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万万不能切断与中国的另一种特殊联系”: 麻省前校长疾呼

上世纪70年代末中美两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双方领导人都意识到，在大学领域开展合作，对发展两国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今，美国政府担心科技进步的重心正从美国的大学实验室向中国转移，为此他们开始有意无意地给学术交流“添堵”。

2021年，中美两国科学家共同撰写的论文数量，出现了几十年来的首次下降，从美国返回中国的华裔科学家的数量有所增加，而且从赴美中国留学生的比例来看，美国的吸引力在日趋下降。

目前，美国政府对与中国的学术合作持谨慎态度。1979年，中美双方签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美科技合作协议》，协议每5年续签一次，且于今年8月27日到期，双方直到最后一刻才续签。该协议要求两国鼓励其人民和组织之间的接触，并为合作研究和人员交流铺平道路。此次拜登政府只将协议延长六个月，同时部分美国国会议员表示协议到期后就不能再签订。

虽然中国在两国合作科研时更加追求自身利益，但两国科学家之间保持一定的联系，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两国之间的关系已经逐渐向“新型冷战”的方向恶化，这场危险的竞争可能会给两国和整个世界带来损害。而大学则有助于稳定双边关系，同时不会进一步强化双方的不信任，前提是他们不能低估与对方合作可能带来的风险。此外，美国政府和大学也要避免夸大该风险。

大学经常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增强相互理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使在冷战最紧张的时期，美国和苏联政府也认为应当在学术科学领域开展合作。1958年，美苏双方签订的《莱西-扎鲁比协议》，曾授权哥伦比亚大学和莫斯科大学、哈佛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之间进行教授代表团交流。该协议还推动美国国家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之间一系列更广泛的接触。在交流开启的18年后，一个由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卡尔·凯森所领导小组发现，该学院赞助的项目，在密切两国科学家之间的联系、帮助美国了解苏联的科学技术能力以及改善两国之间关系方面，取得巨大成功。

当然，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和今天的中美关系，有着显著不同。昔日美国在经济上与苏联没有特别关系，但如今却与中国深度捆绑，这意味着双方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且愈发复杂。今天，越来越多的技术具有双重用途，既可用于商业，也可用于军事。这种双重性的存在，使得如何判断某些研究领域适不适合开展合作，变得更加复杂。尽管存在这些差异，我们仍然相信学术交流可以帮助人们超越民族叙事，在追求科学真理的过程中找到共同点。

美国大学推动国家间相互理解的最重要方式，是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提供教育，这同时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前往美国的国际学生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其中中国和印度是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地。众所周知，美国大学对世界顶尖人才的吸引力是美国成功的关键，这也恰好是风险最小的全球交往方式。概言之，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是有限的，所以即使他们作为外国代理人，其发挥的作用也相对有限。

但是许多人总会问，为什么一所美国大学要为一个“不友好的国家”培养人才？总体而言，为全世界提供人才教育对美国极其有利。在美国，尤其是工程、计算机科学和数学等对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领域中，有超过一半的博士学位被授予国际学生。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进行的调查显示，这些博士留学生中的大多数人在美国完成学业后倾向于留在美国，然而留美极其困难。在此背景下，众多国际留学生将专业转向美国政府刻意保持的“缺口”——STEM专业（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为美国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基础，这包括近四分之三的中国博士获得者。尽管美国政府设置重重障碍，但大多数人还是找到了留下来的方法。从2000年到2015年间，在美国获得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中，有90%仍留在美国。

不幸的是，近年来美国限制优秀学生进入美国学校的政策，正在不断削弱自身实力。2017年，特朗普政府针对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发布旅行禁令。2018年，美国政府将从事部分关键领域研究的中国留学生的学生签证，由五年缩短为一年。2020年5月，特朗普政府将一系列中国大学及机构列入危险名单，并拒绝为其学生发放签证，拜登政府延续了这一策略。

这种针对中国学生群体的限制政策既宽泛又不透明，实施的标准也从未明确过。根据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CSET）2021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只要这项政策继续实施，每年可能将会阻止3000到5000名中国学生进入美国学习。

对于国际学生来说，他们很难在美国留下来。在获得相关学位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能获得一种临时身份，而无法获得永久居留权（绿卡）。由于美国对绿卡的发放有着严格的年度配额，国际学生通常需要等待数年才能获得。

在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许多国际研究生成为企业家，他们经常在实验室研究的基础上，创建新公司。然而，美国政府没有专门为这些年轻创业者提供签证，而是要求其提供雇主担保。因此，这些创始人通常必须证明他们是自己创业公司的员工，并且能够被解雇，这迫使他们做出艰难的选择，要么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要么离开美国。

事实上，美国的两党已经达成相当大的共识，即政府需要改变这种局面，让获得STEM领域高等学位的国际学生，尽可能容易地留在美国工作和创办公司。多年来，已经有许多议员提议将绿卡直接赋予STEM领域的国际研究生。参议员迪克·德宾和迈克·罗德在曾提议免除高等STEM毕业生的绿卡配额。但由于在全面移民改革问题上存在激烈分歧，此类提案在国会一直被搁置。

如果无法挽留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优秀国际学生，而这些留学生最终返回祖国贡献力量，将会产生何种影响？他们将带着在美国获得的理念回国，并对他们自身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施加影响。

在与中国的研究合作、机构合作中，美国大学更加谨慎。中国尝试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进而推行一种不同于美国及其盟友在二战后所建立的新的体系原则。毫无疑问，中国试图从西方的技术创新中获益，但中国对科学和工程领域的研发投资从未停止，其投资力度仅次于美国。鉴于中国目前的研究质量，在科学和工程期刊中，中美两国的研究人员是最常见的共同作者以及同行评议人员。因此，全面限制与中国同行的合作，意味着将限制美国的进步。尽管如此，两国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研究和学术交流将面临重重壁垒。

2019年，麻省理工学院收紧了同中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之间潜在的国际合作审查程序，并严格筛查其他可能存在风险的项目。所有涉及的项目将会被仔细筛选，最棘手的项目将会由高层管理人员组成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2021年，随着中美两国之间的局势愈发紧张，麻省理工学院明确阐释其专门针对中国的策略。该大学成立一个小组，以希望在获得科学和教育合作好处的同时，避免破坏美国的国家和经济安全或中国人权。这个小组的建议被采纳为大学政策，进而将来自中国的军事院校、研究所、与军事国防相关的实验室、军事供应商等排除出合作范围。

由于双方的大多数接触都是由教师发起的，因此该小组的报告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提供了指导，告知其允许交流接触的范围和禁区。该大学提醒，研究人员应确保任何合作均可使双方获益。同时，大学还敦促教师避免参与在中国进行研究或开设实验室的人才招聘项目，并应在研究团队内部建立有关信息共享的规范。

在考虑上述国际合作风险的同时，大学也应该考虑拒绝合作可能会带来的风险。如果大学能够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那么它们就能捍卫开放的科学研究、交流以及思想和人员的自由流动。

然而，在部分涉及中国问题的方面，学者也需要得到来自美国政府的保护。2018年，美国司法部启动“中国倡议”，该行动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为由，调查是否存在受中国政府资助的学者窃取敏感数据和技术的情况。许多科学家和工程师因这些调查而身陷困境，而这仅仅是因为他们出生在中国或有中国血统，再加上疫情期间针对亚裔的仇恨剧增，导致长期以来在美国备受欢迎的极具才华的华人们，产生恐惧和不安。

这一浪潮很快就波及到了个人。在麻省理工学院，我们的一位同事，著名的热传递和能源转换专业教授陈刚，被联邦检察官逮捕并指控其未如实在拨款申请中披露与中国相关的背景信息。我们从一开始就相信他，而且司法部最终也撤销了指控。但这并非个案，许多针对大学研究人员的此类案件被撤销或驳回。

美国司法部后来意识到“中国倡议”的名称存在歧义，这一名称可能会降低对与中国有关联的人员进行起诉的门槛，随后取消该行动，转而采取其更为广泛的战略来应对可能的国家威胁。尽管如此，其影响依然存在，像陈刚这样被错误指控的研究人员，现在在工作中涉及到资助与合作时将会更加谨慎。最近，由亚裔美国学者论坛赞助的一项针对华裔美国大学科学家的调查显示，72%的人表示在美国做学术研究不安全，65%的人对与中国的合作表示担忧，86%的人表示将更难以招募到国际学生。

在考虑安全风险时，每所大学不仅要遵守政府规定，更应该制定相应政策，以帮助学校和教师更好地选择如何与外国开展合作。显然，美国政府必须对任何非法向其他国家转让技术的人采取行动，但这取决于政府和大学管理者。必须要确保，对国家安全的关切，不会导致盲目的政策行动，以至于阻断大多数的学术交流。不同种类的合作存在不同程度的风险，因此应该对其进行相应的评估。例如，每个国家的科学家在自己的实验室工作，但一起发表论文的合作，可能比共享实验室的合作，产生问题更少。在一些如气候变化、疫情预防、癌症治疗和食品安全等特定领域，国际合作的风险较小，而对人类有着巨大的潜在利好。即使在中美激烈竞争的科学和工程领域，双方在部分基础性、前沿性的研究上也存在联手合作的可能。一旦合作产生的科学成果公开发表，将造福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