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95后把吴晓波的《激荡四十年》改成了动画片

2004年7月，在哈佛大学做短期访问学者的吴老师对妻子提出写作1978年到2008年中国企业史的想法。

他后来说，这是一个让他自己“都吓一跳”的念头。

在哈佛，尽管与其他学者探讨的主题是中国公司的成长之路，但他觉得：

我深感中国企业研究的薄弱，我们不但缺乏完整的案例库和可采信的数据系统，而且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历史沿革描述，关于中国公司的所有判断与结论往往建立在一些感性的、个人观察的，甚至是灵感性的基础之上，这已经成为国际沟通的巨大障碍。

这便是《激荡三十年》这本书的由来。

在前言《我对历史的本质始终迷惑不解》中，他形容这是一次月夜孤身闯入历史迷雾的探险之旅，写作的书屋正对着京杭大运河，他的思路经常随着它拐到了远方的华北平原，又在北京城的鼓楼戛然而止。

2017年12月，还是在大运河畔，他写完了《激荡十年：水大鱼大》，此时的总序标题又变成了《“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十年前的疑问似乎有了个答案：

他写道：

我不能保证所有的叙述都是历史“唯一的真相”。所谓的“历史”，其实都是基于事实的“二次建构”，书写者在价值观的支配下，对事实进行逻辑性的铺陈和编织。我所能保证的是创作的诚意......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拒绝任何形式的先验论，必须承认一切社会或经济模式的演进，都是多种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综合作用的产物。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任何一段历史，都是那个时期国民的共同抉择。

2022年，杭州刚刚度过了浙江省史上最热的七月。

我的思绪忽然也跑到了2004年，那时候，我才小学四年级。

7月暑假里，我唯一惦记着的，是一个常见的技术难题——如何给滚烫的电视机降温，以防被爸妈发现。

当时，我并不知道中国彩电“最热”的年代在1988年（那时我尚未出生），并在2000年进入行业寒冬（那时我还太小），甚至出现了“彩电论斤卖”的局面。

电视么，哪有那么复杂的，能看就行了。

是的，我不知道一台司空见惯的彩电身上烙印着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发展轨迹。

此时此刻，我的对面是几个有横有竖的电脑屏幕，鼠标正在把一个复古电视机的元素拖入屏幕中。

今年“暑假”，吴老师把将《激荡三十年》和《激荡十年，水大鱼大》进行视觉化改编的任务交到了我们手中，我们五个人，清一色的90、95后。

面对老板，我的甲方，我承认我被他这个念头“吓了一跳”。

不止如此，这位甲方还要求做到片子在视觉上的独特性，最好让人有丰富的联想。

以及最重要的是，这是一条中等长度的视频，我们要跟互联网上所有冲击的、简短的、有记忆点的视频厮杀，争取大家的时间。

吴老师，要不，先给我一条大运河顺顺思路？

困难归困难，但说到底这是个“翻译活”，比二创更复杂，算是三四五六七八九“创”吧。

拦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烦心事是“取舍”。

“激荡四十年”系列的短视频，横跨1978-2018年，这段悄然走过的时间，离我们好像很近，但对这个四十年来飞速变脸的时代而言，其实已经十分遥远。

第一次开会拆书稿的时候，对于书中当年事件的取舍，分歧就很大。不仅要做到语句高度精确，每个人物的出现和篇幅，也必须有所控制。

最终，扯着嗓子争论了好几天，我们从一万五到两万字左右的当年书稿中，围绕年份关键词、按照事件重要性和敏感度精挑出了8000字的内容。

接下来就是“翻译”。

比如，书里的文字是：“在当时养鸡、种菜全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牛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

而我的语言是：“鸡入画，鸡淡化，猪入画.......复古彩电来，《花开在眼前》（甲方指定BGM）在第X分第X秒响起......”

分镜画面草稿

我们的生产流程是这样的：精挑出8000字的内容会被分3-4段，然后根据分段的内容去寻找符合历史真实的图片素材、音乐等。

过程有点像搭乐高积木，一层层找，一层层组，最后合体成型。

说个数据吧，一个5分钟左右的视频，大概会有80个分镜，每个分镜15个图层，每个图层，要竭尽心力浏览大量图片，才能找出符合心意的元素，最后再把这一切用动画组合，配上旁白和音乐，这才能齐活，上菜。

为了提高产能，我们后来放弃了手绘（就是上面那种），直接用软件上图层定版，最后就变成了下面这样：

“上个连环菜”

这期间，我们还遭遇了一些“精神内耗”，主要的“挑战”是处女座老板的文字洁癖、观众（尤其是书迷）的审美需求、团队对画面理解的差异、老素材的稀缺、版权的规范和限制等等等。

好在，一切都大功告成了。

我们听说8月24日以后，全国大部分的高温天气将逐渐结束。

不过我们会记住这个异常炎热的夏天，一群90后的编导，对着两本厚厚的书，用复古、有年代感的拼贴风定格动画，真诚地还原了一段父母辈的历史，留下一点属于他们话语体系的注脚。

期待你点开看看，从激荡里捕捉旧日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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