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时钟」在我身上瓦解

文｜刘与

编辑｜槐扬

图｜受访者提供（除特殊标注外）

「你并不是为了一个什么目的在做一件事情，你只是很自由地活着而已。」

第一次高考结束后，有一天吃晚餐，我跟爸妈说，我要复读，今年没考好，我要考一个更好的学校。其实我想的是，以复读为名，但我不学习了。

高三太忙碌了，每天五点起床，晚自习到十点，几乎每一天都在地上打滚的那种焦虑。看到身边的朋友们兵荒马乱，就觉得特别没意思。所有人用各种八卦把自己的生活包装得特别有意思，但其实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在磨损。你知道手机会有它自己的使用寿命，你用得越久，电池寿命就会越低，当时我就是这种感觉，就觉得我们这些小年轻还没有步入社会，就开始了比996还要乏味的生活。

学校有时举办讲座，通常都是我们学校的校友，讲自己怎么从初中、高中一路不停地奋发努力，考上了好大学，找了个好工作，有一个美满的家庭，这就是你人生的终点嘛，但我不想活成其他人的影子。用我爸的话说，我散漫惯了，其实也是因为他们是对不尽责的父母，小学时候我问我爸，要是我怎么怎么样了，你会怎么怎么样？他说，这是你自己的人生，你要自己作主，我不能对你的选择负责——我记得特别清楚。

现在，我选择停下来。我骗家里人要专心复读，离家搬到了海边住。那是我们老家的房子，在一个镇子上。

除了最开始的一个月和最后的半个月，我几乎没有复习。我花了很多时间看《哈利·波特》原著，尝试了一段时间素食，有时去海边尝试一些娱乐项目，游艇在前面开，我绑在一个降落伞上，游艇拖着我飞。每天都会去探索一个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看到不同的景色，不同的人，挺好玩的，像是人类观察。现在觉得挺「中二」的，但是当时我总是沿着街一路走，观察人，揣摩他做某件事的心理，或者什么都不想，就漫无目的地闲逛。

有些时候不想看手机，也不想去玩，就躺在沙发上，天花板一看一整天。想很多东西，比如说性别问题，去读了《第二性》，还有《厌女》，结合社会上一些热门议题思考，脑海里像有两个小人打辩论。

那之前，我一直在过群体生活，在家，在宿舍，24小时要跟其他人类生活在一起，我不知道自己原来可以一个人生活。那是一种很新奇的感受。没有同学老师，没有跟爸妈在一起，你也并不是为了一个什么目的在做一件事情，你只是很自由地活着而已。

第二次高考，我考上了一所头部211院校，入学后唯一的感觉是，我自证预言——预言是我不会喜欢大学。大学还是为了一个目的而读书，但我不想要为了达成某个目的再去做什么，这很不随心所欲。但因为疫情，我还是只能待在这里，每天在宿舍，回到了类似高中的生活。海边的那一年，回想起来有些不真实，但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我了。我现在不能没有独处，边界感特别强，如果别人对我没有边界，我会暴怒。每天，我都要花点时间一个人走走，不看手机。

「很多事你现在再不去做，以后可能也做不了了。」

去年5月底，我过了30岁生日，突然发现自己年龄的字头变成「3」，觉得很多事你现在再不去做，以后可能也做不了了，想到了辞职。我在阿里，那正是我职业发展机会最好的半年，有点犹豫。

其实脑子里隐隐地有不工作的想法已经好几年了。虽然收入和职级都在不断地往上涨，但是每天都觉得在逼自己做事，那种根本性的动力是缺失的。我希望自己从事的是我发自内心有热爱的，充满快乐又非常努力地愿意去做的，但我对工作唤不起这种感觉。

犹豫到10月底，我去了趟青岛，去看一个我很喜欢的乐队「声音碎片」的现场，有一首歌叫《致我的迷茫兄弟》，「你母亲让你独一无二/你不是谁的一颗棋子/你不要轻易变成工具/你发誓完整你的生命」，我大受触动，回去第二天就提了离职，下定决心，要继续十年前的计划。

十年前，我在大学，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接触到了户外旅行协会。玩户外的人有一些共同的气质，比如都喜欢摇滚乐，喜欢追寻自我。我常常一个人背包在西北旅行。每到秋天，火车上总会多出一群去新疆摘棉花的妇女，她们大多戴着头巾，随身带着馍馍，坐在硬座或是蹲在过道里，话不多，像雕塑一样茫然又安静地看着窗外的风景。我想，她们的生活究竟是如我们想象的那样苍白无趣还是也一样丰富多彩？她们对自己跑去千里之外辛苦赚钱的生活意义是毫无认识还是也充满怀疑？

我跟一位青旅老板聊过这个疑问，他说，那你干脆找一些农场这么走一年呗，我觉得可以，就联系了库尔勒的棉田准备过去，但那时我延毕，又提出这个计划，父母崩溃了，我妈连夜写了一封信，说你给了我们太多的「惊喜」，我们实在受不了。我看到这封信，放弃了。

毕业后我就去上班，先是在携程，然后是阿里——曾经我也想着，找到更好的公司，做到更好的业务，拿到更好的收入，跟一群更优秀的人在一起，但等你真正去了里边之后你发现也就那么回事，它也没有让你多兴奋。我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完全融入到大家追求的工作成功的感觉里去，也会跟他们一样去拼、去追，但是会有一种疏离感。去农场的想法一直存在，尤其是工作中没动力或者不想做的时候，脑子里老会浮现这个想法。

辞职后，我打算给自己一年时间，相当于gap year，也许在这个过程里我遇到一些人或者找到了一件事，是我发自内心特别热爱的，我就可以改变人生轨迹。我先跑到大理休息了将近一个月，又去西藏两个月，考了个驾照；再是青海一个多月，在一个长江源保护站做志愿者。

刚辞职时，我想，会不会有解脱感，因为以前的工作有很大的压力，日常要高并发地处理很多事情，每天手机停不下来地响。然而真的离职之后，我发现自己反而掉入了一个很空虚的状态，习惯了每一天都是有用的，突然闲下来会有强烈的不适感。我在大理特别无聊地过了一段时间，在西藏也觉得无聊。直到去了青海，觉得我好了。我不再纠结这一年有没有结果，也开始不是那么特别向往非得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感觉了，我觉得我可以安静下来了。

有一天我在那儿看书，格尔木的阳光特别好，有两只猫在我旁边，吹着风，那一刻就觉得特别舒服，一下子好像豁然开朗，觉得现在的这种生活我很享受。保护站基地后面有一条铁路，每天都有火车过去，夕阳时分，每一列火车我都会很认真地看它开过去。我突然发现自己前几个月还处在工作的状态，到那一刻，我觉得可以切换过来了。

那就开始农场之旅吧，今年4月12号，我来到玉溪澄江，以一名采摘工的身份入职蓝莓基地，开始了农场打工生活。

一开始我总以产品经理的视角去做一些分析和观察。比如说签合同的时候大家都不看，我就思考，这群人好像是相比相信事，更信人。那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相信事、相信合同，背后的保障机制是你如果打官司，你要去和公权力做互动，对他们来说存在一些困难——那时候充满了这种思考。一周之后我才有点变化，更多开始关注人本身，比如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情感。

比如一位哈尼族小哥，他请假了，要回家去看女儿，请假的前一天晚上，我看到他自己在那儿摘蓝莓，摘得很认真——比他平时工作认真多了——挑了一颗一颗最大最黑的蓝莓，偷偷放到一个盒子里，藏在地边。我问他要干吗，他说想把这个蓝莓带给女儿吃，因为生活条件不好，自己是不太可能买这个蓝莓的。

这让我觉得，我们对生活的一些要求是不是太高了？有一些焦虑是不是也没有那么必要？说实话，我可能一年赚的钱就是他一辈子赚的钱了，但他们依然还是热爱生活，有自己的热情在——我其实一直想要找到一个比较深度的洞察，解答我之前关于他们的生活动力来源的疑问，但我现在还没有找到。

我媳妇也觉得，我不一定能在这个农场观察里边获得什么东西。她是个比我活得更自在的人，我们是一起玩户外的时候认识的，去年9月结的婚，结完我就辞职了。她最早是公务员，做了三个月觉得不喜欢就辞职，跑到印度待了很久，还曾经在俄罗斯、格鲁吉亚、巴基斯坦那边转了一年。这次我辞职，她的反应是，那我也要辞职。我们一块去了青海，她现在还在那儿。

我觉得她在想法上比我更高了一层，或者更自由了一层，她不觉得人生非得实现什么。我跟她说，人生下来是有区别的，有些人生下来那个门是关着的，他就在这一个房间里生活，生活了一辈子；有些人会想办法把这个门推开，去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生活；还有一些人是生下来门就是开着的，他想在哪儿就在哪儿，也无所谓推不推门这个过程，我觉得我媳妇儿有点像在第三层，我还想着不要去在意社会上的看法，要去追求自己的内心，但她从心里就不理解人为什么要去看别人的看法。我的同事里有一直活在一个房间里的，也有知道存在其他的选择但没有勇气推开门的——我曾经是这一种，现在我迈出了这一步，开始推开门去试试。

现在到农场三周了，再过一个多星期我就打算离开，去青海摘枸杞，接下来这半年我计划再找三四个地方体验，因为我是鞍山人，可能会去东北插秧。按照计划，到10月份左右，我打算回去上班。gap一年，之前的积蓄是能作为后盾的，我对回去再找到一个差不多收入的工作也是有信心的，如果时间更久，我就不太确定了。但是，我也不太愿意以后永远上班，也许为了生活做一些储备，再上班一段时间又会出来。

不过我在内心期待着，接下来这半年说不定还会发生什么变化——可能遇到某个人或者遇到某件事，就去做那件事了，人生轨迹真的发生了改变。

「现在我可以对自己诚实了，我不想的时候我会有勇气去跟别人说『我不想做』。」

去年年初，我一度濒于崩溃。最直接的导火线是工作压力。当时的工作给了我上班十年来最大的压力，每天早上和下班前都要开会说一下销售情况，每天都在施加压力。我每天都不想醒来，因为知道醒来又要面对山一般的压力，也看不到未来……我问自己，到底想干吗？答案是，我很想去读书。

十年前，临近高考的时候，我父母离婚了。录取通知书到了之后，我找他们要学费，他们说了一样的话，「去跟他/她拿呀」。两个人都不肯给。我那时候不知道可以贷款，去跟其他几个亲戚借钱，也没有借到。

我只能去打工，第一份工作是在小店铺里打杂，做了一年多，去了广州，待了五年又来到香港。除了在广州的时候进过一间外贸公司，我做的都是店铺销售，卖服装、高跟鞋、包包。挺按部就班的，只能说为生存，就像香港人说的一句话，「上班跟上坟一样」，你不得不去。没能读大学一直是我心里的遗憾，这十年里会经常想到这一点，会想象，如果我有一个大学文凭，可能我做的工作跟现在会不一样。

到去年年初，又想起读书这件事，同事就说，你想读书你干吗不去？我说，还有可能吗？她说有啊，四五十岁都可以回去读书啊，人家录取你就可以啊。我马上搜各种资料，知道我还可以有上学的机会，千载难逢，搜完我就辞职了。

我选的是英语专业，马上去学雅思。辞职到离职得一个月，公司刚好又缺人，一时半会儿走不了，我只能一边工作一边备考，两个月里，我早起刷一套题，去上班，下班之后再刷一套题，赶紧睡觉。那段时间压力超大，一点点小事情都可以哭一大场，能不能考上？如果考不上还能找什么工作？很焦虑。

其他学校我都没有看，就选了香港排名前四的学校。目标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结果浸会第一个给了我offer，限时七天。同事说，港大跟中文大学你就别想了，绝对不可能。我就觉得，好吧，就交了浸会的学费。可是第三天，我就收到了港大的offer。

我最终去了浸会。入学当天，我满28周岁。和同学相差十岁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好多同学都是18甚至还没有满18周岁。可能我穿着比较休闲，他们也没说能看出来我的年纪，也不会对我有什么区别对待，但心态上完全不一样。他们会觉得上大学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我知道，对一些人来讲很容易的事情，对另一些人来说背后要付出很多努力，就像我一样。比起我的同学，我会更珍惜学校给的每一个机会，比如上台演讲的机会，也珍惜图书馆和游泳池。

重新上学之后，我真的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过往十年，不管思想还是工作范围、能力锻炼，都有局限，但是上学之后，跟同学、老师们相处，觉得完全是不同的世界。我特别喜欢跟我的哲学老师聊天，每次都能发现一些不一样的角度，让我看问题的范围更广了。我拼命看书，以前看书对我来讲是一件挺折磨人的事情，现在我巴不得时间可以再长一点，看书的速度可以再快一点，像一块海绵，不断地吸收新的东西。除了英语，我也接触到运动、艺术和哲学，也逐渐改变了申请学校时候单纯希望有个文凭去做更好的工作的想法，我想，也许以后我会走艺术的道路，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做点美术、设计相关的事情。

进大学之前那段时间，我在网络上接触到了极简主义；步入校园之后，我开始在生活中实行，发现其实真正需要的不多。我现在除了房租，一个月开销也就两千多，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事情。意识到自己其实不需要这么多钱，我也不再觉得需要按部就班地过赚一万、花八千的生活。为什么我要去辛苦自己去追求高的职位，赚高的工资呢？没必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

极简主义帮助了我很多，它让我意识到，精神上的匮乏往往只能通过物质来弥补，这也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攀比名牌，不停买买买。通过极简，我更加意识到自己精神世界的不足，也因此更加坚定读书的决心。极简主义是我为自己而活的起点。

过去27年的人生我从没为自己活过。小时候缺乏父母关爱，爸妈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就为了让他们开心。后来工作了，我也不会say no。心里一万个不愿意，嘴上还是说「好的」，生怕别人不喜欢。和前任男友分手后，我发现，之前都是在干吗？活得不像自己。去年崩溃的那段时间，让我慢慢想通了很多事情，我不要再讨别人欢喜，我要讨自己欢喜。

又开始读书，又交男朋友，我变了很多，现在我和男朋友相处很好，这个事情我不开心了，我就告诉你。什么事我不想做，我就直接说。不再像个傀儡，不再像小丑一样去讨好别人。我尝到甜头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真的很爽。

「你没有必要把流动的水放进一个固定的框架里。」

作为一个普通人，你是不是只能过一种线性的、可以一眼望到头的人生？我现在的答案是不。你可以有很多其他的选择。但在30岁之前，我也曾经活得如履薄冰，很多精力耗费在寻求内部需求和外部评价的平衡上，直到自己苦心经营的一切一次次被打散，「社会时钟」在这过程中一点点地瓦解了。

这是个渐变的过程。

我的母亲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国式家长，控制欲特别强。她20多岁时有过读硕士的机会，但是那个关口，她怀孕了，有了我，后来她一直说，为了我做出了很多牺牲，为了更好地照顾我，放弃了自己的人生，所以我必须要很好、很优秀。

她会按照对自己的想象塑造我。我想梳什么样的发型，她说不好看，你必须要梳成那样；衣服也是，每件都是她去买，让我必须穿上。学业方面也是，小学，她要求我的数学必须满分， 95分、96分回来就会被揍。高一，我进入尖子班，我发现，同样的课程，有些人就立刻能理解，我就比较困难，我不停地想，为什么别人行，我不行？

每天我都对下一天没有期待，晚上睡下去的时候想，要是第二天醒不过来就好了。有一次跟父母激烈争吵，我吞下一整瓶安眠药加上一瓶烈酒，就觉得按照这个日程表走，人生就是一条线这么发展下来，超级没有意思——第二天，我被母亲吼醒了，这么晚了，你还不起来！你还有功课没做！我迷迷糊糊爬起来走了几步，摔倒了，挣扎着爬起来，又摔倒了。父母把我送医院检查，没有发现什么原因，我也没有说，过了两天之后竟然就好了。

大概命运对我另有安排。这个事情之后，我觉得，既然已经做最坏的决定了，那不妨去斗胆一试。

都说18岁之前应该集中学习，我就开始早恋。我开始想，如果不按这个日程表来会怎么样？但心中仍然是恐惧的，害怕考不好，害怕失败。大学四年，虽然不喜欢我的专业，但大概有3年的时间我天天在自习室泡到很晚，想争取好成绩，争取保研，或者至少找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我希望打破日程表，但是并不知道日程表之外是什么。

22岁那年，我去云南登雪山，那之前我没有去过大城市之外的任何地方，第一次身在山中，一点点接近山顶，首先是感到自身对于自然的渺小，我认识到很多事不在个人掌控之内——当时我们分AB两组，A组是最有希望登顶的人，多是些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男性，但一个大哥在离顶峰100多米的地方吐血了，他第二天继续尝试，还是止步于同样的距离。我在B组，在5000米之上每迈一步都很困难，每行进几米都要停下来喘息再继续，但就这样化整为零一步步抵达了顶峰。我突然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潜能。

户外圈子里有一些比较离经叛道的人，我和他们聊天，了解到日程表之外的可能——我开始想出国深造，换一个专业方向，去学一些新的东西。

家里很不支持，他们试图说服我毕业之后在家门口的医院做个牙医，但我拒绝了，也因此，他们不会给我出国提供任何经济支持。我咬着牙申请澳洲博士全额奖学金，一度被劝说双非大学成功希望为0，但是我成了那个小概率的数字。在澳洲，我读生物医学，要用小白鼠制造抑郁症模型，也就是用各种方式折磨它们，直到出现抑郁症状为止，再进行药物治疗对比。那时我正陷于抑郁症，半年掉了20斤，后来，我又换了一个专业，读流行病统计。连续的变动，非常焦虑。

我慢慢摸索如何在户外运动中把压力和焦虑全部释放掉。论文彻底卡住的时候，我干脆把一切都放下和登山社去新西兰集训了一个月，恰逢暴风雪，整队人在山里困了一周，食物几乎消耗完才撤离。大概是因为经历了生存危机，回到学校，反而觉得眼前的论文没什么了。

毕业后，我拿到了联邦政府公务员的职位，有稳定的婚姻，那几年觉得「岁月静好」，也许一直可以在堪培拉这么过下去。但32岁那年，我和家里摊牌，告知自己的决定，不成为一个母亲。说出这个决定时，收到了双方家庭可以预料到的反应，各种逼迫的手段都用出来了。我的伴侣其实并没有非常想成为一个父亲，但他还是因为这个决定离开了我。我们从十八九岁就在一起，差不多是一起成长，突然之间，对我而言，又一个安全的幻想被打破了。

我哭了一个星期，辞掉了联邦政府公务员的职位，去新的城市，找新的工作，开始在一家私立医院上班。刚去7个月，赶上医院结构调整，我所在的团队裁员一半。

父母总觉得，我差一步就perfect了，但我的每一步，都是把这个差点圆满的局面彻底打散。他们经常表露失望，起初我还想在表面上维持他们的期待，但后来，我不在乎他们的失望了。

也是那段时间，我第一次参加100英里越野跑，当时很多山道都被雪埋了，没有雪的地方都是泥泞，路上能看到的只有自己，我记得那天的月色特别的亮，爬山的时候我一直注视着月亮，第一次感觉到独处的时候，那种内心很静谧的感觉，我想，我可以一个人把这个距离搞完，我也能一个人走完人生，没有什么可怕的。

从22岁那次登山开始，到30岁后经历了这一系列的事情，我发现自己终于可以从社会评价的体系里面跳出来。遇到裁员，如果在以前，我可能会惊慌失措，但我当时想，说不定它会带来更多新的机会，我在领英上约各种各样的人出来喝咖啡，然后知道了大概有三四个机会，我可以平行地移动过去。内耗的情绪没有了。之前会害怕未知的未来，觉得没有办法掌控，转变之后，你会把未知看作机会和挑战。

那是我 「惊心动魄」的一年 ——毕竟离婚、搬家、两次职业转换都是在32到33岁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生的，那年底，我想索性干点更加「惊心动魄」的事情，去登一直心心念念的乞力马扎罗（编者注：位于坦桑尼亚北部，非洲最高山脉）。2020年元旦，我在坦桑尼亚跨年，三个不同种族的单身狗烂醉之后，我大放厥词要在今后十几年登顶七大洲最高峰，一片落寞的狂欢中他的短信来了——曾经的伴侣想回来。

现在我们没有婚姻的契约关系，但是重新在一起了。我觉得不用说明到底是怎样的关系，你可以说是爱情，可以说是友情——从本质上来说，这两种关系都是你自己心理的投射和反应。人生是随机的，这两年的疫情更让人觉得，一步步的精心规划，可能随时会被一个偶然事件打破，那就接受一个开放结局，然后在每一步试图享受它。

「社会时钟」瓦解后，我的人生不再是线性发展的，它是一个一个小片段，我没有办法判断五年之后会在哪儿，可能换了一个国家，换了一个行业，可能过与现在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最重要的，是一种选择的自由，当我想做出选择，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羁绊我。

（应采访对象要求，小五、叶子、潇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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