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航
编辑 | 王一然
视频剪辑 | 沙子涵
一个慈祥的老太太是怎么样的，陶锦芳就是怎样的。85岁的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喜欢笑，笑起来时歪过头，像小女孩一样害羞地捂脸，指缝悄悄露出眼睛。
这样一位家人口中总是乐呵呵的老太太，却一直有一件心事——年轻时，她做过两年半老师——现在提起来她总是感到心酸，但同时，她不允许它被忽视。
去年5月，老伴去世，陶锦芳罕见跟孩子生了气。孩子们专门请人给父亲撰写了碑志，用大儿子话说，“写得非常漂亮”，洋洋洒洒一千多字，“盖棺定论”了父亲86年的人生。
其中，43年教师生涯占了500字；用针灸医治乡亲，晚年画画也有上百字。而关于结伴一生的妻子陶锦芳，文章只有30字。接着便以数百字笔墨，概述了六个子女和孙辈的学习和工作履历。
“那我呢？”
陶锦芳觉得自己似乎成了不重要的一个配角。碑文里称她陶孺人，古代指大夫妻子，后来用来尊称妇女，“尤为可褒者，公与德配夫人陶孺人，伉俪情深，夫妇同心，以身垂范，教子犹严”。她也不喜欢这个称呼，好像自己只是一个家庭妇女，“我多少也念了几年书。”
大儿子李含茂今年67岁了，他体会到了母亲的情绪，也感到愧疚，而且他才意识到，直到现在，母亲也没有放下半个多世纪前的遭遇。
1957年，19岁的陶锦芳从靖远师范学校一年制毕业，先后在中堡、营房滩两所小学任教，成为那里罕见的女老师。但老师只当了两年半。1959年底，“反右”之风刮到黄土高坡，丈夫是营房滩学校校长，被打成右派，她也受牵连，一起被赶回老家，自此终日跟土地和灶台打交道。
后来，丈夫“平反”了，改革开放后恢复公办教师身份。陶锦芳也希望能做回教师。上世纪90年代，她来到兰州带孙子，也放不下这件事，一年总要跑上几次，多则十多趟。从土路到水泥路再到柏油马路，从教育局到信访办再到法院，县政府从两三层的矮房子搬到后来的高楼，几个孩子的车也不知道换了多少辆，始终没得到想要的结果。
直到十三年前，老伴脑梗，她不再那么频繁跑。以前，车一开进靖远县，她就感到晕眩，血压也高。现在，每天两粒降压药减到了一粒，聊起这件事血压不会那么高，不过一旁的儿女听着，觉得她语气还是显着激动。
往事也会不时地闯入她的生活。五六年前一个上午，陶锦芳在小区亭子打麻将，突然出现一对夫妇，提着礼物，叫她陶老师。时隔太远，陶锦芳记不得对方是谁，但男人说自己是她当年的学生，后来做了营房滩小学校长，听说她跟李校长住这，专门来看望。她的麻将搭子，小一轮的老太太们，从此也开始叫她“陶老师”。但陶锦芳听到总觉得苦涩，让她们可不敢这么叫，“只做了两年多，后面没做了”。只有知道那些年的经历，才能理解陶锦芳的苦涩。她还记得从学校被赶回去是个下午，她跟丈夫背着行李，边走边流泪。回村60里路，他们一直走到深夜，记忆中连月光都很稀薄，进村时漆黑一片，没有鸡叫，也没狗叫。回忆这段往事，陶锦芳唱起一首叫《驼铃》的歌，说贴切地描绘了当时心境：默默无语两眼泪 耳边响起驼铃声 路漫漫雾茫茫……当心夜半北风寒……这首歌她唱过很多次，但9月中旬的这天，因为情绪激动，她忘词了。坐在兰州儿子的家中，她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厚重的眼皮下此刻泛着亮光。丈夫家贫苦，1959年冬天，被赶回村后他们住的仍是窑洞。那时候她还有一双细嫩的手，每次切辣子，“手崩得没处放”。回村后不久，丈夫在村里办起学校，上课算工分，地里的活主要就是陶锦芳做。最辛苦的是冬天拉架子车，那时没有塑料薄膜，要运沙子覆在土上，这样麦子才不会被冻伤，她一个人拉不动，年幼孩子就在后面推。除了大儿子，五个孩子都是最穷苦的时候生的。那个年代，生孩子好像是件平常事。干活干着干着，觉得要生了，往家里一跑，生下孩子，再接着干活。一转眼，曾经年轻的母亲现在已经是家族里最老的一个，脸上皱纹像岁月冲刷过的河床一样沟壑密布。但她身子还挺拔着，打麻将也算得过来牌，大多数时候都能赢上几块钱。现在每天，陶锦芳活动范围不超过小区。她上午在亭子里打麻将，中午睡两小时，下午接着打牌，吃完晚饭，在床上躺着刷手机，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她已经很多年不怎么写字了，没有场合写。十多年前，她跟丈夫想过写自传，买来本子，没怎么动笔，老伴脑梗，她照顾他，就都不写了。就连拼音，现在也都不大记得了，1957年，她还被邀请去给全县老师教过拼音，现在她想打一个首都的都，“DU”拼成了“DW”，连忙不好意思地摆手。
●曾经的学生们为陶锦芳写下的证明。周航 摄
●全国政协委员王承德为老师陶锦芳手写的证明。周航 摄写的最多的就是各种申诉材料。现在档案袋里还有好多份，有的内容一模一样，就是字迹不一样了。二十年前，用毛笔写的小楷还能看到笔锋，再到七八年前，手使不上劲，字也变得歪歪扭扭。心里的委屈，很少跟孩子们说，但她说，写出来就好受多了。在一份申诉书里她写道：“我曾经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女性，却变成‘文盲’，承受着心理的煎熬，有谁知道我是怎样熬过来的呢？”陶锦芳一直向往上学，或者说，渴望成为知识分子。那个年代，女孩读书并不多见。但陶家有私塾，陶锦芳说，从奶奶到母亲都很重视女孩教育，她们也跟男孩一块，每天坐在学堂，念四书五经。他们的老家靖远县三合村，陶家曾是地主大户，他们的爷爷被人称作陶老爷，家里有佣人做饭，雇几十个长工，住的房子“跟电视剧里《乔家大院》一模一样”，家里挂满了横匾。她渴望成为“三叔”那样的人，还是民国时期，有一年过年，三叔带着女朋友过来拜年，家里女孩都不允许拜年和上香，但三叔的女朋友就可以。她偷偷在门口看，三叔女朋友留一头短发，穿得跟所有人不一样，至今脑海中还有记忆。对陶锦芳来说，读书也意味着自由和地位。她的大姐，当年因为不喜欢，没跟她们一块上私塾，后来嫁给农村家庭，连回娘家的自由都没有。后来她进了靖远师范，记得另一个嫁了人的同学总是在宿舍纳鞋底，那个同学说，自己考上师范后，家庭地位提高了，“婆婆也不给活了，丈夫还给她倒洗脚水。”这些她都看在眼里。说起来，她还是陶渊明后代。陶锦芳拿出族谱《金城陶氏家谱：靖远平川分谱》，上面记载，明初朱元璋派徐达来到甘肃，陶氏后人随军，后来在此繁衍，到他们是第十六代。陶锦芳姐弟五个，她的两个妹妹都标注了身份，分别是中专医生和教师，她名字旁边则空荡荡的。看到这个，老太太沉默了一阵，喃喃道：“心情很复杂，很酸楚。”弟弟锦彪对族谱最不满的则是，这个家族里很多女性，包括他们的母亲，连名字都没有出现，这个80岁的老人很是愤懑，“没有女先人，你们都是从哪来的？”说起姐姐陶锦芳，她的弟弟妹妹最先想到的就是聪明。小时候，她就是管着弟弟妹妹和长工干活的角色，“她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弟弟锦彪评价姐姐陶锦芳是“最攒劲的一个女人”。攒劲的意思是厉害、顽强，就说六个孩子都考上了学，“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陶锦芳一直记着母亲说过一句话，“不要被人看不起，狗饿肚子也要竖起来尾巴”。尽管自己和丈夫都遭受冲击，但她依旧相信，人是要读书的，“不读书不明白道理。”具体什么道理，陶锦芳现在能说上来的也就是“尊老爱幼”。在那个年代，读书意味着缺少劳动力，没有工分，口粮就少，意味着父母承担更多。本家的亲戚还说，“尕（小）妈那么多娃出来上学，一个比一个穿得干净”，别人以为家里衣服多，只有她知道，是自己不睡觉也要把衣服洗好晾干。每个晚上，孩子学习到几点，父亲就陪到几点，陶锦芳则在厢房做着针线活，带着另外三个孩子，因为常年做针线活，现在她的右手食指明显内曲。有时候，陶锦芳还教孩子数学，纸不够，就在院子里拿根树枝，在沙子上做简单的方程式和分数运算。1977年恢复高考，不到28万个录取名额，报考人数570万。靖远县三合村是上万人的大村，陶锦芳回忆，当年大概有两三个人中榜，其中一个就是他们的大儿子李含茂，考上了定西卫校，一年多后，1979年，大女儿和二女儿又同时考入了定西卫校。一门三个大学生，名声传到了县里。当然，在孩子们的回忆里，乡民议论里的主角通常是父亲，“李老师家了不得”。家庭命运从那一刻开始迎来改变。不久之后，丈夫恢复公办教师身份。而陶锦芳一直没等来她想要的教师身份。最后一次得到回复是2016年，据县信访办文件，县里成立了调查组，只查到陶锦芳师范学校学习档案，但没有工作分配记录，“陶锦芳反映其为国家公派教师，没有任何依据”。陶锦芳没法接受。按照调查组说法，当年是丈夫私自将她带到学校任教，但她说，当年是师范学校发了一个纸条，她才能去学校报到，“计划经济的年代，能随便去教书了？”调查组也没有认定她被“右派”丈夫牵连，而是自行离开学校，“没有任何文件或书面材料，能够证明是组织让你回家的”，且她从教生涯很短，“你要求落实退休待遇的上访诉求没有政策依据”。陶锦芳觉得这个说法更荒谬，“那个年代受牵连是客观存在的”。讨要教师身份的过程里，还有一件麻烦事，当年档案丢失了，包括任教证明、工资单等。她说，政策落实办的人交给了教育局，后者则说没收到。
●周末，陶锦芳和弟弟妹妹一起打麻将。周航 摄
这么多年，陶锦芳也不止一次想过，如果没那么早嫁人，自己的人生会怎么样。她跟丈夫算得上青梅竹马，但她没想那么早结婚，可家里人定了，只能从命。当年，也是因为丈夫家贫困，公公又瘫痪在床，她才选择上了一年制的师范，这样能早点出来挣钱。她还留着一份从档案馆复制的文件，皱巴巴的，脆得周边有些碎了。当年，靖远县人民委员会专门向靖远师范学校出具函件，把她从靖远中学转了过去。如果当年继续读大学，人生肯定会不一样，说起这老太太有点得意又有点不好意思，笑得眯起眼睛，“可能会当官，也可能会做生意。”她大概确实有些组织才能。小学里，她是学校学生会主席，带三道杠，写的作文经常被表扬。现在回想，也就是比别人多知道一点，能写出“为社会主义奋斗”这样的句子，但当时她还想过成为作家呢。哪怕前几年在小区，她也是领导，带着退休老头老太太吹拉弹唱，丈夫也在里面拉二胡，直到被投诉扰民被迫解散。教书的时候，她还曾渴望进步，报名了大学函授。函授班上到一半，他们就被赶回了村。即便在那段艰苦岁月里，她也不是没有别的机会。那时丈夫在村里办学，娘家那边也请她过去办，上了一个多礼拜课，丈夫跟她说，要不还是不上了，家里孩子要照顾太多活要做，她也就不去了。这么多年，她从来不会向丈夫吐露苦水。她说，他们是互相抬举着过完一生，“抬举”的意思是互相尊重、欣赏。丈夫已经去世一年多了，现在回忆起来她还会红眼睛。而关于人生，“不敢后悔，再后悔就活不成了。”她想起政治经济学课本上一句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个时代没法让人按自己的想法活”，“每个人命不一样，我就是受苦的命。”夫妻俩也从来没有说谁亏欠谁。只有一次，丈夫脑梗后躺在床上，或许是知道没法再帮着她一块去讨回教师身份，说“这辈子是我亏欠了你”。她拉着手赶紧说，“不亏欠”，“人一生哪有完美的，现在算总账，还是好的”。现在，他们的六个孩子都有了下一代。三个儿子合伙开了一家软件公司，员工一百几十号人；三个女儿，都在体制内工作，大女儿医院院长、二女儿做护士长，如今都以高级职称退休了。参加家庭宴会，她称之为“坐桌”，会穿上高跟皮鞋，套上丝绸披肩，依稀还能看到当年“大小姐”的风范。这么多年讨要教师身份，也不是一无所获，用弟弟锦彪话说，“至少县里那些部门都知道她的事了”。陶锦芳骄傲的是许多学生没有忘记她，还在村里的学生联合二十多个同学按手指证明她的教师身份，有的学生成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医药专家，也专门给她写了证明信，并且附上自己的名片。前几年，女儿带她回过一次老家，时隔半个多世纪，再次来到当年的营房滩学校。校舍好像还是以前他们亲手建的石头房，大门完全不一样了，他们站在新大门前留了影。现在回忆这趟旅行，陶锦芳还是说不出话，“心情很复杂，有点苦涩”。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极昼工作室，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另有声明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