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女性劳动力：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文：任泽平团队

尽管经济研究多着眼于增长与波动，但性别研究从来都是不可或缺的，它是理解经济的重要视角。

第一，从经济短期波动而言，性别差异会影响劳动力供给，作用于经济周期，如，女性是非市场劳动的主力；经济衰退期间女性常为家庭提供劳动力市场风险保险。

疫情期间学校和日托关闭，女性承担了更多照顾家庭的责任，这也是女性就业损失高于男性的重要原因。Goldin在其论文“Understandi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COVID-19 on Women”中，研究了新冠对女性劳动力参与的影响。

经济衰退时，女性劳动力具有家庭保险作用，即当配偶失业时，女性以兼职等形式增加家庭收入，平滑家庭整体消费（Blundell等，2016；Kaplan，2012；Alon等，2020）。

第二，性别差异通过教育、人力资本积累和生育率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消除性别差异利于更高和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如，老龄化社会中工作年龄人口和产出的下降可以通过提高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得到缓解。

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表明，全球女性从事的家庭劳动占总时长的76.2%，是男性的三倍多。家庭劳动减少了女性受教育和参与劳动力市场时间，拉大了性别差距。

家庭劳动占比较重。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的2020年美国家庭劳动的价值增加值为5316.8十亿美元，占当年GDP的25.4%。Alonso等（2019）的研究表明，减少和重新分配不同性别的家庭劳动，充分挖掘女性的潜力将带来高达4% GDP的收益。

第三，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推动了性别平等。

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在服务业中的比重相对较高，服务业的崛起提高了女性的相对工资和市场工作时间（Nagi等，2017）。

2  戈尔丁：作为“侦探”的经济学家

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哈佛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终身教授。戈尔丁出生于1946年的美国纽约市，先后获得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67）、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硕士（1969）和博士（1972），博导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她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普林斯顿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于1990年加入哈佛大学经济系担任教授，并取得终身教职。

戈尔丁担任众多要职。1989 年至 2017 年担任NBER 美国经济发展项目主任，是 NBER性别领域的联席主任；1991年，戈尔丁担任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副会长；2013年，戈尔丁出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1992年，她当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2006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同期，戈尔丁在众多著名期刊担任主编。

她以研究美国经济中女性的历史研究而出名，尤其是女性劳动力和性别差距，研究的领域涵盖女性劳动力、性别差距、收入不平等、技术变革、教育和移民。

研究特点是利用大量历史数据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用历史视角解释现实问题，如在国家档案馆、妇女局的档案盒等等的收集数据过程。她在理论、实证和事实之间不断往复，不断怀疑提出问题并努力解决，这也是其“侦探”的内涵。

她是多本书的作者。最新著作是2001年出版的《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将20世纪初至今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群体分成了五组，探讨她们在事业、婚姻、子女、教育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对事业和家庭之间的抉择；《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女性的经济史》（1990年）探讨了美国妇女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劳动参与的增加，收入和就业性别差距的原因等；《教育与技术的竞赛》（2008年）研究了技术变革与教育的角逐，决定经济体中贫富差距的走势；此外还有《腐败与改革：从美国历史中汲取教训》（2006年）、《战略因素与19世纪美国经济史》（1992年）、《规制经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方法》（1994年）、决定性时刻：20世纪美国经济中的大萧条》（1998年）等。

3  突出贡献：女性就业与性别差距

戈尔丁研究的核心：首次全面阐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女性收入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性别差异的根本原因，以及教育、技术变革和经济不平等。

第一，女性就业与性别歧视方面：

戈尔丁另辟蹊径通过实验（美国的交响乐团通过“盲演”挑选演奏者）测度性别歧视。性别歧视的系统研究始于贝克尔，在测度性别歧视上普遍用工资、收入等，戈尔丁另辟蹊径，通过考察美国交响乐团“盲选”招聘情况反推性别歧视。

性别歧视的原因是女性不如男性的“贪婪工作”，女性更受婚育、家庭、社会规范的影响。

女性需要承担照料子女、处理家务等额外任务，很难像男性一样“贪婪”地加班，所以她们的职业前景和收入受限。

随着女性教育水平和就业水平的提升，但女性和男性之间的薪资差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却几乎没有缩小，原因是育儿。戈尔丁追踪个人长期生活和收入信息发现，刚毕业时男女几乎在同一起跑线，约10年后性别差距变得明显，这通常是在孩子出生一两年之后。

结构转型、教育、技术进步（避孕药的发明）、制度和法律是驱动女性崛起的重要力量。

女性劳动参与和结构转型密切相关。由农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降低了女性劳动参与，而服务业的崛起则伴随着女性市场劳动的增加。

戈尔丁通过帕尔默组织和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得出，教育水平的提高是二战后女性就业长期显著增长的关键。在此之前，普遍认可的观点是：男性参与战争导致家庭收入减少，以及劳动力需求增加使得已婚女性就业限制取消。

避孕药的可获得性推迟女性初婚年龄，更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

她研究美国的“最长工作时间法”后，认为20世纪40年代，美国很多州出台的规定女性最长劳动时间的法案，虽然保护女性权益，但限制女性“贪婪工作”的机会，特别是与男性就业相比。

第二，在教育与技术变革、经济不平等方面，教育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带动经济增长，教育和技术的同步提升可降低经济不平等。教育增加会带动劳动力生产率提升，推动经济增长。教育与技术双向推动，即教育水平的提升带来技术进步，技术的发展则需要更高教育的劳动力，进而推动教育发展。随着教育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技术进步可以缩小经济不平等。20世纪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但不平等程度先降后升，原因在于技术对人才的需求和教育不同步。

4  启示：家庭友好型政策缓和生育与性别歧视

性别歧视会提高女性就业成本、降低女性生育意愿。OECD国家数据显示，男女劳动参与率差异越小，总和生育率越高。技术进步解放了体力劳动，更多女性参与到劳动市场，但就业的性别不平等会降低女性生育意愿。一方面，企业招聘时会考虑女性产假、育儿假等人力成本，女性难以获得重要岗位工作。另一方面，女性往往承担更多照顾家庭的任务，生育后可能会为了照顾孩子而离开岗位，产生“职业中断”、限制职业发展，且会存在婚育阶段被调岗或降薪的可能。所以，育龄女性会面临生育和就业之间的矛盾，发展受限、职业中断等阻力存在，生育意愿被削弱。

正如戈尔丁的观点：劳动力市场中，收入的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从事同一职业的男性和女性之间，很大程度上在女性首次生育时出现。“贪婪的工作” 意味着，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夫妻公平被抛弃，女性持续承担更多育儿责任，父亲则失去陪伴孩子的时间。

强调性别平等与鼓励生育并不矛盾，可通过降低女性育儿负担和机会成本，如普惠的幼托服务、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灵活办公等福利政策得到缓解。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戈尔丁意义重大，评审委员用这种方式把女性放在更加平等的位置，强调性别平等。从本质上看，提升女性地位、推动性别平等与鼓励生育并不相悖。女性地位和生育率的关系并非单纯的线性关系，二者整体呈U型（McDonald等，2000）。北欧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参加工作比例很高、生育福利好，生育率也很高。很多西欧和北欧国家鼓励生育的家庭福利政策与性别平等成功经验都值得中国借鉴，例如普惠的幼托服务、男女平等的育产假、提倡灵活办公、保障单亲家庭权益、开放辅助生育技术等，可以有效地帮助职业女性降低育儿的时间和机会成本，实现家庭与事业的双赢。

缩小性别差距之路仍“任重道远”。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3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世界性别平等状况有所改善，总体性别差距与上年缩小0.3个百分点，但总体进步速度放缓。其中，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仍很大且根深蒂固，按照目前的速度，缩小经济参与和机会性别差距、政治赋权性别差距、教育程度差距分别需要169年、162年、16年。

Goldin对经济史、性别差距研究的经历启示我们，专一化固然重要，坚持多元化思维，乐于探究新领域、学习新知识同样精彩；保持热爱，深入研究、持之以恒。追逐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