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花70块，买回了我的初中毕业证 | 人间

1995年，读完了5年小学，我顺利地考上了初中。那个年代九年义务教育还没普及，分数不够就上不了初中。我的小学同学大部分都辍学了，即便是这样，我读初一时，新生还是挤爆了中学。往年的初一都是6个班，到我们这一届变成8个班，一个班坐90多人，教室里挤得像北京的公交车。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开学那天，有一个女生从教室的后门伸头往里看了一眼，说：“哇，这么多人呀！算了，坐不下了，我不上了。”说完，扭头就走了。

我们入学后，学校开始建新教学楼和学生宿舍。全乡人民每人出50.56元。1996年，学校又开始建礼堂和新食堂，全乡每人出30元。我们乡有4万多人，在那个年代，这种“集资”是一笔巨款。后来听同学们说，当时的杨校长贪污了不少钱，被抓起来了。

我的大多数同学都留过级，有的还一留再留。有个同学，我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读二年级，等我读初三的时候，他才去读初一。到了初三就不让留级了，有的学生没考上高中，就重回小学读五年级。学校里有些初三男生都十八九岁了，胡子都黑了。

由于没有留级，到初一时，我成了班里年龄最小的几个男生之一，个子也是最矮的。长期的营养不良让我面黄肌瘦。开学的时候，好多同学都有家长送。我爸我妈都没来送我，我只能自己用自行车驮竹帘、被子和大米。（竹帘：卧具。以前农村很常用，年轻人没见过。把手指粗的竹子截成两米长，刮去节疤，用细绳子编起来。）

那是一辆破旧的二八大杠，没有挡泥瓦，也没有刹车。想停车下的时候，要抬脚踩住前轮，靠鞋底和轮胎摩擦来减速。我的个子太矮，骑在车杠上，伸着脚尖勉强能够踩到脚蹬子。50斤大米装在编织袋里，放在后座上。走到半路，自行车摔倒了，米袋也摔了下来。我扶起自行车，想把米袋重新搬到后座上，却搬不动。我又把自行车放倒，把米袋掀到后座上，却不能把自行车扶起来。我累得气喘吁吁，毫无办法，直到天快黑了，遇到一个过路的好心大叔，才帮我把米袋搬上了后座。

从家里带来的米要在学校食堂换成粮票。粮票是镇上的通用货币，可以在街上的商店里买东西。1斤面值的粮票当1元钱用。家里每周让我用8斤半的粮票，都是计算好的，一两都不多——每周6天课，一天3顿饭，每顿饭都要用半斤粮票，星期六放学就回家，晚饭不用在学校吃，这样一算，每周要在学校吃17顿。偶尔有个双休日，我就非常高兴，不但可以在家多玩一天，还可以省下1斤半粮票。

每周还有5元钱的菜金，我觉得有些少，可我妈说：“你大姐一周3块钱就够用了。”我妈并不知道，我大姐上中学的时候1角钱就能打1份菜，等我上学的时候，最便宜的菜也要2角一份了，顿顿都吃最便宜的菜，也得3块4。剩下1块6，是买学习用品的钱，我还要从这里面挤出5毛，买一包方便面带回家——我大姐上中学的时候，每周都要带一包方便面给小弟，到我上中学的时候，也是如此。小弟比我们都小得多，我和大姐都很疼他，每个周六的傍晚，他都会等在村口，见我回家就急忙迎上来翻我的破书包。

也许有人会奇怪，给弟弟带廉价的垃圾食品算什么疼弟弟？可在我们小时候，方便面对于我们来说算是难得的美食，一年也不舍得吃上一包。那时候我们村还没有电，到了晚上，我们小孩子经常去隔壁村子里看电视。有一天，我们看了一部香港的警匪片，片名早不记得了，但其中有一个情节我没齿难忘：因为警务繁忙，警官通知警员加班，并给他们每人丢了一包方便面。有的警员就很不满，抱怨道：“不是吧sir，又吃方便面，会吃死人的！”我们都非常不理解，那么好吃的方便面，他们居然不愿意吃，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有一个星期，我丢了2斤粮票。把课桌里的书都掏出来，翻了一遍又一遍，仍旧没有找到。怕父母知道了责骂，我也不敢说，也不能跟同学借，就那样硬挣着，肚子饿得咕咕叫。好歹把这一周撑了过去，可到了周末，我连一分钱都没有了，就没有给小弟买方便面，小弟很失望，哇哇大哭起来。我也感觉很内疚，好像父母给的伙食费里本来就应该有他的一包方便面，是我把那包方便面贪污了一样。

我的手很大，手指也很长，与我的身高很不匹配。我觉得是正长身体的那些年没有吃饱导致的。后来每想到此，我就不后悔辍学了。我在建筑工地打工的时候，伙食同样很差，但白米饭是管够的，你吃得多，老板还高兴，这说明你有力气。

他们常说：“能吃就能干。”

我们的中学分为南北两个大院子。北院是我父亲那一辈人上中学的地方，有几排旧瓦房，老师的家属楼也在这里。在院子的最北边，有一排旧瓦房，是学校的食堂。

食堂的红砖墙上有4个打饭的小窗口，年长日久，窗口四周积满了黑糊糊的油垢。全校有1000多个学生在这里打饭，拥挤是难免的。一堆学生总在窗口前挤过来挤过去，有的碗都被挤掉了，好不容易打到的饭撒得到处都是。也有同学会把挤瘪的饭碗直接扣在另一个同学的头上，烫得对方直叫唤，对方扒拉掉头上的饭菜，两个人就拼命地扭打在一起。

读初二时，我们班的教室离食堂最近。为了避免打饭时拥挤，我和同桌汪明就把碗放在课桌抽屉里，下课铃声一响，抓起碗就飞快地往食堂跑。我俩刚把饭打到手，扭头一望，黑压压的人群就涌了过来，忙弯起腰，双手把饭菜护在怀里，从人堆中钻出去。

一天下午，第三节的下课铃声一响，我俩又像往常一样，抓起碗就往食堂跑。打过饭才发现后面一个人也没有。我俩忽然想起来，那天是星期三，还要加一节思想政治课。可已经打到手的饭菜不能倒掉，我俩只得把饭放到课桌抽屉里，引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

学校的早饭是一小铲干饭，上面再浇一勺稀饭。午饭和晚饭都是大半碗干饭。按说份量也不少，可菜里没油，不经饿。菜有2角一份的，有5角一份的。我们大多数同学都只能吃2角一份的。冬天经常吃土豆、萝卜、大白菜，土豆永远不削皮，切得比铅笔还粗。夏天有豇豆、辣椒、西红柿之类的时令菜，但菜里经常能吃到小虫子。我在炒豇豆里吃到过手指粗的芝麻虫（它们最喜欢吃芝麻叶，身上的花纹跟芝麻叶一模一样，所以乡民称其为“芝麻虫”），浑身绿油油的，带着小尾巴，看着很恶心，吃到了，也只能用筷子扒拉掉继续吃，不然就得饿肚子。后来，我跟朋友说起自己在中学饭菜里吃出芝麻虫的事，他说，芝麻虫现在成了好东西，网上叫“豆丹”，好几十块一斤呢，比牛肉都贵！上中学时天天想吃肉，可这么好的一条肉竟被我丢掉了，真可惜！

那时候，老师家里偶尔会有酒席，吃罢饭，送走亲戚，老师的家属就把桌上的残羹冷炙折箩到一个大盆里，第二天加热一下，端到学生去食堂打饭的路上卖。家属手握一把大勺子坐在菜盆边，剩菜5毛一勺，虽是一些难看的残汤剩水，可闻着挺香。有个同学很喜欢吃这种折箩，每逢有卖，他必要买上一勺，细细地吃。直到有一次他从剩菜里吃出一个烟蒂，从此才不买了。

街上也有几家卖学生饭的小店，也收粮票，我们有时候会去小店里吃。粮票分半斤、一斤、二斤的面值，小店里的饭菜比学校食堂好吃，但份量很少，一斤粮票1小碗米饭，上面盖半勺菜，几口就扒拉下去了。如果敞开肚皮吃，我起码可以吃3碗。虽然吃不饱，可在小店里吃，不用争抢，吃完了也不用洗碗，因此也有不少学生选择在街上吃。

有个中年男人，也开了这么一家小店。他只有一个人，给学生打饭的时候顾不上找零。学生们都是吃完了饭再向他讨要零票。后来有的同学发现他记性不好，每次吃完了饭，就说刚才付的是二斤票，让他找，他也并不怀疑，谁让他找零他都给。卖完一餐饭，剩不下几张粮票，没干满一个月，他就关门了。

家里比较有钱的同学，可以经常去吃2元一盘的炒米粉。我也吃过一次，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炒米粉。学校大门边那家小店除了卖炒米粉，还卖小百货，有个姓吴的同学经常去吃得满嘴油光，吃完站起身把手一挥：“大哥，记在我的账上。”到快放假的时候，一算账，傻眼了，他一个人的账就记满了一个算术本，竟然赊了300多块钱。大哥直接把他扣下了，让人给他爸捎信，拿钱来赎人。他爸带钱来把账还了，同时抽出了自己的皮带。我们坐在教室里都听到了小吴的惨叫声，之后，他就辍学了。

那时候因为欠账辍学的同学可不少，我们村的小周欠了500多，他爸去还了账，扬言要收拾他，他吓得没敢回家，直接跟着亲戚跑到外面打工去了。20多年过去，那个卖炒粉的大哥和他老婆还住在老地方，现在每天炸油条卖油条，两人的头发都花白了。

对很多人来说，洗碗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可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洗碗有着太多的故事。女生们在北院洗碗，北院有好几个水龙头。男生们则在南院洗碗，而南院只有一个水龙头，几百个男生共用，可想而知有多拥挤。

水龙头离地约1米高，下面有个长宽约有1米的水泥池，池子四周是泥地。大家都抢习惯了，也没人客气，每个人一上来就带着一股怨愤之气。A正在用碗接水，B突然把自己的碗伸上去，“啪”地一声把A的碗砸开了。B还没接半碗水，C又把碗伸上去把B的碗砸开了……D的碗又砸过来，A的碗又打回来，E的碗也凑了过来……更多的碗砸过来，只听得一片“啪啦啪啦”的撞击声，把搪瓷碗上的瓷都磕掉了，露出里面白色的铁皮。

碗还没洗干净，鞋和裤子已经溅湿了。争着争着，就有人互相往对方身上泼水，问候对方的母亲，接着就是互殴，互相揪着脖领子，摔倒在水池四周的泥水坑里扭打。没人劝架，趁他们打架的时候，别的人得赶紧围过去洗碗。

学校东边有一个大池塘，我们称之为东湖。不愿在南院争抢水龙头的男生就去湖边吃饭、洗碗。南院和北院之间夹着一条污水沟，污水沟边有一条小路，我们顺着小路走到头，就有一个伸到湖中的岬角。岬角的右边几十米外是学校的围墙，南院唯一的大公厕就建在围墙边，排泄物直接流到湖里。岬角的左边是村庄，有很多牛粪就堆在湖边的空地上。所以，湖面虽有百亩，可供我们洗碗的，也只有这一片半亩大的岬角。岬角上有两棵放倒的树，来得早的同学就坐在树干上，来得晚的同学就蹲在湖岸边，或者直接坐在地上。

我们来洗碗的时间都是固定的，时间长了，水中的鲹鲦鱼也掌握了这个规律。我们在湖边吃饭的时候，成群的鲹鲦鱼就在水边窜来窜去，水花乱溅。有人洗碗了，鱼都拥过去，争抢为数不多的几颗剩米粒。碗很好洗，因为没有油，随便用手抹几下就干净了。有一次，我猛地把碗扣下去，贴着泥地拉上来，翻开碗，就抓住了一条一拃长的鲹鲦鱼。我很想吃掉它，可想着它可能去公厕那边吃过排泄物，又赶紧把它丢掉了。

南院仅有的一个水龙头还经常停水。我们大多数人连洗脸盆都没有，有洗脸盆的同学会在睡觉之前接半盆水，留着早上洗脸。若停水了，大家便都拿着毛巾去蘸那半盆水。10多个人甚至20多个人洗半盆水，水先是变成灰色，再变成黑色，之后就没有了，都被毛巾吸干了。

这样混在一起洗脸，极容易传染疾病，很快，同学们都开始害眼（角膜炎）。以前，大人吓唬不听话的孩子，都喜欢说：“我打你比害眼还狠！”现在，我们终于知道害眼有多狠了——眼睛受到刺激，分泌了大量的眼屎，和睫毛结在一起，把眼睛都糊住了。每天早上醒来，要用指甲慢慢抠掉睫毛上已经变硬的眼屎，才能睁开眼睛。

害眼越来越严重，眼珠子通红，眼皮很重，会不由自主地往下耷拉，止不住地往一起闭，难受得很，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我都看不清了。勉强撑到中午，去诊所买了一管眼药水点点才好些。

1998年初，新食堂建成了。新食堂有10几个水龙头，从此再也没有学生去湖边洗碗了。

水龙头带给我最大的变化是：我开始刷牙了。之前我从未刷过牙，肚子都填不饱，哪有闲钱买牙膏牙刷呀。不止我一个人如此，我们全村的男女老少也几乎没刷过牙。后来有打工回村的人开始刷牙，蹲在自家门口刷得满嘴白沫子，还被村里人嘲笑：“出门几天学洋了，烧得不轻！”

说起来真吓人，小时候，我亲眼见过父亲用指甲贴着门牙刮下一坨黄澄澄臭烘烘的牙花子，抹在纸片上，把纸粘住了（牙垢多到能当胶水用）。我也学父亲，用指甲在门牙上刮，却刮不出什么，还挺羡慕地问父亲：“爸，我怎么刮不出牙花子呀？”父亲说：“等你长大就有了。”

小时候，若要问我最讨厌哪个季节，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冬天。因为每年冬天我的手和脚都会生冻疮。手指先是红肿，跟卤熟的猪尾巴似的，接着开始溃烂，指背的肉皮整个烂掉了，可以看到通红的肌肉。没有厚棉衣，也没有棉鞋。冰天雪地，教室里也没有暖气。老师不在时，大家就跺脚取暖。一个人跺，所有的人都跟着跺，直跺得教室里尘土飞扬。

读小学时生了冻疮，起码还能在家里烧些热水烫一烫，可是中学连冷水都不易得。早上手脚冰凉，并不觉得太难受。到了中午，温度升高，手脚暖和过来了，就开始痒。哪有什么心思听课，只顾着抓痒去了。两只手还好，可以互相抓挠，脚穿着鞋子，没法伸手下去抓，只能把两只脚放在一起蹭。隔着鞋子，总也蹭不到痒痒地方，难受得恨不能把两只脚剁了。

成年之后，懂得照顾自己了，吃饱了，穿暖了，也不再生冻疮了，这才慢慢发现冬天的美，也不再讨厌冬天了，可小时候的冬天真是一场噩梦。

我们读初中的时候还有劳技课，不能请假，不能逃课。学校的操场原是东湖的湖汊，学校有一间房专门用来放铁锹、洋镐、手推车、扫把之类的工具。一到劳技课，学生们就得拿上工具，去平整操场。有的挖土，有的推车，体育老师背着手站在高处跟包工头一样指挥着我们，谁干得慢了还会遭到呵斥。连着干上两节课，下课了就把工具放在原地，会有另一个班的学生来接着干。反正每天总有几十个学生在挖土推车，一届届的学生，愣是挖掉了山头，填平了湖汊，填出了一个大操场。

老师不但在校内使唤学生，还让我们去校外的农场劳动。有时劳技课前，会开来一辆大卡车，老师把车斗后门打开，学生就争先恐后地爬上去。大卡车上挤满了人，为了防止学生被颠下去，还在四周拦了绳子。我们被拉到农场里，割麦子，拾棉花。老师为了调动我们的积极性，割麦子时，每人分一垄，大家都怕自己落后，拼命往前割，比干自家的农活还卖力，拾棉花时，地边放一台磅秤，拾到中午，把每个人拾来的棉花称重，多的表扬，少的斥责。辛辛苦苦干一上午，连一口水都没喝着，又被卡车拉回学校。下午再拉上另一班的学生去农场。

读初中期间，最令我难受的就是住宿了。如果我早一年上学，就没这么多学生。如果晚一年上学，新宿舍就建好了。可我偏偏就赶上了最倒霉的一年。

三个年级的女生都有宿舍，就在北院的大瓦房里。初三的男生因为课程紧张，也有宿舍，我读初一时，表哥读初三，我还去他的宿舍里睡过几夜。早上，他们排成一排站在宿舍门口撒尿，查卫生的男老师突然从门洞里窜出来，连踢带打，众人提着裤子作鸟兽散。

初一和初二的男生没有宿舍，只能睡在教室里。我们的卧具——竹帘和被子——就放在教室后面。竹帘贴着后墙根摞在一起，被子摞在竹帘上。教室的后面坐着一排大个子同学，上课的时候他们就靠在被子上，有些人擤过鼻涕，就顺手抹在别人的被子上。

每个班男生有50人左右，老师从不给我们安排固定的位置，全由学生自己争抢。每天晚自习时，别人在专心复习功课，我却常常走神，总是担心晚上睡哪儿——只要有一尺宽的地方，就够又瘦又矮的我容身了，可就是这样的一小块地方，都要靠拼命地争抢才能得到。

晚上9点，下课铃声一响，教室里就像马蜂炸了窝，不等女生走出教室，所有的男生都往教室后面冲。90多张课桌把教室都挤满了，见女生被堵在过道里，好多男生就跳上课桌，从桌子上往后跑，把课桌都蹬翻了。

大家都是先抢竹帘，把被子都翻倒在地。我好不容易抢到两张课桌，把竹帘架在课桌上，再回头找我的被子。被子早已被人踩在地上，踏满了脚印子，跟地毯似的。捡起被子，拍打掉土灰，铺在竹帘上，躺下之后终于放下心来：嗯，干得不错，今天终于有地方睡了。

有的同学还尿床，其中一个男生特别严重，每天都尿。他每天都裹着又骚又湿的被子睡觉，身上骚气刺鼻，他从过道里走过时，有的女生直捂鼻子。有一天上体育课跳山羊，我的同桌汪明跟他一组，汪明当山羊，他没跳好，一下子骑在了汪明的脖子上，把汪明气哭了。

有一晚，我又抢好了地方，把竹帘铺下去，返身去捡被子，抱着被子回来时，一个大个子却把我的竹帘扔到了地上。

“你为啥把我的竹帘扔了？”

“我没扔，我来的时候你的竹帘就在地上。”

他的旁边还有二尺宽，我抱起竹帘，说：“那你把竹帘往里面铺一点，让我睡一点吧？”

他把竹帘尽量铺开，岔开双腿，伸直两臂，以“大”字形仰躺着说：“没位置了，你去别的地方睡。”

我扭头看了一圈，教室里每一块空地都被人睡满了。我说：“让我挤一晚吧，找不到空地了。”

说着，我就把竹帘往上放。他突然跳起来，抓着我的竹帘扔到了教室外面。我那时候是真恨他呀！明明能睡下两三个人的地方，他非要一个人霸占着。我也抱起他的竹帘想丢出去，却被他一把抓住了，他对着我的脸上打了一拳，鼻血哗哗地往外流。我跟他打了起来，可他比我大3岁，高我一头，就是两个我加起来也打不过他。

多日为了抢床位绷紧的神经断了，这学真没法上了，我当晚摸黑跑回了家。一个人走在路上，四周黑黢黢的，我并不害怕，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拿把刀杀了那个大个子。我父亲过年的时候给乡亲们杀猪，有一竹篮大大小小的刀，里面有两把非常锋利的牛耳尖刀。晚上教室不关门，拿着尖刀，走到他的床前，跟我爸杀猪一样，对着他的脖子捅下去，就能要他命。我那时候不懂法律，不知道未成年杀人不用偿命，我怕警察枪毙我，我还年轻，不想死啊。

我回到家已经10点多了，父母早就睡了。听我叫门，父亲起来给我开门，说：“你咋半夜里跑回来了？”

“我不上了。”

我在家放了3天水牛。我已经极其厌学，但我还小，不知道辍学后干什么，只能还去上学。汪明也很弱小，他对我说：“别跟他们争抢了，抢不过他们的，跟我睡在外面吧。”

当时，有8个年龄小、个子小的男生就睡在教室外面的廊檐下面。那里也不错，就是有蚊子，只能像鲁迅在仙台时那样，“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

再也不用争抢了，可以从从容容地把竹帘抱出来，铺在凳子上。还可以趴在窗台上，隔着窗玻璃，看着灯光明亮的教室里同学们来回奔跑着争抢“床位”：一个大个子抱着一个瘦弱的同学的脑袋，对着墙壁撞得咚咚响，直接撞成了脑震荡；有一个大个子为了抢床位，对着另一个同学狠抽了两个耳光，那个同学满嘴都是血……

现在想想，那时候真是早该去廊檐下睡的，万一哪天被同学失手打死了，他都不用偿命。

后来天越来越冷了，我和汪明就合在一起睡，铺我的被子，盖他的被子。到了冬天，打霜了，我俩还睡在外面，跟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似的。早上起来，头发上都是白白的霜，被子外面潮乎乎的。

临睡前，躺在被窝里，阵阵北风拂面，看着漫天寒星闪闪，我和汪明就掰着手指头算日子，算算除了寒暑假，除了星期天，还要在走廊里睡多少个夜晚才能把初中熬过去。每一夜都好漫长啊！我们那时候好羡慕那些住在镇上的同学，还有老师的孩子，他们除了学习，啥也不用管，每天下了晚自习，就一起说说笑笑地从容离去。他们家里远比我们有钱，穿得暖，吃得饱，有自己的房间。

长大后看《匆匆那年》的后记，我就想：我们这些底层的穷人哪有什么“匆匆那年”呀，每一天都是煎熬，巴不得时间快点儿过去呢。

我读初二那年，新的宿舍楼终于建好了。现在那栋两层的筒子楼还在，我在卫星地图上找到了，测量了一下，长70米，宽15米。楼从中间一分为二，女生住东边，男生住西边。

宿舍楼中间有个十字走廊，每天晚上，老师的家属和街上的小贩就在十字走廊摆小摊卖吃的。一晚上也赚不了几块钱，可他们还经常为了争地盘吵架，甚至打架，互相掀摊子。那时候学生都穷，他们卖的吃食也很简单便宜，主要是油条、菜角、菜包子之类的。小贩们用小竹篮装着吃食，蹲在墙根下，有学生走过，他们就吆喝。大家白天就没吃饱，下了晚自习更饿了，家境稍好些的同学就会买一些。可我没钱买，从他们中间走过，闻着食物散发出来的香气，我就忍不住咽口水。有时候饿得睡不着，就去买一个菜包子，三两口吞下去，顿时像吃下一颗仙丹，浑身舒坦。

我们班的男生分到了两间宿舍，20来人住一间，双层的大通铺。很挤，那也比睡在教室里强多了。我们都高兴地把被子从教室里抱了过去，从此再也不用担心没地方睡觉了。

我们去新宿舍本来可以穿过乡政府家属院之间的过道。有的男生尖叫打闹，还有的男生乱吹口哨。家属院的人一气之下，就找来泥瓦匠砌了一堵墙，把过道堵住了。我们只得绕到街上。走到街角，男生们就站成一排往那堵新砌的墙上撒尿。家属院的人察觉了，就推开楼上的窗子骂。今晚骂走了一拨儿人，明晚又去了一拨儿。有一晚，男生们正围在墙下撒尿，月光明亮的天空突然下了一阵倾盆大雨，等闻到骚臭气，大家才明白撒下的是一盆尿，从此再也没人敢对着墙角撒尿了。

新宿舍啥都好，唯一的缺点是没有卫生间。厕所在东湖边，离宿舍楼有点远，晚上大家都不敢过去。东湖里每年都要淹死人，人们传说湖里有水鬼。

夏天我们男生晚上几乎每天都去东湖里游泳，10多米深的水，一口气潜不到底。一年夏天有5个男生打扫完教室也去湖里游泳，他们到的时候大多数同学都已经走了。游完了上岸穿衣服时，发现有一堆衣服没人穿，这才惊觉少了一个人。4个人忙跑回学校报告老师，老师和派出所的人扛着捕鱼的大网去湖里打捞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才把那个男生捞上来，尸体都硬了。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同学的名字里有个“龙”字，他龙凤胎的姐姐名字里有个叫“凤”字，于是谣言四起，说什么龙凤相克，他姐把他克给死了。

我们的班主任和另一个老师被学校派去通知家长，这个同学的爹妈都是农民，当时正在水田里拔稗草，听说学校的老师来了，急忙跑上来，把老师让到屋里，顾不上洗脚上的泥，就给老师倒茶，还要杀鸡做饭。老师急忙拦住他们——这饭不能吃呀，要吃了，那还如何开口？

同学们口口相传，说蹲坑时水鬼会突然从坑里伸出一只手把人拽进去。于是大家就站在宿舍里朝窗外撒尿。近千个男生，都往窗外尿，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很快学校就发现了。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让每个学生凑几角钱，买一个桶摆在宿舍里，早上由值日生提到厕所倒掉就可以了。可学校偏不这样做，他们让学生会制止学生，每晚都有几个大个子男生拿着手电筒站在宿舍楼外，听到哪一扇窗口有撒尿声，就急忙摁亮手电照过去，大声斥骂。

有一天晚上11点多了，有个同学把头伸出窗外看了看，说：“这几个王八蛋应该回去睡了。”说完，对着窗外尿起来。

楼下突然有几道手电光照了过来，同时听到一声暴喝：“谁在哪里撒尿？”

他的同伙答道：“是203室。”

“你确定吗？”

“没错，从西数第三个窗户。”

“走，上去揍他妈的……”

那个顶风作案的同学急忙爬回自己的被窝，与此同时，我们听到楼梯上响起了“咚咚”的跑步声，声音顺着楼道急速而来，紧接着就听到咣当一声，我们宿舍的门被踹开了。插销崩飞了，一个同学放在门后的塑料盆也被撞得稀烂。几把手电光对着宿舍乱扫，大声喝问：“刚才是哪个鳖孙在窗口撒尿？”

所有的同学都拥着被子，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装睡。他们连问了好几遍，没一个人搭腔。

“都装死是吧，给我打！”

我们每个人都被揍了几棍子。等他们走了，大家都骂那个撒尿的同学。

窗外不让尿了，有人就尿在宿舍里。有一个人尿，所有的人都跟着尿。宿舍里被尿出个大水洼，骚气刺鼻，跟睡在街边那些无人打扫的公厕里差不多。每个人都从外面寻回一块砖头放在床板下面，晚上脱了鞋，要把鞋并在一起放在砖头上，以免鞋被尿浸湿了。

床铺是用钢管搭成的，所有的钢管都被尿腐蚀得锈迹斑斑。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整个床架都得塌掉，我们不被熏晕，也得被床板砸死。

后来，有同学发现，往窗外撒尿有人管，往窗外倒水却没人管。于是，那个同学就尿在空酱瓶子里，再泼到窗外去。大家觉得这办法不错，共用起这个瓶子。可惜瓶子太小了，如果控制不好，就会淋一手。再后来，有个同学从家里带来一个大罐头瓶，彻底解决了大家小便的问题。

弟弟比我小8岁，我问他上初中的时候怎么上厕所，他说跟我们那时差不多。有一天，他一个同学尿在啤酒瓶里，放在桌子上，同学刚走，检查卫生的老师来了，指着瓶子问弟弟这是谁干的？弟弟说不是他，老师摸了摸瓶子，说：“宿舍里就你一个人，这瓶子还是热的，不是你是谁？”说完，老师踢了弟弟一脚，弟弟被迫提着尿瓶穿越人来人往的校园往公厕走去。

“你看我倒霉不倒霉？”

同学们都喜欢管班主任叫“老班”。老班40岁左右，教英语，长得挺胖，细眯缝眼。他很爱笑，眼睛本来就细，一笑起来就只剩下两条缝。

英语模拟考试的时候，试卷总是不够，不知道什么原因。初三的学生都大了，老班也不敢说给谁不给谁，只好让我们抽签。他拿出两根火柴，折断其中的一根，然后把两根火柴并在一起，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只露出两个火柴头——谁抽出的火柴头是整根的火柴，谁就有试卷。老班总是让成绩好的同学先抽，并故意把整根火柴往上拱一点。所以，几乎每次都让成绩好的同学抽到试卷，偶尔有英语成绩差的同学抽到了，老班就诱导他们把试卷让给成绩好的同学。

有个大个子同学，英语成绩很差，有次老班走到他面前时，他站起来说：“这次我先抽！”说着，伸手就把整根火柴抽了出来。

老班尬笑几声，递给大个子一张试卷，问：“你要试卷挺积极，你会做吗？”

“就是不会做，我才要学呢。”

老班指着卷子说：“你给我读读，这一句是什么意思？”

大个子哪会读，低着头不吭声。

老班觉得难住了他，就说：“你看看，你不会啵？你啥都不会，这试卷给你就是一张废纸呀！把卷子让给别的同学做吧。”说完，就要拿大个子的试卷。

结果大个子伸手就把卷子夺回来撕碎了：“这是我应得的卷子，我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要它是没啥用，可我就看不惯你假惺惺地搞什么抽签！”

老班气得脸上的肉直抽抽，伸手指着教室外面说：“你给我出去！”

“出去就出去，这破学校，我早不想上了！”

大个子说完，把桌上的书都收到课桌里，搬起来就走了（桌椅都是学生自己出钱买的）。

初一上学期期末考试，我们班的成绩是8个班中最好的，年级前3名都在我们这里。我考了第10名，得了奖状。之后，我的成绩一路下滑，初三时只有数学和地理成绩很好，语文和英语都不及格了。

我们年级的“状元”姓魏，眼睛高度近视，有人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眼镜”。他是城里人，看着年龄明显比我们大，显得很成熟，穿的衣服也比我们高档多了。刚开学的时候，同学们都以为他是来实习的老师。据说他在城里没考上重点高中，他父亲找关系，把他送到乡下，又从初一开始读。

有一次作文，作文的题目是“假如我是XX”。我们这些没出过山村的放牛娃都写：假如我是老师，假如我是医生，假如我是村长，能吭哧吭哧憋出来几百个字就算不错了。而人家小魏写的是：假如我是联合国秘书长。洋洋洒洒几千言，什么环境保护啦，世界和平啦，老师非常喜欢他的这篇作文，一进教室就夸他写得好，把他的作品当作范文为我们朗读了一遍。

小魏学习很好，可他的同桌学习极差，每次考试都是抄他卷子。可有一次考试，他考了98分，同桌却考了100分——有一道选择题他不会做，就先空着，留到最后做，同桌照抄到这里看他没选，就胡乱选了一个，结果却蒙对了，他最后对着这道选择题反复考虑，却选错了。老师念成绩的时候，我们都笑起来。

年级“榜眼”是我们班主任的侄子，也是留级生。他哥比他还厉害，是我姐他们那一届的年级头名，后来考上北大，轰动全乡。

初二快结束的时候，老班宣布，谁想留级，可以让家长去跟他说。我考虑了几天，回家跟我妈说，想留一级，想让她买些礼物，去跟老班说一声。可我妈没有同意——我的两个姐姐都留过级，二姐还留过两次。我妈觉得我是个傻子，读书就是浪费钱。

刚升初三，我就不想上学了，汪明也是。我俩经常说着说着就搬起桌子，作势往教室门外走。

“真走假走？”

“真走！”

“我走了你要不敢走咋说？”

“谁不敢走谁是狗！”

他搬起桌子往前走了2米，扭头看着我。我不甘示弱，搬起桌子往前走了5米，扭头看着他。他又搬起桌子走到教室门外，我也搬起桌子正准备随他走出去，他却搬着桌子跑了进来。

老班随后走进来，嘿嘿笑着说：“搬桌子干啥？不想搞了？你不用害怕我的，想走只管走，我不拦着。说实话，你就是留下来也没有考上高中的希望。”

有一天，汪明又说他不上了，搬起桌子就往外走，一直搬到了楼下。

我趴在阳台上喊他：“你真不上了？”

他仰头对我说：“真的，这次是真不上了。”

我忙冲下楼去帮他抬桌子。抬到街上，他从亲戚家推出一辆旧自行车，还有一截绳子——原来他真的早就准备好了。

初三下学期刚开学没几天，老班就给我们这些成绩差的同学每人发了一本薄薄的《职业指导》。内容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某某倒卖服装发财了，某某搞养殖致富了，某某搞种植丰收了……总体的意思就是：人生不只有读书一条路，社会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可以大有作为。

凡收到这本书的同学，都在老班的劝退之列。指名道姓让谁走，肯定不行，老班就经常通过这样的日常行为，对我们造成一种压力，让我们主动离开。比如，他会把学习好的同学都调到前几排，跟他们有说有笑，对后几排成绩差的同学则不闻不问，仿佛他们不存在，即便开口，也是旁敲侧击，冷嘲热讽，给我们泼凉水，说我们考了也没用，浪费时间。

人越来越少，后面大半个教室都空了。不能再等了，我也该走了。搬起桌子的一刹那，我的心里忽然咯噔了一下：这就算结束了么？

我还从来没穿过校服呢。初一刚开学不久，老师在教室前头摆了一台量身高的尺子，所有的同学都挨个上去量身高，准备订校服。当时我的身高是142厘米，我回家告诉我妈拿钱订校服，她说：“没钱买，买什么校服，你身上的衣服不能穿吗？”我二姐却有两套校服，一套穿，一套换着洗。我那时候可羡慕穿校服的同学了，因为我自己身上的衣服很旧很难看，相比之下，校服就很漂亮了。

过年的时候，我妈带我去街上买新夹克，灯芯绒的，很结实。我试了试，说大了。她却说小了，反而买了更大一号的，说是长大了还能穿。多年以后，我妈说，她看我穿着新夹克在前面走，她和我大姐在后面偷着笑，因为新夹克跟大衣一样，下摆直接垂到了我膝盖。

她就让我穿着这样的衣服去上学。4年后，我已经长到1米75，这件夹克穿着依旧很宽松，我还穿着它去新疆打过工。

放暑假的时候，老班让人捎信，让我拿70块钱去买初中毕业证。那时候去建筑工地当小工，一天也难挣10块钱。70块不是小数目，我觉得不值。

我爸拿钱给我，说：“没有初中毕业证，你就是文盲，以后要进扫盲班学习，耽误干活，去把毕业证买回来吧。”

我没去，白天放牛，晚上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全家人一边编烟叶一边看古天乐和李若彤演的《神雕侠侣》。

10多天后，我爸和我用架子车拉着烤好的烟叶去街上的收购站。架子车很笨重，我拉着车弯着腰，往前伸着头，不知道怎地，就想起几个月前杨校长的讲话：“日他奶奶的，不怕你们不好好的搞，再过几年你们就看出差距了。到那时候，学习好的同学坐在屋里吹着空调就把钱挣了，学习差的只能回家种田，拉着架子车抻着头，累死你们！”

卖完烟叶，父亲又拿出70块钱让我去买毕业证，我还是不去。

父亲摇摇头，说：“不去算了，你在这看着架子车，我去街上买些东西。”

我把架子车推到树荫下，躺在上面睡觉。1个多小时后，父亲拍醒了我，笑着说：“我把你的毕业证买回来了。”

初中辍学之后，我当过包身工，挖过水沟，砌过砖墙，缝过衣服，装过水电，烧过锅炉，买来的毕业证从没用过，早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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