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 |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中美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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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十周年。当前，中美关系紧张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何影响？在为人类创造更美好未来方面，中美两个大国应承担起怎样的责任？近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谢韬教授就“中美博弈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题接受《大变局》节目专访，主要内容节选如下：

谢韬教授：十年前当习总书记首次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领会到习总书记所想到的他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的构想。那么在过去十年当中，其实大家才慢慢地体会到了，习总书记从一个高屋建瓴的角度，从全球治理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如何用中国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推动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构建一个共同命运的共同体。习总书记过去十年提出的所有的理念、倡议，包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等，其实都是围绕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在全球化时代，人类在各方面的联系越来越紧，发生在任何一个偏远角落的事情，都有可能影响到中国或者是别的国家，人类的命运前所未有地连在一起，那就需要我们在考虑国际关系的时候，要考虑的不仅是自己的利益，还要考虑到别的国家，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那么中国现在受益了之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提出理念，为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和平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今年十周年，全世界各地其实不少的观察家、政治家他们都在反思，也在积极地响应这十年来中国政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谢韬教授：在发展中国家，现在我们讲的“全球南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是得到了广泛的积极的响应。西方看待中国的几乎一举一动，都可以说是通过一种“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

《大变局》：也是通过放大镜来看。

谢韬教授：对，一是放大镜，把中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所有国家都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难、一些挑战，故意放大了。作为先发展的国家，西方也经历过这个阶段，只不过现在他们不再用放大镜看自己了。

第二就是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中国的政治体制跟他们不一样，所以当习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候，他们总是持一种怀疑、质疑的态度——中国想做什么？中国背后的目的是什么？中国是想挑战什么？

谢韬教授：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没有遇到过一个强大的中国，他们所经历的都是贫穷、落后、挨打的中国。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有所作为。比如说我们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我们的亚投行，习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让他们觉得他们过去100多年里处于一种主导地位，但现在另外有一个国家积极赶上了，不仅赶上了，而且它还提出了一套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得到了积极的响应。你比如说，习总书记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和西方主导的所谓“普世价值”是有区别的，他们就觉得非常不适应，而且就有一种强大的威胁感知，觉得中国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挑战西方建立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但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中国发展了之后，我们就要带动别的国家一起发展，中国政府在几乎所有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上，都在积极提出各种倡议。所以总的来说，西方觉得中国是在挑战他们，但我觉得，我们强大了之后，就应该为国际社会付出一份责任，应该为人类社会做出一份关心、关怀。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国家之一，如果中国不提供任何全球公共产品的话，我们等着谁去呢？现在西方国家正面临着内部和外部各种各样的挑战，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中国不积极地站出来有所作为，为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人类社会的发展可能就会遇到更大的危机。

我觉得西方总是不愿意去面对一个强大的中国。过去100多年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但现在他们要面对一个强大、有活力的，而且是跟他们的政治制度不同的中国，他们无法去面对，而且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心态。我觉得这是西方最需要反省的一个问题。

《大变局》：我觉得您刚刚说的，中国随着实力的提升，它想要为世界作更多的贡献，其实跟我们古代的一句话，“达则兼济天下”是一脉相承的。

谢韬教授：因为中国传统文化里就有这样一种哲学思想，当一个人发展起来了以后，“达则兼济天下”，不能一个人独善其身，而是要照顾到周围你的邻居，邻居之外的更远的邻居、朋友。

中国的儒家文化强调要有一种仁爱，一种博爱，大同世界的观念，西方国家就无法理解，因为西方的文化更多强调的是个人之间的竞争、国家之间的竞争，在他看来，就是国与国之间，包括甚至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零和游戏”，而不是共赢的关系。

谢韬教授：对，毫无疑问。中美不和，世界也不会和。中美好，世界也会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在我看来，就是中美两国是否能够真正建立基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那么由此你也可以看出，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在过去4年多一直在积极地想改善中美关系，但是由于美国国内的政治，一些政客，极端的反华的政客在国内选举政治意识形态的驱使下，对中国不停地发难，所以造成了中美关系现在处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低点。

谢韬教授：美国人他不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人总爱讲“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你要仔细深入去看的话，不外乎就是以美国为霸权中心的国际体系。如果你不遵守这套规则体系，他就认为你是一个国际规则的破坏者、挑战者。但是我们都知道，任何一套规则，它都是反映了在某一个时代的特殊的情景、特殊的利益。

那么现在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套规则在现在，中国，尤其是“全球南方”都发展起来的情况下，是需要改变的。第一要更加公平。什么叫公平？你比如说，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银行等等的世界重要金融机构的发言权，就应该更大。但是有将近20年，美国一直阻挠中国在国际重要的金融体系里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我们面对这样的不公平，中国政府在各个场合呼吁，要求改革，很多发展中国家也要求改革，一些发达国家也觉得这是不公平的。

美国人总觉得中国在挑战他的地位，实际上就相当于他不愿意放弃他的这种霸权思维。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想的是，我们要摒弃这种“零和游戏”，要摒弃这种霸权思维，所有的国家都是平等的，不论大小，不论你的政治体制形式，我们都应该和平共处。

谢韬教授：众所周知，美国由于它比较特殊的建国背景，总喜欢把自己的这套价值观和政治体制强加给别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美国人总觉得我这套体制是世界上最好的，那么不仅要让你们去羡慕，而且你如果不要还不行，我强加给你。我们讲世界是多元的。多元的意思就表明，首先，各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不一样。第二，不仅不一样，你要学会去尊重别人的不同。

但很遗憾的是，你看美国过去100多年的历史，有不少的时间段是想通过自己在经济和军事上的霸权去干涉别的国家的内政，但造成的结果反而是地区动荡。很多国家造成比如说难民危机，国内的政治动荡，军事政变，包括经济萧条等等。我觉得要防止世界出现动荡，首先一点，不要总是认为自己的政治体制是最好的，而且一定要强加给别的国家。

谢韬教授：你要问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能否和平共处，至少在中国国内，我们是实现了。

但在国际关系里面，如果你要跟美国的一些人讲，跟西方的一些人讲，他们就会把亨廷顿当年讲的“文明的冲突”搬过来了，就说你看伊斯兰教的、佛教的、基督教的，他们不可能和平共处。但事实上，人类历史在过去的5000多年里，伊斯兰教和佛教曾经有过和平相处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基督教和佛教，包括中国和别的国家，我们都有着很长的和平共处的时间，为什么现在反而出现了一些问题？我觉得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西方的一些政客总是喜欢用文明的不同、宗教的不同去制造人为的矛盾，不愿意去尊重别的宗教信仰或者别的文化传承的不同。口头上，你看西方总在讲，我们要尊重什么多元性。但实际上，刚才我讲到一点，比如说，总喜欢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人，这就不是在尊重别人的宗教或者是文化。

谢韬教授：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我觉得应该，第一，相互尊重；第二，共同的但有区别的责任。可能在一些领域，中国做得比美国更好。不仅是中国要积极地去做，而且西方国家应该鼓励中国去做，而不是给中国作这些贡献的时候使绊脚石，去阻挠中国做这些事情。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的脱贫攻坚，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无论哪一个人都很难去否定这样一个客观的事实。那么这方面中国有丰富的经验，就应该让中国去做。

谢韬教授：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在某个特定的阶段，都会有这样的质疑本国对外援助政策的一些声音。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国际社会对你就有一种期待，就是说当你发展了以后，你就会有一种责任，当别人还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就应该积极地提供帮助。我觉得不是说我们没有照顾好国内的事情，我们在“打肿脸充胖子”，而是我们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成员，我们在提供自己的公共产品，我们在尽自己的一份微薄的力量，为国际社会的发展作贡献。

谢韬教授：现在人类的命运是越来越紧密地连在一起了，越连在一起的话，我们就越需要全球治理，就需要像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能够有一份责任感，站出来承担全球治理的责任。

很遗憾的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在过去十年中，其实并没有为全球治理作出更多的贡献，相反是很多时候在给全球治理挖坑，在给中国这样的“全球南方”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制造各种各样的绊脚石。

我觉得我们过去十年实际上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十年。那么再展望后面的话，我们还会遇到可能更多的挑战，但我相信，以中国领导人的智慧，以中国这种勇于承担全球责任的这样一种责任心和胸怀，我相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景应该会越来越好。

（文章来源：新时代中国外交思想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