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热门的残雪没拿诺奖，不意外

202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再次花落欧洲，有一些悬念，但不多。

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2023年10月5日13:00（北京时间19:00），瑞典学院将202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挪威剧作家约翰·福瑟（Jon Fosse），授奖理由是：“他创新的戏剧和散文表达了不可言说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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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内读者对此感到陌生，但请不要感到意外。实际上，在挪威当地，福瑟早已是国宝级的作家，享誉欧美，截至2018年，他已出版了28部剧本、14部小说、9部诗集，在挪威和国际上先后获得了40多项大奖。

他曾获得过易卜生奖，评委会给予他这样的授奖词：“福瑟创造了一个自成一格的戏剧世界，他是一个宇宙、一片大陆，自他居住的西挪威延伸至亚洲、南美、东欧和世界其他区域。”

不过，在中国，截至目前，约恩·福瑟的译本只有两部，《有人将至》（2014）《秋之梦》（2016），豆瓣读书条目上读过的人寥寥无几。

对国内读者来说，这次福瑟的确冷门，加之剧作家的身份，更显得遥远了。而开奖前的热度完全是另一回事。高居赔率榜（Nicer Odds）前茅的仍然是那几个熟悉的名字，比如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长年提名的米兰·昆德拉已于今年夏天离世。

号称几乎年年被提名的中国作家残雪（其实提名名单50年后才公布），这次冲上了今年赔率榜单的第一名。一如既往地，大奖开锅前几天，微信读书软件上开始推送残雪的作品，微博也出现了一次以残雪为词条的热搜。

残雪被热议，也符合外界对诺奖的期待。这几年诺奖的改革，有意突破男性视角和欧洲中心主义，亚非作家，尤其是亚非女性这个巨大的空白，被公众和赔率游戏寄予了厚望。

不过具体到文学奖，现实问题远比喊喊改革口号来得复杂。

今年夏天，奥斯陆的挪威剧院（Det Norske Teater）举办了第三届国际“福瑟艺术节”。该活动以约恩·福瑟为主题，一年两次，今夏这次整整持续了12天。

作为挪威的国宝级作家，福瑟早已闻名已久，他常被与另一位著名挪威戏剧家、“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相提并论。2011年，挪威王室还授予他“艺术家之家”的国家荣誉。

1959年出生的约恩·福瑟，来自海于格松（Haugesund），一座位于挪威西南部的港口城市，截至2017年，总人口不到4万。

福瑟曾在七岁那年因一场事故经历过濒死体验——他看见自己沐浴在一片光中，走向死亡，心中却感到平静和快乐。

这一体验对他来说无比重要，甚至重塑了他的理想：青少年时期，福瑟立志成为一名摇滚吉他手，后来，他渐渐确信，自己一定会成为一名作家。

当然，这大概也是给读者讲个乐子，谦虚地掩盖自己的天赋异禀。

约莫在十二三岁时，福瑟就写下了一首歌词，逐渐地，他开始写诗歌和小说。1983年，福瑟出版了处女作小说《红，黑》（Raudt, svart）。

1987年，从卑尔根大学毕业后，福瑟先后在《居伦时报》《拒服兵役者》《山毛榉》担任编辑。进入九十年代后，他开始为剧院写剧本，1994年，福瑟的剧本在卑尔根的国家剧院首演。

五年后的1999年，福瑟花4、5天写完的剧本《有人将至》（ Nokon kjem til å komme）在巴黎首演。在这部成名作里，福瑟设计的男女主人公经历着一种纠结又复杂的亲密关系，他们刚买下房子，准备定居，却迷茫于与彼此的相处方式。他们希望“两个人单独在一起”。与此同时，外部诱惑又在不断考验着二人的关系。

福瑟似乎在九十年代就预见了当代年轻人的交际困境：既难以忍受孤独，又不愿与人紧密联结。虚浮的内心无处安放，这反过来推动我们不断挖掘心灵深处的回音。

在语言上，福瑟的剧作以简练明要著称，剧中人物常被他简单冠以“男人”“女人”“他”“她”“朋友”等等，而不给他们具体的名字。

福瑟曾在采访里说：“我认为名字会产生一定的限制性，一旦提到一个名字，无论是姓还是名，你也就透露了很多有关这个角色的信息，而这个角色也会就此沦为他或她的姓名的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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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乎承认了自己与现实主义作家的距离。在福瑟自己看来，他更像是一个“存在主义”或“极简主义”的写作者，“我的写作都是关于生活的本质，最基本的情感、最本质的处境。”

19世纪，易卜生在《玩偶之家》里探讨第一代觉醒的女性对传统资产家庭的冲击，而经历20世纪中后期世界巨变的福瑟，则更多在作品中探讨新时代亲密关系的本质。

这契合着外界对北欧两性平等指数的观感。福瑟探讨的是，传统家庭模式被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取代，原子化的男人和女人在亲密关系里面临着怎样的困境？那些于现实中也不可忽视的背叛、猜忌、冷漠，又对人的生存状态带来了哪些考验？

2018年，福瑟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我试图写出生命的奥秘……我不是在用简单的方式寻找答案，我想赞美谜题”。

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Anders Olsson）则如此评价福瑟：“他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写作中的亲近感。他的作品触及你内心深处的感受——焦虑、不安全感、生死——这些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他的触角很远，他所写的一切，都有一种普遍的影响。无论是戏剧、诗歌还是散文，对基本的人性都有着同样的吸引力。”

值得一提的是，福瑟写作用的不是挪威的主导语言挪威语（Bokmal），而是主要在西海岸和内陆山区等某些地区使用的第二语言新挪威语（Nynorsk）。因此，福瑟常常感觉自己和为弱势文学写作的卡夫卡一样。他喜欢在北欧较为温暖的夏天创作，喜欢收藏钢笔、墨水，并经常采取手写形式，于微时攫获灵感。

但从另一层面看，不少杰出的作家其实都过着一份边缘、多敏甚至是弱势的生活，正如评论家 Merve Emre 2022年在《纽约客》所评论的：“由于他（福瑟）的矜持和退缩，人们会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存在”。

当然，作为印欧语系的写作者，福瑟的自感边缘，在诺奖宇宙中，又是另一回事了。

对大部分亚洲读者而言，华语文学哪一天能再次获奖，依然是每年围绕诺贝尔文学奖的最热门关注点。

对文学创作来说，不同国家和地区，首先区分开来的就是语言。除了电影与音乐，语言文字，仍是人们获取精神养分的重要载体。

而诺贝尔奖自成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亚非地区都是洼地，不仅仅是文学奖项。在所有获奖者的国籍地图中，美英德常年牢牢占据获奖榜前三，紧跟着的分别是法国、瑞典、俄罗斯/苏联。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朱振武曾做过统计，迄今为止，诺贝尔文学奖大致维持着三分之一英国作家、三分之一美国作家与三分之一其他作家的分配。这里看重的是写作的语言，而非写作者自身的国籍，比如2019年获得诺奖的作家石黑一雄，虽是日裔，但采用英语写作。

诺贝尔在设立此奖的遗嘱原文里这么说：“我的迫切愿望是，对于获奖候选人的国籍不予任何考虑，也就是说，谁最符合条件谁就应该获得奖励，不管他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

当然，这是美好的愿景，但具体实施起来，总难免遇到诸多困囿，其中之首就是语言。

1913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史上第一位拿下诺奖的亚洲作家，给整个亚洲地区带来了文学的信心。

不过，让泰戈尔得以获奖的那些作品，是他自己翻译成英文的，如果没有作者本人透彻及精准的翻译，今天的我们，或许没机会读到那么多泰戈尔名句。

百余年后，202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阿扎克·古尔纳，以难民身份来到英国，母语是斯瓦里西语，写作却用英语，同样用的是殖民者的语言。

古尔纳对殖民、种族冲突、身份危机等议题的反思，也是通过英语走向全世界的。

语言是将一个作家推向世界的推手，也可以是阻碍他们走向世界的玻璃门。没有好的翻译，文学就不能真正跨过海域，抵达彼岸。正如马尔克斯所说：“好的翻译总不外乎是用另一种语言的再创作。

中国作家残雪之所以蜚声海外，与其译作丰富、翻译者实力不凡也有很大关系。当年莫言能获奖，与他的优秀翻译者葛浩文关系密不可分，德国汉学家顾曾评价葛浩文的翻译：“他不是逐字、逐句、逐段翻译，他翻的是一个整体。也就是说，葛浩文对作者的弱点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把一切都整理好，然后翻成英文，语言比原来的中文更好。”

另一层关系在于，当年的评委中，有一位精通中文的评委——汉学家马悦然。遗憾的是，他已于2019年离世。如今，如今瑞典学院的18位终身制院士中，几乎找不到这样的评委了。

每一年，这18名院士会挑选5人进行名单初选，他们讲13种语言，但全世界进行文学创作的语言，何止13种。更何况，文学语言不仅仅包含语义，更重要的恐怕是蕴涵在语言里的文化、情感、语法，以及其发生和孕育的整个文明背景等无形价值。也可以说，文学终究有不可能被翻译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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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异域语言，评委们还是只能依赖翻译，而从翻译到作者之间，又相隔了不可估量的文化价值沟壑。

马悦然曾在复旦大学演讲时列举了一组数字：翻译成瑞典语的英文作品超过了70％，而亚非文学作品的占比却连1％都不到。

近年来，诺奖的评选似乎开始有意更加重视国际性，亚非族裔的获奖作家占比也有所上升，像是一种地域策略上的有意倾斜。

202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是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在作品里描写流亡和压迫，困境中清澈的心灵与精神自由。瑞典学院的授奖理由是：“鉴于他对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对文化与大陆之间的鸿沟中难民的命运的毫不妥协且富有同情心的洞察。”

严格来说，不管是古尔纳还是石黑一雄，他们的族裔是边缘的，但写作本质又是主流的，都是英语作家。无论从何种角度看，诺奖要走出欧洲中心主义，并没有这么容易。

与其他学科的奖项相比，文学奖有一点特殊。文学，从本质上属于人类艺术，而艺术方面的“杰出成就”，是很难通过对人类社会行之有效的量化参数来评定的。

因此，不仅是诺贝尔文学奖，任何文学艺术类奖项都有其自己的限制，不可能涵盖世界上所有优秀的作品，遴选出来的获奖者，也难以避免偶尔存在令公众诟病不够格的争论之作。

诺奖的创始人诺贝尔在遗嘱里对授奖的标准作此描述：“给予在文学领域朝着理想的方向（in an idealistic direction）创作出最杰出作品的人”。其实这是一次误写，他将“idealisk（理想化的）”写成了“idealirad”，英译本再根据语境调整为in an idealistic direction，即朝着理想的方向。

于是，诺贝尔奖成为一个半命题作文——究竟何为“理想的方向”？

创始人遗愿的偶然含糊，加上一些翻译上的必然失准，导致如今至少在中文世界里，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讨论总是处于一个暧昧地带。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成员谢尔·埃斯普马克曾在著作《诺贝尔文学奖内幕》里坦言，“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布其实会带有某种倾向性”。

前文提到的古尔纳、石黑一雄，都分别在后殖民主义和人类社会面对的整体危机等方面，冶炼他们的文学造诣，从这个角度来说，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想的方向”，也可以理解为借文学之舟，带引公众了解与时俱变的社会主题。

百年来，获奖者当中还出现过不少在形式上“非主流”的“文学创作者”，比如美国歌手鲍勃·迪伦，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2015年，以纪实文学获奖的白俄罗斯女作家、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还曾遭受政治立场大于文学价值的质疑。

正因为文学价值同艺术价值一样，唯一的评判标准只是受众的所感所知，因此，文学审美之外，任何元素的争议和质疑，某种程度都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就像音乐一样，即便不通过文字阐释，毋庸置疑的是，伟大的文学总是关于人的心灵，在感染力层面应当拥有跨越国籍与语言的水平。不论形式，技法，风格，每一年的获奖作家，都被全世界期待能反映出人的最深刻、最普遍的本质，也应在精神性方面具有超越时间的生命力。

此外，任何针对文学艺术的评选，都需要能推动人类文学的长足发展——这意味着，颁奖给已逝的作家意义不大。同时，也应该达到鼓励和促进新时代作家发展的长足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借诺奖赔率榜跻身大众视野的中国作家残雪。她的作品并不易读，却普遍被认为持续关照“人”的本质和心灵的救赎。

残雪本名叫邓小华，1953年出生于湖南，哥哥是著名哲学家邓晓芒。童年时期，残雪家庭遭遇的悲惨经历，极大影响了她的整个人生，以及余生看待世界的方式。

从1985年首次发表小说至今为止，残雪已有六百万字作品面世。先锋性、现代性、实验性，这些围绕残雪的概念和名词，几乎注定了她是一个边缘的、居江湖之远的作家。

不少同行与知名作家认为，残雪通过文学传达出来的意志，实则已经走到了哲学领域很深的地方去。

残雪曾阐述自己的创作观念，“我的文学是向人的本质突进的文学，而这类文学的最高境界是纯粹的、具有高度哲理性的诗的境界”。在残雪看来，“诗情”是文学的灵魂，但在将小说写得像诗的同时，她更产生通过哲理性，揉入指向死亡与救赎、丑与恶的宗旨。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中国文学真正应该追求的，恰恰也是历代最缺乏的，即“人对自身本质的自觉的认识”。

通过残雪“向内冷门，向外热门”的现象，以及年复一年雷打不动的诺奖热度，我们可一窥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世界重磅奖项的内在逻辑与趋势。

时代的确是文学评判的重要考量，作家与时代，文学与时代，也从来相辅相生，不可分割，但文学艺术无论如何是面向大众的，对公众来说，对一名读者而言，文学的接受首先是感性而非理性的，首先是美学而非社会学。越是在精神匮乏，心绪繁浮的时代，直接的、不设限的音乐、画面与文字，越是值得被认真估量的瑰宝。

这次获奖的约恩·福瑟，何尝不是再次映证了这一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