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跟死神赛跑的一场社会实验

公众号新闻

2023-10-26 10:10

撰文｜周褶褶

出品｜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

状况来得突然：健身房里，那个刚才还在认真练深蹲的年轻人，说倒就倒下了。

最初，教练只以为是学员低血糖，去露台透透气就好。结果越躺越不对劲，年轻人的呼吸越来越卡顿，米色T恤下的胸口剧烈起伏着。

这是深夜21时左右，深圳宝安区。大块头的教练们慌作一团，不知如何是好。

“跟他说话，跟他一直说话。”教练部负责人林建宗强行镇定自己指挥现场。他凑到年轻人跟前询问病史：癫痫？低血糖？尿酸高不高？

没有、没有……年轻人含糊地否认着。他的四肢已经不听使唤，嘴在慢慢合拢。

教练们慌张地搜罗着脑海里的救援方案：抬高病人双腿，促进血液循环；打120；又努力掰住年轻人的嘴，以免他咬到自己舌头……

时间过去不知道几分钟，求救电话已经打了两遍。年轻人的喘息越来越弱。

“120怎么还不来啊？”

林建宗拿起手机，开始第三次呼救。

在中国，每年约有1.4亿人会经历各种意外状况，有3500万左右的人次需要接受医疗援助。呼救时分，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拨打120，然后焦灼地原地等待。

“大家可能觉得120赶到现场并不复杂，实际上我们会遇到很多困难。”经常跟随救护车出车的石艺哲说道。他是深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一名护士长，急诊工作18年，练就了沉稳的性格。

他深谙“时间就是生命”，尤其对于急诊科最重大的病种——心脏骤停而言。他也是一名急救培训讲师，在面向大众的科普课上，他一遍遍向男女老少学员们强调严重性：一旦遭遇这种极端情况，当事人的存活率，几乎可以按“每分钟下降10%”的速度来计算。

但在高密度又陌生化的现代都市里，快速的空间位移并不容易。“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街道，甚至不同的红绿灯，都会延长我们的救援时间。”石艺哲说。

急救队里的都是多年老司机，从沙井街道是个小渔村那会儿就来了。每次接到120警报，他们抓起钥匙就上路，飙着救护车在街道上演生死时速。他们踩着油门穿过水草寮棚，穿过城中村，穿过摩天的钢筋水泥……却经常一脚刹车，卡在每一个作为终点的小区跟前。

时间在咔嗒流逝，医生的困境异常琐碎而具体：

7栋怎么找？

东门还是北门进？

这消防通道怎么锁了？

终于下到地库，上楼电梯在哪？

偶尔120也会找不到现场，只好打110求助。

……

“每一个孩子都会算会抢答，心脏骤停10分钟以后，人的存活率几乎是0，”在沙井区域负责120接警的办公室里，石艺哲轻轻摇了摇头，“那在这10分钟里，我们又能保证什么呢？”

在深圳，120救护车到达现场的时间中位数是13分钟——这样的效率在一线城市称得上名列前茅，但仍然“太慢”。慢到救护车抵达现场时，超过95%心脏骤停患者都经历了从抽搐到丧失意识、到瞳孔放大、呼吸逐渐停止、大小便失禁、再到神经元出现不可逆损伤的病变历程。

他们在等待救援的“急救空窗期”里，无望地死去。

从深圳市宝安人民医院出门，右拐、再右拐，远远望见街对面那家银行雪白的招牌，林锦乐皱起眉头。

七年前，那里出过一起意外：银行大厅里，一名40岁出头的中年男子突发心脏问题倒下。十来分钟后，当被送进宝安医院的急诊室，他的心电图已经拉成了一道寂静的直线。

“就倒在医院对面，直线距离不到500米……”

那是林锦乐十年学医刚毕业，正式成为急诊医生的第一年。他看见死者的亲人崩溃了，在病床前发出撕裂的哭声。

“那个案例真的是很痛心，然后你又觉得自己无能为力。”

这种无力感仿佛是对急诊科医生的一种黑色诅咒，它如此普遍而滞重地盘桓在这个群体里，并且世代传承。林锦乐的导师张文武——宝安人民医院前副院长、38年的“老急救人”——已经不记得多少次提起这组光秃秃的数字：

上大学的时候，老师就告诉他，中国院外心脏骤停的存活率是1%；

如今，38年过去，这个存活率只微弱上浮到了1.17%——这些年里，张文武已经经历了被分配到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急诊科、破格晋升主任医师、被深圳作为急诊学科带头人引进、带出很多研究生、当上副院长、退休、又被返聘的漫漫职业生涯——而2022年公布的这个最新数据，让他感到无奈。

论及医生们挫败的根源，张文武认为，一是几乎无可避免地，他们平均得花13分钟才能到达急救现场，二是“公众掌握基本急救知识与技能的普及率太低，很少有旁观者给伤病员一个抢救 ”。

极其偶尔，他和同事会见到一些心脏骤停的幸存者：

比如工地上有人不小心触电，身边正好有工友懂点急救常识，赶紧给他按了按心脏。哪怕这样的操作并不规范，“送到医院来，救活的可能性就比较高”。类似的事，河南有，深圳也有。

又比如2018年一个周六的清晨，深圳新安街道，一个60来岁的台湾大叔走着走着，突然捂住心脏晕倒在路边。身边的路人赶紧拨打了120，还有人骑着小电驴跑到附近的社康中心求救。

两分钟后，社康医生谢玉萍和同事跑来，即刻对大叔进行心脏按压，直到120赶来。

让谢玉萍惊喜的是，过了一个多月，大叔专程带着一面锦旗来到她的办公室致谢。这时她才知道原来台湾大叔还生龙活虎的，“后来他还参加工作，还到处旅游”。

不过也许，这个案例还有更完美的可能——监控摄像头拍下的画面里，在社康医生冲到现场之前的两分钟，三五个旁观者一直站在原地，他们托着腰背着手，茫然地看着地上的老人。

石艺哲说：“现在居民的意识还没有转变，他没有想到自己也有救人的力量，自己也能做点。”

“提高心脏骤停抢救成功率的关键，是医生到来之前，身边第一目击者的介入，”张文武认为，“如果现场有家属、路人懂急救，会做心肺复苏，那病人被救活的概率就能翻好几倍。”

实际上，在林锦乐整理的心脏骤停数据库里，“大部分救治成功的案例，都是他们互救”。

张文武越来越意识到，这事靠医生单打独斗不行。充分利用120到来之前的“急救空窗期”，是唯一的出路。

“零一，零二，零三，零四……”

2023年9月5日夜，深圳宝安区沙井街道一所幼儿园里，在穿着红十字会背心的急救培训师们指导下，十几名幼儿园教职工伸直了双臂，用掌根对准“假人”的胸部中央，开始有节律地奋力按压——“假人”的原型来自19世纪巴黎的溺水少女，全名“复苏安妮”，是心脏复苏训练使用的人体模型。

培训是普罗大众的简化版，时长两三个小时，都是日常生活的急救干货：止血包扎，异物卡喉急救法，心肺复苏术，还有“救命神器”AED的基本操作……

这是在宝安区组织部、区卫生健康局、区红十字会的大力推进下，年初沙井街道刚启动的大规模急救培训，针对广泛社会公民：有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有物业保安，也有小区居民。

学急救？这对沙头社区的居民来说是个新事。

负责招募培训的社区工作人员张智慧，一开始非常头疼，“大家都知道学急救可以保命，但又不像吃饭一样是刚需”。常常是一场培训招50个人，勉强报名20-30个，其中小一半还是夺命连环call催来的。

局面莫名就打开了。一个上过急救课的宝妈得知了张智慧的难处，主动请缨，发动了自己的小区妈妈群。张智慧迅速完成了招募的KPI，又组织了七八月的暑期亲子班，为参加培训的小朋友都发了小奖状和急救小证书。

不少老人也跑来报名。一次石艺哲下课，一位60多岁的老阿姨找到他，特别说起儿子小时候有次吃东西噎了喉咙，人差点没了。现在她的孙女也一岁多，“她就说你一定要教我正确急救的方法，我知道我现在要守护的人是谁了”。

以及第五大道的物业经理桑希伟，“一出来就觉得这是个好东西”。他曾在山东老家一个墓地打工，26岁的时候天天给人立墓碑，一天工资30多块。他记得墓地里有老人，也有很多年轻人，甚至小孩，只感觉人的生命脆弱，“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

宝安区卫健委徐海峰副局长提到一组数据：“自2017年宝安区卫健局和区红十字会联合设立应急医疗救援培训中心以来，在深圳市宝安区，类似的急救培训已经开展了4000多期，共计培训居民超过30万次。”

这是区红十字会、急救中心的干部联名倡议的“5分钟社会救援圈”的决定性一步，目标是在医生以外，让更多的人掌握急救技能，成为潜在的志愿者，当遇见身边人有难，可以在5分钟之内，施以必要的援助。

七年过来，林锦乐见证了宝安区急救事业的很多变化。

2017年前，急诊科的院外心脏骤停患者的急救，“结果都很惨，最好也是‘植物人’”；

开始急救培训之后，“救活”的案例越来越多——台湾大叔的案例便是其一——宝安区的心脏骤停出院存活率一路提升，最近已经升到5.2%，远远高于全国1.17%的平均数，形成了以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专业指引、科技支撑、社会参与的社会急救“宝安模式”。林锦乐认识的一个海关工作人员成了“学霸”，到处刷急救课，据说目前已经“救过四五个人了”。

但5.2%也还远远不够。

张文武希望利用互联网的力量，穷尽一切可能提高急救的效率，把那些“正好遇到了，正好倒在我眼前去救的”偶发的小概率的救援，变成“可能这个范围离我几百米，但我感应到了，我跑过去就可以救了”。

后者，也就是宝安区急救系统里口口相传的，“网约式”急救。

这相当于一种颠覆性物种的创造。不仅涉及人、物资和伤病员的快速打通，而且从医学跨界到互联网，技术壁垒巨大。“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探索，但实现起来有难度，毕竟不懂技术方面的东西”，张文武说。

转机出现在2022年。通过深圳红十字会牵线，腾讯加入了宝安区“5分钟社会救援圈”的打造，这是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

对腾讯的工程师来说，开发一款面向社会的数字化救援平台，就像“做一场社会实验”。

他们所面对的，是一张名为城市的庞大地图，里边有社区、街道、学校等等场景，千差万别。上百万级时刻位移的节点散落其中，其职业分类包括但不限于：医生、物业保安、快递员……这些节点身上不确定性分布着一种叫“志愿者”的属性，也就是掌握救人的实力，并有勇气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如何利用腾讯连接的能力，找到一种有效的秩序打通这些节点，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产生真正的社会价值？这是打造应急响应系统时，腾讯SSV社会应急实验室思考的出发点。

张晶之前是微信团队的产品策划，她在2022年8月加入了社会应急实验室，因为“这是一片蓝海，有更大的空间”。她说自己并不太感性，更习惯从理性出发去分析问题。

“发现问题快速反馈，再快速迭代上线。”张晶语速飞快地说道。

当时“企鹅急救助手”已经有了1.0版本。在社区的急救场景，腾讯为每个试点小区都设置了一套24小时值班的应急响应系统——往往是物业保安的监控室，或者社区门口的社康中心。“相当于让社区自己作为第一看门人，物业和社康来帮你，直到120来到现场”，张晶说。

同时，宝安区政府又花大力气，为试点小区定制了一户一个的“生命码”——也就是一个红色二维码，包含了精确到户的地址信息——根据林锦乐测算，“有时医生和志愿者为了找地址，会花接近2到3分钟的时间”。

张文武认为，这样求救者就有了三重生命保险：

第一，“出现问题扫码，我们知道你是哪家哪户，会立即派小区的志愿者过去”；

第二，“每个社区都有一个社康中心，工作人员也会赶来现场”；

第三，“深圳市急救中心会就近派120救护车”。

前期准备花了将近一年，然而实际运作中，这个初始模型并不丝滑。

今年夏天，腾讯团队在深圳宝安找到几个样本小区做调研。其中一个中高端小区，已经做过好几轮急救科普培训，“5分钟社会救援圈”的二维码贴在了每栋楼的显眼处，还有远远高于平均水平的AED配置。

张晶蹲在小区里找了十来个居民聊天，结果“好几个人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还有人发现家门口多了个红色生命码，以为是牛皮癣小广告，悄咪咪抠掉了。

不同小区，物业的配合也是参差不齐。极个别的“神仙”物业，买了“复苏安妮”自己复训，以便让工作人员形成急救的肌肉记忆；但在另一些物业，工作人员演示应急呼叫流程并不熟练，全靠现场翻笔记本念稿子；最让张晶哭笑不得的是一个保安队长——可能是他嫌字小看不清，把中控平台的屏幕，全拿A4纸打印出来了。

绝大部分时间，这个网约式急救平台是沉睡的，“渗透率不高”，“激活率很差”，“工具的救援效率并不高”。

“我们有企鹅应急系统，有急救培训，还有AED的捐赠，但所有的线没有连到一起，每一环都有掉链子的可能，”那次调研后，张晶认为，“其实并没有产生真正的一种社会价值。”

2023年4月底的一个内部会议上，穿着一身黑的社会应急实验室负责人滕超说道：“现在是最难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顶住，这件事的成败就在于能不能在一个大规模区域推广，现在没有人知道怎么做，世界上也没有案例……但这件事是一定要做的。”

同事们很少看到他这么凝重。

而捉摸不定的人性，甚至比重重技术问题更难破解。

“5分钟社会救援圈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接受过培训的市民敢不敢救人，这涉及到复杂的人性。”宝安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窦清理说道。

“位置定位是一个维度，热不热诚是一个维度，有没有能力是一个维度，他是否接受过足够专业的培训？”林锦乐觉得，变量太多了。

其实对于健身房教练经理林建宗来说，他学过急救，还考过红十字会的急救证——这是健身教练上岗的必经之路；“物资”也并不缺：健身房进门左转的柜台旁，配备了一台崭新的AED。

只是急救证一年一考，考过不用，久了也就忘了。眼看年轻人已经抽搐起来，林建宗彻底没了谱。他只是让人拿来了一条毛巾，犹豫着要不要塞住病人的嘴，“我们也很着急，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事实上，就连最终出手成功救助台湾大叔的谢玉萍也觉得，“其实还是会紧张和慌张”。

那时她刚毕业没多久，第一次碰到现实中的心脏骤停案例。她觉得那个场景和演练当中完全不一样。街边吵吵嚷嚷，很多人围观，那个瞬间，很多奇怪的念头涌到谢玉萍脑子里：他还有呼吸吗？到底有没有心跳？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如果救不过来，会不会产生纠纷？要不要负法律责任？……

“就是那句话，怕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啊。”第一次遇到急救情况的林建宗说道。

腾讯团队意识到，“有专业知识的人来兜底，非常有必要”。

于是2023年4月，又经过大半年的筹备，“企鹅急救助手”的2.0版本上线。

在这个新的版本里，由物业保安或社康医生值守在PC端屏幕前的模式，也就是“实体中控模式”，被升级到了由专业医生随时随地移动化在线、24小时值班的模式，也就是“云中控模式”，新旧两个版本同步运作着。

“也就是把保安漏接的、不知道怎么办的事情，分摊到各个医院了”，张晶解释道。当有居民呼救，值班医生会在手机上第一时间接到来电通知，随后立即接入应急系统，提供线上指导。

假设是，专业人士的“在场”，会大大加强居民对于救助的信任关系。现实呢？

工程师们忐忑等待着新一轮“社会实验”的结果。

时间是7月22日晚上21：02分。尚未丧失意识的年轻人躺在地上。他动弹不得，艰难地张着嘴，像一条被搁浅在岸上的鱼。

健身教练经理林建宗忧心忡忡地挂掉第三通120，一个陌生来电打来。

是已经出车好一会儿的医生陈坤池。之前他反复给求助者电话，始终占线。电话接通的第一时间他说：我是救护车的，赶紧加我微信。

林建宗打开微信，添加好友。好友“晨池”唰啦啦推来几条信息，包括一个“企鹅急救助手”的二维码，一个视频通话的链接入口。

21时08分，林建宗的手机摄像头打开。连接被“激活”了。

30秒钟后，一个娃娃脸的男医生加入了视频通话。他看起来30多岁，晚上9点还在会场背景里，边走边问：“具体什么情况？”

这是正在线上值班的急救医生林锦乐。此时此刻，通过视频通话，他远程“赶到”了现场。

看到抽搐不止的年轻人，加上林建宗的病情描述，学医17年的林锦乐迅速判断：患者的呼吸困难有较大概率并非因为缺氧，反而是过度换气所致。

他指导林建宗：“你拿个口罩给他扣住嘴巴。”

林建宗迅速找来了口罩，但他有点迟疑：“扣在嘴巴上？”

林锦乐确切地说：“对，扣在嘴巴上。”

1分钟之内，又陆续有3个医生“赶到”，加入视频通话。其中一个窗口是救护车副驾座位上的陈坤池。

林锦乐问救护车：“坤池，那边有人在带路了吗？”

“有了。”21:12分，陈坤池把手机摄像头调向前方，前方出现了一个白衬衣的瘦高个子，那是岗亭的保安人员在领着救护车一路小跑——这样的效果是张文武意料之外的，“经过多次演练，保安能准确指路，缩短了120进小区的急救响应时间”。

在120出车医生陈坤池最后冲刺的时刻，林锦乐对着地上的年轻人说：“你听我说，深呼气，憋气，一、二、三，憋到你受不了，每十秒憋一口气。”

现场的教练们迅速带起年轻人节奏，陪他卡点呼吸起来。

“别紧张，没事的，我们在，我们在。”林锦乐轻声安抚着。

求救现场，值班医生，120救护车，物业保安——在多方社会力量的配合下，整个急救链条流畅转动起来，这就是张文武理想状态中的“四方联动”。

21:17分，120 抵达现场。伴随着剧烈晃动的镜头，陈坤池和林建宗的双机位汇到一起，年轻人被教练们抬上了救护车。用林锦乐的话说，这叫“闭环了”。

视频通话挂断，耗时8分42秒。

这次健身房惊魂事件以大团圆结局。

次日凌晨，24岁的小伙子已经完全缓过神来，输完液，一个人慢悠悠走出医院回了家。

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本来只是在公司楼下新开的健身房上一节免费的私教体验，结果救护车一来，现在全公司都知道了，“老丢人了”。

至于教练林建宗，也创造了他的个人记录：人生第一次叫了救护车。

“啊呀国家这一点真的好，120服务原来这么好的？”这个潮汕人有点小惊喜。

直到后面媒体扛着摄像机来采访，他才知道，并不是所有救护车都提供专家指导和视频通话，只因为这里是一个“5分钟社会救援圈”的示范点——宝安区现在有49个急救示范点，健身房所在的创维创业园是其中之一。

自2023年3月，宝安区和腾讯SSV社会应急实验室正式宣告合作以来，迄今，深圳已经有了52例救助的成功案例。有时一个周末就能救下五六“单”。其中一例是宝妈在家癫痫发作，10岁的小朋友独自激活了企鹅急救，在线上医生的陪护下，和妈妈等来了120。

每救下一单，林锦乐就会守在电脑前看视频，一幕一幕复盘经验和教训。他形容这是在“趟路”——只有真实地使用小程序，才会得到真正的需求，进而改进方案，形成良性循环。

有时他会对屏幕那头腾讯的工程师说：“你现在所写的每一个代码，都会最终决定你能不能救到人。”

“边开发，边优化”，这道社会创新的解法，就是医生和工程师一起，无数个微小细节一路打磨出来的：

他们在“企鹅急救”小程序里，紧急呼救的按钮下方，特别标注了“《民法典》第184条：救人免责”——这是为了提高陌生人出手的概率。

急救现场实时通话的界面，一开始是照搬腾讯会议1:1的“九宫格”，每一方权重相同；现在改成了直播式的全屏画面——因为根据值班医生反馈，“看清救援现场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九月，产品经理们又给“企鹅急救”迭代了新功能：在用户发起呼救后冰冷的等待界面里，增加了“语音安抚功能”。情绪安抚的核心，是为了避免用户提前挂断——医生通常在一分钟之内能介入，而用户会在半分钟左右就会失去耐心挂断——“一旦离开，用户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张晶说道。

张晶的同事胡晗翰则是忙着四面八方聊合作。不仅和市120一起讨论深圳全市推开服务，也联合了顺丰、美团的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市巴士集团的出租车、公交车，市消防支队的8000名消防官兵，再和深圳市城管局一起，把路面上最常见的保安员、保洁员等等，都放在了未来的规划之列，“我们希望把他们一起纳入这个志愿者的响应系统里，能够共同做一个共同守护的圈”。

“下一步就是把社会资源引入，看我们能不能跑得更快，尽可能让救援时间缩得更短一些，”张晶哗啦啦说着，又蹦出一句互联网术语，“那就是一个plus（加强版）了。”

张文武相信，在如此多社会部门——政府机构、专业医生、平台企业、社区街道等等机构的多方联动之下，两三年后，中国的急救事业会有一个井喷式的改变；但他也深知，要真正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的急救工作还任重道远，“可能十年，可能二十年，但希望在我有生之年”。

路还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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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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