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疯女人”的社会性诞生

疗养院里的“疯女人”

我们穿过疗养院的大门时，我的眼睛立刻看向了一个在阴影中坐着轮椅的女人。她正在写字。“这是卡塔里娜。”我告诉我的妻子阿德里安娜。

卡塔里娜的头低垂着，手中握着一支笔，很用力地描画着。我们唤她的名字跟她打招呼，她抬起头来，认出了我们。“若昂和阿德里安娜。”她说。

卡塔里娜似乎很昏沉；她说话迟缓且十分艰难，好像中了风。我们问她过得怎么样。“我的腿一点用都没有了。”她回答说，补充说这是“风湿病”造成的结果，尽管她并没有在吃什么治风湿病的药。“有时志愿者会给我药，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药。”

你在写什么？

“这是我的词典，”她说，“我写下来，就不会忘记这些词语。我把我现在得的病写下来，把小时候得过的病也写下来。”

卡塔里娜把她的本子递给我。她的字写得很不规则。那些词是印刷体字母拼成的，没有手写体，有少数几个动词或整句。我为这些文字的力量和她粗砺的诗意感到惊奇：

交易婚姻

你为什么把它叫作词典？

“因为它不需要我做任何事，什么都不用。假如它是数学，我必须找到解法，找到答案。而这里，只有一个主题，从头到尾……我写下来，然后读。”

阿德里安娜跟卡塔里娜说话时，我仔细读着词典。在对痉挛、月经、麻痹、风湿病和偏执狂的提及中，以及对各种各样的从麻疹、溃疡到艾滋的疾病的罗列当中，混杂着一些名字：阿德马尔、尼尔松、阿曼多、安德森、亚历山德拉、安娜。她四处分散地书写母亲的身份，写离婚，写包含种子、昆虫、兽医和乡村工人联合会的乡村生活，写渴望。来自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的惊人叙述。

接着是关于渴望的表达：

卡塔里娜凭借书写继续活着，我告诉自己。这些是从内部塑造了她的词汇。这些词指向什么？如何把它们都分辨出来，我们又该如何处理它们？

第一次以精神分裂症诊断入院

1988年4月27日进入慈爱医院时，卡塔里娜21岁。她因为持有有效的工作证，所以能够获得国家资助的治疗。带她去的人是若泽·安尼比奥·利马，他声称自己是“个体经营户”，是她的compadre。compadre 这个词，字面上是指“共同担任孩子父亲的人”，通常指的是家中的一位密友；这个人多半是卡塔里娜两个孩子（一个是两岁的儿子，一个是四个月大的女儿）其中一个的教父。虽然卡塔里娜仍处在婚姻关系中，并且与丈夫一起住在新汉堡的城区，但入院记录里没有提到他。

在那个时候，任何人—家人甚至一个邻居——都可以尝试把某个个体送去住院。卡塔里娜最初的住院经历反映了这种普遍的实践，也表明，她自己的家人在她精神病治疗之路的最初是缺席的。像所有其他精神病人一样，她必须将自己的财物和衣服留在入院办公室，以防她以这些东西自残或被抢劫。从那个时候起，她便需要服从机构的规定和时间安排。记录显示，她没有说话。她作为一个典型病人的生活开始了。

应诊的医生记录了教父说的话：“过去几周以来，病人在行为举止上有一些改变，两周前情况有所恶化。病人睡不好，说一些神秘兮兮的/ 跟宗教相关的话，不能照顾自己，也不能料理家务。她说当人们嘲弄或怀疑她时，上帝会给予她征兆；她获得了把自己的思想传递给别人的天赋。”医生写道，病人“没有临床病症，也没有精神病史”。他将她的精神病症状总结为“情绪调节失效、心理幻觉、妄想、思维播散（thought broadcasting）”。

考虑到她“情感的僵化”，几个跟我一起看了档案的精神病医生推测，卡塔里娜那段时间应该是处于产后精神病或者临床抑郁。然而，她的内心生活和社会存在似乎在治疗中没有受到任何关注，根据当时的精神病治疗办法，她立刻被诊断成了精神分裂症。

一位在慈爱医院工作的精神病医生解释道：“作为医生，我们必须了解精神状况。很少有地方会做社会评估。一般而言，社会分析只用来核实病人是否会被遗弃在医院里。”

事实是，当卡塔里娜进入了公共精神病治疗机构的世界后，她的个人存在不是简单地没被考虑到——而是被当作了无意义的东西。她进入了这个时代下精神病治疗充满不确定性但又十分有权力的现实，其诊断高度污名化，过度用药已成惯例。

卡塔里娜被安排在3B单元，这是一个供慢性病女患者住的单元；医生给她开了最大剂量的组合药，力图让她镇定下来，控制她的攻击性，缓解所谓的精神病表现。医生开了治疗精神病的氟哌啶醇（Haldol）、有治疗精神病和镇定作用的左美丙嗪（Neozine，新舒神片）、安眠用的苯二氮硝基安定（Mogadon）和控制抗精神病药物副作用的比哌立登（Akineton，安克痉）。

达尼埃拉·尤斯图斯（Daniela Justus）医生曾在慈爱医院工作，她告诉我，这种诊断和后续的治疗是相当普遍的。“那个时候，每个进来的人都被当作精神分裂，诊断没有区分，全当作有攻击性的来治。今天被诊断为情绪失调的人，10年或15年前非常有可能被精神分裂的诊断套死。这就是管理一个超负荷的单元的方法：开镇静剂，不做特殊区分。很可能的情况是，没有可用的锂盐，没有实验检测，没有办法做剂量调整，一切都按临床经验来，不断试验，不断犯错。”

卡塔里娜住进慈爱医院的之后两个月里，一种相似的模式上演了，当时无关紧要的每周精神评估和每日护士报告记录下了这些。这两组报告存放的地方是分开的，仿佛它们毫不相关。精神病医生每周看一次病人，并且是在一个公共的地方，不在单元里就是在办公室，由护士陪同，门开着（病人被假定是有攻击性的，是对他们自己生命或他人生命的威胁）。据这位前慈爱医院医生回忆：“这是一个有被迫害妄想症的机构。信任的纽带从没建立起来过。”剩余的时间，病人就被留给护理人员，镇静剂是一种把事情做下去的办法。简而言之，没有任何人试过了解卡塔里娜那些非说不可的话，没人对她的家庭生活做评估，也没有精神治疗跟进。

假如要说在这些报告中有某种形式的病人的能动性，那就是卡塔里娜拒绝吃药，并且她曾试图逃出这个围居区。矛盾的是，这些行动给她的诊断和命运赋予了真值（truth-value），成了她焦躁不安、有攻击性、用言语难以说服和精神病的标志。在她企图逃跑之后，卡塔里娜被用强制手段限制在了床上。

唯一有权接她出院的是她的丈夫，他最终的确把她带回了家。同一位前慈爱医院医生说：“健康地离开医院，意思是安静地、镇定地回归家庭——并不一定是内心矛盾得到了解决。”

6月16日：病人由其丈夫接出院。

6月16日：病人由其丈夫接出院。 

接下来两周的报告也基本类似。到5月25日，卡塔里娜开始定期参加团体活动，但报告仍只写：“病人平静，睡眠良好。”6月的笔记提到一次咽喉感染和一次情绪焦虑，因为她不想见访客。最终，在6月16日，她丈夫尼尔松·莫赖斯接卡塔里娜出院了。每周看她一次的若昂·雷纳托（João Renato）医生在笔记上签了“同意”，放她出院，开了她在吃的药的后续疗程。这是那段时期典型的治疗精神分裂的方式。

作为典型“精神病人”的生活

第一次精神病住院治疗七个月后，卡塔里娜又一次回到了慈爱。1989年3月2日，她的丈夫尼尔松·莫赖斯那时在新汉堡市政厅当警卫，他把她带到医院，请求医院再次让她住院。她出示了一份用了娘家姓的文件，值班的工作人员负责地向她指出：“根据结婚证明，她正确的姓名应该是卡塔里娜·伊恩斯·戈梅斯·莫赖斯。”根据她丈夫所提供的信息，接诊的精神病医生写道：“病人1988年4月因情绪焦虑和幻觉在此住院。十天前表现出了同样症状，并且离家。被发现在新汉堡市中心的街道上游荡。”

列出的精神病症状是：“情绪调节力低，视听出现幻觉，出现神神道道的想法——认为自己拥有圣灵的七件礼物。”内伊·那得瓦尼（Nei Nadvorny）医生做了一个笼统的诊断——“待分类精神病”。她开始了之前用过的药物治疗方案，不过文件里没有笔记显示她在家是否有坚持服药。

住院这段时间的每周精神病治疗笔记反映了医生普遍缺乏对病人的直接介入，这些笔记里包含对她状况改善做出的乐观评价。这些笔记在提及她的幻觉时用了一些某种程度上显得自相矛盾的表述。它们还表明，在这两个月住院的初期，卡塔里娜曾用某些方式对抗过医生的权威。

在她药物治疗方案的档案中有个单独的条目说，在3 月7 日，一名医生被叫来看她，“病人出现低血压，左美丙嗪暂停服用”。这个事件说明，卡塔里娜可能服用了过多的镇静剂。一位前慈爱医院的医生看了她的记录后如是说：“氟哌啶醇、左美丙嗪、比哌立登和苯二氮硝基安定对一个家人陪着来看专科门诊的自费病人来说可能太过了……但是你一个单元里有60个病人。”是的，“在一个全控机构中，病人超过500人，资源和人员不足”，这就是纪律问题。但其实不只是这样。我将这视为一个医疗科学运作的惯例时刻——治疗以药物过量开始，是否缩减用量则根据个人身体耐受度。它的代价是什么？

我阅读记录的时候，想起了我在卡塔里娜的词典里读到的第一段题词：

从头到尾细想卡塔里娜所提到的词，我们可以说，对她的诊断和规训很可能跟她与家人的关系已被切断有关。没有了家庭纽带，她的过往历史便被抹除了，就像词典里的词一样。她身体的现实是“运作”的结果：一个过程，一单生意，一种外科程序。这种一般模式在药物的“注射”中获得形式，接着引出了“在身体里”的症状。而这种症状——“一次大脑痉挛”——把技术和生物学联系了起来。

慈爱的精神病治疗记录体系没有考虑卡塔里娜的社会和生理状况，几乎没有给提出和估量医源性影响留出空间。唯有在护士的笔记里，我们才了解到，卡塔里娜在住院并服下镇静剂后——这使她“平静下来并不再与人交流”——“提到脚痛，好像在烧一样。她还展示了腿上的伤口”（1989年3月2日）。因为精神病医生注意的是那些不现实的话，所以卡塔里娜所描述的身体的实际状况被排除在外。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人提到出现神经疾病的可能，尽管卡塔里娜自己已经表达了这样的担心。

作为一个典型的精神病人，她已经被锁死在了一种模式化的诊断和治疗方式里。转到院外进行医疗检查需要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个人介入，这是人们如今对“好医生”的描述。然而，药物治疗在这个环境里承担了大部分的工作。卡塔里娜抱怨脚好像在烧一样就因此被当作幻觉了吗？一个当地私人精神病医生告诉我：“低血压和脚痛这样的突发症状可能与药物剂量过大有关。我们知道她服用的这种药可能引发神经性副作用，我们称之为锥体外系反应，比如这种。”

并且，为什么医生没有确认她的伤？这些伤是如何造成的？她是从家里逃出来时摔伤的吗？这些是虐待的痕迹吗？

过度用药和诊断疏忽相叠合，另一种疾病出现了；它不会得到处理。护士从3月3日到7日的笔记基本上都在重复卡塔里娜睡眠好，状态平静。但在3月7日，她被控制了。一切都只是因为她想留下一支笔。“病人很有攻击性，不想把笔还给护士，之后把笔甩在了护士脸上。在被控制时，她挠了莱奥波尔迪娜护士的胳膊和马里奥的背。”他们叫来了护士长，对卡塔里娜进行身体上的控制并给她用了镇静剂。

同一天下午，她的血压急剧降低，“左美丙嗪一直停用到新一次评估”。药物代替了笔：生理状态改变，不能再写。“病人睡眠良好，有点糊涂。”这样的记录一直持续到她出院，回到一个不明的，并且很可能伴有暴力的、破碎的家庭世界：“病人睡眠良好。有点糊涂。能吃。在厨房里帮忙。病人平静，没有变化。”

卡塔里娜的幻觉、症状和闹剧式的治疗维持着常识：这个家庭和医疗体制所制造出的用来维护他们的惯例和正常运作的知识与实践——去个人化的仪式，药物处理的生命，身体的约束。当这个运作起来的医疗科学说话时，卡塔里娜的声音便消失了。

1992年12月，卡塔里娜又被送回了慈爱精神病医院。她住了一个月，然后又一次于1993年8月回去了。这一次，她入院时带了一份转诊函，签署人是新汉堡的吉尔松·孔斯（Gilson Kunz）医生。

卡塔里娜在我们的谈话中反复提起孔斯医生的名字。她说他和她前夫带她找过的其他医生始终都是“站在她丈夫这边”，不听她的：“他们说他们想治好我，但是他们如果连是什么病都不知道又怎么能治好我呢？如果我指望医生告诉我我自己是什么感觉，我会一直残下去……因为他们不知道造成我这个样子——我的病，我的痛——的原因，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只会开药。”

我在当地健康保险项目的目录里找到了这位精神病医生的名字，我很快了解到，他的私人诊所问诊病患很多，供不应求。孔斯医生最激烈的批评者中有一位当地的精神病医生，他在评价孔斯时直接地说：“他会给病人的家人他们想要的。”

我拨通了孔斯医生的电话。他礼貌地告诉我不记得有叫这个名字的病人，而且这是很早以前了。但他还是答应查查记录。我再打回去时，他告诉我在他的诊疗记录里，没有关于卡塔里娜·伊恩斯·戈梅斯·莫赖斯的内容。

他解释道，在90年代初，他也在城市心理卫生服务机构给病人看病，那个机构名叫心理卫生院（Casa da Saúde Mental，或者简称“院所”），我或许能在心理卫生服务机构的arquivo morto（死档案，弃置文档）里找到关于她的内容。

我找到她了。院所里的记录显示卡塔里娜最初被带到这个机构是在1992年2月（在圣保罗医院住院前），当时她早产生下的女儿安娜才15天大。

院所和两家精神病院的记录并放在一起可以透露一些信息。跨科室和更多地立足社会的院所暴露了慈爱医院和圣保罗医院所实行着的医疗惯例，也让我们更接近病人从常态中脱离的经验。在院所的精神病医生、护士和社工记录的笔记，以及我们能够从这些简短的句子间读到的东西中，我们可以看到破碎的家庭世界，想象中的另一个世界，以及卡塔里娜对于谈论另一种生活的失败尝试。

1992年2月18日，精神病医生尼尔顿·博尔热斯（Nilton Borges）写道：

卡塔里娜常有婴儿发生惨剧的视幻觉。她看到过孩子被挂在旋转木马上，还有一根树干，树干上有伤，渗着血。她从家里逃出来。自从她生下自己的早产儿之后，她就一直是这样。她不记得生孩子的事。她对时间和空间有些混乱，思维脱线。她有精神病住院史。丈夫能够提供给我们她之前所服用的药物名称。她的孩子将由市政厅警卫组组长的妻子照顾。诊断推定：产后精神病。

如卡塔里娜告诉我的，她的核心家庭那时正在分解，尼尔松已经在跟另一个女人交往。在报告中，博尔热斯医生补充说，“这是她第二次产后发作”，仿佛发作仅仅是跟做母亲有关。（有意思的是，卡塔里娜日益严重的麻痹症状后来也被错误地描述为一种生产并发症，由生育第二个女儿所致。）卡塔里娜此时注射氟哌啶醇作为镇静剂，服用的处方药是氟哌啶醇和比哌立登。药物代替并且介入了这个破碎家庭的动力学：丈夫清楚地表明自己并不知道她此前的用药方案，但他还是请医生开新的药。药物治疗原本的意图是将治疗的工作放到家里，假设的是家庭情感或关爱仍是可以仰仗的。自从卡塔里娜生病，另一个女人代替她照顾新出生的孩子。角色已经被重新分配了。

丈夫被告知三天后带卡塔里娜回到院所跟进病情。但这个破碎的家庭跟精神病服务机构对时间的概念不一样，夫妇两人在一周后才返回，也就是2月25日。这一次，卡塔里娜说：只有在法律上分开，才能结束这个混乱的世界。

卡塔里娜仍旧谵妄。她有一些神神道道的以及宏大的妄想。她说自己一直在跟上帝联络，并且是被上帝选中的人。视幻觉——上帝的征兆。她坚持要离婚，这样病症和混乱的世界可能会结束。家庭环境难以忍受。病人应继续服用同样的药物。

令人吃惊的是，这一次，博尔热斯医生补充说，“丈夫亦部分导致了谵妄”。鉴于问题重重的家庭环境和丈夫在谵妄发作中所起的作用，博尔热斯医生建议住院。家庭结构病态，且导致了她的病症，但只有卡塔里娜应该住院，然后“在出院后回到服务机构”。

2月26日，一组与此前不同的家庭进入了临床描述：“卡塔里娜和尼尔松跟索伊·乌尔巴诺（市政厅警卫组组长）和多娜·塔玛拉一起来到了服务机构。这对夫妻称想避免卡塔里娜住院，并承诺在医生监督下，在自己家中照料她。”

那个大家庭我们没有看到。那几个卡塔里娜总是非常亲昵地提起的弟弟呢？这对移民夫妇如今反倒建立了新的、更有力的关系。这种新奇的家庭安排之下是一种未言明的经济关系。索伊和多娜，他人出于尊敬，还须用头衔来指称他们：她丈夫的上司和上司的妻子；而卡塔里娜将住进他们的家里。这两个收留了卡塔里娜和早产的孩子的人是谁？他们又为何要这样做？

索伊·乌尔巴诺和多娜·塔玛拉说，这对夫妻之间有矛盾，卡塔里娜的身上有被侵害的痕迹。卡塔里娜说她丈夫用链条打她。她坚持要签署离婚协议，并同意在索伊·乌尔巴诺和多娜·塔玛拉家待一段时间。尼尔松也同意。

医生搁置了住院的计划，并约定每周在院所做跟进回访，这样“就可以评估卡塔里娜和新计划的情况”。万一这种居住和治疗安排不起作用，“再讨论新的程序”。

根据记录，与丈夫分居和药物治疗两者结合似乎是起效的。这是博尔热斯医生两天后注意到的：

卡塔里娜头脑清楚，对时间和空间也有概念，思想也很集中。她认出了自己新生的孩子，也开始记起自己的经历。视幻觉？她反复说尼尔松在这次她发作期间打她，她要离婚。她在考虑如何重建自己的生活。

暂时脱离一段包含虐待的关系，进入一个不同的家庭，她不再跟上帝对话。卡塔里娜想重建自己的生活，不只是修补自我。

但最终，她没能够实现这一希望。已然成形的结构淹没了她的声音。如此前的章节所描述过的，3月6日，卡塔里娜被告知自己将去见她新出生的孩子，但是并没有，她被带去了圣保罗精神病医院，她丈夫的叙述成了她的“社会环境”。新汉堡心理卫生服务机构并不知晓此次入院。

是什么让照顾卡塔里娜的家庭无法再收留她？卡塔里娜的孩子将很快能够离开保温箱，收留卡塔里娜几天只是索伊·乌尔巴诺和多娜·塔玛拉获取她孩子监护权的计划的一部分吗？事后看起来，的确如此。并且，丈夫与其上司似乎在市政厅有关系，对方在为卡塔里娜找圣保罗医院的空床位上帮了忙。

卡塔里娜极其痛苦地面对着一种新的家庭秩序，在这种秩序里，她可有可无。还剩下什么是她能够抓住的呢？

1992年4月22日，从圣保罗医院出院三周后，卡塔里娜被带回了心理卫生院。

卡塔里娜仍在服用氟哌啶醇和比哌立登。她说自己好了。她已经在照顾自己的孩子。她现在开始评判自己发作时说的事情，比如跟丈夫离婚。她是清醒的，对时间和空间有概念。思想有逻辑，且集中。她说话很少，基本只回答是或者否，没有感知和理解上的变化。时常犯困。

这个从家里逃出来的精神紧张的女人、不称职的母亲已被改造成了被药物驯化的母亲主体，一个基本只会回答是或者否的被动的人类。对她精神病发作的治疗使她开始充当起典型病人的角色，以及其他人所希望的女人的角色。“当我的思想跟我前夫和他的家人一致的时候，一切都是好的。”她在2000年8月与我谈话时这样说。根据被保存下来的记录，就更容易理解她一直以来说的是什么：“但如果我不同意他们，我就是疯了。就好像我的某一面需要被忘掉。我智慧的一面。”

如她曾告诉我的：“一个人此时便踏上了一条没有出口的路。”这个女人被困在了这台机器运作的未受考虑的缝隙中，置身于此，她重建生活的机会已经失去。

女人、贫困和社会性死亡

“院所里现在起码有500个卡塔里娜，”在我讲述了卡塔里娜的故事和我跟卡塔里娜在做的事情之后，新汉堡服务机构的协调员和心理医生西蒙娜·劳克斯如是说。

她说“500个卡塔里娜”，指的是院所里多数的女性服务对象。在总部，这一服务此时每个月要接待大约1500名病人。大约700位服务对象可以在城市社区药房获得免费的精神病药物：“平均每个月的治疗费用是35美元，”法比奥·莫赖斯补充说，“我们的病人中，很多都没有那么多钱能用来购买食物和付交通费。”

我请这些有关怀的专业人员告诉我更多关于院所的服务对象的情况。

“服务一开始主要意在治疗精神分裂症和精神病，但现在情况变了很多，诊断上和人数上都是。情绪障碍的人数大大增加了，”心理医生维尔德松·索萨（Wildson Souza）说，他当时在协调院所对于精神病发病率的第一次系统性研究。“我们没有数据，但我们看到社会环境已经瓦解，整个群体病得越来越严重。”我想，卡塔里娜被当作了院所所治疗的一种社会模式的一部分（即便只在某些程度上），总体上未有记录。

索萨认为，“失业、生存的痛苦挣扎、社会流动的无望、城市暴力”是这种精神痛苦的流行病的成因。这位心理医生的意思是，院所代替了那个消失的社会世界、福利国家和已经不复存在的社会医疗：“很多工厂关门了，人们没有工作、健康规划和家庭支持……他们需要某种形式的认可和帮助，他们从联合健康体系当中求取。没有什么是单独发生的。”心理卫生服务就是一个想象的国家。

“我们这里有三个妇女小组，”劳克斯接着他的话说，“她们多数都不是精神病人；但是在人生的某个节点发作过或者差点自杀了。她们故事都跟卡塔里娜很像。”另一位健康专业人士开始讲述“妇女在历史上被支配”的故事，女性身体与人口流动、贫穷和暴力等现实交错在一起。“曾经有个女人来的时候头上被砍刀砍过。另一个女人，她的丈夫强奸了他们所有的孩子。很多人说，在她们的丈夫看来，她们永远不称职。”通常的模式是，“在一切可能的方面，他都是她生命的拥有者。”当我看到异性恋家庭中历来根深蒂固的权力关系与社会性死亡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我又一次被震惊了。

以玛丽亚·海伦娜为例。小组是这样再现她的经历的：

她的父亲虐待过她，一段时间以后，她的“好丈夫”也开始喝酒、打她。他们有五个孩子……这个男人把房子烧着了，当时他们都在里面。他们活了下来，但什么家当都没了。她不得不上街去兜售自制的食物。她存下钱，又买了一间棚屋，回到了他身边。她说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男人”。近来，最小的儿子步上了父亲的后尘，并开始吸毒。他在一场摩托车车祸中死了。她来我们这里就诊是因为儿子的死，但没法找出更多的联系。

卡塔里娜总是说，她的想法跟丈夫和他的家人不一样，她的丈夫把她关起来，她想找到自己的工作证。她的记录也说明她从家里出逃并曾经在街上游荡过。“丈夫不喜欢女人到市里来。他们住在外围，独自来市中心的女人会被说在找男人——他们是这么想的。”人们这样告诉我。我想，这是以男子气概受威胁或此类想象的名义，对女性所做的囚锢。

还有弗里达的故事：

她带着精神病的诊断来到我们这里。她有六个孩子，丈夫对所有的孩子进行性虐待。他是五旬节派教堂的牧师。她不得不偷偷来院所，来与我们交谈和拿药，才能够在最低限度上区分家庭中的对和错。她不想再生孩子了，但丈夫禁止她吃药。她去医院结扎，但最终医生取消了手术，说她没有来自她丈夫的书面同意。如果一个女人在法律上已婚，她做绝育需要丈夫的同意。法律站在男人这一边：这是她的身体，但需要他签字。

我想到，卡塔里娜一直坚持要签署离婚协议。她想要法律认可她的名字和意愿。但为什么分手对于身在维塔的她来说仍是这样一个迫切的问题，则仍不清楚。

“因为污名和家庭权力动力学，”劳克斯说，“很多来这里的女人不得不说谎，说她们要去别的地方。她们说，‘我会丢饭碗的’，或者‘我的姐妹和邻居会说我疯了’。”莫赖斯提出，“一个人也可能把患病作为一种手段，寻求融入，或成为什么。”我补充说，但在此过程中，她反倒可能遭遇排斥。这就是卡塔里娜的经历。比如，在孔斯医生面前，她真的成了有攻击性的、难办的人，必须得给她开药，让她离开，这样她周围人的生活才能继续。

精神病医生达尼埃拉·尤斯图斯加入了讨论。她曾在慈爱医院工作过15年，后来被要求离职，如今在协调院所内自杀病人这一部分工作：“我们的50个病人没有一个去住过院。”她的观点是，院所是这个地区最适合做心理卫生援助的地方，它提供了“把病人当作人、尊重病人的可能性”。在她的描述中，慈爱是一家“不允许病人康复的医院”。长久以来，她都在试图做改变，“但只是徒然”：“我想让病人有办法活下去，但这个想法最终也死了。”

尤斯图斯医生正是那位好心协助我阅读、帮我解释卡塔里娜的记录的精神病医生。在我简单地同她讲述了卡塔里娜的人生经历之后，她回答说：“卡塔里娜不是在寻求一个诊断，她是在求生。”

尤斯图斯医生提到相同疾病的不同结局：“家庭能给予病人支持的话，那就太不一样了。我的私人诊所有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有超过20年的时间了。他只住过一次院，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当然了，这是不同的社会阶层。”

“最糟糕的情景是，”心理医生路易莎·吕克特（Luisa Rückert）说，“家人不负责任，主观和客观地将病人排斥出去，直到她流落街头。从精神病医生的观点来看，多数的病人都可以跟家人一起生活，并且可以成功地一起生活，因为不会再有发生攻击的危险，精神病的发作也受到了控制。但家人有他们自己的组织方式，这样他们就不再是治疗和照护工作的一部分了。”

在家中，精神病人越来越被空间性地孤立起来。“很多被安置在后院的房间或车库里。住院成了一种临时常态，每次住院都会再次加深对病人的孤立。”门德斯说。我想起了卡塔里娜的叙述，从家中搬到贫民窟深处的棚屋，失火后这里那里地借住，搬到弟弟们的家里，最终沦落到维塔——真正意义上的死胡同。“有些家庭还会变更地址然后消失，”吕克特继续说，“还有的留一个假电话，这样就联络不到他们了。但首先他们会确保病人的财产已经归到了他们的名下。”主要的例外就是涉及钱款的时候。“很多家人会照顾他们的精神病亲属直到能够掌管其残疾补助。”米兰达说。

尤斯图斯医生指出家庭在把小病酿成大病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病人情况有起色的时候——我们常在慈爱见到这样的情形——家人就不继续治疗了，这个人又要被送进医院。”实际上，家人会来服务机构寻取药品。院所推荐所有的病人做小组治疗。但据精神病医生帕特里夏·席尔瓦（Patrícia Silva）说，“大约50%的病人会留在小组治疗当中，然而90%的病人会继续以药物为基础的治疗。”

如我此前所说，药物已经成了一种家庭工具：为坚持、退出或过度镇定提供了帮助。家庭在它处理药物的方式上具体化了其存有的方式。

西蒙娜·劳克斯第一次翻开卡塔里娜的文件夹时，把1994年12月12日由护士莉莲·梅洛（Lilian Mello）写下的一条记录读了出来，之后我们都说不出话来：

我告诉她，家人应该把卡塔里娜带去综合性医院做一次临床评估。翁迪纳跟我说让我给尼尔松打电话，他是卡塔里娜的前夫。我跟他谈了谈。我的印象是，他不想跟她有一点关系了。他像之前许多次一样，只说，卡塔里娜应该被带去阿雷格里港住院。

这位负责任的健康专业人员在公立机构和家庭之间来回奔走，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许多。她打破了诊断的确切性，拒绝将卡塔里娜的身体和声音从周围环境中孤立。她追踪了她的用药情况和进行的模范项目，听取了多方的声音，记录下了将卡塔里娜变为某种分身、掏空了她所有实际可能的情感与社会实践的模式。这位护士所做的工作没能遮盖真正在进行的事情，卡塔里娜所体现的“真相”的具体形式。

“她在社会层面上已经死了，”劳克斯说，“这是真正刺痛我们的东西……我们意识到：她无法选择活。”

在这架机器中，连接他人和使自己活下去的纽带被彻底切断。如果不是这个档案片段，这些医疗和家庭操作的明确性将永远遗落在历史中不为人知。

精神病医生帕特里夏·巴尔博扎（Patricia Barbosa），读出了被划掉的那一行：“她被杀死了。”

那个前人类。

（本文节选自三辉图书 · 南京大学出版社《维塔 · 社会遗弃下的疯癫与文明》，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