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也涨不了工资

前几天，李佳琦在直播中对一条认为“79元眉笔太贵”的弹幕的回复，引发了轩然大波，“这么多年都是79块钱，哪里贵了？……有的时候找找自己原因，好不好，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

虽然李佳琦随后进行了道歉，但讨论并未平息，“哪李贵了”加速meme（迷因）化，在许多场景中反复传播。

这次的争议之所以如此广泛，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对于工作的倦怠以及对现实的失望早已成为一种普遍状况。

李佳琦拷问的“翻车”，实际上揭开了诸多社会问题的残酷面纱：工资涨不涨，真的只是个人努力的问题吗？工作对我们而言，除了一份薪水外，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样的话语中也隐含着一种“优绩主义”式的逻辑，如桑德尔在《精英的傲慢》里所述，我们常常能看到，那些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取得成功的人往往会相信，他们的成功完全是自己的功劳，也会倾向认为那些成就不如自己的人应该承受那些“应得”的困境。

但这种“努力既有回报”的视角是非常片面的，它常常忽视了时代与经济环境的变化，社会阶层固化、成功模式里的偶然性与不可复制等复杂的因素。

这些复杂因素，过去有不少撰写“工作”的经典书籍曾有过剖析，诸如《工作、消费主义与新穷人》《倦怠社会》，人类学学者袁长庚对此曾有过深入讨论。今天，我们想分享袁长庚对一本讨论工作的“另类”书籍的分析——《工作的意义》。

这本书，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角度去看待“工作”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到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中，去审视一下，究竟我们所谈论的“工作”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意味着什么？读完之后，或许你也会收获一些全新的体悟。

01.

可能是一本谈论工作最特别的书

在《工作与人生》这个节目关于工作的十本书当中，《工作的意义》是我最晚接触到的一本。英文原版出版于2020年，中文版则引进于2021年。但是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在整个系列书单当中相当特别。

举个例子。在本书的第十章《早期机器工业与工人反抗》当中，作者首先介绍了科幻文学历史上至关重要的开山之作——《弗兰肯斯坦》的成书过程，然后由玛丽·雪莱书中所浮现出的那种对于技术进步的隐隐忧虑谈及历史上工人破坏机器的所谓“卢德运动”。然后又拐到索尼公司生产的机器狗，而后又由此很认真地谈及狗在历史上被驯化的过程。由狗的驯化，进一步介绍各种动物的驯化。

这里引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农耕状态下的人类如何处理自己与动物的关系，比方说杀害动物是否会产生道德愧疚。人与非人存在的关系是很严肃的哲学命题，果不其然，后文出现了笛卡尔、亚里士多德。动物不是人，在文明史上，奴隶也曾经被当作是非人状态的生物，在这里很自然地转向希腊、罗马，尤其是很详细地介绍了罗马帝国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制度。

那么，在经历了这么漫长的讨论之后，作者想说的究竟是什么呢？在结尾处，有这样一句话：

“罗马各行各业的‘社团’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它们的行当不受奴隶的影响，这都提醒我们人类工作史上的下一次大转变，即在最初拥抱农业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大城市和城镇，这些地方的大多数人无须集中精力获取自己生存所需的能源，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

是的，作者用了一章的篇幅，只为了说明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就是农耕文明的发展使得人类可以逐渐聚居在城市，从而进入完全不同的工作状态。

我不知道有多少已经读过这本书的朋友会问：这到底跟“工作”这个主题有什么关系呢？

实际上，除去最后简短的结论，本书总共有十五个章节，但是直到第十二章，才勉勉强强进入我们在书单节目当中比较熟悉的若干议题。

在此前漫长的篇幅当中，苏兹曼从石器时代一路慢慢悠悠地踱步到大机器生产，期间虽然涉及对工作问题的分析，但更多数时间里都像上面举出的那章一样，可以在任意一个节点蔓延出去，所要达成的论证似乎也并没有什么惊人洞见。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常常推崇“干货”的知识付费时代而言，这样的书写可能会让受众感到不适。

我之所以要首先提醒大家注意这本书在文本意义上的特点，是因为这是一种几近消亡的书写姿态。这样的作者并不是为了迎合或者讨好读者，相反，他刻意地放缓书写节奏，变换局部书写的重心，以牵制我们的视点同时挑战我们的耐心。

曾几何时，这是成熟的书写者们的共识。在我们称之为“百科全书式”写作的背后，是“写作”这门手艺、这项劳作古老的尊严。

或许我们在最近这十年间已经习惯了被写作者取悦，看他们如何用尽浑身解数来掰碎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就着我们已经成型的思维模式一点点重新组装。我们已经忘记，在人类文明史上，从来都是书写者对受众的挑战甚至冒犯，以此来推动价值或思想的疆域向外有些许拓展。

因此我愿意说，《工作的意义》这本书是对“工作”问题的“大尺度”讨论。苏兹曼把工作问题放在人类文明演化史的尺度上展开分析。要处理这种延展，不但要在书写本身充满扩张性，更重要的是重申一种知识立场。

这本书的作者詹姆斯·苏兹曼是受过系统人类学训练的学者，而且他是人类学家最为少数的那类死硬派，一定要去研究最为边缘、最不受重视的人群。他的田野调查主要集中在非洲纳米比亚、博茨瓦纳，他调查的人群就是在这本书里反复提及的“朱/霍安西”部落。这个部落属于我们通常所谓“布须曼人（Bushman）”的一部分，是一个几乎已经被剥夺了所有生存空间，濒临绝境的狩猎采集群体。在整个学术生涯当中，他一直是一个行动派，常常帮助少数族裔争取权益。

从履历上看，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作者会写出《工作的意义》这样充满老式知识分子气息的作品。但我一点都不意外。对我来说，人类学在智识上的重要贡献，就是恢复我们讨论问题的基本“尺度”。即人类学“尺度”就是人类生活经验的多样性、丰富性。

梁文道以前读哲学，他说哲学系的人聊天比较招人烦，因为他们老是追问“你用的这个概念具体是什么意思”。人类学也有相似性，我们纠缠的不是概念，而是你认为某些事情“天经地义”“历来如此”。

我的一个经验是，当我们平时聊天的时候，越是被看作“众所周知”的讨论基础，往往越有问题：我们对自己这个物种的生存经验还是知之甚少。

能量耗散，工作的起源

《工作的意义》这本书的英文标题是Work:A History of How We Spend Our Time。这是一个有点古怪的说法：工作当然要花时间，但是我们很少把“花时间”看作是讨论工作问题的首要面向。

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明确“work”这个单词的意思。实际上，苏兹曼在英文标题当中玩弄了一个比较隐蔽的文字游戏，work在这里既是工作的意思，也是物理学意义上“做功”的意思。

苏兹曼提醒我们，所谓有机体生命，它的特点就在于可以有意识地转化利用能量。所以“工作”也可以理解为人类在“做功”，有意识地促成能量形式的转化。

我们喜欢把从事某种工作称之为“混口饭吃”，换句话说，我们谈工作的时候，常常说的是“生计”，通过劳动换取生存的资源。苏兹曼在书的第一部分的四个章节当中谈了很多问题，唯独不涉及工作的生计面向。

试着概括一下《工作的意义》的立论策略。在第一章当中，苏兹曼介绍了他所熟悉的布须曼人的一个困惑，对于这些已经接受基督教的人来说，他们想知道：如果亚当夏娃的堕落始于被逐出伊甸园后被迫开始劳作，为什么自己会被殖民者、主流族群剥夺栖息地，失去劳作的机会？难道自己连作为人的“堕落”都不配享受了么？

这样一种远方经验，向我们提出了有关“工作”的根本问题：

为什么我们一边恐慌于没有“工作”，因而不断追求工作的机会，赞美工作之于人的意义；一边又对“工作”有诸多负面的情绪，把它视作人生在世的无奈、被迫和劳苦？ 

接下来一章的主角是织布鸟。雄性织布鸟会花费巨大的精力和代价去搭建精美的巢穴，但是在搭建结束之后又会毫不犹豫地拆毁它。苏兹曼用这个案例提出了一个理解人类演化的深刻问题：我们在漫长的历史当中所获取的一系列内在、外在特征，是像很多庸俗进化论者所坚信的那样都是朝着“更有效”、“更高级”、“更具有竞争力”的方向吗？

未必。在这里，苏兹曼首次提出了能量耗散的问题。具体说来，就像织布鸟案例所启示的那样，生命体可能存在的另外一种需求是能量的耗散，而人类是耗散能量的高手。

实际上，耗散的目的是保持平衡状态，不产生累积、不追求增殖。在物种演化的博弈当中，首要的经验或许不是强者对弱者的压倒性胜利，而是彼此之间保持多态共生的关系。在苏兹曼看来，如果我们去追问工作的本源，其中一个重要的动因就是耗散能量，是把多余的能量释放掉。

为什么人类会有这样的状态？苏兹曼在第三、第四章当中分别谈及了内外两个方面。所谓内在方面，就是我们在演化过程中所奠定的各种“硬件基础”，比如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四肢以及更为重要的信息处理能力。

苏兹曼提醒我们注意，我们常常重视人类使用抽象符号、掌握语言的能力，但是却忽视了人其实是五感发达的“信息暴食者”。我们不是只有语言文字，我们时时刻刻用身体感知处理周围世界发出的信息。

东非高原上出色的猎手可以识别上百种动物的足迹，并且通过对足迹的分析来判断猎物此刻的状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即使是在高度复杂和精致的文明状态下，我们也时刻受到大写的“信息世界”的刺激。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对于信息的累积很多时候是通过身体完成的。好的猎人不善言说，也很难形成系统的理论，但是只要他进入山林或旷野，就会具身性地调动自己所有的经验储备，成为一个行动者。如果我们把漫长的狩猎采集当作是人类历史上最初的“工作”，那么正是在这种工作状态之下，我们发展出与世界交流的基本状态，并且形成了独属于人类的社会性。

至于外在方面，苏兹曼想谈的是我们熟悉的“火”，但他同样强调了我们不太熟悉的那一面。我们知道熟食对于人类发育和体质增强的重要意义，但是我们不太容易注意到的一点是：火让人类可以用很少的劳动来养活自己。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闲暇”或者尼采所说的那种内嵌于生命深处的“无聊”。我们在韩炳哲和鲍曼的书里面都读到过当代人对于“无聊”的恐慌，但是从演化的角度而言，多亏有了“无聊”，我们才得以做一些看似毫无意义但又充满创造性和突破性的工作。

这不但是我们对于火在人类演化过程中所起到重要作用的忽视，也是我们对“工作”本身的忽视。也正是在十几万年的演化尺度上我们才得以看清，“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说恰恰起源于和“吃饭”的分离，是我们有意识地将摄入的能量转化为看似毫无意义的创造。

之所以用很长的篇幅来逐一介绍开篇四个章节的内容，是因为我想提醒各位，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对“工作”问题有所启发，恰恰是在于它别出心裁地偏转了立论的基点，提供了很多陌生的角度。

苏兹曼把“工作”处理为人在演化过程中与世界所建立起的复杂关系，这当中既包含对外部环境的适应，也包括自我的不断调适。这一点呼应了《工作与人生》这个书单节目的初衷：之所以要严肃地谈谈工作，恰恰是因为我们在工作当中看见世界也看见了自己。

03.

现代人的工作价值，

投射到外部的衡量体系

如果大家能够认同我对苏兹曼整体论述重心的判断，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更加大胆地说，之所以这本书在十二章才勉勉强强开始讨论我们熟知的“工作”，尤其是现代人的工作问题，恰恰是因为这一部分并不重要。我们在这一部分当中会遭遇格雷伯的“狗屁工作”，也会重温对数字劳动问题的讨论，甚至在很多行文细节当中隐隐发觉韩炳哲、布洛维和鲍曼的影子。

可以这样理解《工作的意义》在书单结构中的枢纽性地位：它一方面再次确认我们所讨论的问题都是“真问题”；另一方面也启动了我们“重新提问”的计划。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本书前三部分十个章节的重要性，在这些可能有些冗长、常常分岔凌乱的讨论中，我们实际上要重新从根本上理解“工作”。

本书的第二部分“低欲望的原始生活”篇幅不长，但是却涉及对人类文明史的一个富有争议性的判断。苏兹曼介绍了著名人类学家理查德·李在布须曼人群体当中的调查结果。李经过记录发现，在这个小型的狩猎采集社会中，人们一周只需要花大约17个小时就可以获取生存所需的食物，换句话说，为了填饱肚子，人们只需要每天工作两个多小时。

我相信这个数字会让很多朋友觉得吃惊，因为在我们通常的印象当中，这些“原始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每天都挣扎在饥饿边缘，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生存。但正如苏兹曼所言，这个结论并没有令研究狩猎采集社会的学者们感到意外，在他们各自的研究经验当中，初民社会的“清闲”实际上已经形成一种共识。

著名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原初丰裕社会》，首次用“丰裕”这个说法形容这些简单社会的生存状况，而这里的“丰裕”有两个意思，第一是人们拥有大量的空闲时间，第二是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的欲望极低，以至于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基本经济学理论中的很多问题在他们那里并不存在。

纵然我自己倾向于认为这些学者们所言不虚，但是我还是很谨慎地想要避免带给大家一种浪漫化初民社会的印象。苏兹曼在这一部分的两个章节里想要强调的也并非是初民社会在道德上的优越性。我把他的阐释概括为对“工作”的初级阶段某些问题的厘清。

苏兹曼认为这些社会属于“即时性回报社会”，具体说来就是人们的劳动成果以及对成果的分配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

比如打猎得到了肉，肉又被社区按照一定原则迅速分食。这样的社会有一种制度化甚至是强制性的平等主义，工作所得的分配方式简单直接，如果有人想要个人英雄主义式地多获取一些收获，还会被周围的人嘲讽。前面说过，工作所处理的既是我们与周遭世界的关系，也是我们自我确认的过程。在“工作”的初级阶段，人们费尽心力想要平衡的其实就是人的自我满足与社会义务之间的关系。

还是那句话，在“工作”的最初阶段，至少今天我们已经熟悉的很多基本原则，比如勤奋，比如积累，比如凸显自我占有上的优越性等等，都不是必须，甚至是被刻意排斥的。

第三部分是这本书的重头戏，在这一部分当中作者介绍了人类走出草原，向高纬度地区推进并且经由农耕时代进入工业时代的历史进程。在这一部分当中同样不乏一些可能颠覆我们以往认知的观点。比如说，我们通常认为农业导致了人类的定居生活，但是考古学的发现却倾向于倒转这一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农业是定居生活所催生的结果而非起源。

因为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在地球进入到一个新的温暖期之后，人类祖先忽然发现自己可以以少量的劳动持续性地获得物质回报，这大概是结束流动生活的最佳契机，也是人类开启动植物驯化进入农耕时代的契机。

但是苏兹曼告诉我们，虽然通常我们把人类进入农耕时代看作是文明意义上的“进步”，但实际情况是，农耕状态下的人可能更脆弱。农耕生活需要耗费更多的劳动力，农业生产本身把人类牢牢束缚在一种固定的节律当中，人是老天爷的打工者。狩猎采集的先民们曾经是名副其实的杂食动物，但是农民日常摄入的食物种类非常单一。

这种生产和生活双重意义上的脆弱性让人类社会充满风险，疾病、天灾、外来物种都有可能随时摧毁人们所累积的劳动成果。在和老天爷对抗的过程中，农民很容易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也就是物质财富的增长被人口增长稀释。

这可以说是农耕时代人类的宿命：生育带来一张张需要吃饭的嘴，意味着负担和风险，但是不生是不行的，因为务农本身就需要不断投入劳动力。从人类演化的角度来说，没有农耕文化就不会有今天的人类社会，但是人类究竟是因此变得更加幸福还是更加不幸实在说不清。

不过，也正是在农耕社会里，人类社会分化出极为复杂的分工体系，在欧亚大陆上发现的很多巨石阵就是对此最好的说明。分工在社会学上通常被看作是社会复杂程度的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而农耕社会与狩猎采集社会相比，在分工复杂性方面的差异是巨大的。

分工差异的一个结果是，我们再也难以享受即时性的回馈，我们工作价值的确认依赖于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一个猎人的劳动常常在一两个小时之内就能获得回馈，而农业的生产周期则漫长得多。

农业社会的物质积累使得城市的发展扩张成为可能。整个人类社会进入到了一个更加复杂的状态。不单是分工更加复杂，更重要的是，人的需求和欲望也开始变得复杂。如果说在这本书的前半部分，苏兹曼悠哉游哉地带领我们从初民社会到农耕时代漫游了一遭，那么从农耕向资本主义大生产过度的这一段则提速不少。

我们很容易发现，人类进入到城市文明状态后，会极其“自然地”习得我们如今已经耳熟能详的许多“现代病”。无论是十九世纪伦敦的工人，还是二十世纪华尔街高管，人们几乎任由消费主义制造的各种花样翻新的“需求”所摆布，不断把自我人生意义的实现投射到一个外部的衡量体系。

这些变化与工作之间的关系，我在之前的节目中几乎都已经讨论过，比如为什么生产力的提升并没有带来工作时长的缩减，比如工业化大生产对市场的贪婪如何将人类推入“买买买”的死循环，再比如为什么在当代社会会造就大量没有实际意义的“狗屁工作”。

这本书的第十四章叫做《社畜之死》，谈的是职场过劳死问题。这个问题的代表就是东亚地区。苏兹曼介绍了一个概念，叫做“工作成瘾”（workaholism），简单说就是韩炳哲所不断批评的那种自我亢奋、自我激励。在前面人类演化进程中复杂状态的映衬下，今天职场社畜们的处境既令人同情又令人叹息。

如果说工作起源于人的能量转化，那么今天我们的工作无疑进入一种非常无聊且无奈的状态，不断延长的工时让工作和生活几乎被完全绑定。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实我们需要工作，不是生计意义上的需要，而是社会意义上的需要，因为大多数人一旦被从工作中剥离出来，其实是没有一个叫做“生活”的世界。

即使是职场新人也知道办公室恋情是禁忌，但是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近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与在工作中认识的人至少有过一次长期的性关系，另有16%的人是在工作中认识配偶的。

我们视而不见的一个常识是：工作对我们的渗透和塑造是深刻且全面的，而此处的“工作”已经没有苏兹曼笔下人类演化进程中波澜壮阔的多样性，不再有可能容纳我们之前所讨论过的各种可能性。

我们用一种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工作”的偶然状态去定义了何谓“工作”。

如果没有前面的十几个章节，《工作的意义》在第四部分对工业化时代工作问题的分析其实并无太大新意，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在当下的处境和人类数十万年历史中真正的“常识”之间做了一次比较。

虽然这个比较因为跨度过大而展开的不够完美，但也足以让我们重新思考：当我们在谈论“工作”问题的时候，我们谈的真是人类的“工作”吗？是那种在能量转化意义上既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又让自我的眼耳鼻舌身意不断生长成一个“我”的“工作”吗？

或许有些朋友会对这个尺度意义上的比较心存怀疑，我讲一个小故事作为今天的结尾。

很多年前我买过一本睡眠专家写的小册子，核心意思是教我们如何好好睡觉。

我很清楚地记得，在开头的部分，作者让我们想象自己是活在几十万年前的早期人类。天色将晚，我们围坐在火堆旁闲聊，渐渐地，困意在人群中蔓延，大家逐渐散去，找到舒服的地方睡觉，直至第二天早晨，东方泛起微光，人们又渐渐醒来。

那位专家说：你很难想象，我们今天讨论睡眠问题，其实就是要回到这样一个基本状态，睡眠问题的一切要素都跟我们漫长演化过程中这个普通的夜晚相关。我们的身体适应的，是那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不是当下这几百年甚至几十年的突进。

“我们前进的太久，以至于忘了为什么要出发”，这句话有些烂俗，但放在今天分享的结尾却并不违和。

我们在工位上的每一次摸鱼、每一个无聊的下午，都是漫长人类演化的一个细小的波澜，当我们这样看问题的时候，有些许壮阔，也有些许无奈，但或许这是一个提醒我们何谓“常识”的契机。

本文为《工作与人生：无限人生书单第六季》节目第6集讲稿《原始人每天只工作两小时，今天我们却没有了生活？｜<工作的意义>》，主讲人袁长庚，内容有删减。点击“阅读原文”收听节目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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