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没人关注的女同学，去做地下偶像了

关于偶像的定义，百科上是这么写的：艺人的类型之一，与粉丝共享成长过程，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魅力的人物。

如果有这样一群女孩，她们出身普通、天资普通、外貌普通；唱歌偶尔跑调，跳舞不太整齐，也很难称得上什么魅力，因为“二十多个人的班里连一个朋友都找不出来”。她们还能做偶像吗？

女孩们的回答是可以。她们去做地下偶像了。

她们是“全自助”偶像团体：自己凑钱租表演场地，打歌服从淘宝下单；公式照喊了朋友拍，妆造交给朋友的朋友；为了省钱就在公园排练，社交账号全部手动运营，还经常在上面发自己的表情包。

她们同时是学生、打工人、找不到工作的应届生。也是我们的同学、同事、曾经擦肩而过的路人。

聚光灯下的女孩是如此不完美，她的故事，仿佛就是你和我的故事。

女孩们，在地下奋力起舞

走进广西柳州一条地下商业街，角落有家名叫“果酱现场”的livehouse，正传出轻快的音乐声。推开黑色的小门，室内灯光昏暗，天花板低矮，水管钢筋裸露在外。

五个穿着彩色蛋糕裙的女孩上台了，一边用有些蹩脚的日语唱着歌，一边蹦蹦跳跳，变换动作阵型。舞台很小，女孩们弯下腰就能与前排的观众击掌。

台下，人们挥舞着彩色荧光棒，有节奏地喊出应援口号。口号多是一些发音短促的单词，听不真切，但异常整齐，有时几乎盖过了音乐。

这是今年2月，广西首个地下偶像团体“万华镜”的出道演出。3个月后，一支“东北地下偶像粉丝用东北话打CALL”的视频忽然爆火，将地下偶像推进了大众视野。

地下偶像的概念发源于九十年代的日本，代表是人气女团AKB48。如今日本的偶像市场已经相当成熟，光是2019年，就有超过1万名少女成为偶像，活跃团体超过3000个。

但在国内，地下偶像尚属小众中的小众。哪怕是那支爆火的视频，人们更感兴趣的似乎也只是台下“大碴子味”的东北话打CALL词，而不是台上奋力起舞的女孩们。

在“万华镜”女孩们的演出视频评论区，有人不解地发问：“地下是什么意思？听起来是个不好的词。”

地下，意味着区别于大荧幕上的明星，女孩们通常不会出现在主流媒体，也没有通过经纪公司出道，演出的地方仅限于剧场、Livehouse的小舞台。

也意味着，从唱歌跳舞，到运营宣发，再到资金资源，她们得不到任何外界的支持或专业的指导。纯粹野蛮生长、为爱发电。

在登台表演前，女孩们最大的困难一度是找不到可以排练的地方。“万华镜”的成员都还是学生，没有收入来源，舞蹈房要50元一小时，她们无法负担。

于是前两周，排练被安排在公园里。但公园没有镜子，跳错了也没法纠正。来来往往的大爷大妈，总是奇怪地盯着她们瞧。她们感觉很不自在，那些舞台上热情可爱的动作，在遛弯儿的人群中太格格不入了。

只能重新找地方。可除了公园，还有哪里是不用花钱就能跳舞的呢？只好找了另一个公园继续跳。跑了两三个公园后，她们幸运地发现了一家叫“乌托邦”的K-POP音乐城，三楼是免费的公共舞房。她们每天掐着开放的时间蹲守在门口，和其他跳K-POP的女生抢镜子。

女孩们训练的很认真，但仍显得有些业余。演出当天，她们第一次登台，看着黑压压的人群，紧张盖过了兴奋。跑调忘词、跳错动作、队形凌乱……事故层出不穷，只能硬着头皮唱下去。队长璃子回忆起来，有些不好意思，“要多夸张有多夸张，对不起观众的期待。”

另一个现实问题，是舞台机会的稀缺。距离正式演出没剩几天，璃子才联系上现在这家livehouse，在整个柳州，这是唯一能提供演出场地的地方。五个人凑了些钱，又用票房做抵押，勉强支付了租金。

但她们仍称得上幸运，至少，有一个演出的机会。在东北的边境小城牡丹江，同样作为地下偶像的小昭，成团大半年，几乎每周都要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去城市最北边唯一一家舞蹈房练习，却至今没有以地下偶像的身份正式上台过。她甚至不知道牡丹江有没有可以让她们举办演出的场地。

她也是学生，为了从生活费里省出舞蹈房的钱，日常过的很节约。小昭打开自己的支付宝，读出账单：“这个月我才花了 438 块钱。啊，好少，好厉害。”

做地下偶像赚不到钱，甚至得倒贴钱，是普遍的现实。去年，一位台湾的前地下偶像，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帖劝退“想做偶像”的少女：“当地下偶像是一份时间成本投入非常高的活动，并且根本无法当成正职。我之前的团员们到现在有部分仍在坚持梦想，其中有的人已经很红，却仍然赚不到钱，每个人必须打一份甚至两份工才能养活自己……”

三线城市的透明人，

也想登上舞台

当偶像的梦想，璃子很早就有了。

12岁，她喜欢上了AKB48，做梦都想去上海参加中国“姐妹团”的招募。但招募的最低年龄限制是13岁，家里也不肯给她路费，去那么远的地方参加一项“影响学业”的活动。

八年后，她刷到一条微博，有女孩询问，柳州有没有想一起当地下偶像的人。对着这个可能成为偶像的机会，璃子犹豫了一整天。

她看过不少网上的帖子，说的都是当地下偶像有多累、要挤占多少精力，最后还可能得不到什么回报。她19岁了，要考虑的事情除了偶像梦，还有更切近的考试、实习、就业规划。

可是，对舞台的渴望八年里从未减少。在柳州这样的小地方，等下去，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碰到一起组团的同伴了。一天后，她在那条微博下留了言，故事从这里开始。

所有女孩都说，当地下偶像是为了能有一个舞台。可舞台为什么那么重要？

在成为地下偶像前，小昭唯一的演出经历，是小学二年级时，在牡丹江会展中心举办的当地春节晚会，和兴趣班的同学们一起跳了一支民族舞。

作为众多群舞中的一个，台下的人其实根本看不清她的脸。但这不妨碍她享受舞台，“站在台上，我就觉得自己很厉害”小昭说，“我没想到会被这么多人看到。”

她在牡丹江上学、生活，至于更具体的方位，她不愿多提，因为那是“犄角旮旯、不起眼、大家一辈子也不会知道的地方”。

她有时觉得，自己也和所在的城市一样透明，没有存在感，“20多个人的班里，连一个朋友都找不出来。就算坐在班里哭了，好像也没有人会发现我。”说完，她就真的在电话里哭起来。然后立刻道歉，说对不起，我太爱哭了。一通电话里，她说了不下20次对不起。

小昭想，她真的很需要被关注，很需要被喜欢。成为偶像，像一份赌注、一张彩票，她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会有人因此关注、喜欢她，但在答案被刮出来前，她还有一点希望。

成为地下偶像并不意味着某种命运的垂青、过人的天赋，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没有在路上会被星探捕捉的美貌，也没有天籁歌声或精湛舞技，这些生活在三线小城的普通女孩，只是选择了站上舞台，站到聚光灯下，于是也成为了偶像。

璃子在柳州办完出道演出，很快就是开学，她又回到两千多公里外长春上大学。但这个城市同样是“一片荒漠”，最后，她决定自己在长春办一场地下偶像的拼盘演出。

她被一种强烈地使命感驱动着，“没有舞台，就创造一个自己能上的舞台。”

璃子询问其他偶像团体要不要来参加这次演出，把“丑话”说在了前面：因为不知道会不会有观众，路费没法报销，租用场地的钱也需要一起分摊。

没想到，立刻有五六个团响应，连一个远在北京的团体都答应“远征”来参加。好像不论在哪、成立了多久、有过多少次演出，地下偶像们对舞台的渴望总是相似的。

不过，走上更大的舞台仍然遥遥无期。

7月和8月，璃子总共参加了两场漫展和一场拼盘演出。女孩们在巨大的“动漫盛典”的字样下跳了三支舞，然后快速走下舞台，因为下一支队伍在等着上台。

漫展台下，没有荧光棒海洋，没有特典会，也没有粉丝急切地排队等待与她们合影。但没关系，不管是漫展、商城，还是公园里的小广场，只要能跳舞的，都是舞台。

珍贵的连接，微小的改变

在正式成团前，小昭向朋友袒露过心事，自己心底的敏感和怯懦。朋友听完立刻拍板，拉着她说，我们一定要一起做偶像！回想起来，像一则热血少女漫里的场景。

然后她们就一起做了偶像。团里的另外两名成员，也成了小昭亲人一样的好朋友。练完舞的晚上，她们一起去KTV练歌，“这是最轻松的时候”。四个人挨着坐在一块儿，轮流点自己想唱的歌，唱完了，大家相互吐槽两句，又开始下一首。

一些微小的变化正在小昭身上发生。她不再常常感到不安、过分在意外人的看法，“因为有她们三个就够了，她们会听我说话的。”

她也敢穿那些好看的吊带和露肩短袖了。因为对自己的身材不自信，小昭以前只敢在网上观望一下这些衣服。现在，她将这些喜欢的衣服买了回来。

小昭形容这个过程像是往一口深井里扔石头。过去，无论她怎么扔都听不到石头落地的声音，她因此感到恐惧。但如今，朋友的支持就是最大声的回响。

微博上，2023年被称作中国的“地下偶像元年”。

根据微博用户“地下偶像揭示板”的统计，目前全国共有近100个地下偶像团体，其中许多团体的成立时间不到一年。这意味着，她们大多是在新冠疫情的末尾成立的。

住在广州的法儿也是在这段时间成为了地下偶像。在她看来，地下偶像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连接在一起”的机会。疫情过后，这样的机会显得尤为珍贵。

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她正在准备秋招，却只能通过手机和外界交流。但互联网最容易贩卖焦虑，她每天刷到那些又有钱、又优秀、又漂亮的人，“怎么可能不焦虑。”

直到2022年底，疫情差不多结束了，她加入了现在的团体，与人的线下交流多了起来。

和不同背景、来自不同地方的粉丝聊天，即便只是简单的三两句，她也感到“自己的视野从屏幕上开始去往真实的世界靠拢。”

到现在，法儿依然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一边做地下偶像，一边兼职接各种各样的设计商单，房租偶尔要靠父母接济。但当她能看到真实的人，而不是网上完美的假象，焦虑便被放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