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苏、吴琦、周尚意谈《我是谁？》：段义孚与他的世界
文｜刘苏、吴琦、周尚意
刘苏：我准备了一篇小文章，题目叫《段义孚的地理学审美与永恒价值》。人文地理学经常会探讨在地理学家的思想里是否体现出对景观的审美，以及这样的审美是如何体现出来的。段义孚先生的地理学具有非常强的审美性，这是公认的。但是关键在于他的审美是如何体现出来的。那么下面我就这个问题来和大家作一个分享。
段义孚先生的地理学审美源于他之前的很多地理学前辈的思想，也源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地理学前辈，比如说像对他影响非常深远的亚历山大·洪堡，大家都很熟悉，以及像地质学家鲍威尔等等，都提倡要以明喻或暗喻的手法来呈现景观的特征，这给了段义孚先生极大的启发。而与审美相关的人生经历，则体现为段义孚先生他多年作为“异乡人”的身份意识。关于地理学前辈对于他审美的启发和塑造，中山大学的张骁鸣老师有一篇文章叫《论段义孚早期的环境经验研究及其现象学态度》，梳理得很详细。而关于段义孚先生独特的人生经历对他地理学审美意识的形成，《我是谁？》这本书就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了。就像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布蒂默曾经说的，“地理学思想史必须被放在个人传记的、有人情味的语境下来理解。”所以，体会段义孚先生的思想离不开对他的人生经历的解读。在这里我简单结合一下自己对《我是谁？》这本书的感悟，来谈一下他的人生经历对他地理学审美形成所带来的影响。
首先，我认为段义孚先生的地理学审美源于他作为异乡人的身份意识。段义孚先生说：“我以异乡客的身份在美国居住了40年。”我们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异乡人”的身份意识其实意味着无根，无根也意味着意义的缺失和虚无。而众所周知的是，段义孚先生却是一个追求意义的人。当他在异乡，在遭遇无根的环境中，他对意义的追求体现为对爱的追求。在这本书里他谈到了亲情、友情和爱情这三种我们普通人最常见的爱。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三种爱在他生命当中彰显出来的各种喜悦和悲伤、希冀与失落。对这些爱的寻求，尤其是他对友爱的寻求与珍藏，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段义孚先生克服了异乡人的无根、孤独与虚无。而这样的爱，特别是友爱，也被他自己泛化到对环境的审美当中，比如“恋地情结”。“恋地情结”的英文原文叫“topophilia”，它的后缀叫做“philia”，原因在于“philia ”这个古希腊的词根指向的就是友爱。相比于另外两种爱，它在段义孚先生的人生中体现得更为持久且牢固，我们在自传中也可以读出这一点。就像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曾经说过的，“爱使事物结合，恨使事物分离。”对人的爱和对环境的爱，为段义孚先生带来了归属感，帮助他克服了异乡人的无根性。同时他的这种爱也是通过审美来彰显的。所以在这本书当中，他描述了对地理事物的审美，也表达出了对人的审美。比如说他把某些人比喻为下到凡间的天使。
就普通的人生经历而言，在对亲情、友情和爱情的记述当中，蜿蜒曲折度比段义孚先生更高的还有很多自传，就像段义孚先生自己所说的：“我既非美名远扬，也非恶名广布，也从未体验过什么特殊的生活环境，以至于非要用传记或者自传来彰显于世人。”但我们为什么又会不自觉地被段义孚先生的自传吸引呢？或许原因正是在于段义孚先生一生对永恒价值的追求，能够回应我们作为现代人遭遇的孤独感与虚无感，能够引发我们深层次的思考与共鸣。换言之，一个尖锐的问题此刻也摆在我们眼前，那就是，在今天这个连恋爱和婚姻都躺平了，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的时代里，当身边的亲情也无法令我们感到满足的时候，在这三种爱都稀缺的时代里，我们作为孤独的现代人，灵魂的归宿究竟在何方？段义孚先生是否通过这本书给予了我们答案呢？或者说给予了我们寻找答案的方向呢？
项飙和吴琦曾经合作过一本书，叫《把自己作为方法》，那本书受到很多读者的欢迎。而我相信段义孚先生也常常是非常谦卑地把他自己作为方法的一位学者。《我是谁？》其实就是他把自己的一生作为一个实践性的样本剖析给我们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他在经历了爱情的不可得、亲情的逝去和友情的得失以后，他爱的最优先级已经不再是人世间的各种情了，而是无人的荒漠，以及荒漠背后的永恒价值。和其他三种爱不同，这样的爱（agape）在段义孚先生的文字里是看不到背叛和失落的，反而是牢固而且丰盈的。他帮助段义孚先生在晚年克服了生命当中的噩梦与虚无，超越了人生的遗憾与短暂，让他得以体会到自我的无限意义，并且能够流淌出对他人、对环境的审美与欣喜。他说他之所以喜爱荒漠，是因为荒漠让他体会到对生死的超越，也让他看见了独特且可爱的自我与他人。
那么为何会如此呢？原因在于我们每个人之所以爱——按照苏格拉底的说法——是因为爱可以让人在爱的对象上看到我们自己。比如我们爱某人，原因在于我们可以在他的身上看到我们自己，如同在爱人的瞳孔里看见自己是一件多么激动人心的事。而当我们爱某种地理事物的时候，也可以从中看见我们自己。就像一句著名的歌词所吟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而当我们去思考，去热爱永恒价值的时候，那么自我价值就可以更美好、更清晰地呈现在眼前，被认识，也被肯定。当然这样的永恒价值并不是那种不可把握的、不接地气的、高悬在头上的某种形而上学。因为在段义孚先生的生命里，它既是形而上的，也是形而下的，是可以用生命去实践的对象，也是可以寄托在荒漠中被审美的对象。
所以我认为，地理学的审美，在终极的层面上离不开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对永恒的思考，另一个维度是对自我价值的看见。因此我们才能够理解段义孚先生为何说他在晚年的时候，对中间尺度的事物不再关注了，比如城市、乡村和社区，而把关注点放在了两端：一端是头上的宇宙，另一端是微小的人类个体。试想当我们去欣赏一座雄奇的山峰，一条蜿蜒的河流，欣赏黄昏时分天边的落日余晖时，如果我们没有看见那背后的永恒之美，也没有从中发现自我的价值，那么这可能就不是段义孚先生所传达给我们的地理学审美，而这样的审美也无法回应我们作为现代人或许每天每时每刻正在遭遇的孤独与无根，当然这也无法回应存在主义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存在还是虚无。你的生命究竟是存在的还是虚无的？活这一生究竟是有价值的，还是无意义的？到底是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最终回到了故乡，还是但丁笔下的尤利西斯在现代性风暴的裹挟下拒绝回家呢？我们都知道奥德修斯和尤利西斯其实是西方文学当中同一个人物相反的两面，一个代表归家，一个代表无家。而我相信我们今天的大多数的现代人其实都是无家的尤利西斯，而很少是归家的奥德修斯。所以在这本书当中，段义孚先生以他的一生作为方法，或许能够让我们去思考自身生命中的重大问题。
在段义孚先生去世前两个月，他给我们发来了一篇文章，是关于“我是谁？ ”这个话题的新理解，这是他在2012年夏威夷大学的演讲，放到了这本书的附录里，如今看来是他的绝笔了。从这篇文章来看，里面透露出来的生命观或许与《我是谁？》的结尾有所不同。换言之，我发现他在1999年出版的这本书的结尾，也许并不完全符合他临终前的意愿，因为他的生命其实并没有像正文的最后一个自然段所写的那样，走向了吞噬生命的黑暗。他是用夜晚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来作比喻的，我想很多人都被这段文字感动了。请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书后附录里的演讲稿，里面谈到了他发现人生的真正意义究竟是什么。我想整个加起来，或许才是他一生“精神景观”的完整写照。
在此我还是想引用段义孚先生曾经在哈斯金斯讲座上面发表的一篇演讲，叫做“A life of learning”（《致学一生》）来结束我的发言。这篇演讲发表于1998年，内容差不多是对《我是谁？》的一个呼应。段义孚先生在这场讲座的结尾，像海明威一样表达出直面死亡的勇气。他说：
当我走入暮年，我对苏格拉底的那句名言产生了怀疑，那就是“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作为一名学者，肯定会审视人生。但是他（她）审视的或许是别人的人生，而不是自己的人生。我可以拿出我全部的精力去研究沙漠的地貌或拥挤的城市交通，而不去反思我自己是谁，以及我如何看待我自己的存在。实际上，关注外部世界或许是逃避自我困境的一种方式。而我的工作方式，表面上看起来是关于“人和环境”的，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却关乎着我自己的个性。所以，我怀疑我自己是否写了一篇太过于冗长的自传。借着看不出什么思路的写作，审视于是变成了自我审视。而这样做是否值得呢？这样做会让人通向美好的人生吗？还是说，会像索尔·贝娄相信的那样，让一个人希望自己早点死去？于是，我就在这两种可能性之间摇摆不定。最终，我还是站在了苏格拉底的一边，即使是因为未经审视的人生和经过了审视的人生其实都一样容易陷入绝望；即使是因为绝望——偶尔出现的绝望——正是人性的体现，那么，我也宁愿睁开眼睛去直面它，甚至把它转变成我的一种视角，而不是盲目地屈服于它，仿佛它才是那个无情的命运。
吴琦：我完全不是地理学科内部的人，所以诚惶诚恐，但因为自己也做出版和书店，编辑为这本书投入了特别多的心血，我也的确非常业余地在阅读段义孚先生的这本书。首先要代表读者感谢译者的工作，持续地把段义孚先生的这么多著作带到中文的世界。但一个小的遗憾是，段义孚先生的著作在中文出版得太过分散了，分散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出版社，用不同的包装营销的方式，可能不方便对他不熟悉的中文读者去比较整体地把握它，我觉得这是一个小的遗憾。但不知道未来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可以看到很完整的段义孚先生的著作，因为他著作太多了，可能还得花一点时间慢慢去整理。
我之前读过段义孚先生的一些学术著作，比如《空间与地方》、刘苏老师翻译的另外一本书——《恋地情结》。我觉得读《我是谁？》这本书的前后是对段义孚先生的两个阅读阶段。一开始读到段义孚先生，首先对我们这种业余读者来讲是一个大的震惊，他是非常渊博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地理学科以外的读者能够读进去的一个原因。他不只是在地理学科内部做工作，他所使用的材料、阅读的广度是百科全书式的，比如刚才说他会引用索尔·贝娄这种非常文学的参考资料，他也会用伍尔夫、加缪、奥威尔做他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材料。所以整个伸展出来的研究的臂展，是会让任何一个学科的学生和老师，只要对研究工作有兴趣，都会为之拜倒在地。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渊博的知识结构？这是最粗浅最表面的一个印象。
第二个印象是他非常独特的写作风格，这种独特性跳脱出地理学的范畴，放到整个人文社会学科中，他的文风、他的遣词造句都是非常独特的。有一个比较容易的词形容是很平实，但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词更准确，就是很老实。他的每一个字句都要有非常具体的对应的关系才会写。他也不会去做一些矫饰，不太用过度的形容词，就事论事地写，一点一点地写。《恋地情结》里面的一个例子，我印象很深刻。他想来例证像沙漠这样的环境跟人的关系，以及对人类社会的意义所在。对他来讲很可能是非常不经意地写到了一个论据，为什么沙质的土地和人之间是有关系的？它能产生一种舒适感，是因为沙子会进入人的脚趾，是这个非常具体和细微的动作产生了舒适感。我觉得这种观察能力和描述能力是非常厉害的，超过很多一流的文学作者。但在他的著作当中看起来就是轻轻一笔。所以我看到这样的细节的时候，我就会“毛骨悚然”。我会想到一个有那么大知识结构的人，怎么也有这样细微的观察和描述能力，用我们日常的经验甚至是我们日常中都不会以为是什么大事的经验，作为他描述外在世界的一种方式，这就成为我读他的另外一种震惊，从一个写作者或者从一个表达者的角度，你能看到他遣词造句的天赋。包括他要去构筑人文地理学这样大的学科范式的时候，他也总是不厌其烦地从特别具体和微小的基本的概念开始作解释、做重申。比如说人的基本的感官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嗅觉听觉，或者说一个儿童对于世界的基本感知，对空间的概念，这样一点一点像搭积木一样把很高的学术塔搭出来，这背后所需要的耐心，我觉得对今天我们这样新的读者来说是很难想象的。
最后一个在读这本书之前的感受是，这样的研究工作也让我觉得很浪漫。书里描述了爱斯基摩人，解释了人类除开视觉以外的感官，比如听觉。他说因为看不到地平线，所以爱斯基摩人是通过听觉和嗅觉来构筑他们的世界的，看不见的风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光是这一句话，我都觉得浪漫得不得了。我们坐在这儿怎么会去共情爱斯基摩人对于风的感受呢？而且他说在他们的语言里面，光是描述不同状态的风，可能就有十几个彼此不重叠的词语，以此来说明感官对于人的重要性，这一下其实就把人在社会和环境当中的经验击穿了。我们也可以说他本身就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会觉得我们其实一直没有穷尽地把握人的经验，但是他又觉得包括他在内的人文地理学者的工作，要把握这些经验是可能的。这背后是作为一个学者基本的自信心，或者说“野心”。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整个人文学科发展当中，好像我们也不太提倡或者不太愿意把这样的一些雄心壮志挂在嘴边了，因为好像历史已经或者说社会状态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环节。这个是我之前在读《我是谁？》这本书之前对段义孚先生的了解，完全是从纸面上读到的形象，好像是很遥远、高不可攀的形象。
自传其实是很危险的，有时候读完自传会证伪一个人的很多表述，因为会发现他的行为跟表述之间可能有巨大的裂缝，甚至完全相反，或者人为地给自己制造很多别的光环。但是《我是谁？》就非常奇特。首先它给了我们很多的参考材料去理解段义孚先生是谁，他的为人，他为什么是这样的性格，他为什么这样做研究，他为什么对地理学有如此的兴趣，以及为什么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研究它。另外他好像又把自己甚至把传记本身都问题化了。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一直在追问和怀疑到底什么是传记，我为什么要写传记，我要写一本什么样的传记才是一个好的传记。就像刚才刘老师念的那一段，他可能到生命的最后，他还是在反思这件事情：我这么写是好的，是对的吗？它对于自己想追寻的目标是不是契合？这样的追问一直贯穿全书。我们一般人开始想要写传记或者被写传记的时候，其实内心都有一个欲望——我希望我的一生已经被盖棺定论了，并且有颇为光鲜的标签能够贴在身上或是墓志铭上。但我觉得段义孚先生一直在给自己身上画问号。我觉得这样把自己重新问题化的传记写作，是我在此前阅读传记的经验中很少遇到的，所以读完之后一是觉得他这个人变得更清晰了，另外也大概有一点蛛丝马迹，知道他为什么会想这么做学问。此外他不断地在自我反思，其实他已经很厉害了，你用任何的外在的内在的标签来标识他的研究和成就，没有人可以说什么，但他自己永远在后面追问。而且他追问的方式，用他在传记里的话说是一种螺旋式的认知结构。他不断在从外部世界摄取的知识和自身亲历的一些生命经验之间做折返和验证。而他似乎认为，所有的知识只有经过这样的验证，它才真正是可靠、有用和所谓永恒的。这是他给自己加诸的一个很重的任务，他对知识，对何为一个好的人，始终是有重负的，因为一般人不会给自己强加这么高的要求。这样的过程，解释了前面提及他的学术著作中有“一边是浩瀚的宇宙，另外一边是小小的灶台”的特点。他不断想尽办法打通二者，而不是让二者南辕北辙、彼此没有关系，他也希望自己的人生和研究工作产生关系。但想做中间的桥梁是非常困难的，这个困难不仅仅是说对意志的考验，而且是对能力，对究竟掌握多少知识，怎样去进行各种转化的考验。所以我觉得他身上自我反思的性格，会提供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是一个思维的惯性。
第二，前面说到他建构的宇宙是很世界主义的，他也很愿意这样来说自己。但是我通过读这本书，我发现他的世界主义其实也有先后顺序，或者说也有不同的层级和权重。就像他说，大部分人是从自我走向世界，从一个什么都不懂，对世界没有认知、没有感受、没有观察的人慢慢地社会化，然后知道外部世界怎么回事，开始参与和受到影响。但他一出生就在世界主义的环境中，而且是一些影响世界的大事，像二战、日本侵华，这是他成长的背景。他的家庭环境，包括他与父母交往的环境，也一直都是谈笑有鸿儒的，都是谈大的问题。所以他眼中的世界一开始就是很大的，后来他在研究工作里才慢慢地去认识自己，他有一个反向的过程。我觉得这样一个过程可能会造成一个特点，或者有一个跟我们思维不太一样的习惯。他对自我的世界，或者对一个小世界、对一个地方的世界反而是更充满感情的。刚才刘老师也说了，可能他的生命一开始就有很大的缺憾，他的亲情、友情，也包括爱情，这部分的世界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不像更多的人一样，我们首先是满足自己的小爱，然后再去追寻大爱。他一开始就出生在了一个大爱和大恨的世界，之后再去慢慢填补这些东西，这使他永远去追寻和在意小的部分，或者可以用“地方感”或者“地方性”这些学术概念去描述，但我猜测这和他内在的情感脉络也有关系。另外，这也会使他对普通人的感情、普通人的视角非常重视，就跟他重视自己的感情和感受一样，所以虽然我们看到他的书的架构都是大开大合、非常宏伟，但他也明确强调过，只有在一个地方性的环境中，人才会真的给你情感支持，社会性的需求才可以真正支撑一个人，使他成为自己。所以我觉得他对于我们对周围地理大世界的关注是很重要的一个起点。这可能也是段义孚先生他自己用这么漫长的一生展示出来的一个遗憾，我想他的内心一直是有缺憾的。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收获是，我发现他是一个如此害羞、内向、格格不入、不太社会化的人，他在一些社会性的场合中非常不适应，就很像今天流行的人格测试中的I人，是非常内向的敏感脆弱的人，我觉得他是这样的代表，不管是对陌生人还是对他亲近的人、父母、内心喜欢的人，他都要通过讲述洪堡等别人的故事，他不好意思直接说其实他是这样想的。这也是今天我们能共情的一种人格，在一个非常丛林化和功利化的世界中，他们是不太有什么机会的，会受到压抑，被排挤到边缘的位置。但恰恰是段义孚先生在学术上的工作，和他自己展现出来的能力，给了我们一种参考，我们平时也想不到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克服自己的内向个性。他书里非常聪明地写到，他知道成为一个好人可能对他的健康是有害的，我觉得这个判断非常高明，在任何一个社会阶段当中成为一个好人，其实都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你最好是一个自私的人，可能还有一点自我保护的能力。但是他把这个问题转化成了学术研究的问题，因此他和成为好人或者什么是更美好的生活这些问题保持了比较安全的距离，因为它成为学术研究的问题了，所以未必用它来指导自己全部的生活，但是又没有断绝和好的价值、好人之间的联系，所以他通过这样一种非常聪明的智识上的转换，解决或是安放了作为忠于自己，同时又想在社会上有所付出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他展现了比所谓艺人或场面人更坚韧的乐观。他相信人文地理学者的工作是可以去描述人类经验的，他也认为批判学派的学者们把批判学派的知识无限放大，但是忘记了人类社会当中美好、灿烂的部分。当然这和他的宗教信仰也有关系，他对此有着非常坚定的信念感，这个很难从他身上剥夺，他始终有一个稳定器，所以不管他遇到困难，对人失去信心，都有这样的信念感作为最终的支撑，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段义孚先生在漫长的一生中，不断地学术研究、著书立说、与人交往。一个内向敏感的人，依然可以给他人、给专业学科、给社会带来非常充盈的生命力。我觉得，一个在角落里的人也可以有非常宏伟的创造，尤其是《我是谁？》这本书，让我看到了这样的答案。
周尚意：我先从这本书的封面开始说起。拿到书的各位读者可能没见过英文版的封面，它与中译版封面有很大区别。原书封面采用段义孚先生提供的他一生中不同时期的照片。而中译版的封面设计师很用心。我们看到封面上有两个人，一个是段义孚年轻时候的一张照片。另一张是一个人的外轮廓，中间有纵横的直线。作为地理人，我直接把这些线看作经度和纬度。这是长期地理研究的认知经验，让我自带一个看世界的地理透镜，封面设计师或许是用这些经线和纬线，象征段义孚先生是嵌在地表某一个位置上的。人们可能会有空间移动，但是每次移动都会落在新的位置上。人们站在时空坐标的节点上，才能更好地思考：我是谁？我想可能美编和编辑选择确定这样的封面设计方案，意在提请每位读者，在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一边读段义孚先生回答他是谁，一边也要想自己是谁。
下面说说我和段义孚先生的交往。我自认为自己是个笨人，和别人聊了半天，不能准确地抓住对方的要旨。假设我跟段义孚先生聊天，聊完之后回去跟家人复述我跟段义孚先生聊的内容，虽然我可能八九不离十地复述下来对话，但是我不能把这段对话背后的思想精髓提炼出来。段义孚先生讲课和聊天有共同的特点，即找到与对方共情的平凡事情。正如吴琦先生提到的书中的两个片段。其一，赤脚踩上沙丘，沙子从脚缝中渗上来。当我们看到这段文字也会唤起那种奇妙的身体感觉；其二，从爱斯基摩人可以听到各种各样风的声音的能力，我们会惊叹他们有如此敏锐的分辨力。我自己认为，段义孚先生写到的这两个片段，意在强调人们对于世界的敏锐感知。既要身处壁炉（或炉台）来思考，也要跳到宇宙层面来思考。当然，我认为段义孚先生感悟世界的尺度还有介乎壁炉和宇宙的中间环节，尺度是连续的、过渡的。他强调只要是人，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就会有共性。比如说，我们的嗅觉不如狗，听觉不如大蜡蛾，我们人类对世界有相似的感知阈值范围，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会对世界产生共通的感知认识，这也是人类地球知识可以共享的共同基础之一。目前科学所做的一些研究，有些已经超出人的感觉范围。我批判自己曾经写过的一篇文章，该文建立了北京肯德基店空间扩散模型，发表在国内最好的地理刊物《地理学报》上。模型的空间自变量是极坐标。作为三维空间存在的我们，很难理解什么是极坐标。如果我不用这个自变量，而是用平面坐标、市场等级、距离中心的半径距离，扩散模型无法通过检验。采用极坐标可以通过检验。这时从科学角度看，建模是完美的，但这种完美已然不是我们人能理解的了。再比如说，数学家定义的角有四千多种，但多数的角都不是我们作为寻常人能够理解的。所以段义孚先生强调，地理知识应是人都能理解的空间经验。
与共情相反的是人的差异性。人和人感知世界是有差别的，这更为重要。我们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一个人即便再有钱，但是感知的只是地球的一角。洪堡继承一大笔遗产，可以跟着远洋的船到南美考察。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了洪堡的《宇宙》的第一卷，余下几卷还将陆续出版。洪堡考察时画了很多彩图，在19世纪，套色印刷成本非常昂贵。出版社说他们干不来，洪堡答：我有钱，必须出彩色版的，最后耗尽了家财。即便是交通发达的今天，人们人生看到的世界还是有限的一些地方。不管是地理学家，还是普通人，即便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观察到的世界也还是很小的一部分。基于有限的经验，我们对世界一定有各自的理解。我们地理老师，即便去同一个地方，每个人的感受也会不一样。这也是段义孚先生强调的，当然也不是他的首创，索尔也意识到这点。
理解段义孚先生的思想，是要在地理学术史的坐标中来认识。我在本书推荐序中说，可以把这本书当段义孚先生的自传来阅读，但还可以将之作为地理学术著作来阅读。虽然许多人觉得地理不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真的离不开地理。亚历山大·洪堡在创立近代地理学的时候就说道，人们认识世界是要把世界划分成本书封面中的这些小格子来认识。读此书时，我们自己会问自己，未来写自传的时候，画出来的格子有多大？因为格子的大小代表着你看到的世界的大小。我们希望自己不只是说出小格子中的道理，还希望对于小格子的小爱，还能延展出大爱，我爱脚下这片土地，同时还爱整个地球。这就是地理学的尺度坐标。洪堡虽然说，人们要不断地细分格子来认识世界，这便是地理学的降尺度思维，但是洪堡还说了另一个更重要地理学思维，将世界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便是地理学的升尺度思维。我在课堂上常举一个例子，人们欣赏美女时，常会将面容分解描述——柳眉杏眼、红唇皓齿。人们看世界也可以这样分解观察，但最后我们要回归到一个整体水平上，将各个元素加在一起的方法尤为重要。段义孚先生说，理解世界的方法是把所有感知的东西统合在一起，最后来判断这个世界该不该是这样，我自己该不该这样生活在世界上。他的思考与洪堡没有本质差异。
洪堡之后，德国地理学派昌盛。在19世纪后期甚至在20世纪初期，整个对近现代地理科学有杰出贡献的地理学家，大都出自德国。其中有一位我特别推崇的学者，是赫特纳（Alfred Hettner）。他说地理学研究可以分为“一横一纵”。“一横”是指小尺度空间与大尺度空间之间的相互关联。“一纵”是指在一个地点中各个要素统合在一起的路径。之后，他的思想传到了英美。在英美学界有一个知名的学者，叫约翰斯顿 （Ronald Johnston）。他主编了很多非常流行的书，比如Geography and Geographers，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Philosophy and Human Geography。他在《哲学和人文地理学》中也提到了“一横一纵”。我最早看到Ron 的这本书时，觉得他说得真好。后来回看1980年代我买的赫特纳著作《地理学》时，发现赫特纳早已提出来“一横一纵”了。Ron是重申了赫特纳的观点。而学术观点就是这么一代代接了下来的。今天学术界的原创，实际上还是要与前面有一个对话。
有一个美国地理学家，公开质疑德国的区域传统，他叫索尔（Carl O. Sauer）。他从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后，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执教。他指出地理学过去注重研究区域，赫特纳是代表人物。区域学派的基本分析逻辑是，将区域作为了一种重要的自变量，离开了对区域的理解，就不可能知道一个新事物进到某个区域之后，是被抵制，还是被接受，被改造。区域本身对任何一个事情的发生和发展都起着重要影响。但是索尔却说，地理学主要研究的不是区域，而是景观（landscape）。景观一经表达，就已经是人对世界的认识结果，因此不存在着已经被描述的客观景观。所以他提出了新概念——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一个人对世界的描述，决定了他在世界中行动的方法。比如说，在白人殖民者来到北美之前，印第安人对当地景观有一套描述，从而有一套利用形式。而白人殖民者和印第安人对同样的土地，却有彻底不一样利用形式。尽管这里的土地、气候都未曾变，但是白人对其描述却不同了。他提出这一观点之后，创立了文化地理学的景观学派的研究进径（approach）。
索尔的这个观点是与美国中西部学派（middle west）的传统对立的。当时中西部的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明尼苏达大学的地理系都属于这个学派。那里的教授们受赫特纳区域学派的影响。景观学派和区域学派之争持续了很长时间。2019年我在英国参加皇家地理学会会议，在会议的书展上买了Agnew和Duncan合编的The Wiley- Blackwell Companion to Human Geography，书里有很长的篇幅介绍两派之争。最后两派互相争论的结果是，两条进路都很重要。人们要研究每个区域的独特性和整体性，必须采纳多要素综合的景观方法；而景观综合的目的是要找到特定的区域。
段义孚先生开创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与这两派有什么不一样？段义孚先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士时，曾经上过索尔的课。他在上课的时候不同意索尔的观点，觉得索尔太关注一个区域，尤其是乡村地区。他交的一个课程作业与索尔的分析逻辑完全不同，当时他还觉得索尔不会给他好成绩，结果索尔给的分数是A。他觉得这位老师很棒。因为老师认为，即便这个学生不同意自己的观点，但是却有意识建立一套新的分析逻辑。所以段义孚先生很感谢在他在伯克利遇到像索尔这样的好老师，既有指引，也有宽容。
人文主义地理学的逻辑基础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过去我们曾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派强调主体差异，其实这还不是重点。索尔的文化景观概念已经是强调主体差异了。人文主义强调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其中包括基于身体的经验。所以《我是谁？》中全都是日常的琐事，是我们所有人都能遇到的，或者是大同小异的。他没有讲到宏大叙事，以及重要的历史时刻（historical moment）。他没有亲历“九一八事变”，也没有参加淞沪战役，甚至没有遇到日军轰炸重庆。但是他讲述了母亲带他们几个孩子逃离上海的经历，以及他在重庆看到出殡的场景。这些真实的经历，仿佛带我们进入那个风雨飘摇、战火纷飞的岁月。恰恰是日常生活的日积月累，改变了我们对亲历世界的认识。同时也建立起世界的坐标，看到在这个坐标中的自己。现在历史学研究也开始关注日常生活了。这种日常生活恰恰是能够让我们共情的，比如亲情、爱情和友情。人们在面对危险和面对疾病的时候，若获得一份情感支持，都会铭记一生。这就像段义孚先生在本书里讲到，某次他夜路单独开车、某次生病，都获得了一份珍贵的情感支持。
这两个“故事”诠释了段义孚先生强调的美好生活。他在夜路独自驾车，前方车的尾灯让他感到并不孤独，这种无声的陪伴，也让他获得了一份温暖。有一次他生病，打电话找许多人陪他去医院，多数人都有各种事情无法来陪他，而一位同事开车带他去医院，他感到非常温暖。还有同事萨克（Bob Sack）的儿子约书亚打来电话，说要准备跟段义孚先生一起吃饭庆祝段义孚先生的生日，见面时知道这个小孩子当时正在生病中。一个孩子在病中还记着一个长辈的生日，吃饭前还特别精心地打扮了一下，说明他非常重视一起吃饭这件事情。段义孚先生觉得这个孩子给他的爱，令他一生难忘。所以尽管我们在看段义孚先生的文字，但其实是在看自己，他在讲述“我是谁”的话题，我们自己也会问自己“我是谁”。美好生活是在不断追问自己是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段义孚先生讲的是有情感的地理，所以人文主义地理学和前面提及的地理学流派是不一样的。段义孚先生和这些人文主义地理学先驱对整个地理学，或者对所有地理学之外人的影响是，希望人们在创造地理知识的时候，能带上人性的情感。
《我是谁？》是段义孚先生年近花甲时撰写的一本书。他出身精英家庭，能够享受优质教育，求学之路平坦，毕业后顺利获得大学教职。在美国，评价大学教授学术生涯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志是，此人能否不断被更好的大学“挖走”。段义孚先生就是如此。他一生衣食无忧，也没经过社会的大风大浪。学术出版没有遇到阻碍，不像我们的高校现在的年轻教师，总担心投稿被拒。段义孚先生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被邀请撰写介绍世界主要国家地理的系列丛书之一China，北大出版社的中译本名为《神州》。在段义孚先生学术生涯的后半期，总有出版社盯着他有没有新书稿。我当年参加他《逃避主义》一书发布会时，他说这是他最后一本学术著作了（发表在《我是谁？》之后的一本）。我以为他要休笔了，结果他后面一本接一本地出版新作，他一生的经历虽然不会成为被传颂的励志故事，但是书写地理的独特方式却能流传。
不少国内外学者对段义孚先生学术思想持不同立场。有人委婉地说，他一直独自驾驶着自己的学术战船（steering his own ship）。这既是赞扬，也暗示着没有人加入他的队伍。学术界对段义孚先生等人提出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方法的主要质疑是空间尺度太小，并很难用经济地理学分析贸易、资本、人力流的方式，将小尺度空间整合到大尺度空间中。面对这样的质疑，段义孚先生用《分隔的世界和自我》（Segmented Worlds and Self）做回应。在那本书中，他解释了个体是如何嵌入到世界中的。《我是谁？》也展现了他如何嵌入到世界中的。人们很难一下就理解遥远地方的事情，只有当一条思维逻辑线（包括情感逻辑）将个人与他人连在一起后，才能理解他者。比如，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太平洋的岛国汤加，当我们知道自己的碳排与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有关，进而与这个岛国的人将面临家园丧失、背井离乡的悲惨未来有关，就会产生对他人生命的关注。这个世界是彼此联系的，今天我求助于你，明天你求助于我，大家实际上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段义孚先生常将最小的place定在家（home）的尺度上，也就是他讲的炉台（hearth），但人总归还要出门，出门的时候你就会遇到邻里区（neighborhood）的街坊，如何处理自己与街坊的关系就是一个日常生活世界中的问题。在中国许多地方，村和村之间的关系是水利联系。今天我允许邻村挖的水渠经过本村，明天邻村让本村的排洪沟从他们村经过，这样村落之间的命运就连在一起了。我有一个学生，家在山东一个寻常的村庄。在她提交的作业“家乡文化”中有一个好例子，我后来将之作为讲授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素材。她写道，村子里有一家翻新住宅，把原来的一层，改建为两层。房子式样新潮，有大大的窗户。结果村里人都不开心。不是因为嫉妒别人有钱盖了新房，而是因为二层的房子就像一个瞭望哨，可以看到邻居的院落，而院落原本是各家的隐私空间。如果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就不会出现这种房屋翻建的情况。按照这样的逻辑，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方法是可以将小尺度单元嵌在大尺度单元中的。段义孚先生虽然皈依了基督教，但是中国古代文化对他的影响还很明显。未来我会挖掘一下中国文化对他思想形成的影响的例证。他在《逃避主义》一书中提到的“仁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就是儒学思想的体现。
今天人文主义地理学依然面临着挑战，很少有学生和学者按照这种进路治学。背点既有的地理知识和技术方法很容易，但要求学者感悟这个世界就很难了，对于理科生或许更难。1999—2000年，我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做访问学者。当时系里还有两个北师大地理系的毕业生，一是我的同班同学朱阿兴老师，另一位是比我低两届的姜红老师。姜红老师原来的学术兴趣是GIS，到此校工作后，就被段义孚先生、萨克先生等教授吸引，后来兴趣转向人地关系。朱阿兴教授有一次私下跟我说，实际上段义孚先生这派的研究不是一般人能够仿效的。段义孚先生写《我是谁？》，我估计标题也与一部著名的音乐剧《悲惨世界》的主题歌“who am I”有关。雨果思考的问题，也是所有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2015年我去参加美国地理学家联合会的年会（annual meeting of AAG），我的一位忘年交布朗教授（Prof. Stanley Brunn）捐献给AAG一笔钱，设立一个地理学创新奖（Stanley Brunn Award for Creativity in Geography），奖励对地理学有创新贡献的学者。这位老先生一生节俭，省下的钱都给需要帮助的人，例如给阿巴拉契亚山区破败矿区的视野矿工。地理学创新奖每年颁给一位学者，第一届就颁给段义孚先生。那天我在会议酒店的大厅碰见布朗教授，我对他说：您设立的地理创新奖是一件好事。这时段义孚先生正好走过来，我对他说：听小道消息说他获奖了。段义孚先生是人前羞涩的那种人，听我提到他获奖，只以微微一笑作为回应。换作他人，多数会说两句客套话。AAG委员会将段义孚先生确定为第一个获奖人，是因为他一生都在不断地突破自己。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说一下来段义孚先生如何用一本接一本的著作来突破自己。刘苏和吴琦两位先生说得特别好，了解段义孚先生的思想，仅读《我是谁？》这一本是不够的。我们要把他所有的著作都读一遍，而后才能够体会什么是人文主义地理学。我自己的读书经验也是这样，比如要了解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哈维（David Harvey）的思想，就要读他的全部著作，如果只看《地理学中的解释》，就会以为他是实证主义地理学的拥趸。其实他后来与实证主义地理学决裂，转到结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进径上。他也是不断在突破自己的学者。段义孚先生过世那天，朱阿兴教授通知我，我非常悲伤……我这个愚笨的人，如果有问题再想请教他，再也没有机会了。而今，关于段义孚先生学术思想的全部答案都只能从他的著作来理解，但更多的学术思想随着他生命逝去被带走了，这是巨大的遗憾。我们每个人读《我是谁？》，或许会想自己怎么做才能更像“人”，怎么能在短暂的人生中做一个快乐且充实的人。段义孚先生正是用不断的创新充实自己，并快乐着。
2017年，我和段义孚先生的会面，竟成为最后一面。那次他给了我一个新启发。当时我和白凯教授、孔翔教授一起去他住的养老院，与他一起吃了午饭，边吃边聊。他专门给我们讲了“仁”字。仁字的繁体和简体一样，所谓的“仁”就是在两极之间做选择。我理解，人在红尘和田园之间的选择也是“仁”的思考。人在世上，要在多重关系中找到平衡，不断发展为更为自由的人。而地理学者关注空间营造（place making），我们要营造能够让大家觉得世界更美好的空间。所以今天我们既要营造美好的城市，同时还要乡村振兴，当我们需要回到乡村的时候，乡村是我们内心中的乡村，不是那种凋敝的、破烂的，而是生活节奏舒缓，有更多机会亲近自然的空间。段义孚先生在《我是谁？》中说，他比较恐惧热带雨林，他觉得沙漠相对好些。在《我是谁？》后面的《逃避主义》中，段义孚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他指出人们既恐惧自然的威胁，又敞开身心欣赏自然的挑战（如自然探险）。因此说这个世界没有雨林或没有沙漠都不美好。
本期微信编辑：龚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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