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赳赳 x 赵野:信任自己,而不是那个掌握话语权的人
㊟对谈现场
那么,如何是写作的最高法则。一卷书成帝国轰然崩塌。/ 《碧岩录今释》
当“宗门第一书”《碧岩录》令一个诗人发愿写 100 首诗,又遭遇敢正面建构的写作者,俩人仿佛在冥冥中被牵引着,以当代语言释古代禅意,得《碧岩录今释》。
禅宗是种不二之学。它不要你去分别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一旦分别就形而下了,就变成了大脑在运作,变成一种学者式的工作。
对于禅宗来讲,消极和积极同时存在,当你内心获得一种证悟时,外界也获得了一种超越功利与计算的“现世安稳、岁月静好”(胡兰成语)。这样一种超越于概念之外,超越于消极与积极两分法之外的内心自由,它只关乎内心所获得的那种反求诸己的体验。
所有的善恶不会被技术改变,我们面对一个不确定性世界,我们面对一个技术、资本和制度席卷一切的后现代社会......
“公案千重山”《碧岩录今释》杭州分享会回顾
嘉宾 / 胡赳赳 赵野 主持 / 王君
摄影 / 王十三
01
有敬畏心,
但同时又有平等心
王君:二位以当代意会的方式与古代禅师进行互动,赵野先写的诗,然后赳赳写文章,这个缘起是什么?
赵野:疫情这三年,我正好在大理,那里没有封过城,我相对是自由的,但是这三年也干不了别的事,反而能静下心来读书写作。
我读书有一个习惯,一本书刚看了几页,看到里面提到什么感兴趣的书,就马上把那本书又找出来,就这么串起来读,会在一段时间内几十本一起读。当时看到胡兰成的《禅是一枝花》以后,突然对《碧岩录》有特别大的兴趣,就找了很多《碧岩录》的原典来看,这个过程不是刻意的,而是灵机一动,觉得对应一百个公案,我可以写一百首诗,正好是一个大型组诗的架构。我是从诗的角度写诗,还真不是在解读禅,我也不是写禅诗,我就是在写诗。
更早的缘起,我十年前给青年评论家颜炼军的一本书《象征的漂移》写了一个序,题目叫《语言如果成立,意义自会显示》,写完以后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几年以后,有一天突然意识到这句话可能代表一个非常独特的诗学观念,因为从写作经验上讲,一般来说写诗是顺着意义的逻辑,或者说情感或情绪的逻辑来展开,但是我那句话是反过来,不从意义、情感或者情绪,而是从感觉的逻辑,以及语言甚至语感的逻辑来展开,至少在中文写作中是一种新的观念。
因为有前面这些诗学上的铺垫,当我重新看《碧岩录》的时候,突然觉得我可以用禅宗的方法论,它的语言观来写作,而这个作品其实就是循着语感的逻辑来展开。
初期禅宗讲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进入宋朝以后,承继晚唐禅门五家的余绪,禅宗开始出现大量记录公案、机锋的灯录、语录,由不立文字到大立文字,迳入了文字禅时代。《碧岩录》对公案机锋的评唱击节,绕路说禅,在禅门里可能有异议,在诗学中我却看到了巨大的可能。我觉得现代汉语诗歌可以在这里有一个开始。
2021 年我写完了前面 50 首,2022 年写完了后 50 首。
我平时写出自认比较有意思的作品,会首先发给几个朋友看,当时赳赳看了以后说很喜欢。我就顺便说,《碧岩录》是很重要的一本书,它是宗教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原典,你能不能也来写一点什么东西,可能我们这两个东西会构成新的有意思的东西。
后来赳赳就开始用他的方法来做了解读,他的解读我读到以后觉得非常精彩,我甚至觉得特别遗憾的是,我在写那 100 首诗之前,没有先读赳赳的文章,如果读过赳赳的解读,可能面貌又不一样,也许会更有意思。
㊟对谈现场,赵野
王君:北宋时先是雪窦禅师写了《颂古百则》,然后是圆悟克勤禅师对《颂古百则》进行解读评弹,形成了《碧岩录》。今天诗人赵野对《碧岩录》进行意会写了 100 首诗,然后我们的开悟者胡赳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碧岩录》中间有一个命运的波折,圆悟克勤的弟子大慧禅师认为后人不应该读这本书,因为读了以后反倒不能开悟,就把这本书烧了,好几百年后才重新问世。
赳赳以正解的方式来解读《碧岩录》,在历史上还没有人做到,之前我认为赳赳肯定是在胡写,但是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确实敢说赳赳算是悟道了,我想问赳赳,你正解《碧岩录》的勇气来自哪里?
胡赳赳:我是做媒体出身,有一个原则就是国王和乞丐有一样的权利,当你左边坐着国王,右边坐着乞丐,怎样用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待?
所谓的禅语不仁,这个不仁的意思就是没有善恶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怎样做到众生平等?能不能用平常心去看一个经典?
首先要有一个长期的训练,我做媒体做了十六年,国王坐在我旁边和乞丐坐在我旁边,我是一样的态度。有了这种基本的训练以后,我当然会对它有敬畏心,但同时又有平等心。
禅宗的原始教义本身就强调要打破所有的教条,打破所有的执着,打破所有的习气。而这个教条、习气、执着,很多时候是多一分或者少一分的关系,多一分就成了习气,少一分又成了胆怯。所以禅宗其实非常讲究那个精确的分寸感。
比如说我在现场说话,在说话的过程中,我和你们已经是不平等的,为什么?因为坐在台上我掌握着话语权,你们只能听。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去建立一种平等感?当我在这里掌握话语权,它等同于观念植入,等同于洗脑,就是你在接受某一种理论,或者你在接受某一套话术,或者说你在接受某一套修辞策略,它已经不平等。
我怎么在这个场域当中重建一种平等?它的确涉及到一种发心,你的动机是什么?你在一个不平等的场域当中,要传达的究竟是一种平等的东西,还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去听一些讲座的时候,会掉入到一种习气当中,越听越舒服,越听越麻醉,越听越觉得他说的很对。
真正好的禅师绝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要去麻醉众生,他恰恰让你升起警觉心,让你变得清醒。
你最终要信任的人是你自己,而不是那个掌握话语权的人,这样才能建构一个平等的话语场域,而这个东西是禅宗可以教给我们的。
㊟对谈现场
王君:在疫情期间,我接到赵野的电话说他要写《碧岩录》,我心里还在想你以当代诗歌来解古代禅意,这得有多难。后来当读到他写《碧岩录》的诗,几乎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也没有一个字是直接印证《碧岩录》,我发现他没有写《碧岩录》,但是感觉离《碧岩录》很近,创造了当代诗歌一种非常奇妙的新文体。
古代禅师为了打破教条,用的是俚语加文言文,赵野用的是非常整齐的形式和雅言,可能是我们今天的语言受到污染太重,他要反向恢复用原来的雅言形式来写作,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想请赵野跟我们分享一下。
赵野:我确实有那个抱负,为什么要写《碧岩录》,就是要借助禅宗这种革命性的语言观念,对汉语新诗语言来一次突破。
任何一个社会,到一定时间之后都会形成一个比较程式化的公共语言,包括我们的新诗。新诗到现在有一百年的历史,而我在三十年前曾经说新诗语言还不成熟,因为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但是即便是不成熟的新诗语言,也已经非常程式化了。
我想通过这么一个题材来打破程式,建立一种新的语言。这里面我也用了一些口语,甚至是俚语,甚至网络语言,但这个不是重点。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是人类思考世界的根本方式,我希望找到一种新的语言,也就可以对这世界形成新的思考。这里有一个新的诗学观念,即诗歌是要表达我们不能说清楚的东西。
首先我是顺着语感的逻辑来展开,我完全是凭感觉写出来的,但是这里面有一种很奇妙的东西,你要知道这个语言是成立的,它放在那里是可以的,但是让我从意义上讲它的关系,我讲不出来。
我在写作的时候肯定不是在写禅,这本书赳赳是正解,他在建构,而我实际是解构,我是回到了诗本身,所以我在第一首里就开问:“那么,如何是写作的最高法则。”紧接着的一句是“一卷书成帝国轰然崩塌。”你看,我实际上关心的是语言的问题,诗的问题,这是我的第一义。
尽管赳赳说面对国王和乞丐都应该平等心,但是要做到很难,至少我是不敢正解《碧岩录》的,因为正解太可怕了,可能一点点瑕疵都会被人找出来,成为靶子。但解构是我个人的方式,爱怎么弄怎么弄,所以这里就自由了。
我在写完《碧岩录》100 首诗以后,真的有一种随心所欲的感觉,我想这也是写这些诗的一种收获。
㊟对谈现场
王君:赳赳能给大家说一下《碧岩录今释》的封面创意吗?
胡赳赳:七层方格寓意七级浮屠,“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大家都听说过。浮屠有一个解释就是佛塔的意思。
这本书的设计师挺牛,他在封面里用到了摩斯密码,上面有洞代表 0,没有洞代表 1,所以摊开从封底往封面看是一组摩斯密码,每一行都组成了一个字,七行就是“何为祖师西来意”。
封面颜色用的是比较接近佛教传统的一种颜色,也是一种特别时尚的颜色,叫爱马仕橙,放在书店有很亮的一种感觉。
王君:第一次看到一书本用摩斯密码来标注何为佛祖西来意,那么在当今这样一个时代,你们两个人起念写这样一本书,赳赳你觉得这里有什么西来意吗?
胡赳赳:语言文字确实很奇妙。
我们经常会说达摩东渡,是到东边来,但我们也会说达摩是西来,从西边来。所以达摩西来和达摩东来,有没有发现它是一个意思?
中国的语言为什么适合写诗,因为一句中含有万句。禅宗当中有一个临济宗参话头,一句当中要有三句的含义,就是一个句子当中正面说,反面说,合着说都要有。所以禅宗是非常讲究正反合,这个正反合实际是对应着黑格尔的辩证法。正面说,反面说,合起来说有不同的意思。
比如我们说中东远东,它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说法;西亚东亚,这是以亚洲为中心的说法。中东就是西亚,远东就是东亚。所有的理解都是基于一种立场或一种中心。而立场和中心是可以破除的。
当禅宗强调平等、自由、打破规则,强调不起思维的时候,实际上也是首先要破除掉语言思维对生命的束缚,这也是为什么在公案当中我们看到有杀生的公案,像南泉斩猫就是杀生,东堂西堂的僧人抢一只猫,都说那个猫是自己丢掉的,在拉扯当中,南泉和尚拿了一把刀说,你们俩说不清楚我就把这只猫杀了。和尚一下被思维困住了,怎么能杀生呢。手起刀落,南泉就把猫截为两段。
禅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它认为思维只是大脑这个器官在发生作用,但是我们所有的人,以为大脑那个思维就是我们整个生命。大脑只是你的器官之一,只是眼耳鼻舌身意的那个意,但是我们把这个意当做全部,所以我们会精神内耗,所以我们会有习气,我们永远在寻找刺激,因为大脑这个思维工具太强大了,它始终要找新鲜和刺激。
禅宗恰恰是要打破这个,让生命从被大脑控制的状态当中解放出来,所以他要求当你说话的时候要脱口而出,不要经过思维,不要经过起心动念,因为你一犹豫可能就不敢做了。比如我解读公案这本书,要七想八想患得患失,这个事情就做不了,越想觉得这个事越大。
所以禅宗有一句话叫“直心是道场”,就是说跟着心走,一拍即合,不要多想。
“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不要做选择题。不管选哪一个,只要你做都是好的,条条大道通罗马。
西方也有一个谚语,说有一头笨驴看着两堆草,不知道吃哪一堆,结果饿死了。看起来像个笑话,但是我们始终是在面临各种选择,比如我们要选择哪一本书来做活动,我们要选择在哪个场地,我们选择哪个主持人,然后我们的读者也是,也要选择听哪一场讲座,甚至于今天晚上吃什么都要选择。
我们能不能不去选择,能不能不用自己的意念,不用自己的起心动念做一个选择。或者说当你起心动念的时候,能不能由你生命的一种原始本能,对你的选择做一个观照,当你起心动念的时候能不能做到念起心觉,内心对你这个要选择的念头有一个判断,有一个觉察,这需要一种训练。
这是禅宗当中讲的一些基本概念,禅的本质是为了让我们打破所有约束,甚至于当不立文字变成一个教条的时候,要把不立文字这个教条打破。不立文字正是打破了言传身教,所以称为教外别传。但若有人执着于不立文字时,不立文字也需要被打破。
我们知道释迦摩尼说法的时候,迦叶菩萨会心一笑,就把这个心法传了,所以叫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拈花一笑。
禅宗的以心传心,很像搞对象的时候两个人一见钟情,很暧昧的那个状态,可能互相对上眼了,两个人已经勾搭上了。
03
写作要写出未知的东西来
王君:我想问野哥,你写这些诗的时候,有一种穿越时空的神秘主义信息传达过来吗?
赵野:我觉得肯定是有的,但是我很难具体举出例子。我写的时候最大的感觉是非常自由,第二很过瘾,很欢喜。
由于我是循着语感的逻辑展开,什么样的东西都会在那一瞬间进入到我的意识里面,成为一个诗句,这里面肯定有很多很神秘的、即兴的东西。
写诗包括别的创作,首先它有一个什么能为你所用,或者成为你的元素,但是一切要服从法度。一个诗人要本能地驾驭法度,你要明白什么不可以,你要在什么都可以和什么都不可以中建构自己的作品。
这也是我这几年体悟出来诗学观点,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很多神秘的东西出现,我觉得今天开场特别好,可能圆悟克勤和雪窦重显在天上听着我们瞎聊。
另外说到圆悟克勤,他最后是在成都昭觉寺去世,所以他的墓是在昭觉寺,后来这几十年大干快上,昭觉寺原来非常大,后来成都那个动物园就修在边上,不知道怎么规划的,把圆悟克勤的墓划到动物园去了。
我开始写《碧岩录》的时候,有一次在成都专门找一个朋友邓翔陪我去拜祭一下圆悟克勤的墓,后来走着走着找到动物园去了,现在还在,但是圈起来了,而且门是锁着的,平时人进不去。
王君:这种时空穿越应该在赳赳的写作过程中也发生了?
胡赳赳:我经常跟赵野感叹,写作要写出未知的东西来。我每天写作都在惊喜当中,你不知道下一句会写出什么样的东西,尤其是写《碧岩录今释》的时候,前面一段两段三段自己在写,感觉是在牵引的过程,写到最后有点忘我,就感觉是老天在写,接不过来。就跟天上下雨拿个盆接,感觉盆不够用,就是四个字四个字往外冒。
不写的时候这个公案是不懂的,写完了我也忘了这个公案,我还是不懂,我看过才懂,我跟你们一样不懂。
赵野:这个感觉我也是有的,我在写第一首的时候不知道第二首是什么,我只知道肯定要写 100 首,因为我也没看完全部公案,我没有把整个书读完再来写,当我准备写的时候就是一篇一篇读,一篇一篇写,这中间一定有很多神来之笔。
有一天我在大理,我的书是打开的,一个苍蝇飞进去,因为大理是高原,两千米的海拔,我估计苍蝇是晕忽忽的,我的书一合起来就可以把它压死在里面。就是这个事,有两句诗写到《碧岩录》里去了,“苍蝇飞进半开的书页 / 它原也是一个血肉之躯”。如果苍蝇不飞过来,我没把它合起来,因为我把书一合起来就把它压死了,没有这个,这没有这两句诗了。
王君:赳赳是在咖啡馆写的?
胡赳赳:我当时住在北京西边玉泉路,我对面有一个小茶室,我在小茶室里面写的。疫情期间这是一个精神动力,我想着我还得把这个东西写完,也就没有时间去烦恼生气着急。不然的话,人真的会疯掉。
㊟对谈现场
04
一个人说他开悟了,
那个人 90% 是骗子
王君:从当代的角度来说,开悟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胡赳赳:不能执着于开悟,苏格拉底在雅典城邦,他有一个粉丝去神庙里头问神谕,问有没有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的人?因为神谕只能回答是和否。他问了好几次,最后都说否。他就到处宣扬说苏格拉底是雅典城邦最有智慧的人。
苏格拉底觉得自己没有智慧,他就去找他认为最有智慧的各行各业的人去辩论,最后他都辩论赢了,然后恍然大悟,他说为什么说我是最有智慧的人,因为只有我知道自己是一无所知的。
如果一个人跟你们说他开悟了,那这个人 90% 是骗子。因为有无穷的悟在,没有一个人是全知全能。但是有一种开悟实际是大家都能够理解的,比如说西方心理学家有一本书叫《心流》,你产生心流的瞬间就是开悟,但是问题是这个心流能保持多久?有些人洗碗的时候,扫地的时候,拉大便的时候都有开悟的瞬间,都有产生心流的瞬间。但是那些有强大修持能力的人,他可以持续三天,持续十天,持续一辈子,这就是六祖慧能说的,一念迷一念悟,就是你一念迷佛即众生,一念悟众生即佛。
我们为什么是凡人,就是我们时而做好事,时而做坏事。时而明白时而糊涂。
赵野:我接着你的问题讲一个故事,大概在两个周前,我正好去了江西宜春宜丰县洞山普利禅寺,我们有一个朋友在那里出家。
洞山在开悟之前曾经到处印证,就在江湖之间到处印证。有一次到了云岩昙晟禅师那里,他在离开的时候,就问云岩禅师,你去世以后我该怎样跟后世说起你呢?云岩禅师就说了四个字——就是这个。
洞山当时有点震惊,但是没有开悟,这四个字就在他的心念里面。他走到宜丰,正好遇到一条溪水,他面对溪水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影子,他一边琢磨“就是这个”四个字,突然就开悟了。
开悟的事说清楚了,我想说的是后面,后来他就在那里建立洞山禅寺,他的弟子就问他这个问题,当年你师父跟你说“就是这个”的时候,他知不知道有“这个”。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真我、真如等等。洞山是这么说的,他如果不知道有这个,他怎么这样说呢?他如果知道有这个,他怎么肯这样说呢?很微妙。
所以我在想,如果别人问我说,你居然敢写 100 首《碧岩录》,你懂禅吗?我觉得我可以模仿洞山的回答,我如果不懂,怎么会这样写呢?我如果懂,我怎么肯这样写呢?或者我怎么敢这样写呢?
胡赳赳:我来回应一下这个句子。如果对西方哲学有了解的读者可以发现,这个对应着西方哲学当中的一句话,叫是其所是。西方哲学在认知论当中,他们经常会拿这个去说,就是存在那个状态,他们称之为“是其所是”。而后来说的“有这个”,被称之为“如其所是”。
是其所是,指的是事物本来的样子。如其所是,也是指事物如其本来的样子,是不同的表达,其实都是在印证。所以当我们说是其所是,或者说如其所是,就相当于禅宗的大和尚在说,就是这个,有这个,一个道理。
05
一个人没有勇气,
意味着没有智慧
王君:我跟野哥熟悉,没看书也知道他后面什么都可以写,我读这本书到一半的时候,感觉赳赳可能后面什么也都敢写了。
胡赳赳:就是遇魔杀魔,遇佛杀佛。严格来讲,我对禅宗是有意见的。我对现在的僧团制度也是有意见的。因为所有的组织只要是称其为组织,都会有那种制度性或者建制性的问题存在,这个问题是关于世道和人心的问题,关于平等的问题,关于正义的问题,关于自由的问题。
僧团变成一个丛林制度,这是百丈禅师设立的。为什么我说宋明理学受禅宗的影响大, 其影响之一就是古代书院,书院制度是模仿丛林制度,百丈禅师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建寺庙建丛林,大家集体生活在一起,集体劳动,集体上课,后来被宋明理学书院制度吸取过来。
但是话说回来,僧团制度到现在,第一个人才不济,以前还有清华北大的学生老师,耕读社,去出出家,后来搞得一塌糊涂,也没有人去了。僧团缺少人才,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弊端是弟子一定要听师父的,师父说啥都是对的,这肯定不行,肯定有问题。这是一种绑架式的命运共同体。很难获得自性的独立。师父和弟子要有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才好。
几千年过来,一定是有弊端,一定有不合时宜,不符合时代精神的东西,所以无论是西方要去宗教改革,像马丁路德金大声宣告教徒和上帝之间不应该有代理人,你和上帝的事就是你和上帝的事,中间不要有教皇,不要有组织。为什么禅宗要提出来即心是佛,我的心就是佛,也是这样,就是要打破这种弊端。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坠入另一端,成为狂禅滥道。
传统当中说的三宝:佛、法、僧。你到底听谁的?听佛的还是听法的,还是听僧的?像密宗尤其强调僧的重要性,就是上师的重要性。对于读书人尤其强调法的重要性,依法不依人,强调经典的重要性,法在经典当中。像净土宗念阿弥陀佛,他就是强调佛的重要性,念念是佛,我往生的时候就去了西天极乐世界。
这些在当代要用一种时代精神去进行梳理,就像马克思·韦伯在梳理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伦理一样,他提出新教伦理为什么构成资本主义精神,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资本主义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精神。那么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理性的精神,这种理性来自于清教徒的改革,这个改革最重要的有三点:
第一,一个人活着要把全部的身心奉献给上帝;
第二,一个人活着一定要拼命实现工作的意志,就是赚取财富;
第三,这个财富一定要花出去,就是做慈善,不要留给自己。
清教徒有一个概念叫“恩宠”,获得上帝的恩宠。怎么样获得上帝的恩宠?要努力赚钱,这是第一。第二自己生活要俭朴,要把钱都花掉,捐出去,像比尔盖茨一样。这是一个新教伦理的精神,而不是说一提到资本主义就是赚取利润,都是为富不仁,都是把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
我们很多时候对资本主义的精神是有误解,有新教伦理的资本家往往过着极其俭朴的生活,然后成立基金会把钱都捐出去。
佛教的精神是什么,或者我们禅宗的精神是什么?我们就是要打破一切束缚你的东西,获得解脱。同时不要执着于打破,也不要执着于解脱。就是刚才那个话,要去参。所以在公案当中隐藏很多话头,这些话头慢慢参,参个两三年,三五年肯定有收获。这种收获就是你不会被自己的大脑思维所约束,所捆绑。
你会变得既拥有勇气,也拥有智慧。而且往往这个智慧的表现之一就是勇气,一个人没有勇气意味着没有智慧,因为你患得患失,患得患失怎么会有智慧。而且勇气当中本身也包含着智慧,勇气是智慧的实践。因为只有勇气才能带来行动,所以我们看历代禅师都有勇气,要么把自己胳膊砍掉,要么把自己心掏出来,有各种方式的勇气,这是大无畏的一种精神。
而我们现在活得都很苟且,没有这种勇气。但是这个也不能急,因为共业放在这里,就是我们共同造成的一种因果关系,称之为共业,共业在这个地方,所谓“共业难逃”。需要一点一点去改革,一点点去修正。
我对禅宗的全部不满,就是来自于此。第一个僧团制度缺少人才,这是挺可惜的,第二对于某些经典的阐释,我觉得他们在僧团内部,在体制内部,没办法作出改革,这个也是挺可惜的。
㊟对谈现场
06
概念需要思考,
而实证需要你去体悟
王君:我觉得有可能是另外一种形式,就像圆悟克勤的《碧岩录》呈现为赵野和胡赳赳的《碧岩录今释》,也有可能是禅以某种形式教外开花,比如说就开了赵野和胡赳赳两朵花,也有可能有更多的花开出来。最后想问问赵野,你未来的写作方向是怎样?
赵野:在《碧岩录》最后一首诗倒数第二句里,我说“白云原有大忧患”,《碧岩录》完成于 2021—2022 年间,其实是一部隐患之诗。
《碧岩录》也是在实践我之前写出来的抱负——重塑传统和山河。
为什么我写《碧岩录》,因为他是宗门第一书,你要重塑传统肯定要处理禅宗,未来这个工作还要继续,重塑传统和山河,我是顺着这个脉络在进行写作。
胡赳赳:赵野的口气很大,但是不狂,这个度把握得很好。
王君:在禅宗状态下的自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请赳赳做一个总结。
胡赳赳:很多人认为躲到一个信仰,或者躲到一个传统经典当中是一种消极的方式,因为所有人都认为出世不是一种积极的方式。
我们怎么看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比如在我们传统文化当中,有很多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自由就是叫穷则独善其身,积极自由就是达则兼济天下。
我们一直有两套哲学思想,一套是出世的哲学思想,它隐藏在我们的道家文化,佛学思想当中;一套入世的思想,隐藏在儒家文化当中,我们要修齐治平,我们有张载十六字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听起来像是积极的。
为什么说禅宗是不二之学,它不要你去分别两个概念,不要你分别消极还是积极,因为一旦你分别就形而下了,就变成了大脑在运作,就变成一种学者式的工作,变成一种辨析式的工作。
对于禅宗来讲,既然它是不二之学,它不区分消极和积极,消极和积极同时存在,也就是说当你内心获得一种证悟的时候,外界则处处呈现生机。内心暖暖融融,这便获得了一种现世安稳,岁月静好。也就是“境不夺心”,从而“心能转物”。但要注意一点的是,不能用这种方式去麻醉他人,或者使他人以此逃避现世。道德和修养都是针对自己成立的,如果麻醉他人,如果让他人多奉献牺牲、多想开一点,就变为道德绑架、粉饰太平,就变为不道德的。
即便知识分子批判某些人逃到传统文化,逃到经典当中,不问世事,那么我们作为知识分子自己也要知道,当一个人获得解脱,也意味着所有人获得解脱。因为“一即一切”。这样一种辩证关系,或者说这样一种超越于概念之外,超越于消极与积极两分法之外的一种内心自由,它不关乎消极和积极,它只关乎我们自己所获得的那种反求诸己的体验,只关乎于我们获得的心物一元的这种超越经验式的体验。
整个世界,在佛学的概念里叫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意味着整个世界永远是有缺陷的,那何来积极?乌托邦不存在,我们所有的制度,我们所有的人心,我们所有的善恶不会被技术改变,我们面对一个不确定性世界,我们面对一个技术、资本和制度席卷一切的后现代社会,我们大脑当中的爬虫脑和哺乳脑,也在不断向你发出两个指令,一个是占有它,一个是付出它。你听哪一个的?
你想从外界去寻求一种积极自由,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最好不要有积极和消极这种对于自由的争论,而是以“不假外求”“返求诸己”的方式重建自己的内心世界。我们不能说向外寻找是积极自由,一个人独处是消极自由。恰恰是我们做出了什么之后,被他人称之为这是积极的,那是消极的。而你在做的时候,只是运用了勇气而已,前进的勇气或后退的勇气。
在破解二元对立的过程中,我们要从实证,而不是从概念去体悟它。
㊟对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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