手段来对付国内外各种反对势力的挑战。

经过二三十年的和平后，政权统治稳定了，国家就一定会有一次大的转型，彻底结束战时状态。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在建国以后也一直在到处征战，平定各种叛乱，还带兵去打匈奴，搞了一个“白登之围”出来，刘邦自己最后也是死于征途。等到汉文帝继位，才定下了“休养生息”的战略，国家从战时状态进入了和平发展状态。

战时状态的解除，会让国家进入常态化的发展轨道，国家经济也就会出现明显的复苏和快速增长。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永乐盛世这样的小繁荣时期就出现了。

经过几十年的和平和经济快速发展，第一代领导人以及他们直接选拔或培养出的第二代、第三代统治精英们会相继去世，统治集团就会“一代不如一代”，开始走下坡路，失去建国初期的危机感，出现比较严重的特权滥用和贪污腐败现象，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暴露出一定程度的统治危机。但是，在这个时候，精英集团内部的健康力量仍占据主流，他们还具备发现危机和解除危机的能力。就会出现诸如汉武帝、武则天、明英宗这样的铁腕君主，采取重用酷吏或者太监这样的非常手段，来重新整顿国家的官僚体系和军队系统。经过这一轮大整顿后，国家将继续延续原先的发展势头。经过100年左右的发展，就会达到一个空前鼎盛的历史时期。

新中国从建国到现在，也经历了类似的这么一个发展过程。第一代领导人危机感很重，国际国内都有很多敌人，时刻在想办法颠覆我们这个无数人民英雄抛头颅洒热血建立起来的新政权。他们始终保持了一种战时心态，“三线建设”就是这种心态的反应，把沿海的大量重工业搬迁到内地山区。这种做法经济上浪费很大，但对防备外敌入侵意义重大。等第一代领导人去世，第二代领导人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开始从准战时体制向和平体制的转型，宣布未来的二三十年内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国家战略要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全力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经济开始快速增长。

经过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在党内、军内、政府内部，出现了一些严重的贪污腐败和特权滥用的现象，人民群众的意见很大，这时候就出现新一轮铁腕反腐、铁腕治吏，以及对金融、医疗、教育这些行业的大力整顿。从历史规律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最鼎盛的时期尚未到来，大约还有一二十年、二三十年，我们才能达到经济高度繁荣的时期。

我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的，而非从三年五年甚至一年两年这么短的时期来看问题。经常有人问我：今年中国经济形势如何？有人说，青年失业率已经突破20 %了，进出口增速只有0.4%了，好多城市的房子卖不出去了，等等，拿着各种短期的数据和现象来问我，中国经济是否会出问题？过去十多年来，总会不停的有人来问我这些个问题，每次拿出来试图证明中国经济不行了的数据都不一样，都是新鲜出炉的。

每一次，我的回答都是一样的：中国经济肯定不会出问题，而且会越来越好。个别行业出问题，不管是房地产还是金融业，都不会影响大局。不管是美国人的技术封锁，还是俄乌战争的局势变化，也都不会影响大局。为什么？我们不应该从这些简单的小数据来看问题，而是要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看这个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有自己独立的、内在的发展逻辑，外部环境的变化只能起次要作用，内部的发展逻辑始终是起主导作用的。

只要我们的精英集团不腐败、不堕落，坚持励精图治，这一套体制的发展逻辑就会推动整个国家不断向前进步。各种看起来不得了的困难其实都是小困难，不论经济今年银行贷款减少多少、地方债务突破多少、房地产企业破产了多少家，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即使美国人打贸易战、科技战，甚至哪怕爆发局部战争，都不太可能打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你看美国尽全力封锁中国的高端芯片，哪怕有1%的美国技术的产品都不卖给华为，封锁了三年，华为就直接搞出来了7纳米级别的手机芯片。过程虽然艰苦，但结果其实早在我们很多人的意料之中，困难是困难，但最终的胜利是必然的，绝不可能被这种小事打倒。美国动用国家紧急状态法来对付一家中国企业都以失败告终，更不要说对付整个中国来。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一定会越来越好，经过这一轮大力反腐败、全面从严治党以后，这个前景就变得更加的确定无疑了。

建国后三个历史阶段

在产业发展逻辑上的密切内在联系

说完大的历史趋势，我们再回到更具体的经济领域。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随着国家战略重心的变化，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的选择也就有所不同。在第一代领导人时期，重点是要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大规模战争结束了，但如果军事实力不够雄厚，美国、苏联这样的霸权主义国家以及它们扶持的代理人，仍然可能会对我们发动新的战争。因此，当时国家资源主要集中在国防工业，如制造原子弹、氢弹和核潜艇，还有就是为军事工业发展服务的重工业，钢铁化工，它们的产品主要用于生产武器，以及修建像成渝铁路、成昆铁路这样的战略性基础设施。那时候国家非常贫穷，只有采用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才能集中资源发展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在战略层面上弥补国家安全的短板，同时为未来消费民生产业打造坚实的发展平台。

在这种战备状态下，很多原本应该用来搞轻工业和农业的资源就被挤占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改进速度就很慢——不是没有改进，有很大的改进，基本的吃饭穿衣问题还是解决了，比解放前好多了，但确实是改进的速度比较慢，比日本、韩国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要慢。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

等到原子弹氢弹相继爆炸成功、核潜艇也下水了，国防安全问题不大了，国家就开始慢慢的开始把资源往轻工业、农业，往民生上倾斜了。中国的国防大工程核心就是“两弹一星”嘛，氢弹、导弹加人造卫星。两弹是66、67年搞出来的，人造卫星上天是1970年4月，咱们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是1970年12月。

这些核心国防工程刚干完，第二年，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恢复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职位，西方发达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美国总统尼克松也访华了。在传统殖民列强的眼里，没有两弹一星的新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巨大威胁，拥有两弹一星的新中国就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支柱。要想用武力来颠覆我们是不可能了，只能通过和平的渠道来跟我们接触。

“两弹一星”的大事儿办完，外敌入侵的可能性基本上就消失了，可以不考虑了。1972年，根据国家领导人的指示，国家计划委员会提交了《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设备的报告》。化纤是干什么的？是用来做衣服的原料。化肥是干什么的？是用来提高粮食产量的肥料。这就是国家要开始把更多的钱用来发展轻工业农业、改善民生的标志。当时搞了一个“四三工程”，主要就是准备开始大力搞民生相关产业了。这个转折并不是从1978年才开始的，从1972年就开始了。

到了1978年，我们开始搞改革开放，向轻工业、农业倾斜的力度就更大，沿海地区大力引进各种消费品生产线，一方面给外国企业做代工赚钱，一方面也生产了很多衣服、食品、电视、冰箱等居民消费品供应国内市场。所以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生活水平就快速提高，经济发展速度也大大超过了之前的一段时期。

又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轻工业也发展的很好了，中国的制造业产值已经世界第一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加注重发展高科技产业，要争当全球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引领者了。高端芯片、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等这些引领型的产业成为了发展的重点。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外部环境的变化关系不大，即使美国不制裁我们，我们也会主动去争取抢占科技创新的先进环节，不可能守着传统的重工业和消费品制造业不思进取。

第一个阶段，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说，勒紧裤腰带也要原子弹造出来，就真的造出来了。第二个阶段，新的领导人说，中国一定要富起来，我们就真富起来了。现在，我们说，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做到吗？当然也一定可以做到。其实已经做的差不多了——汇率GDP世界第二、购买力GDP世界第一还不算复兴吗？可以算了。只是说由于我们古代汉唐明时期的历史过于辉煌，中国人内心比较骄傲，总觉得第二名还不算复兴，只有无可争议的第一名才能叫复兴。或者总量第一也不算，人均也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科技创新要跟美国比、高端装备要跟德国瑞士比、社会福利要跟挪威芬兰比、社会治安要跟日本比，那才能算复兴，那就还差一些，可能还要再奋斗几十年。这也没关系，肯定也是可以成功的。

为什么能做到？我用我的这部书稿做了部分回答。用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偏西方经济学的那一派，认为中国经济成功关键是推动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有道理的，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的成功，市场机制确实是一大关键。但我认为它并不全面。

为什么说不全面呢？学习欧美的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国家很多，取得成功的国家却寥寥无几。前边我们已经用印度、菲律宾、墨西哥做了对比。世界上还有几个国家不是市场经济体制呢？但又有几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能与中国相提并论呢？可以说，中国经济今天的成就，市场改革是重要的，但很显然，市场机制并非唯一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中国经济的崛起，是我们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系统性成功，它是在这个体制下各方面力量共同促成的。

接下来，我来举几个小案例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分析讲解。

中国崛起背后的体制性力量

与中国企业的降维打击能力

我们先来看一个很小很小的产业，每年出口才4个亿，占中国总出口量的万分之一都不到，但它的国际市场地位很高，就是生产鱼子酱。鱼子酱是鲟鱼的卵做成的，西方人把它当成美食，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中国历史上没有吃鱼子酱的传统，也不产鱼子酱，没有这方面的技术、人才和相关企业。

直到1998年，中国基本跟鱼子酱产业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人首次尝试养殖鲟鱼。鲟鱼要生长七年才能产卵。从2005年开始，第一批国产鱼子酱下线。然后，中国的市场份额就嗖嗖嗖的往上涨，就是第一年不到百分之一，第二年百分之五，第三年百分之十这样的速度，完全就是势不可挡。现在，中国的鱼子酱产量已经占据全球超过75％的市场份额，世界上所有的传统鱼子酱生产国加起来也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就是这么生猛。而且是高端和中低端通吃。全世界最好的鱼子酱是中国生产的，成了行业共识。西方很多航空公司和米其林餐厅的鱼子酱也是用的中国产鱼子酱。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1997年，中国水产科学院宣布有一个突破，就是人工饲养鲟鱼的技术。鱼子酱是由鲟鱼的卵制作的，但上千年来，西方人的做法都是从野生鲟鱼身上杀鱼取卵，没有实现人工养殖。

中国水产科学院解决了人工养殖问题，它的一个副处长就辞职下海开了一家养殖鲟鱼的公司。这次创业得到了农业部的支持，在浙江千岛湖建立了鲟鱼养殖实验基地。水科院技术入股，农业部提供政策支持，地方政府给土地建厂。然后就是融资，千岛湖所在的淳安县，当地的政府投融资平台给它投资，作为启动资金，又联系了一个美国的风险投资人，投了一大笔钱，这个生产基地就建起来了。这个实验性的项目取得了成功，同时培育了一些生产鱼饲料的企业。有了成功经验和配套产业链，又有很多企业就开始跟进做鱼子酱。这个产业很快就起来。

鱼子酱这个事儿为什么能成？首先市场机制很重要，科技成果要转化成为产业竞争力，副处长下海创业是关键一步。技术有了，产品能不能生产出来卖出去，把其他竞争对手打败，这不好说。这里边企业家精神很重要，要敢于承担风险并且拥有化解风险的能力。没有市场机制，水科院的研究成果很可能就最后变成用来申请科研经费和评职称的一大本报告被长期封存在资料库里，转换不成产业竞争力。

但是，仅有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精神也远远不够。有市场机制的国家太多，那些鱼子酱生产国，俄罗斯、意大利、德国、日本、阿塞拜疆都是市场经济国家，私有制占主体的，伊朗的市场经济相对落后一点，重工业领域不让民营企业干，但鱼子酱这种小行业私有企业是可以随便干的，市场化程度没有问题。但所有这些国家的企业，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有几十年还是几百年的鱼子酱生产历史，不管是做高端还是做中低端，全都竞争不过中国的企业，十多年时间就被全部击败。这是为什么？

除了市场竞争因素，大家一定要了解两个事情。首先，这个产业成功最关键是水科院在鲟鱼的人工养殖技术上取得了突破。没有这个技术，其它都是零。水科院的全称是中国水利与水产科学研究院，是1958年就成立的，国家长期给它大量的财政拨款，养了一千多个专业研究人员。它在水产养殖这个领域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是全世界最强的水产研究机构。应该就是最强的，没有之一，国外没有其它机构可以跟它比。

2022年，全球水产相关专利申请的排名，前十名全都是中国的机构，像浙江海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等，其中水科院占了五个名额，因为它的东海研究院、渤海研究院、淡水研究院五个分院是分开算的，要是不分开算，五个研究院加起来那就比第一名浙江海洋大学的专利数量多出一倍都不止。背后有这么强大的基础研究机构支持，咱们的鱼子酱产业才能从0开始，迅速成为世界第一。

中国对水科院的经费投入支持，并不是市场机制的产物，就是国家认为水利建设和农业水产是非常重要的，是国计民生发展的基础，持续几十年投资建起来的。其他鱼子酱生产国，跟中国最大的差别并不在于谁有市场机制谁没有市场机制，最大的差别还是在中国有许多世界第一流的水产科学研究机构和大学，有技术有人才。现在最大的几家鱼子酱生产企业，他们的老板或者高层，很多都是大连海洋大学、浙江海洋大学这些等大学毕业的。

第二点，鱼子酱产业能成功的关键是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水产基础设施。能产鱼子酱的鲟鱼，它必须在25度以下0度以上的冷水里边生活，温度高了会被热死，温度低了会被冻死，而且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稍微有点污染或者缺氧就活不了。原来最好的淡水冷水资源在伏尔加河流域的下游，这个地方温度好、水质也好。

后来我们才发现，比河流更适合养殖鲟鱼的地方是大型的湖泊或者水库。这里边水量大，水体的温度就比较恒定。偏远地区的湖泊也可以，就是不方便搞科研和生产；靠近经济发达地区的湖泊水质一般又不太好，比如洞庭湖鄱阳湖这种，水质不达标。找来找去，终于发现了一个最好的地方，就是浙江的千岛湖水库。这个地方位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靠近上海等许多大中城市，湖里的水产养殖业很发达，周边做鱼饲料、养殖网箱的企业非常多，配套成熟，有养鱼经验的工人也很好招聘，总之就是搞科研、搞生产、搞销售都很方便。水库非常大，水面有好几百平方公里，水深三十多米，水温常年保持恒定，水质又非常好，是国家一级水源保护区。所以最后农业部和水科院选择了这个地方搞鲟鱼养殖的产业化示范基地，就取得了成功。

千岛湖虽然叫湖，它并不是天然湖泊，它的原名叫新安江水库。它是1955年到1960年，中央政府调集全国的科研设计人员和三千多工程建设人员花了五年时间建成的，是新中国独立设计、独立建成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建设的时候不是市场经济，是计划经济，建设的目的不是为了养鱼，是为了救灾和发电。华南地区是长江淮河的入海处，河流水系非常多，也非常容易发大水，同时上海当时又是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城市，电力非常紧缺，为了解决这两个大问题，国家才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建设了新安江水库。建成以后主要用来防洪、发电，还负责给浙江地区的老百姓供水，是国家重点保护的一级饮水水源地，后来又发展养鱼和旅游，但这都是附带的。

世界上在如此靠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水产养殖业基础这么强、水质这么好，水面又这么大的水库，是非常罕见的。如果仅仅是为了发展鲟鱼养殖这么小的一个产业而修这么一个水库，那肯定不划算，只有把防洪、供水、发电、养殖等综合收益统筹考虑，建设千岛湖新安江水库才是核算的。这就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在国家和大区域层面、从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尺度来统筹考虑整体发展利益的主体，来有效的调度安排，这样的大型基础设施才能又快又好的建立起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主义的优势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等千岛湖鲟鱼养殖和鱼子酱生产技术转化成功以后，很快就向全国推广。四川地区发展的尤其好，现在已经超过了浙江，成了全中国同时也是全世界最大的鲟鱼养殖和鱼子酱生产基地。为什么浙江先起来，因为新安江水库在浙江；为什么四川后来居上，因为它有很多中小型水库，冷水资源比浙江更好。

四川背靠青藏高原，有很多雪山，到了夏天雪山融水留下来，那个温度够低而且水质也非常好。但这些冷水资源要变成能人工养殖鲟鱼的产业资源，还是需要先修水库。而四川偏偏就是我国水库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它是我们国家的战略大后方，也是重要的农业基地，建国以后，政府连续六七十年不断推动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在四川建起来六千多个水库，为鲟鱼养殖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这些水库都不是为了养鲟鱼修的，甚至都不是为了赚钱修的，都是综合考虑了防洪、灌溉等综合效益，为了国家和地区几十年上百年的发展而修建的。

四川这边有几家鱼子酱企业发展起来以后，当地的地方政府马上就跟进做配套，帮企业到浙江去搞招商引资，把鱼子酱的整个产业链全给引进来了，还搞了一个鱼子酱产业园，不搞大水库了，搞小水池，直接把雪山融入引入一个一个的小水池，活水养殖，效果更好。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竞争，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不管是建设水科院搞水利水产基础研究，海洋大学的人才培养，还是建设千岛湖水库这样的基础设施，地方上搞鱼子酱产业园这种属地化的产业服务，都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现。最后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创新体系，中央政府推进基础研究，省市级地方政府建设水库这样的基础设施，县乡等基层政府就搞产业园把本地优势资源集中起来为企业提供服务，企业家负责组织生产和开拓市场。层次清晰、分工合理。不同的主体分别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彼此密切配合，社会主义的优势跟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政府的资源统筹能力和全局观跟企业家的利润驱动、企业之间的价格竞争结合起来，就会爆发出巨大的威力，对其他国家竞争对手形成降维打击。

中国崛起背后的体制性力量

与中国企业的降维打击能力（2）

鱼子酱只是一个小产业，其实我们用这个思路去解读其它中国占据优势的产业，也都一样。可以一通百通啊。比如新能源光伏产业，中国2000年以后才开始市场化起步，之前都是美国、欧洲、日本的企业在这 个领域占据垄断地位。中国的企业也是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把这些欧美日本的老牌光伏巨头打的落花流水，纷纷破产倒闭，很快几乎在从原材料一直到光伏组建的全产业链都占据了90%的市场，在全球光伏市场占了垄断地位。这又是怎么做到的？

中国在2002年以前基本就没有光伏产业，主要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推，把它作为未来人类新能源的发展方向。国内的一些民营小老板，看中了欧美国家的光伏市场，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和机械设备，利用中国劳动力便宜、电价便宜的优势，生产光伏板出口到欧美赚一点钱。2004年比较关键，欧盟出台了光伏生产进行大幅度财政补贴的政策。这一下生产光伏卖到欧洲就更赚钱了，国内的民营企业开始疯狂的引进生产线，开始爆产能。产能一上来，国家就开始重视了。

光伏的核心原材料是多晶硅，生产线和主要专利都掌握在外国企业手里，中国企业只能赚一点点产品加工的辛苦钱，大头被国外赚走了。这也是普通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分工的常态。如果一直按照这个模式发展，中国人越拼命，发达国家就赚的越多。但这里边有一个BUG——中国不是普通发展中国家。普通发展中国家不会造原子弹氢弹，不会一建国一穷二白的时候就开始研发卫星导弹核潜艇，没有一套完整的基础科学研发系统和完整的工业体系。

眼看到光伏产业总量做大，核心环节却受制于人，这套体系就开始发力了。中国的保利集团，2006年，跟一家做光伏的民营企业协鑫合资，共同成立了一家叫做保利协鑫的企业，保利占股45%。保利集团是大央企，是原来的解放军总参谋部跟中信合作成立的，刚开始主要做武器进出口，后来逐步进入军民融合和军工技术民用化等领域。它在光伏领域突然出手，背后肯定是有高人在操作的。

保利协鑫刚成立之后不久，就宣布研发突破了多晶硅的关键生产工艺，把西方发达国家原来的高温工艺给颠覆了，推出了冷氢加工工艺。以前生产多晶硅，需要把温度提高到1200度以上，非常耗电，保利协鑫的新工艺，可以只需要把原材料加热到五六百度就可以生产多晶硅了。温度降低了一半，能耗降低了不止一半，一下子就把国内多晶硅的生产成本拉低70%。这样一来，中国的光伏企业不仅掌握了核心工艺，还取得了对国外企业的压倒性的成本优势。

这个技术是从哪里来的？它是前化学工业部第六设计院最先研发出来的。六院后来改制，成立了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华陆的公司简介里边，它说它“为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和化工行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人家是直接参加了“两弹一星”研发的，技术和人才储备非常强。它“在2006年着手多晶硅技术开发，凭借在有机硅、三氯氢硅合成等硅材料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成功开发出冷氢化等系列技术，实现了多晶硅技术及生产设备的自主化、国产化”。

保利协鑫把华陆的技术进一步优化，让它可以成熟的应用到实际生产线上，是一次非常典型的军民融合、军工技术向民用领域转化的过程。这个技术一出来，国产光伏的竞争力就直线上升，材料和设备也不再依赖国外的。而且保利在这项核心技术突破以后不久，就退出了保利协鑫，不再占据控股地位，把控股权让给了协鑫集团，合资公司的名字也改了，不叫保利协鑫了，叫协鑫科技。这就是我们古诗里边说的，“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关键时刻，参与两弹一星的研发力量在背后推你一把，哪个发展中国家的民营企业能有这个待遇啊？从2002年到2008年，中国只用了大概六年的时间，光伏产业就几乎0产能开始，直接变成了全球第一大光伏生产国。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让出过头把交椅。

中国光伏产能世界第一，还掌握了核心技术。欧美国家一看就开始急了。他们出台光伏补贴的本意是要扶持本国企业的，结果本国企业都成了扶不起来的阿斗，在本国市场上硬是被中国的产品给击败了，财政补贴全补贴到中国企业头上去了。他们就很生气，拿起贸易制裁的大棒开始收拾中国企业，宣布对中国出口的光伏产品搞“反倾销”。说中国企业低成本倾销光伏产品，为的就是非法获取垄断地位然后获利。要对中国出口的光伏产品征收从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两百多的“反倾销税”。

这一下很多中国光伏企业就受不了了，市场没了，产品卖不出去，之前投资的产能收不回成本，好多企业纷纷破产倒闭。关键时刻，中国政府又出手了，搞了一个“金太阳”示范工程。在中国的西部地区大量的开建光伏电站，把这些过剩的产能消耗掉。这种消耗一方面要国家财政有钱，但也不是说财政花钱买一堆光伏板往沙漠戈壁滩里边一放就可以的，关键是发出来的电要有地方用。中国搞金太阳工程的底气关键不是财政有钱，关键是我们有全世界最大的电力输送网络和全世界最先进的特高压输电技术。西部是沙漠和戈壁多、光照条件好，但经济发展也落后，发出来的点没地用也不行，那就是纯浪费了。

国家电网早就把从西部到东中部经济发达地区的输电骨干网络建起来了。中国政府1986年就提出了“西电东送”的构想，1996年开始正式开建，到2008年已经累计投入了超过5000个亿，让西部发的电可以比较容易的输送到中东部地区使用。这个骨干网络的建设不仅是花钱。我以前非常喜欢登山，累死累活爬上一座高山，觉得自己特别厉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结果抬头一看，前边就架着一座高压输电塔，原来电力工人们不仅早就来过，还把这种几千吨重的大家伙搬上来组装好，形成跨越几千公里的输电网络。一想到这个，我就对我们的一线工人的战斗力和国有企业的组织调度能力佩服的五体投地。这种国有体制的动员组织能力，是中国经济崛起最坚实的基础之一，也是其他国家真正难以望我们项背的。

有了这个输电网络，我们才能在关键时刻在西部大建光伏电站，电力建光伏电站的这个钱花下去，既与解决了中国光伏出口受限、产能过剩的问题，又解决了东中部地区的缺电问题。我们的光伏产业，这才抗住了来自欧美国家的反倾销打击，走出低谷，制霸全球。

光伏的发展，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跟市场经济体制完美结合的一个经典案例。这是一个系统性的胜利，不是某一个企业的胜利。在这个过程中，这个系统怎么发挥作用呢？我总结成一句话：民营企业反应快、国有体制能扛事儿。

民营企业家最先发现有能赚钱的新领域，还没有等国有体制反应过来，就一拥而上引进生产线和原材料开始做光伏。这是市场机制的优势。但真遇到麻烦事，关键时刻还是要有一双强有力的大手在背后撑一把，把关键技术被卡脖子、被外国政府搞反倾销这些大事儿给扛下来、解决掉。最后就是国有民营“双赢”。

很多人观察中国经济，只会看表面的宏观数据，或者就是看一个一个企业发展的辉煌历程，企业家创业故事一个比一个波澜起伏、激动人心，但看不到支撑这些宏观数据和企业发展的基础性体系性的力量。这就是缺乏深度的。

而且光伏的发展，除了冷氢化的关键技术支持和“金太阳”工程这种关键时刻的帮助以外，国家体制对产业的支持其实还有更基础更长远的一面。像什么人才培养、营商环境这些宏观的东西就不说了，具体到光伏，它是一个高耗能产业，主要是耗电，电力成本对它的竞争力影响非常大。电价便宜的国家，做光伏就有优势。

在工业化国家当中，全世界电价最便宜的国家就是中国。英国、美国、日本、韩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等这些工业化或者后工业化国家，电费全都比中国贵，而且是贵很多。有些国家居民电费比中国便宜，比如阿塞拜疆、老挝这种国家，但那是因为它们压根就没有工业化，基本没有工业用电的需求。前几年有人说越南电费便宜，要把中国制造的产业链转移出去，结果稍微转移了一点点、工业用电需求上来以后，立刻就是全国供电紧缺、经常拉闸限电，好多去了越南的企业受不了频繁断电的损失又搬回了国内。而且就越南这点可怜的工业用电发电量，很大部分火电站还是中国援助建设的，没有中国的火电技术输出和援助建设，它连现在的工业体量都撑不住。电费便宜、工业生产还管够的，全世界就只有中国一家。

我们零几年的时候也经常拉闸限电，但很快引起了国家重视，大力投资建设新的电站、电网，迅速解决了电力缺口。

前段时间我们宣布要对稀有金属镓的出口进行管制，其实是对美国限制对华出口半导体设备的一次反击，因为镓是半导体工业必不可少的稀有金属，需要的不多，但没它不行。为什么我们在镓这个领域具有全球垄断地位，可以把它当武器来跟美国人斗呢？说到底还是能源基础设施的优势。

因为镓这种金属它是没有独立矿藏的。镓都是伴生矿，主要是伴生在铝矿石里边，含量非常非常低。单独为了镓而开采和冶炼铝矿石很不划算，那成本就会高到天上去。唯一大规模获得镓的办法，就是大规模的建电解铝工厂。在电解铝的过程中，增加一道工序，把镓分离出来。这样镓的成本就很低，至少是可控，价钱不会上天。而电解铝就是典型的高耗能产业，主要就是耗电，谁家的电费便宜谁家的电解铝就有优势。

工业化国家里边，中国的工业电价不仅最便宜，而且量大管饱，稳定供应。所以全世界的电解铝产能，中国一家就占了接近60%。我们还一直把它当成落后产能，努力压缩并且向外转移，压缩转移了这么多年，还是世界第一。

现在电解铝产业还有一个国家发展的很迅猛，我们不够用还要找它进口，那就是印度。但印度不掌握从电解铝当中分离镓的技术。说白了，就是掌握技术的国家电价比我贵，电价跟我差不多的国家技术不够先进，全世界没有一个能打的，2022年，全球98%的镓产量都集中到了中国，靠的不是运气，是深厚的内力。

我们在能源电力供应上的内力是怎么练成的？想想前边说的建国初期的新安江水库建设，还有后来的葛洲坝、三峡、白鹤滩；想想开发大庆油田的石油工人王庆喜、那些在高山丛林的铁塔上攀爬的电力工人；还有研发出多晶硅冷氢工艺的化工部研究所，以及“两弹一星”的艰苦历程。有人说，这事儿还跟“两弹一星”有关系？当然有关系，核武器研发培养了一大批核技术人才，这些人很多都参与了后来的秦山核电站建设，一路把中国的核电技术推到了世界顶尖水平。

中国崛起的经济学新思维

与走向世界的中国道路

恩格斯曾经这样评价过拿破仑，他说：“拿破仑做了法国的军事独裁者,因为当时法国需要这样的人;假如没有拿破仑,也会有别人来扮演这个角色。”这句话上过中学历史和政治的人应该都知道，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名言。中国那么多成功的企业、成功的企业家，他们也就像是本行业的拿破仑一样，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冲锋陷阵，立下赫赫战功，收获了无数的桂冠。

但是，如果没有他们，同样也会有别人来扮演这个角色；如果他们背后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体制提供支持，他们也无法在与其他国家的企业家的竞争中取得胜利。像抖音短视频现在这么火，都可以说是横扫全世界了，在美国欧洲的手机短视频类应用下载长期排名第一。那是因为抖音的创始人张一鸣特别厉害吗？他确实厉害，但短视频应用的王者最先出现在中国，那也是历史的必然。

短视频为什么首先在中国火起来？核心就是一点，中国在4G和5G时代的移动互联网建设速度世界第一，智能手机的普及率和信号覆盖面最好，繁华都市、穷乡僻壤，到处都能用手机刷视频，在乡下耕地累了坐在田坎上歇会儿都能掏出手机刷一下短视频，这在全世界无人能敌。所以现在短视频、手机购物、直播带货这些领域，中国是全世界毫无争议的龙头老大、创新中心。有了这张全世界最发达的无线通讯网络和消费市场，没有了谁，都不影响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创新能力站在世界前列。电脑互联网时代我们还只能跟在美国后边创新，美国人先搞了亚马逊，我们才有淘宝、京东和当当；美国人搞了油管（YouTube），我们才搞了土豆和优酷；美国人搞了Facebook，我们的企业家就跟着搞了人人网。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就不是这样了，我们跟美国可以并驾齐驱，在某些方面还走到前面了。这里边有几个关键的事件。

第一件大事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邮电部花大价钱引进了比利时的数字化程控交换机生产线，组织人员把它研究透彻，研发出来了自己的数字化程控交换机，然后在西安邮电十所开培训班，全国所有通讯企业不分国企民营都可以派人过来免费学。华为的数字程控交换机的核心研发人员大部分都是这个培训班出来的。

第二件大事，就是国家组织修建了“八横八纵”的覆盖全国的通讯骨干网络，直到现在这张骨干网络都还在发挥作用，还在不停的扩张建设，后来又搞了“村村通”工程，确保每一个村庄都通电话、通网络。整个建设过程跟电网建设一样，充满了艰辛和付出，在一些自然条件特别恶劣的地区还动用了军队，有很多建设者牺牲在了高山丛林之中。有了这张骨干网络，各种终端包括电话、电脑、智能手机才能互联互通。拿着这张网络，我们才有资格去跟欧美谈合作条件，谁愿意跟我们合作搞技术研发、我们就让它优先进入这张网络。

经过几轮博弈斗争，引进学习了欧美的技术，才有了第三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就是邮电部主导各方面的研究力量，做出来了中国的3G技术标准TD-SCDMA，并且把华为、中兴通讯等民营企业拉进来搞了一个技术联盟，又让中国移动建了一张覆盖全国的TD-SCDMA网络，只有这个技术联盟的企业才能生产相关的通讯设备，只有这个技术联盟生产的手机才能上这张3G网。华为和中兴从TD-SCDMA网络建设中赚了很多钱，也获得了很多技术。然后我们又在这个标准的基础上再完善，搞出来了中国的4G技术标准，而且压过了欧美一头。

3G传语音和图片比较流畅，要看视频和直播，那就需要要4G以上的技术才行。4G网络成熟以后，中国的手机短视频产业很快就发展起来了，不仅有抖音，还有快手，还有淘宝的直播带货平台，等等，可以说是百花齐放，抖音如果不做大，肯定也会有其他平台做大。作为曾经的全球互联网创新龙头，美国没有能够抢先搞出短视频，不是它的企业创新能力不强，不是美国的投资者和企业家的眼光不如张一鸣，关键还是它的4G技术和网络建设速度比中国慢了一步。

可以说，不管是华为，还是阿里巴巴、腾讯，还是抖音、希音，不同时代中国民营通讯与互联网巨头的崛起，背后都是中国通讯基础设施和技术标准的快速进步在背后支撑的。先有基础设施网络和技术标准研发，才有了短视频、直播带货、手机购物、手机点外卖、手机打车这些后续衍生的业态。国有体制打基础，市场经济建高楼。我们要从这条线来理解中国经济，它的发展线条不是中央银行降低利息和准备金，然后给市场注入货币，大家拿去投资消费拉动了经济增长。如果我们总是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讲的货币、财政这些个视角去观察经济，永远都是空对空，看不到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的真正动力。

全世界的国家，几乎所有的政府和央行领导都知道，经济增长慢了应该放松银根、通货膨胀高了应该加息回收流动性。政府只需要做这些事情，然后剩下的全部交给市场，让企业自由竞争就能搞好一个国家的经济？那真是开玩笑、鬼才信。靠这个办法有几个国家把经济搞好的？

这一套经济学理论，必须被抛弃。它是传统殖民列强，用来忽悠发展中国家的一套虚伪的理论，让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走“无为而治”的道路，让本国企业自生自灭、孤立无援。按照这套理论来发展，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只能有一个，就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

在二战以前，依靠殖民掠夺建立先进产业结构和更强科研实力的发达国家，就可以永远占据全球分工的金字塔尖。它们永远做先进科技研发和产业创新，发展中国家永远做低端制造业、农业和资源型产业。发达国家可以轻松依靠资本和专利从发展中国家吸取利润，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越努力越辛苦，发达国家的钱赚的越多、生活水平越高。这些超额利润，又被花到技术研发中去，包括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保持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和技术优势，一旦发现不按照它们规则出牌的发展中国家，就先用贸易制裁、再用资本制裁，然后是技术制裁，最后都不行了，就采取军事打击，总之用各种手段确保现有的国际分工和利益格局。它们又用高端科技与产业需求将发展中国家的顶尖人才吸引过去，我们清华北大的高技术人才，就一批又一批的移民美国，因为那里有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工作生活环境。这样，发达国家将长期保持在资本、技术、军事和人才智力方面的优势，曾经被他们殖民掠夺发展中国家就永无出头之日。

要彻底改变这种局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改变它们向发展中国家推销的经济学理论。这是一种包装成“成功经验”的意识形态洗脑，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蓄意的欺骗。它从理论上掩盖了西方发达国家不是依靠市场竞争而是依靠殖民侵略和掠夺发家致富的历史，把它们的成功描述成为利用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自然而然的竞争取得的胜利成果，然后告诉发展中国家，只需要复制这套体制，就可以或者说有望能从新走一遍西方列强的发家之路。如果你失败了，那也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结果。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对西方发达国家二战以前殖民侵略的黑历史，我们不可能再去追究他们的历史责任，但把它和今天的国际秩序之间的因果关系实事求是的讲清楚仍然是必要的。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力量，是要用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来积累的。

像中国这种国家的发展潜力那更是跟它数千年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从大禹治水甚至更早的时代开始，中国人就逐步形成了通过大规模的集体协作、长时间的艰苦奋斗去改变生存环境、建设大型基础设施的传统，在修建铁路、高速公路、港口、电站、无线通讯网络等方面的动员能力和协作能力无人能及。没有这个基础，今天的中国不会发展这么快这么好。

而西方国家的强大，至少是跟他们在三百多年前开始的全球殖民侵略历史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这种血腥的资源掠夺带来的资本原始积累支撑诱发他们的工业革命和工业化，他们不可能在二战后的国际分工中占据如此突出的优势地位。日本和德国虽然二战战败，但他们在战前就已经靠殖民掠夺成了发达国家，其基础设施、科技能力、技术与管理人才等最关键的基础并没有因为战败而消失，这是他们能在战争结束后重新崛起的关键。铁路虽然被炸断了，但大部分铁轨、路基和隧道还在；城市的房屋被摧毁了，但地基和下水道还在；国家虽然被占领了，但科技人才还在；军队虽然被解散了，但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还在。

总之，重建总比新修要容易的多。发展中国家一直就没有这个基础，要走出困境，改变数百年历史所形成的分工宿命，不可能像英美学习，也不可能向日本德国学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向中国学习、向中国寻求帮助。

首先，要获得切实可靠的国家安全保障，这就要学习中国的军事训练和组织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有效的社会组织动员体系。要引进中国的武器而不是西方列强的武器。

中国是目前唯一一个在近代历史上没有殖民侵略史的联合国或国联常任理事国，是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的代表。北约的教官只有在优势火力条件下侵略别国的经验，没有以弱御强的经验。只有中国才有以相对弱小的兵力抵抗列强殖民入侵的丰富战争经验。发展中国家搞国防，学中国是最好的。中国的武器也更加便宜实用。当然，也要跟中国一样，要把先进武器的购买和自主研发结合起来，逐步探索军事能力向民用技术转化的能力。

解决了国家安全问题，接下来就是用军事力量来保障内部稳定，并建立统一的行政管理体系，消灭或有效削弱地方军阀封建割据势力，建立中央权威。要学习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建立职业化的文官制度，建立以理工科为主的基础教育系统。

这套系统有了，就可以跟中国合作建设综合的基础设施体系，包括公路、铁路、港口、无线通讯网络等等，并根据国家的资源禀赋特征新建一些合适的化工冶金等重工业。由于国家体量的限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像中国一样建设的那么全面，主要是选择一部分合适的来建。这样，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底子就有了。

这套打法的关键是要军事和政治建设先行，不是经济发展先行。没有比较好的军事组织和治理体系，建设也不好搞，建设过程中会不断的有国际国内的各种敌对势力跳出来打着民生、生态、自由等各种旗号出来捣乱。军事和政治基础不稳固，各种经济建设成果随时都会灰飞烟灭。当然，美国人也卖武器、也愿意免费提供政治体制建设的建议，但买了美国人的武器、学了美国的体制，接下来来的就是美国的投资银行家和NGO；买了中国武器、学了中国的体制，接下来来的就是中国的建筑工人和工程师，这二者的效果能一样吗？

不管是搞军事还是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统一进行资源调度，在这个时期，中央权威要有保证，对资源要素的配置要以中央政府主导，要能有力镇压地方利益集团闹事破坏国家建设，有限的资源要优先用来保障战略性项目的建设和粮食等基础民生。

基础打好了，再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发展有比较竞争优势的轻工业，参与全球化国际大分工，用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来促进国内经济的繁荣，用经济的发展红利再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科技研发、基础设施建设。

这条路，是目前为止唯一正确的道路。走中国开拓的独立自主的新路，还是跟着美国走殖民体系留下来的老路，这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要面临的选择。我相信，随着中国的强大，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会抛弃欧美资本推销的道路，走上中国式的国家发展道路。

分析理解中国崛起的关键框架总结

对中国而言，我们不仅要对外推广成功经验，自己也要继续深入研究、总结、探索。总结中国经济崛起的经验，我觉得至少要从四个方面着手：

第一个方面是要重新解读中国的历史，更深刻的理解中国古代的治国传统。

从秦始皇时代开始，中国人就开始思考如何管理好中央集权式的郡县制政府。如何避免这样的政府权力失控？经过多次改朝换代，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已经非常深刻了。中国古代在反腐败、反特权和政府治理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这深刻的影响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命运。同样是社会主义体制，中国成功了而苏联却失败了。苏联为什么会解体？因为他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建立起一个能够管理所有生产资料的集权化体制之后，官僚体系变得无所不能，既掌握行政司法，又掌握生产资料甚至生活资料，成了社会资源绝对的控制者。这种情况下，官僚体系变成了一个特权集团，并且迅速走向腐化堕落。

苏联没有中国这样几千年的集权制政府治理经验，面对这个问题，他们不知道如何解决。反之，在中央集权体制下，中国有一套非常成熟的职业文官管理制度和思想。今天我们搞反腐败、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这种传统治国理念的体现。中国的领导人一直都很清楚，治国就是治吏。全民和全社会对这种做法的认可程度也非常高，都是几千年历史文化教育出来的，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也知道里边的利弊得失。苏联在很多历史时期都探索过把市场经济跟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包括新经济政策、柯西金改革、戈尔巴乔夫改革等，但全都失败了。

所以说，不是苏联领导人不想搞市场经济，也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没法跟市场经济结合，关键是他们的官僚管理体制不行，尺度掌握不好，不是杀的太狠就是放的太宽，最后把自己折腾解体了。中国在这方面也走了一些弯路，但对节奏和细节的把控能力，远远超过了苏联的水平，这才取得了成功。

这是跟苏联比，我们在跟欧美国家比。我们是职业文官、职业政治家治国。要想当个县长、处长，官员必须从基层一步一步做起来，没有十多年的政府工作经验，不可能当市长；没有二三十年的经验，不可能当省部级以上的干部。我们的体制是实干型体制，谁上谁不上主要看实践出来的成绩；欧美国家的体制是业余政治家体制，不管是商人还是电影明星，登高一呼参加竞选就能当市长州长甚至国家总统，那些所谓的职业搞政治的，其实是职业搞竞选的，平时的工作就是作秀拉选票和筹款，擅长表演而不是实践，本质上是政治演员，跟我们中国在实际工作岗位几十年如一日成长起来的政治政治家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政府管理是高度专业化的职业，欧美的政治家跟中国的政治家相比，就是业余选手和职业选手的差别，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不要用你的业余爱好去挑战别人的饭碗。西方与中国政治制度的竞争，就有这么大的差距。

在职业政治家制度下，在确立了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路线以后，不同地方、不同部门的政府之间围绕经济增长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官员们为了民生政绩而拼命干活，这里边既有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的支撑，也有保住自己饭碗和追求个人政治进步的动力。这也是我的《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里边探究的一个重点。

美国的科技企业是很厉害很值得尊重的，但美国的政府官员的水平是很差的。以前没有中国，这种一高一低的配置还能通吃，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市场经济改革，现在企业也很厉害，政府也很厉害，它就注定会慢慢的被我们比下去了。中国的制度比美国的制度好，主要就体现在政府和国有体制厉害。民营企业两边都很厉害，差别不大，差距主要还是体现在政府治理上。现在美国单个的科技企业创新能力还可以，但基础设施和社会治安是越来越差，已经开始撑不起企业的创新了，政府治理能力不行是它未来发展的关键短板。

研究中国崛起的第二个重点，是中国历史上的人民革命传统。

儒家和法家思想治国能够出现盛世，但经历过长时间的繁荣以后，它就会逐步迅速衰落，每隔两三百年就会出现一次大的改朝换代。这种改朝换代并没有让中国彻底堕落，经过改朝换代之后，我们又会出现新的盛世。这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关键——我们具备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来完成内部革新的能力，这是一种凤凰涅槃的能力，是其他文明所不具备的。所以其他近代以前强大的古文明，除了中华文明以外，全都衰落了，至今无法崛起。能够在现代再次崛起的只有中国。

这次崛起的根基是什么？不可否认，就是革命，从1921年到1949年的红色革命，没有这次规模空前的大革命，今天的一切成就都是不可想象的。革命把一切腐朽的落后的旧势力都扫除了，给社会精英阶层来了一次彻底的大换血，国家才因此重新焕发活力。我们需要正确理解，从革命战争到建国再到改革开放的发展路径，它的内在发展逻辑是什么？从革命到建设、从革命到盛世的发展规律是什么？要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不能一说中国文化传统就是儒家、法家，那只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方面，主要用于和平时期治理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就是老百姓革命造反的传统。这里两者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可以说缺一不可，少了谁都不行。光会造反不会建设不行，光会建设不会造反也不行。

二者之间看起来像是互相否定的关系，但从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其实又是互相促进彼此配合的关系，它们之间有非常深层次的内在联系。这个内在联系，关系到中华文明真正的内核。我在《中国崛起》这个书里边讲了一部分，点到了一些关键点，比如去宗教化的世俗主义、人本主义世界观、基于大禹治水的集体主义传统等等，但讲的还不够全面不够透彻，后来又另外写了一套专门研究中国历史的书，包括《帝制与盛世》、《变法与失序》、《晚清六十年的革命与改良》等等。但也不敢说把这个问题讲透了，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理解中国崛起的第三个关键点，是要正确认识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价值和缺陷。在经济上，就是要正确认识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的价值和问题。

我们先说自由贸易。西方经常用自由贸易等术语来攻击中国，对我们发动贸易战；或者说我们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对我们的产品搞反倾销。

我们要正确理解自由贸易与西方殖民霸权的关系，不能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一方面要坚决反对西方殖民霸权，一方面又要欢迎真正的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

我们要很清醒的知道，西方近代的崛起不是建立在市场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殖民征服的基础上。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经常有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说，西方人搞了自由贸易、市场竞争，建立了民主体制，然后就变得强大了。这显然颠倒了因果。它不是搞先搞自由贸易和民主选举，然后再强大。它是先搞殖民侵略，拿着殖民侵略抢来的资源去发展经济，等到经济上的优势已经确立以后，才开始推自由贸易。

工业革命爆发于1776年，亚当·斯密主张建立市场经济的《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然而，英国的全球霸权早在1776年之前就已经形成。它在工业革命之前一百多年就侵略了印度。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这个称号也不是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是在工业革命之前出现的。它在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之后，就奠定了全球霸主地位，自称“日不落帝国”了。英国人的发家史，是首先建造轮船和大炮，在全世界进行殖民征服，到处抢资源发了大财，尤其是控制了印度，把印度的棉纺织技术引进到了英国国内，并用高关税禁止其它国家的纺织品进入英国市场，又强迫印度以零关税进口英国的纺织品，这才扶植起来它本国的棉纺织业。棉纺织业兴盛以后，才有了珍妮纺纱机和蒸汽机这样的技术革新。等到它的棉纺织业技术最先进了，它才开始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在全世界倾销它的纺织品，谁不允许它“自由贸易”它就打谁。

我们需要理清楚前后关系，这样才能明确西方国家的发展逻辑，不能幻想简单通过自由市场就能发展起来。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自由贸易是要支持的，不能将自由贸易视为错误。问题的关键是，不能将自由贸易建立在西方霸权的基础之上。自由贸易的前提是平等和安全，不是你有核武器我有纺织品、你有航空母舰我有粮食土豆这种“自由贸易”。而是被殖民侵略的国家——以中国为代表——也有了航母和核武器，然后才去跟殖民列强们谈自由贸易，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贸易的权利。

市场经济也是一样，它本质上是个好东西。我们曾经搞过计划经济，后来抛弃了，关键原因是计划经济严重妨碍自由竞争和社会进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进行，人类的创新潜能被官僚化的体制压抑，无法充分发挥，社会进步逐渐陷入停滞。它只能作为战争时期、或者从战争向和平时期过渡时期的特殊的、临时性的做法，一旦战争威胁解除，我们就必须抛弃它。

要正确理解市场经济，关键是要讲清楚企业家精神的正面和负面效应。不能把企业家和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资本家划等号。这是我在《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里讲的重点。企业家精神，就是为了追求利润而进行积极创新的意识和才能。为了追求利润，企业家会积极创新，这种创新可以用来干好事，也可以干坏事。可以创造出非常好的产品和服务赚钱，比如华为制造的通讯设备和手机可以方便人们及时交流，淘宝、京东、拼多多、美团能让我们以更低的价格更快的速度买到东西，它们赚钱，这是我们坚决支持的。创造性的领域，我们要鼓励企业家精神充分发挥，市场竞争越充分越好。但同时，一些人为了追求利润，也可能贪污国有资产，将石油、煤矿等全民资产据为己有，也可以制造金融或房地产泡沫来掠夺财富，也可以囤积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哄抬基础物资的价格，让很多人不得不把全部家产拿出来，买一点仅够自己吃的粮食。

所以，我就在书里边讲，一个优秀的经济体制应该让企业家精神被用于为社会创造有益财富，而不是通过投机掠夺来破坏社会财富。自由竞争和利润驱动并不能保证这一点，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对市场竞争和企业家精神的发挥进行监督和引导。

要让基于自然资源和自然垄断产生的利益能够公平分配，石油矿产以及交通通讯网络应该掌握在公共机构手中；要能控制粮食、水等基础生活物资，杜绝囤积居奇；要能严厉打击金融地产投机，引导企业家更多从实体经济创新中获利；要能严厉惩罚侵吞公共财产的罪行，杜绝公共机构官员与私营机构勾结牟利。种种制度设计的目的，就是让人人都努力工作、努力创新，通过为他人创造有益的财富而是掠夺他人已有的财富来获利，这就是最好的制度。

一个好的社会制度一定是一柄双刃剑。什么双刃剑？一边能切蛋糕，把财富分配给做出贡献的人；一边能砍脑袋，严厉惩罚破坏社会财富的行为。只有在这两方面都做得足够好的制度，才是好的社会经济制度。

中国目前的经济制度，不是完美的，但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现有的制度相比，是最接近这一理想的。

中国经济崛起必须充分理解的第四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理想。

马克思给我们构建的社会主义理想国可能并不一定能够真正实现，它只是一个完全基于理论构想出来的东西，但凡理论构想的社会，一定会跟现实发生偏差。

马克思说要消灭私有制，苏联人就当真把私有制全给干掉了，生产资料全部掌握在政府手里，结果问题很严重，苏联解体了。但马克思构建理想国的基本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它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良心”，将心比心，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而应该是大家共同承担必要的痛苦和一起享受现实条件允许的幸福，根本上就是要公平，付出和获得要对等，从这一条出发，马克思恩格斯痛恨当时他们所处的社会现实，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推翻这样的社会，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这个出发点是没问题的，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改变。

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争论，目前来看消灭私有制不行，消灭公有制更不行，最好的方式是既有分工合作又有市场竞争，我称之为“多元竞合”模式。石油煤矿、交通电力通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领域公有制为主一般来说效果好，不过也不能搞绝对的国有制，要给民营经济留空间，有门槛但是无禁区；各种制造业一般来说民营企业创新速度快竞争能力强，不过国有经济进去参与竞争也是好的。劳动者的权利要保护，但企业家也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各种生产要素参与经济建设都应该根据贡献获得收益。

社会主义追求公平公正的理想必须坚持，怎么把它跟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思想结合好，这个问题需要深入研究讨论的空间还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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