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厚辰

三亚疫情仍未平复，不过游客在陆陆续续回到各自省市。这次三亚疫情中，有两件事格外刺眼，其一是社交媒体上对滞留旅客的冷嘲热讽与谩骂，比如：

“以后应该有这样的规定，自己乱跑出去玩的人得病了自己花钱治，尤其是那种喜欢旅游的！他们不是有钱吗？让他们出钱自己治，你看他们还跑不。”

 “吵着去的是你们，吵着回来的还是你们，疫情摇摆不定，去之前就应该有心理准备。”

这样的评论，很容易被我们用“仇富”解释过去。

另一件是澎湃新闻因为报道三亚封城后滞留游客的遭遇，被一众海南媒体口诛笔伐，很多人也对此深有同感，认为澎湃没有资格批评他人，原因如下：

“上海疫情封城的时候，每天上万新增感染人数，你们上海自己有资格批评别人么。”

这显然与“仇富”无关，相反认为上海是眼红海南的经济增长，但其内核依然是构造一种对“公平”的追求。“公正”看上去是个很值得追求的价值，但如果我们把公正当作至高价值，却容易驱动我们做出糟糕的事。之前一篇文章提出了这个问题，但缺乏进一步的分析，只是说：“公正是个顺位很低的价值”。

不过这个判断不解决问题，这是个“应该”的命题，只表达公正“应该”价值顺位很低，但实际上呢？因为公正的算计理性又直接，导致其总是一种最“显眼”的现象。可以说，如果不作出额外努力，“公正”成为首要的价值简直水到渠成，几乎必然。

那么这次我们可以一起对这个问题有更深的探讨，让我们对“公正冲动”带来的问题往前走几步，也让我们展开一个视野，所谓额外的努力，到底长什么样？

01.

“仇富”之外是什么

因为公正问题产生的抱怨，有时会因为其中的善恶过于分明，被我们看作没什么深度。例如和上述很类似言论，即“留学生千里投毒”的提法。而提出这个说法的人会也会被用“仇富”和“嫉妒”来解释。

但解释不过就是一个阐释而已，它不像物理解释，代表唯一可能。解释是我们的一种态度和视角，甚至可以说，解释本身就是我们的一种抉择。当我们决定不去理解，不去说服，甚至直接看待对方为“不可理喻”的时候，就会选择一种简单的负面解释。这在互联网上是一种主流态度，如果我们也采取这样的一种态度，就与我们最讨厌的人无异了。

其实“仇富”和“嫉妒”也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解释，即“负面行为由负面情绪或动机发动”，我们认为“留学生千里投毒”这个指责没有任何“道理”可言，这句话不过就是表达一种“厌恶”，厌恶因为仇恨，仇恨的原因是因为“仇富”。这样的解释简单明了，但答案不过是坏人做出了坏事。

坏人做坏事，我们是好人。如果有哪种想法对社会最危险，恐怕就是这个了吧，你可以回头想想一切历史上发生的最可怕的事情，和当下已经彻底占领简中网络的各种仇恨，其内在逻辑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善恶对立。

问题当然可以比这个复杂，在“留学生千里投毒”这样一个不合时宜又挑衅的表达背后，其实是另一个道理，即认为一个人的行为自利且对他人有风险时，做出这样的行为就是不负责的。

我们经常在灾难片或末世题材电影中构造这样的情节，例如在《僵尸世界大战》中，以色列人在高墙后祷告的公放，吸引来潮水般的丧尸，我们就产生这样一种感觉，认为他们的行为实在太轻率了。这种被称为“作死”的情节，几乎已经成为了灾难片、末世片的标配。“都这个时候了，还……”塑造出的危险感觉，在公共危机中尤其引人注意。

因此对于海南游客的谴责，同样遵循这样的一种逻辑，都这个时候了，还任性旅游。但其实只要有流动，就存在疫情扩散风险，若现在被封锁的并非游客，而是工作出差的人员，引发的责难可能要小很多。因为工作和防护被我们看作“必要”的事项，而“都这个时候了还要旅游”，则容易被当作一种不负责任的贪图享乐。

因此在这里，问题就不在于“仇富”与否了，而是我们如何看待他人的“公共责任”，即“消极自由”的问题，在一个“消极自由”不被尊重的社会，我们就更容易为他人的行动增加“为公共安全负责”的负担。

一个人对他人的“消极自由”缺乏尊重，我们一般不把这个看作一个“道德问题”，而更像是一个在社会进程中需要被逐步推进的事项，即对“个体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在这里就不是“坏人做坏事”的视野，而更像是一种“过时的想法”。

当然视角和解释绝不仅仅可以指向意识形态和观念，更有可能是一些事实。例如很多人对口罩佩戴的过度强调，往往是他没有意识到，只要堂食被允许，社会已经对这种室内场合脱下口罩表示接受，则其他很多场合的过度强调就显得无必要了。这种干涉也未必是“不尊重他人”，而是一种“疏忽”或“教条”。

我们这里做的，是把类似“仇富”这样的公正问题“去公正化”，超出“人因为感受不公而变坏”的逻辑，寻求一些说服的可能性，因为“坏”的解释乃是公共的终止，对抗和惩罚的开始。

02.

“自己的决定自己负责”的问题在哪？

要充分理解“公正问题”，不仅需要把很多问题“非公正化”，还需要找到很多问题“公正”的视角。

在谴责游客的言论中，另一种典型的说辞是：既然你在这个时候出行，就应该对风险有明确的认识，那么你遭遇了风险，就不要抱怨。这是一种很具有吸引力的观点，这种逻辑下的另一个例子是，在女性面临骚扰甚至更严重的风险时，也总有人说：你既然选择大晚上出门，就明白这种风险，那么遇到了问题，就别抱怨。

但同样的句式未必总是令人无法接受。例如我们面对明星对自己私生活受到打扰的抱怨，就会说：你既然选择当明星，就是选择把自己公共化，那么遇到隐私问题，就不要抱怨。《甲方乙方》中大明星那一段的情节，就可以看作对这种抱怨的讽刺。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自己的决定自己负责”的观点呢？对于“违法事项”，风险可以说是“内生”的。在这里，更好的例子是“极限运动”，极限运动员应该不会抱怨翼装飞行或跳伞危险，因为危险就是这些运动得以成立的原因，离开了危险，其中的刺激也就不复存在了。

接下来的部分开始与公正高度相关了，为何明星不“应该”抱怨私人空间的压缩，很大成为程度上，他们从自己的“私人展示”中获益，很多明星也有主动的“私生活呈现”以博取关注，所以这种不便某种程度上也“内化”到明星的生活中了。

但请注意这里面没有完备的道理，比如虽然明星需要出让自己的某种隐私，但如果有人开始堵在明星家门口，或是一些狗仔的行为，我们依然觉得“过分”，这说明虽然明星的隐私是有瑕疵的，但我们依然认为人的隐私有一个底限保障。

但不排除有人并不认可上面的底限，尤其是针对他憎恨的明星，比如对有偷漏税行为的？或是德不配位片酬太高的？他们是否可以保有基本的隐私呢？这成为一个困难又真实的问题。这个困难可以化作以下的这个问题，你认为网暴一定不对吗？还是其实对某些人，如果他们遭遇网暴，我们就可以说他们是“咎由自取”？

这表示着我们的心目中，是否存在一种不公，即有人通过不义的方式获得巨大利益，以至于我们可以设想对他加诸的一切惩罚都合理。你心里可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因制造或从不公中获益太多，以至于对他们而言，什么样的惩罚和限制都不过分？

或多或少的，大概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这样可憎的对象，对他们，就能轻松说出：既然你已经做了这样的事，得到了这么多，就没资格抱怨了。当然，产生这种不公恨意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你所恨的在其他人看来不可理喻，而其他人恨的对你来说也可能非常狭隘。

今天有很多人从明星身上感受到这种不公，但喜欢明星或者对这个生态熟悉的人，也许并不会对明星有这么大的恨意，一方面是因为偏爱，另一方面是他们也许更了解明星的生活，知道他们付出的代价和明星选拔过程的九死一生。

也有很多人憎恨金融从业者，认为他们对社会不创造价值却空手套白狼，但金融从业者肯定不会这样想，金融以及资本市场的价值是个有专业性的问题。但越是不了解，一件事就越容易变得尤其可憎。

我当然不是主张“存在即合理”，这世界突然变得一切都有其缘由，就没人可恨，没人可以指责了。而是问题如实，不经过“公正问题”的放大尤为重要。明星如果偷漏税当然该罚，但不因为他们德不配位又赚得太多，因此需要比一般人罚得更重；金融从业者如果监守自盗也同样是很大的问题，但不因为他们赚得多就格外值得严惩。不因为分配的问题和运气的问题，让公正干涉了正误的判断。

这里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是“正常化”，一个正常的社会理解不同分工的存在，和他们分配的差异，以及运气的存在。因此他们习惯和富有共存，不再对高薪和高消费感到格外扎眼。这种“正常化”的实现不应该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必须大家都足够富有，才能学会不对他人眼红。

这一方面来自对社会生活，不同分工的了解和习惯，另一方面是对“更富者”的从容态度，需要多元的追求，让“富有”不过是幸福的一种可能而已。一个人人都渴望暴富的社会，当然看着暴富者是难受的，一个人人都想旅行且每天花个一两万的环境，对这样的生活也会眼红。

03.

谁们？

在上面摘录的公正表述中，有一类词汇是高频出现的，就是集体人称的指涉：他们，我们，你们上海人，我们海南人，诸如此类。说明在我们的视野中，公正问题的形成和“人群”高度相关。

这一点令很多人不满，例如面对“你们上海做得不好，有资格批评别人吗？”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我对海南有意见，和我在哪里生活有什么关系，为何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你们上海”的概括呢？

身份政治问题是互联网最显著的现象之一，且与公正问题高度相关，甚至可以说，网络上“身份”的形成，主要就是以“共同的公正敏感”作为动力，在网上最具有能动性的身份，大多数都是“自觉受到不公对待”的。

面对身份问题，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容易条件反射式回问，谁是你说的“你们”？或主张不存在这样一个“你们”，只有具体的不同的人。但是，身份是个无法反对的东西，就像我们只要动用语言，就不能不概括。身份是这样一种语言建制，我们无法构想一个没有身份，人人都仅仅是“他自己”的世界，只要开口，我们几乎随时都在讲自己的身份和人群，讲他人的身份和人群。

再者，对人群进行夸赞的时候，大家接受起来会很容易。比如夸赞的时候许说“我们”，指责时就当然会出现“你们”。所以使用反对身份的方式来回应问题，恐怕都比较难真正产生触动。

这里的关键就是，身份作为一种语言建制无法被取消，但我们至少可以明白，对每个具体的人附着在身份上荣誉和夸耀才是虚的，至少那些很大的身份，例如性别、民族、地域、某种兴趣爱好构成的身份，其夸耀和赞美大多是同温层自我取暖的游戏罢了。

作为一种语言建构，我们应该把身份当作一种“解决问题”的工具。如果你生活在一座城市，比起“我们是最伟大的城市”，你其实更需要“我们城市就要完蛋了”，因为号称最伟大的城市，恐怕意味着模式和治理的简单延续，没什么了不起的问题需要马上解决。而快要完蛋的城市，才令人关注问题，解决问题。

“我们”这样的语言建构无法避免，但如果一再关注“我们遭遇”的不公，在网络上将其变成一个共同防御的联盟，在这样一个极端公正敏感的环境，不过是互相挑动大家公正的紧张，让所有群体一再向内收缩，固步自封。

这样的现象不管在国家间、性别间、分工间都是如此，所有人在这样的游戏中，都感觉自己及其群体受到了严重的不公对待。这明显是个不断向下的循环，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个游戏反过来。

尾声.

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如果你认可今天文章的出发点，即“公正问题”的过度敏感已经成为今天互联网上的一大“顽疾”，这个正义的追求和发心，总是导致不义的结果。这里的理解当然绝不会是，造成困境的原因是他们的公正诉求都是错的，我的公正诉求是对的。

通过分析最近这些骇人的网络言论，我们在探索一些可以缓解这种“公正焦虑”的路径，这当然只是一些尝试，解决“公正焦虑”没有本质问题，没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方法，只能针对不同的问题展开分析，调动耐心。

发现有的问题有赖于“消极自由”观念随社会现代化过程的文化普及，有的关乎于对于社会分工的更完整认识和对社会差异的习惯，这也和更多样的“幸福实现”高度相关，只有一条路径社会当然是个高度公正敏感的社会。

我们还发现针对无法克服的“身份政治”问题，化“身份尊严捍卫同盟”为“身份批判促使问题解决的同盟”，也许是一种适用于互联网言论时代的身份文化。

通过发掘“公正问题”的“非公正面相”，从中筛出更具有价值的关注点，也许才是“公正是个顺位很低的价值”这个应然命题的真正实现了。这需要的不仅是知识，更需要个体抉择，从克服自己对“公正”的过分关注和“公正补偿”的争夺开始。

*本文原名《我们已经到了连其他人旅游都无法接受的地步了吗》，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看理想平台立场，欢迎提供不同意见的讨论。配图：《我是布莱克》《寂静人生》《远方》，编辑：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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