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方们，在批狂揽华裔小孩

“loser乒国。”女儿指着货架说。

卢娜愣住了。顺着女儿的手指看去，是超市生鲜区的一堆青苹果。

原来，女儿是想说“绿色苹果”。

反应过来后，她心里一阵崩溃。

她和丈夫生活在新西兰。三个孩子陆续到了学语的年纪，夫妻二人有些焦虑。

和孩子们说中文，孩子们却习惯性地回答英语。给孩子放中文动画片，一会儿不留意，就被他们切回英文版。只有上了学的大女儿相对愿意讲中文，但音调奇奇怪怪的，“就像外国人说汉语”。

卢娜不希望孩子变成“香蕉人”——她在新西兰见过不少——明明长着一张亚洲的脸，父母双方都是华人，却说不好中文、不认识汉字。

“这样会很奇怪的。”她对尚且懵懂的孩子们说。

她的苦恼，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华裔父母之中。

语言环境之于语言学习的作用已无需赘述。于华裔孩子，当地社会是个大环境，家庭是个小环境。慢慢长大，从家庭走向校园，当地语言自然而然成为“第一语言”。

而中文交流对象有限、应用场景单一，不去特意训练和学习，水平就一直停留在简单的生活用语上，渐渐退化成“第二语言”。

怎么教这些生活在海外的孩子学中文？华裔父母很苦恼。

而如今，有人瞄准了这份苦恼。

2021年夏天， “双减”政策落地。退出中小学学科培训后，新东方成立子公司比邻中文，向海外华裔儿童和青少年提供中文课程。他们在美国加州举行首个线下活动，吸引一众华裔父母咨询。

在活动现场，有华人父母对工作人员说，自己当年就是从新东方走向世界的，“现在孩子也要回到新东方了”。

还有卓越教育、瓜瓜龙启蒙、火花思维……教育培训企业纷纷开辟国际中文教育业务。他们似乎不约而同地在大洋彼岸，在华裔父母的忧愁中，发现新的机遇。

有业内人士分析：未来3-5年内，国际中文教育市场规模或将达到1000亿元以上。他说，庞大数字的背后，是“世界范围内的‘中文热’和海外华裔家庭与日俱增的中文学习需求”。

但真的如此？

国际中文教育市场，会是人们希望中的那片蓝海吗？

北京冬奥会之后，“如何培养出一个谷爱凌”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其中也包括生活在海外的华裔家长。

在他们心里，谷爱凌一口地道且流利的北京味儿普通话，在中文媒体面前的自如应对，与所取得的三块奥运奖牌同样令人钦羡。

要知道，成为一个多语言使用者，不是跨文化家庭小孩成长的必然。不同语言流利切换的背后，凝结着家庭的付出。

王老师从事国际中文教育工作12年，目前在澳大利亚陪女儿求学。

她告诉盐财经，在华裔孩子的中文学习上，任何一个语言老师都无法替代父母在家里的角色。

“如果妈妈们能在家里主动地用中文去与孩子交流，对孩子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她说。

生活在伦敦的陈琰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用一种更直观的框架与盐财经记者分析其中的道理：一个孩子，即使一星期上两次中文课，一次1.5小时，一星期花在中文学习上的时间也只是3个小时；但如果是父母在家里教中文、用中文沟通，每天交流3个小时，一星期就是21个小时。

“首先，学习时间就非常不一样。”

陈琰希望华裔父母理解在家里说中文的重要性、必要性，而不只是把孩子送到中文课堂去，然后撒手不管。

她见过太多这样的家长。明明选择送孩子去上中文学校，课前课后接送时却仍然用英语和孩子对话。甚至在网课间隙，还在用英语训话。

陈琰不理解，特别奇怪。自己一直坚持和孩子讲中文，大儿子刚刚上小学，中文和英语说得都不错，她不觉得这其中有什么困难。

直到小女儿逐渐到了学说话的年纪，从小在伦敦上幼儿园，和老师、同龄人学说话，英语成了她的第一语言。回家后，陈琰一讲中文，女儿就说：“No，no，I don’t want this.”

在女儿的固执面前，陈琰偶尔会败下阵来，把中文换成英语，再讲一遍。

她忽然理解了华裔父母将中文教育的任务转嫁给中文学校的个中缘由：“每个孩子情况不一样，有的接受能力强，有的比较抗拒，需要家长花更大的心力才能坚持下来。”

一些华人家庭，在家里讲中文，孩子只愿意回复一两个词语，英语再问一遍，孩子就滔滔不绝起来，“没必要为了学中文牺牲亲子关系质量”，他们解释说。

还一些孩子被诊断为发育迟缓，医生建议在学语期，先只学一种语言。于是，在孩子的语言启蒙阶段，中文被耽搁下来，只能在此后寄希望于中文学校的教学。

卢娜打算把孩子送去中文学校了。

继续在家里教，她担心“自己会心肌梗塞”。

“不管学什么，比起父母来，老师更有威严。”她说，“要是只有妈妈在，孩子就觉得，你明明听得懂我说英语，为什么一定要逼我说中文呢？”

作为中文老师，王老师有不同的想法。

她在澳大利亚所教授的孩子里，95%有华人背景，只有5%是纯粹的外国小孩。

两者相较，王老师觉得，那5%的外国家庭对于中文学习的规划和诉求更清晰。

反而是华裔家庭的家长，只是觉得家里有文化背景，孩子应该会中文，“但是想让孩子学成什么样、实现什么目标，家长是很含糊的”。

此外，是否能坚持在家里和孩子讲中文：“说到底，还是在家长心里，学中文这件事儿有多重要？如果足够重要，他们是能坚持下来的。”

她所有学生里中文水平最好的一个，自7岁跟着父母从上海来到澳洲起，就被要求在家里只讲中文。

现在，孩子上九年级，已经开始学着用中文写400字左右的议论文了。

王老师布置作业，要求用“无能为力”造句。

学生在横格纸上用规整的字迹写道：“我对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

像诗一样。

王老师把这篇作业分享给盐财经记者，说：“你能从上面看到坚持的力量。”

这家人对中文学习的诉求很明确，源于一个最原始的想法——如果孩子长大了，不能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用中文沟通，父母觉得会对不起长辈。

如今，孩子上九年级了，父亲又想，孩子以后如果回国内读大学，中文能力强将成为申请时的有力条件。

目标清晰，学习就会有规划、有效果。这个道理，适用于任何一种技能的学习。

但这个家庭只是个例。王老师觉得，绝大多数的华人父母，对于孩子学中文这个事儿，想得不太清楚，或者打心底觉得不是特别重要。

一个直观的例子是，如果一个孩子的学校活动、乐器考级、体育比赛和中文课时间撞在了一起，需要调整时间、作出妥协，“毋庸置疑，中文课是最先被舍弃的那个”。

还在国内生活时，王老师在公立高中工作过九年，辞职后，自己开过小型辅导机构，自认为对于教育培训行业有所了解，对于中国机构来海外发展中文教育的新方向，她个人不太看好。

此前，学科培训之所以在中国发展得风生水起，是因为教育需求在这片土地上真实地存在着，家长规划清晰、目标强烈，就是提高成绩，让孩子通过中高考，升上理想的平台。

但是华裔家长真的对中文学习有着强烈的需求吗？工作数十年，王老师愈发怀疑。

“说得直白点儿，机构如果要出海，得首先给华裔家长们‘洗脑’，给他们灌输一个学习目标、一套价值体系，然后才能把这个东西套到孩子身上去。”她说。

几位受访者有着共同的体验：国际中文教育行业已趋于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