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投业交接的开端
今天是Olina陪你的第3110天
第1940章
Ol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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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的创业者
陪你一起在路上
徐小平很少走进位于国贸写字楼25层的真格基金新总部。
这位67岁的中国天使投资人,亲身参与了办公室图纸设计。真格在过去12年已迁居三次,直到这次,他们决定择一地长久定居下去。徐小平特意启用了为自己家装修的设计师。
作为曾经的音乐教师,徐乐于展现与众不同的审美。总部距他在北京银泰的居所仅一条马路之隔。这是由弧形玻璃幕墙和大胆色块组成的时尚空间。在建筑大师高迪“直线属于人类,曲线属于上帝”熏染下,整间屋子几乎找不到直线。15个椭圆会议室,每个独揽一种夸张的明亮色调——红色、玫红色或紫色。他们将all-hands meeting(全员会),设在进门左手边的大红会议室,并搭配了歌剧院的环形座椅。
2021年,基金60人搬入花大手笔装帧的办公地。只有灵魂设计师徐小平,刻意减少了到达次数。
徐小平精心策划的不只有新总部,他也筹备了进一步放权计划。这家由徐小平和王强2011年创立、迄今管理7期基金、AUM(管理规模)超120亿元人民币的天使投资机构,在运转12个年头后,悄无声息地更迭了一线决策人。
徐不仅在管理上退居幕后,也主动降低了利益分配。2021年底,真格完成第7期美元募资,为激励年轻团队,徐小平大幅减少自己在该期基金收益分成。“其实他提出想减到零,”真格创始合伙人方爱之说,“我说你不能减到零,我也需要你。在一些重要决策上,我肯定需要他给我一些指导。”她和管理合伙人戴雨森,目前是投资实际决策人;徐小平和王强将更多精力花在宏观战略、项目退出决策和团队搭建上。
这或许是中国风投史上第一起交接案。VC入华20余年,一线基金尚无接班先例,大多创始人即掌舵人,以60后~70后为主,刚刚年过半百,对投资人仍是当打之年。徐小平算年纪较长的,生于1956年,这让真格更早要面临掌门人老去、遴选二代接班人的问题。而基金接班特殊性在于,风投业尤以个人英雄主义论,继任者如何成为又一领军人、又一面旗帜是关键。
透过真格,也可以看到中国式交接有别于“business is business”(生意就是生意)的西方商业叙事,它还是有关信任、忠诚和门派传承的东方故事。
年轻团队不免承压。“这肯定是所谓的‘big shoes to fill’(有大鞋子要填)。”两位合伙人说道。
从许多层面看,真格是一家有特殊气质的基金。两位创始人是老师出身,参与创立了承载一代中国青年出国留学甚至人生梦想的新东方。他们不但是英语老师,还是人生导师,有着改写年轻人命运的无穷热情;更微妙的身份是,两人皆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千万不要小瞧其中差异——当好联合创始人前提是,“不是一把手的性格”,“不能天天想当一把手”,也就没了“一把手的问题”。
种种迹象指向,两个有梦想感应体质、缺乏权力饥渴欲的人,塑造了一家有某种“反资本”“反中心权力”特质的基金——这种文化,最终体现在接班上。
那还是2016年夏天,王强等人筹备了一场欧洲游历之旅,为徐小平步入60岁祝寿。同年,方爱之第一次听他提及疲惫。
此时,真格成立刚满5年,正在投第4期。在“双创”政策下,创业者数量成倍翻多、各基金迈出激进脚步,使本就是体力活的天使投资更兵荒马乱了。年逾花甲的徐小平,从上午10点开始排满会议,1小时1个,除午间小憩每天出席6到10个会。加之越到夜晚越兴奋的毛病,他日日开会到凌晨两点——就在这时,徐小平对方爱之提出,希望她独立判断一点。“如果觉得还行,不用再让他见了。”
年轻投资人们没觉察异样。逐渐地,徐在每星期二举行的投资委员会上请假,理由是“昨晚没睡好”,而且频率越来越高。投委会堪称投资机构最重要业务会,能左右基金走向。这只是他保持距离的开端。
时间来到2018年,真格投第5期,徐小平参与投委会的频次降至一半——真格合伙人刘元将此称为“薛定谔的出现”——“他有一半不来,你也不知道他是今天来,还是不来。我们会跟创始人说,你有可能今天会见到徐老师,有可能见不到。”这也是铺垫。1年后,2019年徐不仅不参与投委会,找他二次确认的项目也少之又少。
事实上,一场平静的接班在内部进行着。它的过程相当漫长,超过5年,而且暗藏在含蓄隐晦的东方表达里。
真格崇尚家文化。由于创始人的老师身份,内部人称徐小平和王强为“徐老师”和“王老师”,或统称“叔叔们”。作为接班人的方爱之,从第一天就参与基金框架搭建,她和叔叔们的默契是,从不谈论金钱或升职。
“这些我就很尴尬。”她在真格的第一个职位是General Manager(总管)。而后,一旦有高级别人士加盟,叔叔会主动给她升职。拿2014年来说,基金新来CIO(首席投资官),叔叔立刻将她升为CEO(总经理)。“我甚至老跟他们说我不要这个CEO title,怪怪的,哪个基金还有什么CEO title?但他们说listen to me(听我说)……”
她也从没听叔叔们严肃探讨过,何时退休、谁来接班、为什么是你这些话题。只是突然有天,两个人就漫不经心地说:“未来这个就是你的,你必须要……”然后,它就这么发生了。
“从我加入真格起,徐老师、王老师都经常讲:再过两期,基金就是你们的,我们未来所有carry(绩效分成)都会退到最少。
他们是老师心态。当然,我们都知道接班的是Anna(方爱之),”刘元见证了徐小平退后一步、方爱之向前一步的全程,他回忆道,“Anna会觉得徐老师是刻意地step back(退后)。
他可能很多话本来想在群里说,忍住了,单独私信Anna。”甚至在很早的时候,几个投资人就某个项目僵持不下,一起拿去找徐小平。徐突然来了一句:“那以后我退休了怎么办?我死了怎么办?”顿时会议室鸦雀无声。
2020年初,基金即将届满10年,徐小平和王强酝酿了一件大事。他们决定“在年轻团队拔出领军人”“树立一面新旗帜”。两人惊喜地出现在方爱之家中,通知她,并决定两天后在颇富仪式感的场合宣布。
初冬的夜晚,真格正举行新年派对。员工被通知穿喜庆红衣装,到四季酒店一旁的酒吧餐厅。真格喜欢一种没有等级观念、其乐融融的氛围,一群人吃吃喝喝、玩狼人杀。四下欢快中,徐小平宣布,晋升方爱之为“创始合伙人”。
对基金来说,创始合伙人相比管理合伙人多了一层创始人荣耀,大部分情况只有创办人自己独自享用。在内部看,方爱之的加授仪式是真格完成交接的一幕。
方爱之眼眶含着泪水,上台发表了一场感性的演说。“我很感恩。”她后来说。
台下,60双眼睛看向她,没流露太多惊讶。一位在场投资人谈到,那年,方爱之凭借投中小红书和完美日记,一时间在消费投资领域人气达到顶峰。虽然她是徐小平第一个投资学徒、也是真格CEO,但直到这两个项目才证明了她作为天使投资人的才华。
徐小平借机急流勇退,把方爱之推了上去。(那年底,完美日记母公司逸仙电商登陆纽交所,市值最高超140亿美元;不过日后这家国货美妆公司市值一蹶不振,如今仅为5.33亿美元。)
派对后,一场挑动全球神经的黑天鹅降临,却意外助推了真格交接进程。徐小平春节休假,新冠暴发,他索性进一步放权。方爱之毫无间隙地成为一号位,独立掌管基金运作。上述投资人觉得,这给权力过渡留出了空间。
徐最后唯一参加的内部会,是星期一少数人列席的策略会,2020年他每周接入。不过1年后,他又开始重复“薛定谔的老把戏”——请假越来越多。在方爱之看来,“他一直漫长地在退出这些角色”。
继方爱之独立掌权1年后,2021年戴雨森擢升管理合伙人,和方爱之搭班管理基金。同年,刘元和尹乐晋升合伙人。
戴雨森曾是聚美优品联合创始人,这加重了该机构“联合创始人”的色彩——两代创始/管理合伙人,3/4曾任联创,这类人相比一把手往往个性谦和,长于辅佐,不那么迷恋权力。和徐小平、王强一样,戴雨森也挥洒青春在创业路上,对CEO有过期待也有过失望,挥手作别公司时,不禁感伤落泪。他和两位老师有惺惺相惜之感。
这种“联创”特质,也从一定程度解释了,在面对大多数组织敏感甚至暗流涌动的接班事宜上,该机构呈现出“让”的文化。
说到“接班”,戴雨森流露一丝顾虑,“就好像是有一个权杖给了你”。但他转念一想说:“不得不说,确实,真格应该是(中国)一线基金里唯一完成这样一件事情的基金。”
他用“这样一件事情”委婉回避了“接班”,一部分是出于对门派创立者的尊敬。另一部分怀疑则来自于,虽然徐小平主动让贤、淡出经营细节;但他留下的投资哲学、影响力和文化的味道依然强大,他的人生态度和充满智慧的话语,仍然为他的门徒们所回味。
真格的故事始于两个叔叔。随着2006年新东方赴纽交所上市,“三驾马车”一举成为中国大地上最富有的三位老师。然而,徐小平说:“人生就结束在上市那一刹那。”
他和王强退居二线,天天相约国贸一家咖啡厅,晚上再找个小酒馆,痛苦地思考人生的下一个方向。
这种状况持续到2011年10月,两人决心二次创业。此前,他们只是偶发地资助年轻人创业。这时中国风投正加速爆发,但聚焦第一笔钱的天使投资还局限于个体行为,通常是“大佬带助理”模式。他们决定告别单打独斗,联手机构化。比赚钱更有诱惑的是,延续新东方时代“支持年轻人人生和梦想的激情”。两个月后,由英语老师、人生咨询师创立的天使投资机构诞生了。
徐小平和王强代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人格。徐小平是一个热情张扬的感性派,他是江苏泰州人,周围人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他的哈哈哈哈哈爽朗大笑”,“每次见面都要亲切地握手”,以及这个电视机里的偶像人物竟然会说TMD。
他活力四射、敏锐幽默、爱玩还很drama(戏剧性)——曾和创业者启动“枕头大战”;他是音乐、美食和美酒爱好者,最爱吃大董烤鸭。不过,他也容易受周遭环境干扰,被同理心或恐惧感驱使。那时,江湖上充斥一种对他投资风格的总结:谁能拿投资,取决于谁能把徐小平讲哭。
王强恰好相反。他是原则的原教旨主义者——从新东方时期,他就能为了原则随时“引发身体的炸弹”,要是有人胆敢破坏共同达成的行为方式,他会带头和对方“决一死战”。当年主持纪委工作,听说有人给俞敏洪送螃蟹,他“半夜会在老俞家外边等着”;任总裁期间,他这个总裁是“总裁人”。他说,在电影《中国合伙人》里,从个性上,他更像邓超饰演的刚烈角色,徐小平更接近粘合剂佟大为。“烈马怎么会调和呢?”这个内蒙古汉子说。
和徐小平追求华丽色泽的人生观不同,王强更学究也更崇尚极简。他是爱书人士和古书收藏家,口头禅是康德。他喜欢在过年的悠长假日,陪父母看一晚春晚,其余时间钻进书房,靠饼干和番茄度日。作为“三无人员”(没司机、没保姆、没车),很早以前,他就把车连带着北京车牌送给一个摇不到号的创业者,自己改坐地铁出行。他说:“不是追求无碳,而是在地铁上能看书。”
徐小平更入世、活泼;王强更内敛、严肃。这点从写的书也能窥见一二——王强的书叫《書蟲牛津消夏記》,不仅是精装本,书名还用了繁体;而徐小平的书叫《黄金是怎样炼成的》。
基金取名过程,展现了两种个性的人如何共处。一开始,徐灵感乍现。他欣赏英文单词Integrity的内涵,直译是诚信、表里如一,遂翻译成“真格”。
徐将想法告诉老搭档,昔日的英语教师立即展开咬文嚼字的遐想和论证:他想到朱熹的“格物致知”,“格”是研究;接着,他又联想到汉语中有“人格”“神格”,“格”是一种标准和普遍性,真格意味“真的普遍性”。“非常绝妙,”王强热烈地称颂,他反复咀嚼道,“把‘真’放在‘格’的状态下,很大气。”
王强说,围绕取名,他们追问了一系列基金必然性和哲学根基的问题,就此打下未来10年的文化基因。两人分工是,徐小平主导所有投资,王强参与文化、组织和方向建设。另两个此时他们便确立的方针是:
希望能做世界上最大的小基金(小指管理规模、专注天使轮);一个能传承下去的遗产,而不是彰显个人英雄主义的机构。
“我老说,你们不要以为在为我和徐小平工作,这个基金迟早是你们的,”王强说,“恐怕没有第二个基金会这么说。”
1978年-1983年(22-27岁)获得中央音乐学院 音乐学系 学士学位。
1983年-1987年(27-31岁)先后任北京大学艺术教研室教师、北京大学团委文化部长、北大艺术团艺术指导。
1987年(31岁)徐小平从北大辞职,踏上了飞往洛杉矶的留学之路。徐小平的原生家庭并不富裕,辞职后也没多少积蓄。留学的美国学校虽然给了他部分奖学金,但钱少得可怜,根本不够花。为了生存,留学前两年,他把课余时间都用来打零工挣生活费。
当收银员、擦桌子、刷盘子刷碗、送披萨......凡是能安全挣到钱的活儿,他几乎都干过了。但即使如此,打工挣来的钱,依然杯水车薪。极致的穷酸,让他不得不另想办法。
很快,他打听到加拿大有个学校可以提供全额奖学金,且只需办个转学手续就可以了。于是,他麻溜地从美国开了转学申请,飞去了加拿大。
1987年-1995年(31-39岁)在美国、加拿大留学、定居,并获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 音乐学 硕士学位。
1996年-2000年(40-44岁)在北京新东方咨询公司担任董事长、新东方学校副校长,是新东方的"三驾马车"之一。
在创办真格基金前,徐小平先生是中国最大教育培训机构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NYSE: EDU)的联合创始人,与俞敏洪、王强并称为新东方"三驾马车"。他在留学、教育、职业、创业等有关青年奋斗成长问题上的演讲、访谈和著述,对青年学生尤其是留学生群体有着广泛的影响。
2000年-2006年(44-50岁)担任北京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副总裁、董事。
2006年-2011年(50-55岁)新东方上市后,徐小平离开董事会,开始从事个人天使投资。
2011年(55岁)徐小平、王强和红杉资本中国联合创立天使投资机构"真格基金"。
2013年(57岁)离开新东方8年后,徐小平亲自为导演陈可辛撰写了《中国合伙人》剧本,以此,致敬自己10年的新东方执教经历和创业友情。
同年5月,电影《中国合伙人》上映,票房非常火爆。
2014年之后(58岁)徐小平在创投圈的投资,逐渐进入高峰。
2016年(60岁)入选美国福布斯杂志"全球最佳创投人"榜单(Midas List)。
2017年12月21日(61岁)入选"2017年度中国留学人员50人榜单"。
2018年12月(62岁)入选"中国改革开放海归40年40人"榜单。
2019年12月18日(63岁)入选"中国海归70年70人"榜单。
2020年4月14日(64岁)入选"2020年福布斯全球最佳创投人榜"。
2022年(66岁)以63亿财富位列《2022家大业大酒·胡润全球富豪榜》第3207名。手握650多家创业企业股份,成为创投圈口碑超好,面目最好辨认的老顽童。
1993年,在加拿大攻读音乐学硕士毕业前夕,一次偶然的机会,北大艺术团的一个粉丝,辗转找到徐小平,粉丝想请他回国一起合作搞一个音像公司。因为彼时来自港台的流行音乐,正在内地兴起,一个唱红的歌手,一张唱片,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销量。
欣欣向荣的行业预期,加上心里潜藏多年的艺术梦,徐小平带着赌徒的心思,休学回国。因为不熟悉行业规则,又没有相关团队,和后续营销传播。徐小平回国后,精心创作的音乐磁带,一盒都没有卖出去,徐小平的音乐梦再次碎了。一年后,合作的公司关门,徐小平回到加拿大继续攻读硕士。
1994年,好不容易熬到留学毕业,拿着硕士毕业证书,他又傻眼了:因为没有从业执照,在当地,他根本找不到任何工作。为了活下来,他甚至去了温哥华,但遇到的情况一模一样。
第二年,经朋友帮忙,徐小平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打黑工的机会:在当地华人办的一所中学里间歇性地代课教音乐。因为全职需要的执照,他没有,怎么办?徐小平,再一次被迫回到了四处打零工的至暗时刻。
彼时,他38岁了,带着两个孩子,一家四口,在加拿大租房聊以度日。
1995年11月,在北京创业2年,已经成功晋级土豪的俞敏洪,揣着5万美金,漂洋过海来到加拿大的温哥华,在徐小平的出租房里,住了10天,专门聊他的新东方。彼时,徐小平钱包里所有的钱加起来,只有100美元。
按辈分,俞敏洪是徐小平的学生,但身为老师的徐小平在学生面前,却囊中羞涩的抬不起头。
俞敏洪临走之前,徐小平客套地说要请俞敏洪吃个践行饭,结果心眼实诚的俞敏洪,没领会其意。尴尬的徐小平,只得开着租来的车,拉着俞敏洪去餐厅,到了地方,俞敏洪下了车进了餐厅,徐小平开着车子去找停车位。这一找 ,就找了半个多小时还没回来。
坐在餐厅里的俞敏洪,看着餐厅外明明空余很多的停车位犯嘀咕了,不就停个车嘛,徐小平为啥舍近求远呢?
回来一逼问才知道:徐小平连饭钱都快付不起了!
才子惜才子,何况站在眼前的是自己曾经最欣赏的徐小平。土豪俞敏洪,默默吃完了那顿饭,回到徐小平的出租房,他打开自己背来的黑色蛇皮袋子,俞敏洪从5万美元现金中,连抽20张,递给徐小平。
然后无比淡定地对徐小平说:“新东方缺人,尤其是像你这样特别有思想的人,这是机票钱,你再好好想一想,要是你回来和我一起干,我给你开30万人民币的年薪。”
然后,俞敏洪回国了,徐小平却彻底睡不着了。为了省点钱,2美金的停车费,自己都要兜兜转转,算计半天。30万年薪,俞敏洪咋开得这么豪横??
变富的强烈渴望,过上好日子的未死梦想,让彻夜难眠的徐小平,动了举家回国的念头。
2005年(49岁)实现财务自由后,亿万富翁徐小平遭遇了有钱没事业的失落。为了给自己找点儿有成就感的事做,他到处溜达。
一次偶然的闲聊,他意外地获知:曾今的同事钱永强,两年前拿20万投资了一个网站,两年后该网站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钱永强一举获得2000万回报。100倍的回报,让徐小平隔着电话,感受到了内心撕心裂肺的羡慕嫉妒恨。
但,放下电话,好奇了一段时间后,他很快又没感觉了。因为他觉得,那样赚钱也太快了。
2006年(50岁)一位叫洪根强的前同事,打电话给徐小平。告诉他说,他要做中国的扎克伯格,需要100万,希望徐小平能投他。
徐小平问:为什么?
洪根强回答说:“我是杭州人,阿里巴巴在杭州。” 出于旧时的交情,和一丝小试牛刀的心动,徐小平很快给了洪根强100万投资。
2007年(51岁)一位叫龚海燕的创业者,找到徐小平,希望他能给自己8万块人民币的投资。龚海燕特别能吃苦的经历,感动了徐小平。
最终,龚海燕顺利拿到这笔投资。
同年,一位在斯坦福大学听过徐小平演讲的留学生,找到徐小平,希望他能给自己的创业项目投资10万美元。有过留学经历,又对留学生有着天然好感的徐小平,很快给了这个留学生投资。这个留学生就是郭去疾。
后来郭去疾公司成功上市,徐小平的10万美元投资,获得扎扎实实的4000万美元回报,巨额的甜头,激起了徐小平所有的雄性荷尔蒙的欲望:原来这个行业真的这么赚钱。后来郭去疾又将自己的师弟陈欧引荐给徐小平。
2010年10月(54岁)先后试水80多笔投资后,徐小平带着寻找好的创业种子的心,去欧美名校,进行了为期几个月的创业演讲。
同年,从斯坦福毕业的陈欧找到徐小平。半个多小时之后,徐小平给了他18万美金的投资。次年,又追加20万美金。
四年后,陈欧公司聚美优品上市,徐小平获利近3亿美元,回报率432倍。
2011年5月(55岁)龚海燕公司在纽交所上市。徐小平当初投的8万块,一下子变成8000万,回报率1000倍。
巨额的收益,骄人的业绩,带回巨大的声誉。徐小平,在彼时刚刚启蒙的中国创投圈,名声大噪。
毫无疑问,方爱之是个星二代。父亲方风雷是我国著名的投资银行家,高盛高华、厚朴基金的董事长,1993年就参与筹建我国第一家投资银行中金公司。
得益于父亲在投行圈的声望,方爱之从小就拥有别人无法比拟的光环。她18岁考入美国名校哥伦比亚经济系,22岁进入斯坦福就读MBA。
不过,光环的背后是付出,更是委屈,“要想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罪。”你想啊,在国外,谁关心你父亲是谁啊,再说说出来了有几个人认识呢?
毕业前夕,方爱之争取到高盛和摩根大通两家公司的面试机会。没有想到,尽管方风雷和高盛渊源深厚,方爱之还是在第四轮面试被淘汰了。
好在东方不亮西方亮,最后她进了摩根大通投行部。
但是,干的都是最基础的工作,就是日复一日的校稿、校稿、校稿。几百页的文件要一个字一个字核对,多一个空格,都会被骂个狗血喷头。
最变态的是,老板总是在下班前提出修改意见,而且要求她必须在第二天9点上班前将新文件摆在办公室桌上。整整2年,方爱之没有在凌晨1点之前离开过公司。
不过,正是那种严厉到近乎变态的工作流程让方爱之很快就洗尽铅华,迅速从初级分析师变成投行界精英。
2年后,她被通用电气看中,被派往大陆参与大中华区的业务发展及并购。
期间,方爱之接触到了能源、环境、医疗、健康、消费、金融服务等30多个行业的100多位负责人,一举构建了日后的人脉圈。
就在方爱之在通用电气纵横四海的时候,中国好教师徐小平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他辞去新东方所有的职务,开始追求新的生活,“不能在新东方浇水,就去全社会下雨。”
2010年,他与王强联合成立真格基金,“聚一批最优秀的投资团队,更加专业有效地给创业的年轻人提供服务。”
不过,徐老师是学音乐出身,天生感性,易冲动,动不动就被创业者的理想、情怀感动得热泪盈眶。
你想啊,创业圈子的水多深啊,凡是能说会道的不是骗子就是骗子他爹。
所以,徐小平最初所投的80个项目中,除了世纪佳缘、聚美优品成功外,其它的基本都胎死腹中。
最典型的是一个电子杂志的项目。
当时,一位浙江小伙找到徐小平,只见那小伙一米八十多,仪表堂堂,更是口吐莲花,一直聊到徐小平热血沸腾,“电子杂志可以媲美Facebook。”
估计他自己都不信,但是,徐小平却信了。但是钱一到位就再也没有下文。
好在好朋友王强很清醒,“必须找专业人士,帮助理顺思路。”
于是,2011年在香格里拉酒店大堂,28岁的方爱之见到了徐小平。
哥伦比亚经济学本科,斯坦福MBA,摩根大通分析师,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徐小平还看完简历,立刻一拍大腿,“就你了!”
不过,方爱之却很犹豫。因为她感觉彼此差距太大,“一个习惯了看财务数据,一个习惯了看人。”
后来还是股东沈南鹏给她吃了颗定心丸,“徐小平就有一块金子招牌,能够吸引到大量优秀创业者,比你到处找项目省力多了。”。
沈南鹏没有说错,从加入的第一天开始,方爱之邮箱里收到的商业计划书就没有间断过。刚开始是每天30封,很快就变成50封,高峰时一度达到每天200封。
徐小平要求她每封邮件必回,“我们要真正地帮助创业者,没通过的也要给他们提建议。”
天啦,光看完100多封商业计划书就需要四、五个小时,一天不用干活光回邮件了!
“其他先不用看,直接翻到创始团队那一页。”
“不研究赛道?不看数据?不分析商业模式?”
方爱之完全疯了,她感觉自己进入了一条死胡同,“似乎以前的一切都是错的。”
而且,来真格的都是一些草根创业者。很多人连大学都没有上过,他们江湖,他们天马行空,他们根本不懂什么估值模型,根本听不懂方爱之说的专业术语。
很长一段时间,方爱之感觉真格与她格格不入,她甚至怀疑自己的留学生涯是否值得?要不就到中国的大学回回炉,接接地气?
转机出现在2013年。
这一年,一位叫刘楠的创业者找到徐小平。刘楠是北大新闻系毕业的,当时在淘宝上开了一家“蜜芽宝贝”的母婴店,徐小平对其评价很高。
“不就是代理日本的花王纸尿裤吗?太没有技术含量了。”方爱之研究了其财务数据后不以为然。
不过,等到方爱之见到刘楠本人,才明白徐小平赞不绝口的原因,“不管刘楠说什么,你都会觉得她的想法特别棒。”此后聊了不到15分钟,方爱之就决定投资。
果然,凭着正品+闪购的特色,蜜芽宝贝很快脱颖而出,上线当月成交额就超过千万,一年后月成交额突破1个亿,如今已经成长估值过100亿的独角兽。
“本质上,我不是一个企业家。”徐小平说道,企业家要时时刻刻核算成本、提高效益,但“从做真格第一天起,我从来没有管过一分钱、没有签过一次发票”。
他自称,在经历新东方“暴风骤雨般的创业历险”后,他意识到自己最擅长的是,做“企业的二把手”和“品牌建造者”,他知道自己尤其不善于“管人”和“管钱”。这是他为什么创立真格的第一个动作是招募总经理,替他打理人事和财务。团队所有其他成员不仅均由方爱之招来,就连他和王强的工资也由方爱之来发。
“我擅长做做宣传、搞搞客服。客服在新东方就是对学生职业规划和教育规划,学生特别热爱我,我是特别享受这个过程的。但是你要让我去雇人、开人,加工资、减工资。哎呀,God!谢谢Anna让我避免了这种磨难。”徐小平认为,这是一场令他骄傲的将拥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创业实验。“想到这我就特别开心。假如让我管,我敢向你保证,我一定管得一塌糊涂。结果我自己还没有任何好处,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
“我对她有绝对的信任和信心,”他反思称,“我应该更早地让团队独立。”因为从客观上来讲,2019年他的突然退后有更直接也更被动的触发因素。
徐小平谈到,步入60岁之后,2017年、2018年、2019年这3年,他身陷了一场空前的个人危机中。“我有点真正的精疲力竭。我在新东方做咨询的时候,往往是做到崩溃为止,做到要住院。我并不为之感动,因为这是我的一种快乐,那是我激情燃烧的岁月……但后来越烧越累,可能有一段时间对他们来说印象深刻,在我最后停止参加IC会之前,我一直在struggle(挣扎)。我记得(一段时间)身体超重15公斤。2019年1月到4月,我生了两场大病、做了两次手术,手术不大,但警讯不小,它迫使我思考我应该怎么活着。”
那段时间,他饱受着抑郁症煎熬。“我上台跳跳蹦蹦、欢声笑语;但我回家睡不着觉,怎么也睡不着,一定要把自己熬得死去活来,才会昏沉入睡。”
最令他心情压抑、难以回避的是家庭问题。“我突然极其紧迫地意识到许多问题,其中一个重大问题是,我错过了孩子们成长的时期。我创业在中国,太太、两个孩子在加拿大,说起来还有点浪漫的意思,但是我奋斗一生却失去了家庭的欢乐。我脑子里回忆起我跟孩子们的过往,全是作为失职父亲的懊恼与悔恨。”
他接着说:“设想,假如我没有参与新东方,没有创建真格基金,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老师。但只要我跟两个儿子亲切和谐,孩子自信、有出息,我会选择做一个普通大学老师,而不会选择成功而分裂的家庭。但是,家庭充满了……哎……充满了误解的冷战,充满了岁月的伤痕。有时候我在跟大家演讲,想起我儿子,真的是内心如焚。我中年因为奋斗亏欠他们的童年,发誓要在我的老年给他们补上。”
来源:视觉中国
于是过去4年,他调整了事业与生活的配比,开始了一场自我修复以及与孩子间漫长的和解之旅。
“我去做了我自己生命里边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我有GP的责任要尽,我和Anna、王强、雨森开会讨论一些重大问题……事业重要,但家庭更重要,我要去平衡事业与家庭的关系。”
在他眼中,这是一部中国人精神的史诗,是一代人在追求功名路上所承受的家庭的创伤与代价。
“我也可以自豪地告诉你,我现在完成了这个使命,”徐小平说,“我觉得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成功啊。”
“想起来都很伤感。”刘元说。这几年,每当遇到困难,他还是很想去请教那个站在大后方总有答案的人,但很多很多次,他都忍住了。
刘元翻出手机,滑动着和徐小平的聊天记录。这里已经没有了焦虑,而是充斥着各种新年与生日祝愿。徐小平祝福着他的33岁生日,说为他感到骄傲;徐小平还给他分享自己儿子的健身照,儿子有段时间心情低落,他陪伴着儿子、感受着父与子失而复得的喜悦。“徐老师有一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我现在意识到我如果还嫌自己赚的钱不够多,没有投到足够多的独角兽,这是一种黑暗心理。我在走到成功顶端以后,还在为不够成功而痛苦,它构成的是以成功作为价值观走火入魔的一种不幸——这样的自我折磨是没有意义的。我不是俞敏洪,也不是沈南鹏,我是我自己。’”他庆幸自己走出了魔咒,放下了成功以及同成功如影随形的恐惧,开启一段宁静的生活。
刘元发自心底为他感到高兴,特别是听到他说,他成了一个幸福的父亲。
方爱之说,这两年徐老师没有一起开IC会,只会在基金战略、人员配置和项目关键决策时出现,她老是会想起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Smell the future(嗅觉未来)。
年纪最轻的尹乐反而一点也不感怀,她说:“我没有徐老师离开真格的感觉,he is always there(他永远都在那)。”
王强比徐小平小6岁,去年刚刚满了60。徐小平说要给他庆生祝寿,他觉得太折腾,摆摆手拒绝了。
王强说,到65岁,“我肯定要退得干干净净的”。
他还说,他们俩不是故意为之,只是觉得,“人生就应该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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