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执是近年最受关注的青年作家之一。在城市书店，你常常能看到他的代表作《生吞》《仙症》摆在入门显眼处，且往往和其他「东北文艺复兴」作品摆在一起。
近年一批东北作家出现，以下岗一代子女的视角书写他们的成长经历与家乡故事，几乎成为这几年文学界最受大众关注的文化现象。郑执的两本代表作也被包含其中。《生吞》以跨越十年的两起凶杀案为线索，讲述80年代末生人的5个少男少女，在步步衰落的东北城市中体验成长的残酷。短篇小说《仙症》，书写精神病人王战团，和他挣扎不脱的「卡住」的生活，被作家苏童称赞「贡献了一个新的人物形象」。
郑执本人并不热衷于以地域视角将自己的故事归类，甚至认为「东北文艺复兴」的标签已过季。无论外人如何以「边缘人」「失败者」的标签解读他作品中的人物，对于郑执而言，这些形象和故事构成了他最熟悉的那种「主流生活」。
「很多借《仙症》一篇才初识我的朋友，满怀期待地购回我的旧作（多指比上一篇《生吞》更早以前的两本集子），阅后大失所望，惊呼『写出《仙症》的作者竟然还写过这种东西』」，郑执在《仙症》后记中如此写道。「这种东西」，指的是「短的，轻浮的，谄媚的，懒动脑也不走心的」，用来谋生的「文字」——尽管也多为「滞销书」。
郑执不掩饰自己作为作家的欲望。首先是生理的，写文章要先吃饱饭，如果抛金句的小短文能换来钱，那该抛就抛；然后是世俗的，写一本畅销的类型小说，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自己；最终是尊严的，证明自己还保留着写严肃文学的实力，还能够通过书写，向生活的真相再逼近一些。
大约有十年的时间，三种欲望在这个人的身上交缠不已，愤怒、纠结，像一张纸被紧紧地拧皱。他觉得，作家不应该羞于谈钱，也不应该羞于谈自己的野望。商业价值、艺术成就与社会尊严，不应该在创作者的身上互相排斥——这些，郑执都想要。
曾经自问「写作是否能养活自己」，得到「基本没有问题」的答案后，他确定不再愧对自己和读者。这几年，跟过去的惶恐做完了断，他想回头踏实写点作品，就一个要求，「要脸」。
短篇《仙症》打了个头，在「鲤·匿名作家计划」比赛中拿了首奖，还让他获得「《钟山》之星」年度青年佳作奖。《森中有林》《他心通》等中短篇小说刊发于各类严肃文学刊物上，陆续收获一些文学奖项。
在小说影视化的商业尝试上，《生吞》被改编为网剧《胆小鬼》正在优酷播出，由《仙症》改编的电影《刺猬》也在制作当中，均由郑执本人担任编剧。很多观众看《胆小鬼》时，震撼于秦理和黄姝两个高中生命运的压抑和悲惨。对于郑执而言，它抵达观众的这一刻，才是自己漫长纠结的青春的终结，「写完《生吞》，或者说拍完了《胆小鬼》，关于青春这个主题，我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完了」。
面对终于做成了的事，他没有用 「成功」来概括它们。他只是觉得，自己这张拧皱的纸，暂时可以捋平了。
以下是郑执的讲述——
文｜王媛
编辑｜楚明
摄影｜尹夕远（除特殊标记外）
我从台大研究生肄业的时候，其实还差一个学期就拿到毕业证了，但我当时着急赚钱，来不及了。那是2015年，《我在时间尽头等你》那本书卖了电影版权，北京这边要开机了，我就办了休学去做这电影。后来这活没办成，我又在北京接各种活，接着接着就走不了。台大休学满两年自动退学，我合计也别让人退我了，我就自己申请退学了。去找戏剧学系的系主任纪蔚然教授签字的时候，我心里挺难过的，我说纪老师，我先回去赚点钱，以后再回来。纪老师原话笑着跟我说，「滚吧，别回来了。」我会记住在人生关键时刻帮助过我的人，我觉得他一句话帮我打开了一个心结。纪老师说，「我经常痛苦和纠结的点，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这辈子商业不成，艺术不就（我认为他更多是自我调侃）。」他跟赖声川是同一代的戏剧人，中年的时候也写过在台湾很有名的剧，但是名气并没有传到大陆来。他说，钱没赚着，在艺术上又因为纠结，老拧着劲。他跟我说：「郑执，你在你这个年纪，不要有这种纠结，你要去赚钱就闷头去赚钱，但有一个关键点，你赚到钱以后，如果还能回头，就算你牛。」很多人不知道，我19岁写第一本小说《浮》，其实我是写青春文学出身，但没搭上青春文学最后一班车。在2007年左右，韩寒、郭敬明正火，青春文学很好卖，那个时候实体书店还没有受到网络电商冲击，大家都还有线下买实体书的习惯。
当时《浮》是在作家出版社出的，相当于给你盖了一章，认可你这是严肃文学。当时传统的推作者的模式，是找评论家写评论、搞座谈会，那本书是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白烨老师帮我写的序言，所以当时作为年轻人我还特兴奋，有一种骄傲。但到我23岁，在同一个出版社出第三本书的时候，阅读环境、网络环境、出版环境全变了，老牌出版社那种传统模式，整个被时代给甩在后面。电商起来了，微博火了，大家开始以网络语境的形式来写作。那个篇幅是适合你刷手机阅读的，写爱情，带一点鸡汤，带一点金句，这样的书爆火，整个市场就乱了。我第三本书销量极差，不到4千册。写了一年半，实际真正钱的收入是九千块钱。那个时候就让你很困惑，第一点没人看你书，对你打击很大；第二点是真赚不着钱。我当时在香港一家出版社做编辑，一个月工资一万一港币，首先拿出来四千八当房租，交通费零零碎碎三四千，之前上学的贷款我欠了20多万，我还信用卡贷款也得三四千。每个月工资一到就清零，还欠点。这个情况下，写作就变成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职业追求和谋生，两个层面严重无法平衡。所有人劝我说，你在ONE上发东西吧，都穷成这样了。那几年ONE办得很成功，它的阅读量是当时所有的严肃文学加在一起都比不了的，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因为它是一个APP，你今晚发完了，一个小时之内就有上千条留言，你觉得起码是个互动，而且说实话它给的版税很良心。我说好，那我就写。我告诉你秘诀，很简单，首先篇幅控制在五千到八千字，故事结构当一个电影大纲来写，尽量以爱情题材为主，到结尾该抛金句的时候抛金句，就这么个逻辑。我那时候也纠结，说白了之前作家出版社给我架上去了，拉不下那个脸，但不管，闭着眼睛写，仨月能写十篇，够本书了。一边你心里对这个东西不舒服，一边又强迫着自己，就是在干这个事。上班的时候我就看我的女经理每天抬头看我多少回，她要是今天不上班我就写一整天。那两年的短篇后来出版了两本书，一个叫《我在时间尽头等你》，一个叫《从此学会隐藏悲伤》。2014年之后，影视行业热钱狂增，大小电影公司融到资之后疯狂买版权，我朋友也是想帮我，给人介绍说有一个人叫郑执，趁他现在还不贵，三五万一篇，八千字一万字的买点。我说行，你随便拿去卖。《我在时间尽头等你》的版权就这么卖出去的。我后来也想，如果我不是在香港那样一个生活成本那么高的地方，会不会不至于把我逼到那个程度。如果我回沈阳，或者去一个更小一点的城市，我可以把每月的生活成本控制在两千块钱以下。我是上大学去的香港浸会大学。大三上学期，我突然接到我妈电话，她说你爸重病住院了。我回到沈阳，走进病房，看到我爸本来高大魁梧的一个男人已经瘦成了一副骨架。癌症晚期，大夫说他大概还有一个月的生命。他去世后，我休学了一年在家陪我妈。其实当时是退学了，那年21岁，我就觉得我已经不是个学生了，完全无法面对学校里那些东西，父亲去世前嘱咐我让我照顾好我妈，我妈也是一下把我当作家里的顶梁柱。休学那一年，我每天在家给我妈做饭、锻炼身体、看电视剧。但长辈还是劝我把毕业证拿到，一年后我就又重新回去入学考，从之前的社会工作系转到中文系，就为了混个毕业文凭。我父亲去世之前，被做生意的朋友忽悠了两次，把他之前开抻面馆攒下的家底基本赔没了。到我要回去上学的时候，我妈拿出家里最后剩的几万块钱，说，这个钱全都交给你自理吧。这个钱就够我交一个学期的学费，问题是我还有一年半才毕业呢，我下下学期、下下下学期怎么办呢？我想过去卖保险，后来发现个性不适合。炒过黄金，三天就把我手里仅有这点儿钱都赔没了。做点买卖吧，我代理了一个品牌的冰激凌机，用酸奶粉做雪糕那种，给香港老板做东三省代理。直到现在你在网上搜那个牌子，还能搜出我电话来。到现在我每年还会接到三五个电话，去年有一天津的哥们打过来，人挺好的，爱聊天，我本来说我不干了，后来心一软，还给人介绍，这个什么什么型号，单口多少钱、双口多少钱，你要是投资多少你就选哪款，都是当年背的那些东西。后来一个搞金融的朋友跟我聊，说郑执你知道你为什么做生意会失败吗？你要在东北卖冰激凌机，你是不是有病？我说也对啊，人家总代理都在南方，主要往广东和福建卖。最后就只能去借高利贷。其实也不是真高利贷，叫小额高息贷款，拿学生证借，比正常银行利息高。第一次借六万，第二学期借了十万，到毕业的时候，利滚利就变成二十多万的外债。我为了消解这个抑郁，找到了跟父亲一样的方式，喝大酒。因为没有钱，只能喝最劣质的酒，最后把自己喝进了医院。后来我才明白，我的父亲是我人生态度的一个很重要的参照物。休学的那一年，我写了一本以我父亲为原型的小说，后来被买走了影视版权，数目不多不少，正好够还债，那笔钱在我卡里大概就停留了半个小时，我就迅速转给了贷款公司。我后来想，是不是我父亲在另一个维度中的生命，以某种神奇的方式，最后又捞了我一把。现在比我年轻的作者有时候会问我，郑执哥，写作上能不能给我提点意见。我说我不是文学教授，但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写作能养活自己吗？你觉得你还能写几年？如果这些方面需要意见，我反而可以给你。不要把文学过于高尚化，也不要把挣钱当作多低俗。有好多人觉得作家就应该写得好，又穷，那才完美，凭什么啊？也许经历痛苦是作家一个必需品，但不一定需要长期处在困苦的状态下写作，起码在我个人身上的经验来看不是这样。为什么作家要羞于谈钱呢？我有版权经纪人之前，出去聊版权，签合同，被人坑多少回了。我也并不是要一直往上爬，我只是想从坑里爬出来，正常走路、尽量少掉到坑里就好了。后来我跟别人说，你可以去跟我的版权经纪人聊，别人都一愣，哎呀，作家还有经纪人呢？作家跟钱、跟出版社打交道，应该受到保护，无论你赚多赚少，应该有这个行业来维护这个平衡。我希望同行业里的人能少掉我掉过的坑，这个职业应该有一种尊严感。像国外最顶尖的作者，J·K·罗琳也好，史蒂芬·金也好，在福布斯排行榜上名列前茅。我说的不是钱本身，我是在说职业跟这个社会环境的关系，说小了是对作家这个职业的尊重，说大了，是对文化行业的尊重。 郑执参加活动 图源郑执微博
2013年到2016年，我花了三年时间问自己三个问题，我能写什么？我该写什么？我能写成什么样？那时候我觉得再这么写短篇写下去我人就废了，心里非常不舒服。我哥们儿跟我吵架，他说「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骄傲？所谓作家，也写好几年了，你写过什么畅销书吗？」就这一句话，真的刺激到我了。我郑执有没有可能写一本畅销书？从《生吞》提笔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我要让尽可能多的人看到这个小说，就这么简单。《生吞》是一个在我脑子里转了很多年的故事。18万字的小说，我只写了7周，那完全是一种失去秩序的状态。我当时的愤怒、对自己当时状况的那种焦虑，以及从小到大，我童年青春期看到的一些不公的现象，我无力改变的东西，我全放进去了。每个创作者可能都有自己创作的源动力，我的源动力就是愤怒。我的第一本小说《浮》，原本书名叫《我们是不是很无聊》，就是写一个青春期学生对抗应试教育环境的故事。其实从小学到初中，我一直是最好的学生，而且一定是班里写文章最好的那个，所有的语文老师都爱我，我就这么一个自信来源。我当学校大队长、学生会长，因为能写能说，适合干这个，而且我这人好胜，演讲比赛老师说你去一下，去了就得赢。高中我上的是全辽宁省最好的高中。直到遇到两三次具体的事儿，其实是非常小的事，但是当时给我很大的刺激。你想学校才能够经历多大点事，在这点小权力场里选举，有目共睹的事，也玩黑幕，玩暗箱操作给老师送礼，玩走后门的学生打了同学不会受到处分。我知道人走向社会就要面对很多不公，我没有幼稚到那种程度，但那是校园啊。校园难道不应该尽量把这个公平的环境维持到你走入社会以前吗？正因为我对校园和师长是持有尊重的，我认为你们应该给孩子们提供这些东西，那是你老师应该做的事儿，我受不了。那个阶段我就拒绝跟人交流，拒绝学校，几个月不跟人说话，我当时能做的就是做一个坏学生。所有的集体活动别找我，大合唱不去，去了我就搅和，我就跑调。老师找家长，说这孩子是不是抑郁症，我也不吱声，我只能这么反抗一下，我能干嘛呢？我也不能动粗对吧。高中封闭住校，晚上我就坐在宿舍阳台上，也不睡觉。同学半夜起来都吓一跳，这人干嘛呢？我当时想找出口找不到，我没有认知，我知道自己写得比别人好，但那时候你不知道你能干嘛。《生吞》里的主人公黄姝，原型就来自于我的一个小学同学。那女孩小时候在班里最高，还练过跆拳道，有男生淘气，撩闲，揪人家一下马尾，那女生咣能给你一下，男生都不敢欺负人家，直到四、五年级，她妈妈犯事被抓起来，这些男孩再咣给这女孩一下，或者给她一脚，这女孩开始不还手了。那时候我看明白第一件事，很显然她不是没有还手和反抗的能力，她是默认了别人对她的施暴，因为她知道自己妈妈犯了错，她没有底气，所以她忍了这些东西。但我反思另一件事，让我汗毛直竖：是谁告诉这些男孩，当她有这样遭遇的时候你就可以对她下手？10岁的男孩，家长、老师不会告诉他说就去欺负她吧？这是他们的自觉性。就是后来小说里那句，小孩子的恶是纯粹的恶，没人教。那一刻我对人性感到非常恐惧。《生吞》被改编为网剧《胆小鬼》，演员王玉雯饰演「黄姝」。受访者供图
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跟同辈人相处的经验只来自于一个词，朋友，只有朋友。在东北那个大时代下，从80年代末，一直到千禧年达到顶峰的下岗大潮，波及的就是我们父母那一代。我小时候的班里，中午大家带的盒饭，里面有没有肉、是什么菜，一目了然。所以这拨儿孩子有一个巨大的共性，一半以上的家庭都面临着一样的境遇，你的父母下岗，面临贫困，面临治安环境的动荡、社会的焦灼，而你能相处的同龄人只有你的同学、你的朋友。孩子会这样，是他天性里阴暗的东西，那么好，谁来引导、谁来规避、谁来防止？我写这几个孩子的故事，想讲的是成年人的反思，十年的故事背后，是成年人的失职。文学干不了什么，讲故事也干不了什么，但未来我会有孩子，我希望他们在一个更好的教育环境下长大。写《生吞》，我坐塌了一个沙发，写完之后大哭一场，把我从写作态度到自己当时人生阶段的困惑，都宣泄在里面。当年它成为ONE上最火的连载，我就是想让它读者多一点，想让多一点人认识我，这事干成了。去年《生吞》改编的影视剧《胆小鬼》杀青那天，我才觉得我17岁结束。虽然我当时已经是17岁乘以2的年纪。当着所有主创的面，我说，今后我对青春题材无话可说了，关于青春这个主题，我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完了。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小男孩，喜欢表达愤怒，喜欢口无遮拦，喜欢跟别人在意见上产生冲突，都是特别属于青少年的一个特性。我到那一天才意识到，我34了，时间过得好快，我离17岁好远了。杀青之后我跟剧组喝了最后一顿酒，然后我就戒酒了。之前我的字典里没有微醺这两个字，开喝就得大。那天之后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喝过酒。其实当今天自己再翻开《生吞》，它对我个人而言已经不是一本小说了，而是一本日记。这也是为什么我能理解《生吞》这本书的评价毁誉参半，因为情绪这个事太私人了。我对这个故事的私人感情非常重，说真的到今天，我完全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喜不喜欢，因为这些声音一定都会有，但是我其实对《生吞》加上《胆小鬼》最大的诉求是我个人的诉求，我觉得我把自己从一团拧皱了好多年的纸捋平了。这里包括生存状态、对写作的质疑、从我父亲去世到我30岁前后的重要人生经历。现在这团纸上虽然带着折痕，但回到了像一张纸的状态，你可以再在纸上写一点别的。《胆小鬼》剧照 受访者供图
《生吞》让我有了读者、有了名气，也赚到了钱。具体来说，哪怕我的才华卡住了，一年什么也写不出来，我不是很担心明年的生活，这就够了。让我今天比较骄傲的一点是，我挣到钱以后再回头，在创作上、工作上的状态越来越自由，开始越来越能写自己毫无顾忌的作品，这说明我还没误入歧途。正是因为有了《生吞》，我觉得我没有后顾之忧，才能有《仙症》，我可以证明一下，我回来写严肃文学，实力还是可以的。这本书收录的最后一个中篇小说《森中有林》，是疫情出不了门的时候写的。每天早上起床，我先照把镜子，跟自己说，这次写作对自己就一个要求：要脸。《仙症》有很强的地域文化色彩，有人说这个小说是魔幻现实主义，不是，这就是我的日常生活。我在沈阳一个围绕菜市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棚户区（后来动迁改造了）长到17岁。在那栋楼里，跟你一起玩的小孩，家里就是卖猪肉的，卖菜的，杀鱼的，那种家里不管的孩子。我妈说这可不行，这你不又成你爸小时候了嘛。为了屏蔽我这种生活，她专门骑车带我去5公里外的一个小区，让我跟医院的大夫、教授们的孩子一起玩。结果我两边都不融入。在家这边我生存不下去，天天挨欺负，每天他们打架都抄菜刀，然后到了那边我又觉得，怎么这些孩子天天都文绉绉的。人既有本性的那一面，又有用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那一面，我觉得我夹在这中间。后来我第一次看到杨德昌的电影《一一》，我觉得我小时候就是一一。因为我正好是家里两边最小的孩子，而且我跟着我姥姥长大，什么姨啊舅啊，家里谁欠谁钱了，谁找的对象不行，谁下岗了，谁离婚了，都来找我姥姥评理。无论多么严肃的话题，你在旁边来回跑，没人当你是个人，他们觉得五六岁孩子听不懂。其实我完全能听懂，这家族里发生的所有事，我尽收眼底。那时候，我爸从来不跟我讲他年轻时候的事，我都是从我妈、我姥姥、我奶奶嘴里听说的。我爸最常教育我的一句话，叫「夹着尾巴做人」。我小时候就不理解，人为什么要夹着尾巴啊？我也不翘着尾巴做人，我就把尾巴平放不行吗？他说你太小了，你没受过社会打击。他62年生人，那是一个蛮荒的年代，「文革」末期，哥哥姐姐们都上山下乡去了，剩他这一拨儿年纪小的孩子留在家里，就天天打架斗狠。在那个以「武力」生活的年代，他是在食物链的顶端。我爸其实是一个脑子非常聪明的人。18岁接我爷爷的班进了工厂销售科，在全国各地跑销售。90年代初，距离下工潮还有五六年时间，他就主动从工厂辞职，因为他跑销售的过程中就发现工厂的产品在全国的销量大幅度下降，他推断出我们家乡的工业正在急速衰落。辞职以后，他在沈阳北站开了一家抻面馆。抻面馆生意非常好，虽然一碗面才卖两块钱，但是因为开在火车站边上，24小时不歇业地开，十平米不到的小店里人挤人。我亲身是被一碗一碗面养大的。到现在我也觉得我有点小商民思想，人家赚钱都喜欢股票曲线什么的，我就喜欢收款机叮咚叮咚进钱那个声儿，别管是10块钱还是100块钱，这个东西给你巨大的实体的快乐。父亲的性格是有巨大的缺陷的，后来面对工商税务，面对城管，面对被忽悠做生意失败，把家底都赔光了，他才意识到，原来有些问题武力解决不了，只能夹着尾巴做人。直到最后我在他病床前那一个月，我才知道，我们俩有一个特别大的认知偏差。原来他一直认为我瞧不起他，所以才跟他保持距离。他不跟我讲他的那些事，因为他觉得那是埋汰事，不光彩。其实我从来没有瞧不起他过，我单纯是好奇加畏惧，其实我想听。我跟他说，如果你走了以后我关于你的所有记忆全都是从别人那儿拼凑的，你不觉得这不公平吗？他才开始跟我讲，你奶奶以前讲得不对，我那次打架用的不是刀，是什么什么。两个人聊到挺兴奋了，你突然又意识到，这个人的生命还有半个月。我今年35岁，我觉得我现在思考的问题，应该几乎就是我父亲在35岁思考的问题。我考虑我的生活，他也在想，老婆孩子下个月的生活费有没有啊。其实我的性格非常像他，有暴躁和阴郁的那一面，但我懂得合理地表达自己的愤怒，他的愤怒表达不出去，淤积着，他那一团纸越拧越皱，直到死亡。我从小见到的叔伯大爷，全是跟他一个生活层次的人，干的工作、人生阅历、生活态度，包括个性，都差不多。每隔几年，一个饭桌上的叔叔就少几个人，死的、失踪的、进去的。他们内心一定有自己的苦痛，但限于表达能力，我们能观察到的有限。你的苦痛可能在这个房间里，有的人苦痛在宇宙里，马斯克想的是死前能不能上火星，无所谓。但大家人性本身一定是平等的。有人说郑执写的是东北的边缘人，我不太认同。如果你说我写的是边缘人，也就是认为我站在主流的圈子里，但问题是他们所谓的边缘人就是我生活的主流，我就是在这些人包围下长大的。 郑执
《仙症》那本书的扉页上，有一句「纪念王振有先生」，这个王振有是我本人的大姨夫。我人生中参加的第一个葬礼是他的葬礼，那年我11岁。他是我家特别神奇的一个人，因为他患精神疾病，我家大人一直让我对他警惕一点，但他又是我家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环境下读书最多的人，我下象棋是他教我的。葬礼结束，中国人都有这习惯，晚上还得一块吃顿饭。我还在那儿悲痛呢，一口饭都吃不下去，突然那边儿亲戚跟老邻居都已经喝起来了，喊上了。就上一秒还在那儿铲骨灰呢，下一秒叮咣喝上了，这怎么回事？给我气得眼圈都红了。我拎着个空酒瓶子就要过去砸人，被我大姐给拦下了，她就是王振有的女儿。我就问她，大姐，为什么在葬礼上会有人笑？大姐说，就是这样。死亡是这么轻飘飘的一件事吗？死亡是怎么回事？这个文化是怎么回事？就在那个场景下，我觉得我的感受跟别人强烈碰撞。那个场景就是一个心锚，当你30岁的时候，把这个锚勾起来的时候，你看到一个特殊时代下的特殊生命，所经历过的一生，最后以那样一个形式，非常轻飘飘地终结了，这里面有太多东西让我觉得震撼。我的这个成长环境，身边没有一个叔叔阿姨之类的长辈，能直接点拨我一下，说郑执适合干文艺工作。我们老师高考前拼命想把我保送走，其实她是为我好，我们班是文科重点班，重点到高考前先把班级倒数的给保送走，夸张吧？北二外小语种来招生，老师说高考北二外你上哪儿考去，赶紧走，我说不去不去。后来北外都来了，我还不走，老师都急眼了，你参加高考拖后腿啊。高考成绩出来之后，我们文科班一共22个人，平均分609分，什么概念呢，那年630能上北大。我考550。老师说你要是提前走了，我们班平均分能奔615。我那时候不好意思跟人说，我已经知道参加自主招生能有机会去香港了，他们招生最大特点是高考成绩占一半，一半面试成绩。香港浸会大学当时好像文科就只有人文院和社科院这么两个学院可选，我说中文还用学吗？社会学，带学字，太严肃，社会工作看起来活泼一些，我就报了这个。英语面试在北大面的，我就语文英语好。教授问你知道社会工作是干嘛的吗？我说这么跟你讲，我爸年轻就混社会，我对社会比一般孩子还是有了解的。那个教授吃的可能是我敢开玩笑那个态度。72个学生选1个，我是全国72个人里高考成绩倒数第一的，结果最后我录取了，因为我面试满分。到了香港，人家去自习室学习，我去自习室写小说。《浮》出版之后，最让我有满足感的一件事是我爸居然戴上老花镜，拿新华字典看我的小说。这个形象跟我对他的认知非常不符。因为我爸认字不多，从小学就打架，汉语拼音都不认识的人，为了看我的小说学了汉语拼音。即使我那样一个没有什么生僻字的小说里面依然有好多字他不认识。误打误撞也好，或者说命中注定也好，我做了今天这个职业，我觉得这个状态很好。没有老板，不用看别人脸色，把自己的才华换个好价钱。还是那句话，我不翘尾巴，我也不想夹着尾巴做人，我就把尾巴平放，你不要踩我的尾巴就行了。最近这几年，我感觉文化的环境在回升。我们一批东北的作家受到关注，很多人去总结，说是东北文艺复兴也好，或者说面对失败的主题也好，我觉得评论家看到一些共性会去总结，这是人家的工作。从积极的一面看，至少文学今天又被拿出来讨论了，这已经是一件好事。换三年前，谁关注你们这帮80后还在写什么？有一段时间严肃文学在社会讨论层面是消失了的。但你自己要真把这太当回事，那就不是什么好事了。我只能说东北的文化特色先天占了优势，通过小品、电视剧，东北文化早就深入到我国流行文化当中，那里面幽默的点所有人都能听懂，东北大下岗的环境是大家都知道的一段历史。你要说靠看文学作品，就能思考怎么面对人生什么重大的议题，我觉得不是很成立。所有的失败最终都是落在个体身上的，你说我的悲伤跟重庆人比是大是小？我只能说看到我同年龄的优秀的青年作家，都在努力地不停地写作，你要督促自己别被落下就好了。《仙症》出来之后，有人问明明是一本写东北的小说集，中间怎么有个故事发生在北京？谁说我这是写东北的小说了？还有人说，怎么又是小镇青年文学。沈阳什么时候成小镇了？沈阳就算下岗那几年经济不好，它还是东三省第一城市呢（当然哈尔滨的朋友可能不同意）。《仙症》真的是我在以东北为命题吗？如果我是在以我身边人的人生为命题，我在观察这些东西，那我身边当然很多都是东北人。大家现在想到80后一代写的城市文学，想到的可能是《小时代》，甚至有一种错觉，好像只有写北上广才是城市文学。其实城市文学应该很大，可以有张爱玲，也可以有萧红，有张恨水，有严肃也有类型的。我觉得我们现在30多岁这拨儿生活在都市的作家，还没有把中国都市的这条脉络吃透，也没写出来。扎根乡村的作品已经出现过很多经典，但在改革开放以来，都市文学反而变得更难写，还有很大一片空白。我不是什么天才型的作家。写北京伪中产阶级婚姻生活的那篇《霹雳》，一万字不到，是我整本书里写作时长最长的一篇，中途一度有很强的挫败感。你觉得我现在是成功了吗？没有，我每天还在面对失败，面对挫折，面对自己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写作很大一部分动力也是来源于此。我说我像一张纸被捋平，而有一天它还会再皱起来，可能叠成个三角，从三角还又捋开了。不知道，这是一个无限反复的过程。起码到今天这个阶段，我始终处在这个循环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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