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顶流主播失言翻车事件引热议：这是一个“努力也未必涨工资”的社会

作者 | 江湖边

来源 | 简单心理（jdxl2000）

最近某顶流主播失言翻车了。

起因是：观众觉得东西贵，这位主播反而让她“找找自己原因，这么多年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

我问一个朋友：你怎么看这种“你没钱就是因为你不努力”的观点？

她说：听着心里很不舒服（但隐隐又觉得是实话）。

罗翔很早在一个视频里讲过，“天道一定会酬勤”“努力一定会成功”这类想法的问题是，我们觉得自己获得的一切都是自己奋斗而来的，我配拥有这一切——甚至会瞧不起那些失败的人，觉得他们穷，就是因为懒。

这种让人“不舒服”的想法，同样来自哲学家韩炳哲所说的“功绩社会”的文化建构。它让人们持有“内化的资本主义（Internalized Capitalism）”，催生大量过劳的抑郁症患者和倦怠的人。

今天与你聊聊，资本主义内化程度高的人，可能有以下 7 个表现。

01

你对竞争不过你的人有优越感

生活在功绩社会中的人，通常会强烈认同“我的努力永远不会背叛我”这句话，因为他们享受着辛勤工作的成果（S´liwa&Johansson，2014）。

但“只要努力，就会成功”背后的另一层意思是：如果失败或贫穷，就是因为你不努力、懒惰、不思进取——如果地位等级是以功绩为基础的，那么逻辑推断是，地位较高的人也必须比地位较低的人更有才能、更有价值、更努力，或者在其他方面更有功绩。

功绩社会所秉持的“只要努力，就会成功”，不仅仅意味着一种竞争和择优而取的方式，它还关乎我们对失败的态度，关乎我们如何看待那些表现不如我们的人。

最糟的情况是非人化（Dehumanization）。他们把贫穷的困境视为咎由自取，认为无法适应丛林式竞争的人不值得怜悯。

Harris&Fiske（2006）的研究发现，人们对于“最底层的人”所持的刻板印象甚至可以激活与厌恶相关的结构（如脑岛）。

Ball（2003）的另一项研究发现，人们对“功绩地位”的风险感知，似乎还会激起了一种“焦虑但无情”的决心，以确保自己远离“向下流动”的威胁。

02

把工作放在关系之上，

认为别人不过是“达成目标的一个棋子”

韩炳哲认为，功绩社会的另一个特点是，人们彼此孤立和疏离，陷入倦怠感。它摧毁共同体、集体和亲密关系，甚至摧毁语言本身。

成为普通人被视为一个诅咒。

人们不仅拥有单一的成功标准，比如：只有北上广的人生才精彩；年薪 500 万，带某个牌子的大金表，开某个价位的小汽车才算“成功人士”。

还在寻找亲密伴侣时，给潜在的约会对象做 Excel 表格打分。让伴侣也成为“达成所谓幸福生活的一个棋子”。当然在此之前也会给自己打分。

这么做的问题是，“为自己打分”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非理性。因为没有客观的依据来决定一个人的价值，“准确或真实的自我打分似乎不可能实现”（Ellis，1976）。

它是对自己和他人的一种物化。人们互相成为对方眼中需要“扮演的角色”，也将别人视为一个个达成目标的棋子。

至于事情喜不喜欢，有没有意义，都不用强求跟真实自我的一致性。他们势不可挡地奔向了温尼科特所说的“假自体”。

他们迟早会发现，自己与那个“从打分制选秀中胜出的伴侣”陷入了假性亲密。

站在理想自我面前，真实的自己也将永远成为一个失败者。

03

你沉迷于那个“被凝视状态下的自我”

在功绩社会中，人们沉迷于自己的身份，并倾向于认为“只有当事物被展示出来并得到关注时，才拥有价值”。

比如：我的社交媒体形象如何，背什么牌子的包，消费什么档次的餐厅。

人们喜欢把商店里的高价物品当成是自我价值的证明。

如 Anthony Galluzzo 在《制造消费者》中所描述的，“百货商店贩卖的是一种阶级身份。品牌不仅仅能给人安全感，还能通过符号工程将商品与社会文化价值联系起来”。

人们花太多时间思考“被凝视时我看起来如何”，点开微博和朋友圈查看评论和点赞，不断思考自己以及他人如何看待自己，而没有足够的时间“自我凝视”。

一项针对大学生的研究显示，自我物化会破坏女性社会能动性，阻碍人们对社会正义的追求（Calogero，2013）。将自己视为被凝视的对象（而非主体），也会降低你在日常任务中的表现，忽略外界信息，让人不太可能尝试新事物。

这么做也会让人丢失幸福。因为你对自己的看法不稳定，你的自我主体叙事程度低，因而幸福感取决于“人们眼中你的形象是好是坏”。

04

优先考虑财富增加和个人成长

这是一种做任何决定前都“功利化”决策的倾向。

比如“它是否可以带来财富”“它是否对我个人成长有益”？

如果做这件事不能写进OKR成绩，那就不做。如果一项兴趣爱好对工作没好处，也不能100% 沉浸其中。

比如看书。对我来说它只是工作的延伸。一旦开始看书，我的脑子就会自动在里面找选题。而且，我也一般“只允许自己看跟工作有关的书”。

另一个朋友说，自己唯一没有负罪感的休闲活动是“健身”，因为它符合一种“自律”和“变成更好的自己”的期待。如果哪天心情不好暴饮暴食，第二天则必定产生自我厌弃感。

在功绩社会中，人们会因沉溺于自己喜欢的东西违背了精英主义观念，而“感觉不正确或受到评判”。

人们存在一种“无限超越自我”的期望，把自己视作实现“理想自我”的零件，一边不断进行自我剥削，一边拒绝踏上寻找真实自我之路。

05

休息时，你感到“罪恶”

研究显示，“什么都不做”本身，会让10% 的人产生负罪感。

杜伦大学领导的一支专门研究“休息”的团队，曾针对135个国家的18000名受试者做了一项大规模在线调查。

关于“休息是一种什么感觉”，就存在两类截然不同的矛盾答案：自由、积极、安静、快乐 VS 担忧、愧疚、自私、烦人。

▷ “休息”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感受？

这10% 的人认为，休息就是工作的反义词，而忙碌才是社会地位的象征。

换句话说，你认为停下来是可耻的。生而为人，你必须要“做出贡献”“持续进步”，不然人生就是虚无的，存在就是没必要的。

你不能“仅仅因为活着（human being）”而感到自己的价值。而必须成为一个 human doing（行动的人）才有价值。

06

用“忙碌”回避自己的真正需求

精神分析师 David Morgan 认为，整天忙于工作的另一个潜在目的是分散注意力，为了“离自己远一点”。

“人们已经习惯于寻找分散注意力的东西，以至于无法忍受和自己共度一个悠闲的晚上。这是一种隐藏自我的方式，因为洞察自己需要心理空间，而所有这些分散注意力的技巧都是用来逃避自我的”。

心理咨询师 Petal Walker 有过另一种相似的说法：用忙碌回避需求的人，是一种“逃类型”的人。他们在逃避自我——整天都在忙，就不用面对自己的感情和需要了。他们似乎强迫性地持有一种潜意识，认为“变成更好的自己”可以带来安全和爱。

什么都不做是可怕的。因为那时他们被迫要直面自己一直回避的那个重要问题：

“什么都不做时，我是谁？我有什么价值？我还值得被爱吗？”

07

你的自我价值感与“生产力”息息相关

现代资本主义植根于竞争理念，员工的价值来自生产力。我们必须超越同龄人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必须比同事做得更快更好，才能避免被解雇。

这种恐惧和焦虑不能靠签了一份大公司合同，或者升职加薪来平息。因为你所处的“竞争系统本身”会大部分人处于永久焦虑状态。即使今天得了100分，工作评了 A+，也只能挣得暂时的喘息——因为人们认为自己的价值只等同于最新的成就。

这就是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Alienation）。韩炳哲定义下的21世纪属于“功绩社会”。个人必须自发地行动，去成就自身。但这种个人意志被过度肯定。人们总是在说：只要你努力，就一定会成功。你有责任“成为更好的自己”，并且这种追求永无止境。

可怕的是，当你感到压力很大，外界还会告诉你如何进行“压力管理”，如何“好好爱自己”，仿佛那也是你必须要擅长的部分。

然而，一个相信“皆有可能”的社会，会让人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甘愿进行自我剥削。这比外在的剥削更有效率，因为它伴随着一种自由的感觉。

公司也许会给你制定 OKR（一种绩效管理手段），但实际上公司甚至不必这样做。因为“持续成长和进步”已经成为你的思想钢印。

写在最后

哪怕你有高度内化的资本主义，请不要认为自己很糟糕。这不是一篇为你贴标签的文章，而是一篇邀请你重新思考自我和社会关系的文章。

上野千鹤子在东大的演讲中说：

这是一个“努力也未必有回报”的社会。请不要把成功完全归功于自己，或用来追逐个人资本。因为“有人终日努力工作却依然贫穷，有人甚至没有机会努力和接受教育”。

不要忘记自己所处位置的特权，多倾听结构不公中弱者的声音。当结构性问题被正视而不是忽略，个人就可以脱离对失败的“全权苛责”——也就是“我认为自己不够好，问题全在我自己”的不合理信念。

另一方面，我们生活在功绩社会中，要完全抛弃内化的资本主义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意识到这些方面的存在，可以帮我们提高对自己的觉察。

觉察是一个终生的过程。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不要将自己视为工具（也就是自我物化）。每当感到被物化的时刻，尝试对自己说：“也可以不加油。累了就休息一会儿。成为自己的盟友”。

围绕抑郁焦虑等心理疾病的治疗，常常要求人们将“调节情绪”的义务揽到自己身上，却忽视了“功绩系统”社会的系统暴力。

但有时，我们不要仅仅治疗症状，还要看见疾病本身。

参考资料：

Shannon K. McCoy; Brenda Major (2007). Priming meritocracy and the psychological justification of inequality. ， 43(3)， 0–351. doi:10.1016/j.jesp.2006.04.009 
Haslam， Nick; Loughnan， Steve (2014). Dehumanization and Infrahumanizat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5(1)， 399–423. doi:10.1146/annurev-psych-010213-115045 
Schudson， Michael (1972). Organizing the 'Meritocracy': A History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Board.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42(1)， 34–69. doi:10.17763/haer.42.1.l5772104r6108v01 
[德] 韩炳哲，王一力（译），《倦怠社会》，中信出版社，2019年6月
[法]安东尼·加卢佐，马雅（译），《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