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的第一次直播:粗粝而真实
审核发布 | 三联.CREATIVE
云南大学人类学副教授袁长庚很早就是抖音用户,但直到今年9月的开学公开课,他才第一次尝试直播:银框眼镜、黑色短袖,没有PPT,手里打印的写有名词解释的纸,都是镜像的。
袁长庚并不是不会这些技术,而是刻意为之,以保持直播间某种“因粗粝而真实”的质感。镜像也的确是一种隐喻,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观看者与被观看者,在网络的两端,观众打量他,他也打量观众。
直播接近尾声,他保持着风趣幽默,面不改色地调侃:“感谢各位老铁坚持到最后,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在线人数从 980多人掉到130多人,充分说明今天晚上讲的内容还是相对比较严肃的,有一定质量的。如果大家真的开始对人类学感兴趣,就是善莫大焉。”
对于他而言,田野调查不是只为课题服务的工具,而是日复一日的生活实践——这是他在公开课的主题,也是他身为抖音用户和主讲人的双重探索。
以下便是袁长庚的自述。
在抖音做知识传播,
是一个短兵相接的过程
这次公开课之前,我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顾虑。在所有平台中,抖音用户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是最高的,失去课堂课件这种形式的庇护、直接与受众产生碰撞,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完人类学博士以后,我一直在学校做老师,以前在南方科技大学,现在在云南大学。我做的知识分享大多是对谈式的或者结构式的,有一个PPT,我照着讲就可以,这些都在舒适区范围内,因此当我认真考虑抖音的邀请时,我产生了另一种好奇:当失去所有技术性的屏障,我会是什么状态,能不能做好?从这个角度讲,公开课从一开始就带有实验性质:我想要脱掉所谓知识分子的外衣,去一个不熟悉的地方“肉搏”,看看会发生什么。
作为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博士候选人的袁长庚在研讨会上
直播刚开始的时候,的确进来了很多陌生人,看名字是什么水产大哥、设备专业维修之类的。我很紧张,因为以前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我长期跟这些普通市民在一起,我太明白自己的学术逻辑和表达,一旦进入他们的审视,就会变得很傻。我尝试在直播里去除那些沾沾自喜的东西,但仍然在一些时刻感到非常挫败。
比如我提到的博茨瓦纳在90年代末2000年初出现的自杀率上升的问题。我们通常会以为一个国家自杀率急剧上升,是因为经济不景气,但事实上当时博茨瓦纳GDP增长非常迅速,一度被认为是非洲奇迹。我和大家解释人类学研究成果,说悲剧成因是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升期过于鼓励消费,因此很多人将自己的人生当作了一场投资,社会也由此变成了一个很大的赌场。这个问题我以为大家一看就能懂,所以在改写和转述上花的心思非常少,但后来我才发现我并没有讲清楚,所以大家没有任何回应。
与之相反的是另一个例子。我讲前几年手机诈骗,要求女生上传裸照做小额贷款,我们第一反应一定是家里有变故,后来才发现可能这个女生就是差一两千块买手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能不能理解?同样的问题我也问过学生,当时大家普遍的反应是沉默,但在抖音上,起码三四个人回话,虽然很简短,但他们都说理解。
袁长庚在抖音直播间
这两个例子让我突然意识到,在学院环境所做的讨论,搬到真正意义上面对公众的场合,基线是需要调整的。课堂上的学生会主动贴近你,甚至会试图帮你完成工作,但拿手机看抖音直播的人,可能正在沙发上躺着,可能还在和朋友吃饭,他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帮你补充很多问题,你必须非常准确、非常直接,像一个刀工精确的厨子一样把知识点切片给出去。同时,在对案例进行转述时,对于学术名词可能存在的门槛,要有预判,你不能再假设这是一个学术问题,而要把它转换成大家都有的日常经验和情绪。
这种共情的感受力和技能,对于想走向公众的当代知识分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抖音做知识传播,就是一个短兵相接的过程。你的一厢情愿、自以为是很快就会被测试出来,就像我的挫败感一样。不过,这种不确定性也让我上瘾,因为它没有雕琢,说的文绉绉一点,它好像恢复了知识讨论比较原始的状态,就像我在直播时说的,这不是在教室上课,更像是夕阳西下时,我们端着饭碗在村口或者市场边聊天。
直播间里出现了很多
新的人类学课题
我很早就是抖音用户。我很钦佩它的一点,就是它勾勒出了某些在现实中已经很难抵达的真实。
坦白讲现在大学的师生关系是相对僵化的,他不是拒斥你,他做你布置的作业、看你推荐的书,但他对你只有礼貌的客气,他真正的情感世界,根本不对你开任何缝隙。所以我非常喜欢看大学生的直播,它的一个好处就在于,你会突然看到上课对你非常冷淡的学生,他会用另外一个方式和这个世界交流,而这种层次,对于人类学研究是非常有启发的。
以前有学生跟我说去某某地方做调查,后来发现这个人在网上直播,还挺失望。我就问,你为什么失望?学生说,他在现实里好像很纯粹,但做直播又好像是迎合,这不相符。我又问,你为什么这么想?后来我就这么跟学生解释:假如你盖了个房子,你觉得挺闷,就在后墙上开了个窗,你为什么说有窗户这房子就不纯粹了,或者说这房子不是房子了?
延展开来,这是一个挺大的课题,我也很难说这些思考就是结论,只能说我确实会带一些人类学学者的观察进入直播间。
我看才艺主播的表演,非常有趣,他们也不是一直在唱跳,当他们停下来进入交谈环节,我就对他们的逻辑、用词和状态特别感兴趣,我们用流行语的时候会显得特别谄媚、刻意,但他们的切换、拼接就非常自然,为什么会这样,这种语言系统是怎么形成的?
我也看过一个幼儿园老师的直播。他每天准时准点,直播间里有五六个人,已经在事实上变成了一个朋友群体。我作为一个新观众,根本找不着头绪,但我发现他们对彼此的具体生活也不完全了解,也严格保持着线上线下的界限。所以在赛博空间里,什么是亲密关系?
屏幕前后,什么是真实的关系?
我也进过一个直播间,主播每次会开背景音乐,然后有一天我恰好知道歌手是谁,就留言说这是谁,我喜欢他的另一张专辑。主播没有理我,但是手动把专辑切到了我喜欢的那张。这个动作非常微妙,不是通俗意义上的宠粉,因为我只是路人甲,但他是不是在某个瞬间意识到这部分是可以跟这个人共鸣的,所以将它让渡给了我?
这些都是很新的课题。直播间有时提供的就是一种情绪的舒缓,知识分享也好、最低限度的陪伴也好,都是人的某部分和社会某部分的连结点。人是可以被分成很多部分的,不是三心二意、不是分裂,只是人有复杂性和柔韧性。
所以直播结束后,我也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那天来过的人里都有谁?按照常理,有些人应该和我讲的内容完全没交集,那他如何看待和理解停留的五分钟?这种不期然的偶遇,我先不着急给它定性,我姑且说,在直播间,人和技术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很多可能性正在出现。
用短视频和直播的窗口,
穿透日常生活
这些年我对学术界的自产自销深有体会,也产生了一种近乎生理性的排斥,我反而开始更看重抖音公开课这种经验,因为人类学的力量感本身就来自于时代跳动的脉搏。
过去的田野调查,我最大的感受是生活的每个角落里都有一些特别精彩的人。有些人个性张扬,但一直被环境压抑,技术让直播的窗口一下穿透了他的日常生活,让我感动的不是具体内容,而是一种真情实感。
30岁之后,人类学给予我的最大滋养已经不再是知识本身,而是我越来越认识到人的各种挣扎与努力都是相通的。我在深圳待了6年,这是一座奋斗的城市,非常可靠,但同时也极大地简化了我的生活经验,我一直不太开心,所以去年云南大学有工作机会,我就立马搬到了昆明。这件事本身也在社会情绪里,用C流行的说法叫“躺平”。我特别不愿意剥离社会情绪,尽管我知道被裹挟其中很危险,但就像我尝试抖音直播一样,靠近不确定性乃至有种不安稳,才更让我觉得这是一种活着的真实状态。
靠近“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种真实状态
坦白讲,现在的专业知识分子越来越像一个工种,只有生活轨迹,没有生活。某种程度上说,你可能确实无法控制这些,当你在某些研究上越来越深入,你也会越走越偏,但我自己会非常警惕这一点。一个社会事件发生了,不管当事人的价值观符不符合我的日常选择,我都想知道他的情绪和经验的起点在哪里。我可能无法真正感同身受,但我希望我们在真正意义上的同一个场景里。从这个角度而言,抖音就是一个很好的检索的场域,它不会刻意营造同温层,所以也逼我去面对所有人的审视——我是不是越来越脱离生活,我有没有认知惯性,我会不会被自己的专业吞噬?
在我们中国,读书人总是很清高的,总觉得打开自己就意味着讨好别人,所以在一个所谓专业技能或者同行构成的圈子里,大家会抱团取暖,久而久之,你就只敢和这几个人聊天了。我很恐惧这一点,所以就将抖音当“解毒剂”,去平衡学术上的那些一厢情愿。
袁长庚的课堂
这几年,我越来越感受到与学者、与普通人的交往过程是相反的。听学者的讲座觉得很有学识,吃十分钟饭就又觉得他在某些问题上非常局限;和普通人聊天,前面很长一段时间你可能都没有智识上的更新,但当他缓缓地进入对城市的描述、对自己生命历程的总结,你又往往会发现他能极其精确地消解你用语言搭建好的迷宫,直抵问题的核心。
我不是说学者一定是肤浅的、老百姓一定是智慧的,而是说,在复杂性上,这个世界很值得尊重。这也是为什么我确信人类学需要被推广和普及,我们中国人最不缺道理,但的确很少有人能带大家去看一日三餐、喜怒哀乐、生老病死这些缝隙里的严肃性。
今年夏天,我非常喜欢看我山东老家几个抖音用户拍的农村赶集。我们那里有早饭喝酒的习俗,他们就老拍集市上各种各样的人。他们一看就没经过训练,也不知道怎么采访,但正因如此,镜头里的人都很自然,你能在他们的脸上看到过去的经历和情感,你知道那些滑稽背后可能是一个个很具象的苦难。我珍惜这些表达,因为它提醒我世界的某些面向是怎样的,以及,我从哪里来。
作者|孟青
设计排版丨黄晓晗
图片来源丨抖音、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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