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初有个女明星找我吃饭，吃完我到今天才缓过劲来 | 天才精选73

“替家庭和社会生病”

什么是精神病？狭义地说，很多人会想到那些认知、行为异常，没办法正常生活的“疯子”，即重性精神障碍。

广义地，则把抑郁、强迫这些疾病也纳入其中。我们封闭病房收治的多为前者，但也很难一句话概括。

在我看来，精神病人既不是天才，也不是“疯子”，不是褒义词也不是贬义词。不过收治精神病人是有标准的。什么样的人必须来封闭病房治疗？一是危害公共安全，二是丧失了正常的生活能力和社会功能。

精神病的病因至今都是难题。一般来说有生物性和社会性双重诱因。

精神分裂症的患者，神经递质和常人不同。神经元的突触也往往是减少的。但这些仅是在科学研究层面上的发现，即使做脑部检查，也查不出来。脑外伤也会造成精神疾病。

我们有个精神分裂症的男患者，喜欢吃罐头。他姐姐每次来都给他带罐头，还会拿一把螺丝刀放兜里。一坐火车，就经常因为这把刀被安检员拦住。每次来了医院就情绪激动地对我们说，安检又和我吵了。

我每次都想，你为什么一定要带这把刀？医院里有护工和工具，我们可以借。但她下次还带螺丝刀，还跟安检员吵架。所以很多“精分”的家属，也是“没被诊断”的患者。这里头遗传和家族的因素还是有的。

还有很多时候，家庭和历史的一片尘埃落在身上，人生就此改变，在精神病人当中很常见。

孙艳玲年幼时家里困难，她被父母送走。养父母收养她没几年就因历史原因被打倒，她精神受了很大冲击。她后来发病了，就离了婚，夫家也不认她。

章月樵老人10岁的时候，父亲去了台湾，他从此流离失所，受了很多欺凌。从那时起他晚上就不敢睡觉，平生最怕的就是身世被“揭穿”，60年里老琢磨着自杀。

看到他，我会忍不住感慨，单独的个人在历史的洪流中是如此渺小。精神病虽然是个体疾病，却很可能也是社会疾病，社会是它的传染管道。我时常觉得，这些病人好像是在替一个家庭、一段历史或者某种环境“生病”。

有人说，精神病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出不来。其实，很多时候是他们没能调节好自己情绪里的压力、执念、失落、不甘，走向了极端。

卢伟是因为母亲的离开开始借酒浇愁；王瑞军是因为养母百般“嫌弃”，她无法回答“自己是谁”；段慧来则是永远停留在火车驶过，领导不认错、不给说法的时候，再也没有向前。

▲陈百忧所在的三甲医院精神科原封闭病房院区。八年前该院区被关闭，如今这里已经荒草丛生

在我们这边，一个精神病人刚发病有怪异行为的时候，好多人第一件事不是往医院送，而是“看外科”——请神做法。

“外科”看不了才往我们那儿送。尤其是农村的重度患者，很少先来医院。封建迷信在精神病患者及家属中还是挺盛行的。

到了封闭病房，钱没什么用，手机也不能用。生活还原成本身的样子。我经常在下午去女病房看她们边看电视边互相编辫子。

每天病人上下午都有一小时在院子的活动时间。但“精神衰退”（情感淡漠，思维贫乏，对社会活动无精打采）的患者不愿意出门，得护士赶着他们出去。有的就往墙角一“堆”，好像墙角有磁铁似的，自己就吸过去了。

和病人聊天，心里觉得很干净，会去思考一些本质的问题。其实人生的本质是很简单的。

我遇到过一个焦虑患者，是社会标准里（地位）很高级别的人。他说每次给下属布置任务，人家表情一不对，他就开始紧张，心里想是不是我说错了。

所以他只好板起脸，让人不敢给他提意见了。聊下来我会觉得每个人都差不多，都是平等的，都有自己的苦楚、要解决的问题。

沙漠玫瑰

封闭病房的病人刚来的时候没有自知力，很多事情我们要和家属核实，医生、护士和家属要结成一个“治疗联盟”，是在一个阵线上的。

我见过这么多的家庭，家属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爸因为一次见义勇为，救一个被醉汉骚扰的女孩，被醉汉打伤了脑袋，后来也有了很多精神病症状。他发病的时候，总是很慌张，经常一边上厕所一边刷牙，把全身都弄脏；还会因为掉到很脏的水中，被人捞出来送回家。

后来他有“嫉妒妄想”——坚定地认为我妈不忠，跟踪她，搜寻各种蛛丝马迹。我妈买菜，跟一个男的说着话，他都跟着，经常突然就从绿化带里窜出来。

病人“犯事”，家属要挨骂，收拾残局，还被人误解。我爸就曾经在茶馆、小卖店骂我妈，别人还会觉得我妈不正经。因为我有过这些艰难的时刻，就觉得自己和精神病人的家属们离得特别近。

有的家属很不一般。老牛是个好人，是个对别人特别厚道的叔叔。儿子牛威得病，老婆不告而别，他也平静地接受；后来又试过了各种“土法”，吃了一肚子的教训。最后他把牛威接回了老家的医院，自己也回单位上班了。

老牛身上有很多精神病患者家属的影子：从不承认到找出路，再规划好后面的人生。或许他也没有完全放下，但明白了得先学会保重自己。

我不赞成用“榨干一个家”的方式治疗精神病患者。护工朱师傅就说，“自己也得好好过啊。不然这一辈子尽是苦了。”

小倩是个很有活力、很热情的女孩儿。在心理咨询培训上，她把小时候自己跟精神病妈妈流浪的经历和大家分享，很多人都流泪、失控了，甚至有人冲上去想抱她，她却闪开了，她说她觉得那段日子挺幸福的，不希望别人觉得她很惨。

她学心理学，开店卖饮品、鲜花，过得很自足。她妈妈患病这么多年，服药断断续续的，却没有精神病人典型的“面具脸”，眼睛有神，表情灵活。

小倩的女儿、爷爷人都挺好，还有她的前夫——哪怕小倩因为自己的病情要求离婚，他也还关心和照顾她。小倩家没有把这种病症当成一种耻辱。他们相亲相爱，甚至比很多正常家庭的连结都紧密。

有一天我看电视里有一个女人特别有魅力，又美丽又强悍，被人称为“沙漠玫瑰”，就像小倩一家的女性给我的感受，美丽且生命力旺盛。

▲精神病人常常因为没办法调节好情绪，走向极端，被压在心上的“多米诺骨牌”压垮

但也有一些家庭没有给病人足够的支持。癔症患者王瑞军失踪前开口说的第一句完整的话是，“陈医生，你知道被人嫌弃是什么感觉吗。”她住院后，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像段慧来的儿子，明明知道他妈妈最看重的是他，就是不来看她。

我还是会尽量看到家属不容易的地方，家属也不是自己选择这样做的。我会说，“如果可能的话，下次就不要怎样了。”因为指责是没有用的，要解决问题。

有个抑郁症女生的妈妈，像老牛一样，相信“电线杆子治大病”，被一家号称“激活海马细胞，永久治愈抑郁”的机构骗了好多钱。

你不能站在道德的高地去指责。因为家庭矛盾已经很深了，他们就是希望有奇迹所以才会轻信电线杆子上的广告。这时还是要去劝慰、疏通。

有的家属做不到，能怎么办？老院区关闭那天，“院霸”哭得很凶。有时候好烦她，但看到她，也会觉得挺难受，她从前也是个能歌善舞、挺能干的一个人。

但她出院以后去哪儿？没有人接她。她的儿子不会来。这是挺悲哀的事情。所以我感觉，家人和社会要做的，就是多一点耐心和理解。

愤怒与“卷入”

在我们科是这样，无论什么症状，医生都不会对病人生气。我刚上班那会儿，有一个“青春型”（病人容易有性唤起）的、患精神分裂症的男孩。

查房的时候，他老会贴到我后背，当然没有真挨着，和我的身体隔了几公分，但也非常近。如果在外面街上，我就会揍他了。可是在病区，就让他一直跟着。

（不会有不适感？）我自己的感受不重要。肯定不会把这个放在（考虑因素的）最前面。肯定也会不舒服，但也没什么。

（医护人员处理的边界）就是病人不能触碰到我们身体，不能动手动脚。除了“不能打人、杀人、吸毒”等等极少数的原则以外，我们对病人没有评价系统，不会说“你做这件事是不对的”。我们有一个患者，天天说我们有个大夫偷他钱，天天骂。我还曾经被木僵的病人踹到地上。这些都不稀奇。

比起身体上偶尔的伤害，另一些情况要更棘手。比如病人林鲲，一直到结婚、生子，在他母亲的影响下，他都没有和妻子说出自己患精神分裂症的实情，但他过得特别痛苦，药也只能偷偷吃。

如果病人来看病，没有告知家属病情实情，你作为医生讲了，那他就不来医院了，对社会的危害更大。本来我们就有强制的精神病防治系统。有些可能会对社会造成危害的重性精神疾病，系统会自动登记上报。所以病人心理压力已经很大了。

当林鲲的妻子接受了他的病情，愿意继续一起生活，林鲲仍执意离婚，我觉得他还挺负责的。我说那你想清楚，你就去做。在这种时候，（医生）是没有“我”的存在的。

（会不会有时冒出“超出职责范围行动”的念头？）太多了。有个奶奶骂孙女，“人抑郁几个月就好了，你这么久了还不好？”遇到这种，我真想骂人。

有个小学生患者在我们那儿住了三个月。但她其实没必要住那么久。一次学校老师罚她，拿书打了她几下，父母就带她去教育局告状，然后把孩子送我们这儿住院。

刚开始孩子确实有点退缩，但后来和我们交流得特别好，也想回去上学。但她爸妈不依不饶，到处找媒体曝光学校，要求赔钱。老师当然教育有问题，但我们感觉这孩子像个工具一样被父母控制和利用。

我们了解到这个女孩的爸妈生了二胎后，对她有很大的忽略，导致她成绩和心态都很差。父母的行为对她造成的伤害远大于学校老师造成的伤害。

每次遇到涉及儿童的这类事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些孩子是家里不想要，也不好好治疗。

就像前面那个被奶奶骂的女孩，她妈生下她就不要了，扔给奶奶。奶奶也委屈，从小带到大，一分钱都没有见过。你能怎么样？孩子脱离不了他的环境。你想帮，但感觉使不上劲。

王娜是个特别好的人。被父母抛弃，被男友欺骗，复诊了好多次，终于明白要“为自己而活”。

可当她精神疾病快好的时候，却得了脑瘤，走了。那时我执业年限还不长，开始怀疑这份工作的意义：这样的努力有用吗？还是人真的无法和命运抗争？

我们专业里有“共情”和“卷入”的概念。“共情”就是理解患者和家属的处境，不站在道德高地去评价他们，这很重要，可以很快得到患者的信任。

“卷入”是你分不清这是你的事还是他（病人）的事，是比较危险的，可能会进入职业危机。如果有“卷入”的倾向，需要把患者转给其他医生。

所以王娜去世后我心情特沉重，就去了导师那儿寻求帮助。她说，“人生本来就没有什么意义。你赋予它什么意义，它就是什么意义。”

我有个师妹，治疗的抑郁症患者出院时和她拥抱，谢谢她。结果回家路上病人就跳河了。我师妹受不了了，也去找老师了。老师说，“我们在对抗的是一个力量比我们大很多的东西。你努力了，要原谅你自己。”

对我而言，导师的54号诊室就好像子宫，是一辈子都想寻找的感觉。现在我的患者也跟我说，“我跟你说完，发现你四平八稳的，我也就放心了。”能不能解决问题再说，首先得接住。

一个事情干久了会有方法。你不可能一直“肉搏”，总还是在一个制度的保护下。很多人都说我们的工作是在帮助别人，我在帮他们走出痛苦。

当你这么想的时候，其实是很累的。现在有句流行的话叫“放弃助人情结，尊重他人命运”，就说得挺有道理的。

▲很多精神疾病患者在长年的孤独中度日。陈百忧呼唤社会关爱患者，也要体恤亲属的艰难，对这两方都要给予理解和支持

我是“主动精神病”（精神科医生一种调侃的说法，指主动选择精神科）的精神科医生，我就是挺喜欢这件事，觉得这个工作挺有意思的。

我现在的工作主要是到其他科室会诊，偶尔会“捡到”一两个精神分裂症的病人。我会把病人的每个症状，都看作“惊喜”。像躁狂的人，有很强烈的感染力和生命力。他们的睡眠需求减少，精力旺盛，感情充沛。

丘吉尔演讲不是很有煽动性吗，也是轻躁狂的表现。这些病人思维奔逸，音联意联（话题随自己发音和语义改变而迅速转换），说话都赶不上联想的速度，我都觉得有意思极了。

有人说，“人家有病，你很高兴是不？”说这话的人是不是有种道德优越感？你做一件事情，你就快乐地做吧。你快乐地做，和不快乐地做，都是做啊。

当有的病人在大喊，踹床，我会有种感觉，他把我心里面的郁闷都喊掉了，踹走了。我在科里头也经常自言自语。他们（同事）就说我“有病”。

有病怕啥呀？你看《理解疯狂》，法国的精神科医生帕特里克·勒穆瓦纳写的。他写保罗·巴尔韦医生定期和病人比赛，看谁更像精神病人。结果巴尔韦经常赢，他的病人老表扬他“你比精神病还像精神病”。

这就是我的理想哈。勒穆瓦纳说，精神科医生能减轻社会对精神病人的惧怕，不过要冒着与其同命运的风险。

但真的下班之后，也要坦然地卸下这些，回家料理我们的生活。

晴雨伞

什么时候可以考虑来精神科看看呢？

就是你发现自己搞不定了——无论是难受还是开心，都过头了。

其实当我给这个建议的时候，我心里是发虚的。因为当你到了医院之后，可能会非常失望：号也挂不上，（因为病人太多）大夫几分钟就把你“打发”走了。很多年轻人来看诊时抱了很大的期待，结果却有很大的落差。

另一方面，大家对精神科还是有很大的不理解。其他科室请我们去会诊是件挺暧昧的事情，因为我不知道大夫跟患者和家属交待到什么程度了。

有的人对精神疾病是有深深的耻感的。曾经有个患者跑去医务科投诉，“让精神科医生来给我会诊，你是不是怀疑我有精神病？这个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有时候去开会，很多科室的人都在。自我介绍时，人家说“我是循环科”“我是肿瘤科”，听起来都很正常，到我说“我是精神科的”，就发现有人会整理一下面部表情，来表示出一种礼貌或者很微妙的反应。

还有跟我熟的医生特地补充说，“是心理科。”好像我不能大声说我是精神科大夫似的。

有的病人经常心慌心悸，类似心绞痛发作，但他造完影了，没有器质性脑病，血管也不狭窄，心电图也正常。这个可能是焦虑或者惊恐障碍。

但当你跟他说这个的时候，他反应很大，“我这个绝对不是心理作用！”在他的理解里，仿佛我在说他装病。所以我一般不企望“一炮（锤）子买卖”，好像人家立刻能接受（患有精神疾病）这件事。先种个种子，慢慢在他心里会发芽。他这次不信，下次也许会再来。

这些年大众对精神疾病的认知有了一些进步，精神科的就诊率，特别是抑郁、焦虑这些病症来看诊的明显增多，但误区还是存在。

不过我这几年写文章也影响了一些人。知乎上有个人，从高中开始看我写的东西，他现在已经大三了，就考的我们这个专业；有个学生他考研的时候被调剂到精神科，他说他当时“都想死”了。他看了我网上的文章，现在研究生毕业当精神科医生了。社会还是在朝前走的。

其实我们与精神病的距离没有那么遥远，它不是完全不可以理解的。

我去会诊，五六十岁的老人胃疼难受，或者上不来气憋喘的，或者耳鼻喉科里突聋的，起码三分之一都有情绪问题。

他们一般都是一样的处境，一是要照顾八九十岁的老人，或是要照顾自己的孙子，这和他们带自己的孩子完全不同，这两个事就把他们压垮了。

中年人也很辛苦。小孩子也一样，为什么那么多孩子不快乐？我家孩子上小学，但他是我们家最忙的人。

我相信药物。但患者对于生活的那种虚无感，又不是药物可以治愈的。

很多人问，为什么不做心理治疗呢？荣格派治疗大师河合隼雄跟村上春树说，“光以一般常识思考就能够治愈的人，是不会到我这里来的。心理治疗帮助人们看到问题，但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

比如“花疯子”对性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像孙艳玲这样的女“花疯子”发病时常常赤身裸体，出去很容易怀孕。大夫就会问“是否有结扎”这个问题，医院不会建议，但很多家庭会采取结扎——出于对病人的保护。

像她这样有父母愿意接手照顾，又有单位报销医疗费的“花疯子”，已经算“幸运”了。这就是很坚硬的现实：至少在医院范围内，他们还是可控的。但出了医院就很难保证。精神病患者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女精神病患者更是弱势。

我们看到了病人的脆弱，却不一定可以治疗好。这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那精神科医生的作用是什么呢？我希望我是一把雨伞，下雨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稍微遮挡一下风雨，天晴的时候，就把它放在一旁尽情地去享受阳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