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进城后，为什么又回乡了？
当农民进城的子女教育任务完成，当农民进城后发现生活成本日益高涨而自身收入并未明显增长，当农民进城后发现城市的陌生性与各类城市病，当农民都进城日益普遍，城市生活逐步不再成为标识农民脸面的象征时，一些农民就开始重新认识城市和乡村之于其生活的实际价值与意义。正是在这种重新的认识与审视下，一些农民又出现了“由城入乡”的反转。
农民进城后，为什么又回乡了？
文/黄鹏进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研究员，社会学博士）
来源/新乡土
今年抽空回过几次家乡，感觉农村比平时要稍稍热闹了些。
我的家乡位于鄂东南丘陵地区的一个小村子。早几年，我的2个堂兄弟、数个邻居以及几个外村的亲戚家，都在外面买了房子进城生活了。但今年回家发现他们又开始选择回村里居住了。
比如，我的一个堂兄，2010年在附近城里买了房子，其后每年就基本选择在城里过年。年三十大抵会回来老家吃个年饭，然后一家人又开车回城里去了；远房一个堂弟家，2015年左右在县城买了房子。平时夫妻俩在外地打工，在当地县城买了房子，每年过年回来时一般也都选择在县城新房子里过个团圆年。村里还有几户因为子女上学需要在城里买房生活的邻居，平时生活在城里，逢年过节时回来走下亲戚，然后当天也就赶回县城去了。
确实，在早些年中国农村的这一波城镇化进程中，家乡许多农民都纷纷在周围城市买了房子，并逐步迁居城市生活。对于农民而言，进城生活不单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中间还夹杂着更加多元目的：如子女上学，因为县城教育质量更好，学生抓得更牢，因此很多家长就在县城买房，以供日常照顾子女上学之用；再如子女成家，在当地是否城里有房通常成为男方家庭能否找到对象的必备条件；再抑或单纯的面子消费，在城市尤其在地市有一套房子已俨然成为当地农民在农村中阶层位置的象征。正如我的一个朋友，在当地乡镇中学工作，就因为村里许多经济条件不如他的家庭都纷纷在外面买了房子，于是也咬牙去买了个房子，将家安在了城里。
但是，今年回家在和村里几户人闲聊时，不时地会听到一个比较意外的声音，一些农民在城里生活了几年后，逐步失去了对城市生活的好感。
我一个小时候的好朋友家当初去城里买房，是因为炫耀性的面子去的。感觉村里许多打工的都去城里了，自己在当地有正式工作（乡镇中学教书），如果城里没有一个房子，在村里是要被人瞧不起的。于是，在妻子的催促下，朋友咬咬牙去城里买房，开始了早上由城入乡，晚上由乡进城的生活。
和朋友一家一起聊天的时候，一个感觉，城里生活后来回成本太高了，他妻子在城里找了份零工，上班是离家近了，但是朋友知己每天开车上下班一个月要花七八百的油费，一年下来一辆车成本就在一万五左右。慢慢地，朋友有时候不再回城里而是选择住在村里的房子里，二人开启了不定期的分居生活。聊天中，堂哥一直抱怨妻子当初不该跟风买房。
还有一户邻居，当初去县城买房子生活，是因为子女在县城读书需要照顾。现在子女读完了高中，出去外面读大学去了。身边没有了子女，似乎两个人也觉得没有必要再居住在城里，左右邻居不熟悉，两个人在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同时，城里生活成本高，水电煤气物业要钱，买菜要钱，夫妻两人因为没有手艺活，只能在城里打些零工，收入不高，还要经常坐车回来村里赶一些人情，不是很方便。想了想，两人在去年春天最后还是选择回村里来居住了。
现在的状况是，每天早上坐乡村巴士（3元票价）去城里打工，晚上再坐巴士回村里居住。碰上临时需要加班，或下班晚了，就在城里的房子偶尔住下。
还有几对年轻人，在结婚时父母亲就帮忙在城里购置了一套婚房。平时夫妻基本都在外面长期打工，过年时才回来老家。前几年，因为平时工作在外，少和村里人有来往，过年时这些年轻人回来一般喜欢住在当地县城的房子里，老人赶过去陪着一起过个年。对他们而言，城里过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同学、朋友聚在一起吃饭、看电影、唱歌等娱乐消费比较方便。但是，今年这几对年轻人选择在老家过年了。问起其中原因，回答基本都是觉得在城里住着冷清，没有人情味，城里过年的新鲜劲过了。而且每年回家住不了几天，城里的房子里里外外光收拾就要一两天。此外，现在都买了小车，过年回来住在村里，去城里聚会办事也很方便。于是，今年过年时，这些人特意赶回村里过年了。
面对曾经梦想着进城，视进城为一份荣耀而体面生活的一些农民，为什么在进城数年后，又开始改变认识，重新愿意回村里了呢？面对这些现象，不免会带来对当前中国城镇化的许多思考。
2022年，中国城镇化进程已经达到65.22%。1996至2020年的25年间，中国城镇化率年均增长速度均超过1个百分点。尤其在2010年后，农村也启动了快速城镇化的10年。在这一波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出现了快速县域城镇化的浪潮，进城也成为许多农民不再遥不可及的生活新目标。
但需要指出的是，大量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在完成进城生活的目标后，却呈现出了一种较西方并不一致的城镇化态度。西方城镇化的逻辑是其工业化逻辑的进一步衍生，工业在城市扎根集聚所带来的成本优势，必然催生城镇化的浪潮。而中国大量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却是一种消费导向的生活型的城镇化。很多农民进入县城生活，并非有着生产性需求与更高的收入支撑，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居住与消费的单元，以及一个面子竞争的单元。
这种城镇化的推进动力，必然决定了其具有反转性的一面。当农民进城的子女教育任务完成，当农民进城后发现生活成本日益高涨而自身收入并未明显增长，当农民进城后发现城市的陌生性与各类城市病，当农民都进城日益普遍，城市生活逐步不再成为标识农民脸面的象征时，一些农民就开始重新认识城市和乡村之于其生活的实际价值与意义。正是在这种重新的认识与审视下，一些农民又出现了“由城入乡”的反转。
当然，一些农民之所以还愿意重回农村，关键还在于农村仍旧可以回去。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的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的自然风光、环境卫生、道路交通等出现巨大变化，许多地方通了自来水，有了5G网络，更有着从小长大的熟悉感。此外，从消费角度而言，镇街能够满足农民的大量日常生活需求，在小汽车日益进入不少农民家庭的背景下，许多地方农民住在农村半个小时就能够进城消费。在这些因素的叠加下，一些农民也似乎确实用不着进入城市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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