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呛人生》越来越多人在“逃离北上广”。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北上广深的人口集体减少。许多人选择离开大城市，返回自己的家乡，或者去某一个类似大理、鹤岗的小城，寻找新的生活和工作机会。有人把它称为“返乡潮”。“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现代社会中，很多事你以为是自己做的决定，事实上很可能是社会性的潮流，或者说结构性的压力，促使你做出了相应的决定和行动。前些年的“大厂热潮”、“购房热”、“基金热”，今年的“淄博烧烤”、“city walk”，当然还有今天要谈论的“返乡潮”，都不外乎如此。01.
教育与阶层流动
返乡潮的出现有一个大背景，就是城市化进行到一定阶段后，本身的速度开始下降。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快速发展一段时间后，社会阶层开始趋于稳定，阶层的流动越来越少，或者说越来越固化。阶层固化背后当然有很多因素，也有很多可以探讨的现象，比如，最直接的关联话题就是高等教育，特别是在重点大学里，越来越难以见到从小地方，尤其是从乡村出来的学生，资源和机会都集中于大型城市或某些特定阶层。上海纽约大学吴晓刚教授在2017年发表的一篇研究中指出，在中国所谓的精英大学里，只有16.9%的学生是农村户口，同时，这些精英大学的学生中有将近八成都毕业于国家级或省级的重点高中。最近几年，有几本教育社会学著作出版，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例如北京师范大学程猛写的《“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以及香港大学郑雅君写的《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这两本书关注的对象都是中国精英大学的学生们，探讨了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在从求学到求职的过程里是如何形成差异的。例如在《读书的料》中，程猛发现，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在饮食、衣着、品位、眼界、为人处世等许多方面都受到家庭经济状况的限制，因此很容易不自信，缺乏主动担任群体领导者的勇气，也难以被认同具备管理者的能力。久而久之，他们认为自己不是那块料，只适合学习，并导致了极度不均衡的发展，使他们很难具备学业之外的特长。而在《金榜题名之后》一书中，郑雅君也指出，进入名校的寒门学子往往需要不断地调和自身与精英大学场域之间的矛盾，产生一种分裂的体验，因为他们既需要维持与旧有场域——即出身的农村社会的联系，又需要发展新的倾向以适应新环境。这种自我认同的撕裂会导致其中的很多人陷入一种茫然无措的境地，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于是在毕业求职时，他们的简历只能是一盘散沙。在这本书里，一位寒门学子这样说，“我从一个连电影院都没有的小县城，考到了全河北最好的高中，六年之后要来到国际大都市上海了，要来到倾尽我家所有积蓄，才能勉强付个首付的上海了。我这才发现，光考了好大学也是没有用的。”可以看到，他们都在试图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在今天，教育还能够帮助社会底层的人们实现阶层跃升吗？这些讨论背后的一个背景，是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之后，在社会中迅速出现了“二代现象”，比如官二代、富二代，医二代等。这种固化意味着，从一个阶层，特别是从下向上的阶层流动越来越困难，机会越来越少。这也可以解释今天的“躺平”问题。有些上流阶层的孩子，本来就有足够的资源，而更多的是，年轻一代开始注意到，自己再“卷”，都难以实质性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情况，或者实现阶层流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因为经济发展的机会增加、教育普及等原因，我们看到阶层流动的景象，人们往往都能对未来充满期待，但在过去几年，这样的期待变少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内卷和躺平其实是一体两面。这也印证了一个玩笑的说法，现代都市人很多时候过的是一种45度人生，躺也躺不平，卷也卷不起。这很容易转为一种绝望。02.
学做工：什么是阶层跃升？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在今天，阶层固化是有普遍性的。这是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回到一位非常重要的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布尔迪厄认为，不同阶级的审美品位和行动逻辑，在阶级之间塑造了不可逾越的鸿沟，每一个阶级都会形成一些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甚至排他的壁垒。因此，那些希望越过阶级壁垒的人，时常会因为不能够习得新的游戏规则，而不得不退回到自己熟悉的领域中。布尔迪厄对此花了大量笔墨进行论证，尤其是教育领域，他写了多本著作来讨论教育中的阶级问题，包括《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等。在这些著作里，布尔迪厄指出，教育工作一方面通过长期习性的培养，灌输了一种文化专断性，将其自然地内化为一种精神与道德，而这是为了生产出“一个集团或阶级特有的一种初始习性”，另一方面，教育工作利用这种阶级之间的差异，规定了不同阶级能够实现教育成功的可能性，从而实现了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在他的那项著名的研究《学做工》里，注意到一个很简单的现象：工人阶级的子弟更容易继续成为工人阶级。如果从左派的角度，人们会批评这是国家和社会结构造成的；右派就倾向于认为，这是个人自身不够努力，也就是前不久李佳琦惹出大麻烦的一句评论，为什么工资不涨？为什么生活没改善？是因为你不够努力。当然，保罗·威利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工人阶级的子弟，他就是想反思一个问题，一个群体不能改变自身状况，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试图不站在左派和右派的角度来分析，虽然这很难。他说，这里有个深层因素，就是在英国这个已经十分固化和精巧的社会体制里，身处从属地位的人，尽管看到了通过教育，通过努力爬升的“梯子”，可他们却绕开它，因为他们怀疑它的价值，而且认为那个渺茫的希望，会侵占自己的自主性。他们会用一种反抗的姿态去体验，例如反抗教师权威，组织谈论教师的小组讨论会，自习时公开睡觉、逃学，或是在集会时捣乱，偷偷在老师背后摆出胜利的“V”字手势。结果是，他们并没有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因为他们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之中，相对于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依然占据主导，并一直享有合法权利，以保证他们占有优势的物质和文化地位。于是，这最终看起来是一个好像无法摆脱的、令人绝望的陷阱，你在当中越是挣扎、反抗，就越陷入到难以自拔的境地。《做学工》的具体内容虽然离我们不算很近，但书中呈现的阶层固化和背后的原因，跟我们当下的境况有很多相似性。正是因为我们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很难改变命运，才会有更多年轻人逃离北上广，回到老家，或其他地方。03.
回乡后的难题
对于我们来说，不管是主动或被动，回乡之后该如何更好地重新生活、参与当地的建设？现在的扶贫也好，乡村建设也好，从城市带去的各种力量，有时候可能只是带着理想主义的“一厢情愿”。把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带给当地人，不一定是当地人真正想要的。举例来讲，一些人去乡村为当地的孩子提供现代教育，让他们可以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体验更多的可能性。其实，需要再多想想这种举动的后果。特别是在当下，我们经历了几十年的社会快速变迁，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当出现了另一个方向的社会变化时，这个问题更值得考量。另一方面，在返乡潮的同时，还有一种返乡潮之后再一次回到大城市的现象。很多返乡青年回去以后发现，乡村生活并没有原来所想象的理想主义、田园牧歌。真实情况是，工作机会可能更少，发展的可能性也更小。因为实在待不下去，他们又重新回到大城市寻找工作机会。在这个双向的过程当中，有相当多个体性的差异，不能够涵盖每个人的具体行为和决定。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现象，里面有相当多社会结构性的话题。同时也可以看到，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年轻人无论怎么选择，是去是留，都要面对各种各样观念上和实际生活上的困难。04.
还有什么可能性？
那么在大城市打拼或者返乡都不大可行的今天，还存在其他可能性吗？随着科技、新媒体产业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工作可以仅仅依靠电子媒介来执行，所以也不需要在具体的某个地方工作，所谓的数字游民出现了。一些成本相对低、环境更好的地方深受数字游民的喜爱，比如大理、安吉。还有一些东南亚的小城市，比如泰国的清迈。这些地方逐渐成为一些年轻人群追逐的目标，他们想要在这些地方尝试“何为理想生活”。这些尝试都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他们在追寻自己的内心，试图逃脱一种结构性力量对个人的限制。阶层的固化和阶级的再生产其实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在当代社会中可能更加明显，它甚至成为整个时代的一种思潮和一个时代性问题。这也就意味着，当人进入成年世界，需要面临所有的生存压力，包括家庭、社会、国家的期待和要求。个体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无法面对一个庞大的社会，更不要说作为政治机器的利维坦或者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数字游民也好，在城市中继续寻找工作机会的年轻人也好，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需要有一个小型的社区，需要一种面对面的、人际性的连接。不仅实现情感上的支持，在事实上也构成新的群体性生活的可能。因此，数字游民的一个很重要的生活方式，就是在小城市甚至是乡村里，建立自己运营的社区、举行活动，并试图实行符合自己价值观的自治规则。研究发现，在过去三年的疫情管控之后，人们对于建立面对面的关系、与他人建立深度联结的需求越来越强烈。阎云翔老师曾长期关注中国北方乡村社会的研究，先后出版了《礼物的流动》和《私人生活的变革》。他也敏锐地观察到了中国社会在过去几十年中的一个重大转型，可以说是日常生活领域里得以重塑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其中最深层的变化就是道德坐标和道德体验的转型。2009年他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一书中指出，这一社会转型和变革的核心，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文化正在见证并孕育出了一种新的个体主义。这种个体主义在过去是不可言说的、不成熟的，甚至在政治上是不被接受的，而如今却公然地发挥着影响力。中国人的自我与人格已经变得与以往不同了，就像他们的地方社会那样正处在转型之中。这种新的现实，对于阎云翔来说，既令人担忧又给人以希望。十多年过去了，阎老师继续紧密关注中国社会的新近变化，留意到中国社会在持续个体化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现象——这些主张和强调个人自主的年轻人们，开始在不同的地方创建各种不同类型的互助社群。他所指导的博士生庄浩琰，长期对上海一个小型青年共住群体进行参与式观察研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些年轻人对他人的需要，对哪怕只是很小范围的公共生活的需要。在社会外在的压力和限制以外，人的本身就是一种“intrinsically social person”。人一定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真实的人与人的互动中，经历或者形成一个完整的人。所以任何个人，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还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人”。厘清这个过程，也能帮助我们再次看到人的复杂性。人的复杂性绝对不只是从生物学的角度，能完全理解的。它是身体（physical）的，也是生物学（biological）的，同时还是社会（social）的和文化（cultural）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复合体，一个复杂的整体。*本文整理自看理想节目《成人及成为人类学家：人类学60讲》第28期，有编辑删减，完整内容欢迎移步看理想App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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