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其实是中国历史惯有轨道上的一个“脱轨”

可以想像，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1978-2018）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受关注的时期之一。一方面，这段时期的经济大发展史无前例，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进程，改变了世界格局；另一方面，虽然这个时期一波三折，当下仍然在延续过程中，但大致可以说，改革开放的过程走过了一个松紧起伏的完整小周期，从解放思想到统一思想，从勇于开创到重守规矩，展示着历史螺旋式上升的轨迹。作为同时代的我们，距离这段历史尚近，反省起来种种情景历历在目，不免有树木满目森林模糊的感叹，不能得益于年代之遥带来的后见之明和冷静从容。不过，今天的我们评估这段经历，带有时代的烙印和亲身经历的体温，则是后人难以设身处地体验感受的。

关于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已经有许多赞誉之词，也有众多的解释论说：政府的主导作用、制度红利、全球化环境，等等。最近这段时间，对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各种反思和评判大量涌现，众说纷纭。在这篇小文中，我将从学术研究的心得体会这个角度谈谈个人感想。我的想法是：第一，避免面面俱到，即别人多说的，我少说几句；别人说得不多的，我多说几句。第二，把审视的视野尽量拉长，不仅向后看，而且向前看，把这段改革经历放在中国大历史的过程中来考察。

四十年来，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开放」——体制内部的改革和对外的开放——这个表达方式的确抓住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我以为，促成这些巨大变化的关键在于「开放」，即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市场经济体的全方位交流，从经济、管理、文化到人员的往来互动。直截了当地说，开放所引起的全球化交流给中国社会造成了震动，带来了压力，激发了活力，也给中国社会内部的改革提供了持续的推动力。没有「开放」这个前提，就无法想像和理解中国社会变化的深度和广度。在这个意义上，对外开放是中国社会内部持续改革的动力源。

改革开放前后对比

为甚麽这样说呢？这是由中国社会基本特点所决定的。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社会规模庞大，各区域的人文传统和经济发展差异明显。在维系这样一个文明体的历史过程中，发展起了成熟的观念传统和随历朝历代修补增订而来的各种制度设施。其中，「稳定压倒一切」是历史上长久实行的基本国策，而封闭自守则是随之衍生的相应表现。中国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各种形式的坚守传统和向后看的呼声很高，这一文化力量极易与既得利益集团联手结盟。在一个以自上而下统领为主导的体制中，各种传统力量日积月累，盘根错节。因此，源于内部的改革常常动力有限，困难重重，浅尝辄止，有始无终。

正如许多历史学者所注意到的，在中国历史上，当面临稳定与效率的选择时，决策者总是倾向于前者；而且，封闭自守限制了人们的想像力和动力，从古老基础上生长出新的制度尤为困难。我们对比一下近代史上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戊戌变法的经历，就不难看到中国改革之难。

这不是说中国社会内部没有变化，没有内在的变革动力。中国内部的改革在历史上时有发生，甚至颇具规模，但通常有几个特点：

第一，这些改革尝试多囿于已有制度构架之中，更多的是被动反应，补苴罅漏，修复旧框架，难有实质性变化。如果没有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和衝突，直至晚清，走向共和这种新型国家模式也不会出现在历史抉择中，甚至难以有想像的空间。

第二，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是，在面临和应对危难的关头，当权者才会被迫做出让步；开明君主会审时度势，启动改革，以图重振朝纲。但这些改革和变化多是策略性的，而不是制度性的变化。一旦渡过危机，得以休养喘息，上层则会收回让步，重回窠臼。因此，历史上改革起伏变动虽然时有出现，但制度性变革却难以寻觅。

第三，中国社会内部不断地、持续地发生着变化；各地各层级有着丰富多样的文化传统，有着坚韧持久的活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中国文明延续长久的根基所在。但这些变化和能力大多不是体现在正式制度的演变中，而是以地方性的、隐蔽的、非正式的形式表现出来，只能充任正式制度的补充和调剂，其能量和传播范围有限，而且不断受到正式制度的排挤和打压。不仅如此，这些地方性的、非正式的制度因地制宜，有效缓和当地矛盾，释放了正式制度和决策失误造成的张力，反而弱化了制度性变革的压力，这种情形在历史上时常出现。

1949年，建国初期，大力学习苏联制度，从全能体制到计划经济，对中国历史上皇权不下县、双轨政治的治理模式来说是一个重大转折。但这一特定的开放取向，更多的是因为苏联模式与中国传统中央集权制度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迎合了近代以来的现代国家建设需要和领导人的远大抱负，因而在政治文化上一拍即合。在这一点上，这一国家组织形式又与传统文化有许多契合之处。在不同的社会或发展阶段，解决问题的渠道和可能的答案为一个特定的政体及其制度安排所制约。如社会学家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指出的那样，在历史上的俄国政体中，沙皇的至高权力诱使社会各方试图向上寻找解决办法。例如，俄国工业发展时期形成的劳资关系不是通过双方互动（包括斗争）演化而来，而是通过沙皇自上而下的权力来规范调整；苏维埃政权延续了同一脉络的实践。我们不难看到，这一取向与中国自上而下权力的制度安排尤其吻合，也反映在当代中国诸多社会制度安排上，如单位制度、劳资关系、社区管理，等等。

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不难看到，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大趋势导致了这一基本定势的重大改变，体现在以上所说的全方位开放的深入程度和长时段的连续性。全方位即不仅涉及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方方面面，而且发生在不同层次上，既有中央的，也有地方的；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特别是个人层次上的人员交流和信息流动。长时段是指在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虽然渐进发展、时有曲折，但总的方向是不断开放的。这一持续演变过程形成了正向反馈，引起了各个领域中和不同层次上的变化和活力，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物质生活和市政建设等物化指标上，而且体现在不同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生长、竞争和演变上。

多年前，我在访谈南方一家印染厂老总时，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该工厂的印染产品主要出口欧洲市场，其生产过程严格控制，产品质量很高，达到免检水平。前几年，因国际经济波动，出口业务曾经中止一段时间，工厂产品转向国内市场内销。由于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对产品质量要求不同，工艺流程的质量把关随之松懈，工人技能退化。当欧洲市场订单再度回流，工厂重新转向对外生产时，尽管管理方意识到产品质量问题，重新培训工人，加强工艺管理，但还是难以扭转这一产品质量下降的情况。第一批产品运往欧洲商家后，因质量问题被全部退回。后来经过很长时间的整顿训练，才恢复到以前的产品质量水平。这个小故事说明一个道理：只有参与更大范围的竞争过程才能保持持续积极进取的动力。这正是对外开放为内部改革提供强大推动力的缘故。

以上谈到了「对外开放」的历史意义，在这里不妨顺便讨论一下西方中国研究关于「刺激—反应」的范式。费正清（JohnK.Fairbank）提出「刺激—反应」范式来解释近代中国变化的动力，特别强调了外来刺激对中国社会内在变动的影响。自197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研究范式的转型，也推动了中国研究领域的反思和演变。当史学家将目光投向微观层次，比较研究的尺度急剧缩小，在一个具体领域中的确可以发现引人注目的变化。所以，新近的中国研究注意到而且特意强调，中国社会一直不断发生重要变化，有着内在的演变动力。这些观察和研究发现持之有据，言之有理。但如果我们在大历史背景下来观察这些微观事件，会发现它们的变化是有限的、局部的、缓慢的。如果从长时段来看中国社会，在几个大的方面——如韦伯意义上的支配形式、土地制度、赋税制度、观念制度，等等，一直至晚清都没有出现质的变化。相比之下，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变化都与外来刺激有着直接或间接、正面或负面的关系。

我要说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历史上形成的中国国家治理模式以稳定为重，趋于封闭自守。四十年改革开放衝破了这个模式，释放了中国社会的巨大活力，促就了今天的巨大进步。在这个过程中，开放交流给中国社会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带来了不同的价值观念、运作模式和行为方式，与传统制度时有不兼容甚至紧张衝突之处，引起了改革开放前景向何处去的新一轮思考和争辩。

就内部改革来说，改革开放时代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特别是「县域竞争」。过去四十年可说是以放权和「诸侯竞争」为基调，虽然一波三折，张弛起伏，但这个大趋势没有变化。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有许多解读。例如，张五常提出了「县域竞争」这个概念，特别强调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周黎安分析了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关联。

地方政府积极参与经济发展或主导经济发展的角色行为，改写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模式：（地方性）国家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制度环境，而且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这一点是改革开放时期的一大特色。在毛泽东时代，地方政府也积极参与当地经济活动，但在计划经济体制捆绑下，各地经济活力有限。尤其是在经济条件匮乏之下，资源捉襟见肘，只得勉强度日，当年各种票证限制即为明例。改革开放下大范围的经济流动给各地经济带来了难以想像的活力，形成了「诸侯竞争」的局面，包括不同方向的尝试和不同渠道的资源（包括外资）动员。大量劳动力从全国各地聚集到经济活跃的沿海地区，广东一个镇的外来人口可以几倍到十倍于当地人口。地区间的竞争、模仿和扩散极大地推动了经济活动的大规模展开，与中央集权下的计划经济格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一特点也与对外开放有密切关系。正是开放的大环境推动了「诸侯竞争」的局面。各级政府都参与了开放大潮，各种思想观念、发展模式广泛流动和互动。从引进外资、开发动员资源要素到城市建设，这些具体实在的经济发展和机会分布与开放的格局态势密切关联。在中国社会内部也有类似的开放趋势。早期改革的主线是「松绑」，即给地方政府和经济实体更多的自主权。当时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各地政府不是向中央政府要资源，而是要政策，即要求允许自主发展的政策。事实也正是这样：哪些地方放松了捆绑政策，那里的经济发展就有起色，有可观的改变。过去四十年松绑政策的大趋势是在开放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正是后毛泽东时代新一代领导人从经济发展中找到执政合法性，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形成了良性反馈，促成了长期容忍甚至鼓励性的宽松政策和经济发展环境。

换言之，各地政府间的竞争，也可以看做是区域层次上的开放之举。在改革开放早期，地方政府惯性推行地方性保护政策，试图将自己的行政区域变成相互分割的地方性经济区域。但随着宏观政策的调整推动，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与属地内企业间关系松散，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更多地体现在开放的程度和力度，如设立经济开发区、推行各种优惠政策以吸引外资，等等。中国的外资直接投资在如此长时间里保持优势，背后的巨大推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级政府间竞争的结果，而开放的宏观政策提供了稳定的制度环境。

各地政府间竞争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地方差异性成为改革开放的优势。中国国土辽阔，发展不平衡，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各有特点，为经济活动的持续发展、依次递进提供了有利条件。结果是，以空间换取时间，沿海地区与内地互为依託；阶梯式延伸，提供了实验渐行、从长计议的过程。

从大历史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竞争推动了各种思想流派涌现互动，致使中国文化大发展的奇迹出现。是不是可以说，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见证了经济领域中「诸侯竞争」所引发的经济奇迹？

张五常所描述的那种情况到今天已有了很大变化。在改革开放早期，地方政府的角色更多地体现在为市场和企业提供「援助之手」。如魏昂德（AndrewG.Walder）所说，地方政府是当地各种企业（国有、集体、民营）的「总部」，发挥保护和推动这些企业发展的作用。但近些年来，这一趋势有了意味深长的改变。在改革早期的财政包干制下，地方性企业的经营和发展状况与当地政府的利益有密切关系。1990年代中期以来，分税制改革导致了企业利润税收的重要部分流入中央财政，而不是地方财政，形成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间的松散关系。地方政府转而开发土地，经营城市，以此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所谓的「土地财政」成为政府经济利益行动的新驱动力。在国家政策限制政府直接经营生产性活动的情形下，地方政府转而通过建立各种平台，用隐形手段控制自己的经济实体，诱发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这个演变过程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各地政府成为其行政区域中的主要经济主体和直接经营者，而不是传统意义上提供均等化公共产品的组织。地方政府转变为经济主体，为各地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特点：

其一，政府在资源配置、政策管制和行政干涉诸方面具有垄断权力，配以强大的动员能力和实施力度，可以按照主要领导人的意志来推动项目，为地方性经济增长带来强有力的推动力，但长官意志和政治逻辑下的决策也带来了相应的风险。

其二，伴随而来的一个趋势是，地方政府成为其行政区域中的利益主体，与其他经济实体，特别是民营企业，形成了竞争关系。地方政府从早期作为各种企业「总部」的角色演变到今天的管制甚至垄断竞争角色，反映了政商关系的深刻转变。

伴随内部多样性和互动而来的活力，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优势。改革开放时期的「诸侯竞争」在很大程度上释放了这种活力，推动了四十年来风起云涌的长时段发展。但是，随着地方政府成为经济主体，地方官员行为带有特定的目标追求、短期利益和政治约束，为未来的改革走向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

改革开放的过程推动了高速的经济增长。经济规模愈做愈大，水涨船高，社会各个阶层均从中获益。但任何制度性变革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不同群体的利益，而且影响程度不同、方向不一。前面说到，开放提供了榜样力量和竞争压力，调动了「诸侯竞争」的积极性，提供了让企业家用武的天地。毋庸置疑，中国经济改革最为活跃的部分是民营领域。在改革初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搞活经济，打破计划经济的束缚，极大地推动了中央政府放手改革的政策取向。民营企业在提供基本生活品和发展服务业、创造就业机会、刺激社会生活活力等民生基础建设方面成就斐然。近年来，在高科技领域中民营企业的活力和国际竞争力也日益明显，这些方面已有大量讨论。

改革初期，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

我想强调的是另外一个方面，即百姓民众在这个过程中更多地承担了改革的代价和风险。中国民众为中国四十年的大发展提供了最为需要的资源：廉价劳动力。2009年底，美国《时代》（Time）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中国农民工获得第二位，这个结果不无道理。改革开放早期，多数民众分享了经济发展的成果，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但近年来财富分配悬殊状况日益恶化，社会流动固化趋势日益明显。在这个过程中，民众特别是体制外的民众，既是改革的具体承担者，又过度承担了改革的风险和代价。

首先，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穿梭在家乡与各个城市之间，从工厂、建设工地到服务业，在艰苦的环境中求生存，求温饱。几年前，我在北京与外地来的理髮师傅閒聊，问起他的生活状况。他提及他们夫妇俩在北京过着艰辛的生活，只是因为孩子的前途才在这里坚守下去。听到他的话，我心里一惊，因为在美国也从许多移民口中听到几乎同样的表述。我在美国加州居住，在日常生活中享受到许多拉美移民提供的服务，如街道清洁、花木养殖、房屋修建、社区维护，等等。他们提供的廉价劳动力使得当地居民过上舒适体面的生活。思考一下，中国大城市中的农民工也正是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在经济繁荣、急需劳动力的时期，这些农民工被各种招工渠道吸纳，加入城市建设大军，提供廉价劳动力，推动城市发展；但他们不能享有城市居民所拥有的基本权利，如子女教育、稳定的居住环境、基本的劳动安全保障，甚至不能得到应有的劳动力回报。当经济不景气或城市进行整顿治理时，他们则成为挤压排斥的对象，真可谓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们也因此更多地承担了改革的成本和风险。

其次，在1990年代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家推动实行抓大放小，将中小型国企私有化的政策。在极短时间里，大批工人下岗，基本生计难以维持，不得不在半路改行，各奔生路，甚至摆摊贩卖，以谋生存。他们是怎样渡过如此难关的呢？在那个时期，作为负有提供均等化公共产品职责的政府，既没有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体制，也没有资源来完成这一职责。下岗工人所依赖的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扶持、友邻相助，以非正式制度来分解和消化政策产生的巨大压力和代价。一个如此重大的政策决定、如此大规模的经济转型，其主要成本是由政策波及到的下岗工人和与他们相关联的千家万户来承担的。

再者，近些年的城市土地开发，以及农村土地被廉价徵用，可以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圈地运动」，即政府通过行政权力将土地要素转化为资本要素，以实现经济发展、财政收入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离开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其生存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虽然各地政府採取了各种社会福利政策来减缓这一过程对失地农户的影响，有些城市郊区农户也因此有了可观的回报，但失地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其未来生计前景，包括子女教育、就业机会和社区建设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未知之数。

提出以上的观察是想引申出这样一个看法，即中国四十年大发展得益于得天独厚的社会文化基础，特别是中国传统社会中自我生存、自我救护的机制。与其他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中的家庭、家族、邻里、社区有着密集的关系网络，有着互帮互助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政府的压力，减轻了公共产品需求的压力。美国社会学家怀特（Martin K.Whyte）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渊源〉（“The  Social  Root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以上观点，特别强调中国的传统家庭与家族的文化和结构，对经济发展、企业家精神、动员资源、劳动分工等方面的重要影响。我在这里想特别指出的是，中国文化和社会关系中产生的社会支持这一重要功能。我们看到，家庭提供了众多私有企业、商贩摊位经营的基本资源和劳动力。这些年来，家庭机制又承担起幼儿抚养、医护养老的功能。家庭资源分享、邻里互助、社区支持，提供了非政府性质的社会安全网；密集深厚的人际关系网络被用来动员资源，共享资源，彼此扶持，渡过经济发展中的坎坷难关。

可以说，中国的底层社会、流动人口为发达地区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犹如那些外来移民为美国社会做出的贡献。然而，近年来社会不平等的严峻现实，伴随着社会流动迟缓、社会阶层和机会结构日益固化的趋势，令人担忧。建立一个流动开放、公民权利得到基本保障的生存环境，调节理顺社会各阶层间的利益和机会分配，是保证改革开放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

我曾经提出这样一个观察：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中国历史惯有轨道上的一个「脱轨」阶段，即跳出历史上封闭自守窠臼的一次大胆尝试。也正因为此，我们看到这四十年来的钜变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衝突和潜在危机，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治理模式和权威基础的冲击。这些压力和衝击诱发了各种力量之间的高度紧张和互动，需要寻找新的平衡点。如果说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展示了中国社会的巨大活力和能量，这段经历也同时显示出中国传统力量的坚韧性和历史依赖性。不难看到各种强大力量，包括历史的惯性，试图将中国重新拉回旧的轨道上去。

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们对已有体制的认可和自信。的确，中国的集权体制有利于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在很短时间里，集中力量资源于已有的知识和工程技术领域中，取得突飞猛进、赶超目标的辉煌成就。可以说，中国特有的集权体制，包括各地政府的动员能力，将这一制度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从制度比较角度来说，不同的组织形式在不同条件下各有长处，并没有固定的优势或劣势。而且，组织在某一方面、在一定时期的优势可能恰恰成为另一方面、其他时期的劣势。我们可以从组织的多重过程来解释这一现象：

第一，组织的成功经验常常以稳定的结构方式加以保存，使得组织愈来愈趋于在某些特定方向上发展；

第二，组织的学习过程保存了成功经验，增加了自信心，从而导致对未来环境作选择性的观察和解读；

第三，组织中的政治过程导致既得利益集团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因此影响战略态势的判断和决策的方向。当外界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急需进行重大调整时，上述组织过程就会导致组织结构僵硬、反馈机制失灵，决策取向受到严重束缚，难以做出及时的、适当的组织决策和制度转变。在面临困难和危机、急需组织变革以适应新的环境变化时，强大的组织力量常常会从以往积累的经验和「资源库」中，寻找自己最为熟悉的工具来应对。

据此，经济学家阿罗（Kenneth J. Arrow）这样写道：「我以为，正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导致了历史上的巨大灾难。这种对过去目标的信奉使得我们恰恰在后来的经历表明这一信奉应该改变的时候，反而强化了最初的承诺。」因此，对以往信息和经验的路径依赖导致了组织僵化和衰落，这一趋势一再出现在历史上组织和国家兴衰的各种过程中。中国改革开放之旅，如何能够寻找持续的动力，不断适应新的环境条件，是未来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未来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与现有权力制度间的张力。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最为深刻的变化是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即从观念一体化、群体间高度同质化到观念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群体多元化的转变。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也是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历史大趋势。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方面，改革开放历程见证了一个方向相反的双重过程：一方面，组织机制、组织规模和组织能量日益增强；另一方面，意识形态逐渐仪式化，在社会整合上力不从心。随着当代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执政党与知识分子、宗法组织、社会团体难以通过观念一体化加以有效整合，只能更多地依赖强有力的组织制度联系起来。近年来，各地政府积极参与和主导社会建设活动，将许多领域纳入其「无死角、全覆盖」的管理范围，也因此承担了更大的压力。各种强制性的组织措施应运而生，例如名目繁多的仪式性活动、严格的规章制度、政治活动打卡计时，数字化技术管理，等等。

在许多情形下，政府的社会管理力图压缩社会多元化发展的范围和程度，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产生了张力甚至衝突。与生产组织过程不同，社会生活涉及千家万户，不同群体，方方面面，不同诉求。具有向上负责制结构的政府组织，在执行自上而下的政策指令时有着高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但这一组织形式恰恰难以适应和应对自下而上的複杂多样的社会需求——通过行政链条和组织激励机制，力图将社会不同领域强行焊接为一体，因此愈来愈显示出简单、生硬、武断的特点，一系列矛盾也随之尖锐起来。近年来，不同形式的抗争衝突广泛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深刻矛盾。在中国社会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今天，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一个整齐划一的一元化官僚组织是否可以与日益多元发展和複杂精细的社会和谐共处？究竟是以新的组织形式来适应多元发展的社会，还是原有的组织结构将社会强行束缚在已有的制度框架之中？

不久前，一位朋友给我发来了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在1985年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结束四十周年的演讲稿。其中有这样的警示：

四十年，对个人的一生，对民族的命运，都有重大意义。这里，请允许我再次提到《旧约》。对每个人，无论他信仰甚麽，《旧约》都蕴藏着真知灼见。在《旧约》中，四十年扮演一个经常重複然而至关紧要的角色。

以色列人在旷野度过四十年，才进入上帝应许的土地，掀开历史新篇章。那时，父辈执掌权柄，完成世代更迭需要四十年。

然而，《旧约》的另一篇告诉我们，对蒙受的帮助和拯救，人的记忆经常只能延续四十年。记忆消失之日，就是平安终结之时。

可见，四十年永远是个重要时段。四十年足以改变人的意识。四十年，足以让我们告别黑暗时代，满怀希望迎接美好的未来；四十年，也足以让我们的遗忘结出危险的苦果。四十年的这两种效果，都值得我们深思。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在社会和经济经历了重大变迁的今天，中国也面临着类似的历史性抉择。展望未来，我将自己在1990年代初写成的〈中央集权的代价〉一文开头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语（方括号里有两处小改动）：

中国经济改革〔改革开放〕的前景面临着两个严峻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寻找一条促使中国改革具有内在动力、不断深化的途径。综观历史上大的社会转型，往往不同的机遇与选择导致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的社会后果。因变革途径坎坷挫折而半途而废的例子不在少数。

第二个挑战是政治上的利益分配。中国八十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同时也是一场重新规范权力结构，重新界定社会利益分配的革命。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利益集团随着改革措施对其利益的影响也在不断的重新分化组合。社会利益集团的形成与演变必然导致政治的和经济的新的要求与衝突。

简言之，中国社会的未来仍然面临着因社会转型所引起的巨大改革风险与政治压力。我以为，中国改革成功取决于政策制定者是否可以选择一条分散改革风险、分散政治压力的途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