裱糊匠亦或阿谀之臣——读《荣禄与晚清政局》

对荣禄的形象，以前笔者了解不多，除了《走向共和》里那个下令攻打外国使馆时下令不要瞄准了打的老成谋国形象外，似乎并无更深印象。至于其人在晚清政局中有着何种作用，更是了解不深，而《荣禄与晚清政局》一书则为少有的专门论述荣禄一生行迹之作，对于理解同光时期晚清政局变换及荣禄本人，更有补益。

以往我们对于晚清历史，往往是依靠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串起，多见其被动挨打，少见其苟延残喘。此书则能把荣禄作为一个切片，去让我们理解大清这栋房子是如何被“裱糊”下去的。

本书主要论及荣禄的政治生涯，可视作荣禄一政治评传。全书可分为三部分，第一章到第二章，叙述荣禄家世及早年政治生涯；第三章论述荣禄因介入南北之争赋闲后及谋求东山再起的经历；第四章到第十一章则着重论述了荣禄复起之后如何一步步走上政治巅峰，以及在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庚子国变等晚清重大历史事件中为维护清朝统治的作为。

在第一部分中，作者叙述了荣禄的家世，指出荣禄能够较早的在高层政治中展露头角主要是三方面原因：

一、出身高贵，忠臣之后。荣禄出身于上三旗之正白旗，这就为其获得较快的上升通道获得了机会，其祖父及父亲先后战死于张格尔之乱、太平天国之役，“祖、父先后捐躯的家史和长期漂泊不定的生活，使荣禄比一般生活在京营的八旗子弟更早体会到生存的艰辛和振兴门庭的责任。同样，借着清廷给予难荫子弟的特别恩赏，荣禄进入仕途的起点也高于一般满洲子弟。”（p32）

二、投身行伍，与亲王友善。荣禄在辛酉政变之后，投入到新军神机营的创建之中，这就为他之后参与晚清军事变革奠定基础，并且培养了他的军事才能，其与醇王奕譞关系紧密，则成为辛酉政变之后荣禄能获得两宫太后的信任而走上政治舞台的重要作用。

三、与满汉大臣的关系融洽，荣禄先后与文祥、李鸿藻等满汉大臣结交，并获其举荐、相助，为其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提供了关键作用。只不过在后来参与慈安太后陵寝修建一事中，由于作为李鸿藻的北派一员，卷入了与南派沈桂芬的斗争，以及其作为内务府大臣，荣宠过盛，引起了如惇王奕誴等其他满洲贵族的不满，最后不得不请求开缺。

第二部分论述了荣禄赋闲与谋求东山再起的活动，在赋闲时期，荣禄依旧与醇王、李鸿藻等人保持来往，并且在出任西安将军任上通过给慈禧贺寿等方式谋求回京任官，并且在西安也坚持练兵，并与汉族官员保持合作，终于在甲午战争后开始重新回到北京的政治舞台，一展身手。

第三部分分述荣禄在甲午战争、胶旅事件、戊戌政变、已亥建储、庚子国变一系列晚清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作用。作者指出，在《马关条约》之后，清政府的维新政策实际上分为两途，一为康、梁所强调的变法，一为实际的练兵之举，而荣禄则通过督办军务处等时机参与了清政府积极推动改革的举措，并不能简单视为反对变法的保守派。

“甲午后光绪帝推行自上而下的变法，是在《马关条约》签订、朝野普遍要求改革的呼声中开始的，乙未年五月的‘自强诏书’正是其标志；而戊戌年的‘百日维新’，则是胶州湾危机后光绪帝试图加快变法步伐的一次尝试，二者是相联系的，忽略这一点有违历史真相。对荣禄的练兵成效视而不见，反视其为‘顽固’派，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康、梁变法的激进标准衡量其他改革思想和路径的结果。”（p439）

在作者看来，甲午之后，清廷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一些变法措施，康梁在其中只能是一种激进改革派。慈禧起初并不反对改革，但由于受康梁激进的改革策略影响，光绪帝的措施越来越激进，当光绪帝把改革的对象指向为自己办事的大臣们时，荣禄等人通过推动慈禧重新训政，中止光绪的激进改革，就是必然的。

作者并未否认荣禄在戊戌政变中的策划之角色，但亦指出不能不看到康党脱离实际、急躁鲁莽的改革之举以及荣禄本人在政变之后调和两宫，避免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刚毅将事态扩大化，以及继续推进改革（如建立武卫军、庇护新政官员等）的行动。在已亥建储风波中，荣禄也抵制了慈禧试图废光绪帝，立大阿哥溥俊之举，这也就导致了其与保守派刚毅，以及此时支持保守派刚毅的慈禧太后的矛盾。

因此在庚子国变中 ，荣禄无法对慈禧的决策作出更大影响，只能一面顺应慈禧向列国开战之策，一面试图与列强联系求和，避免事态的扩大。不过荣禄本人在其中的作用并不能过分夸大，他对东南互保是持同情态度，但并未直接参与期其间，荣禄深知他的权力完全来自于慈禧，尽管在到达西安行在、与列强和谈上借助东南督抚们的力量，但在重获慈禧信任之后，则又继续秉承慈禧旨意，只不过在到达权力鼎峰之后，其创办的武卫军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惨败、妻子亡故，荣禄并不能利用其位置为清王朝做的更多，很快病逝。

回看荣禄一生，裱糊匠与阿谀之臣两种角色兼具，一方面他试图通过振兴武备、练兵之举来提振清朝国力，在政治风浪中，荣禄虽然作为慈禧一党，但始终是试图调和慈禧与光绪的矛盾，平衡满汉的势力，试图推动晚清的改革；但另一方面，由于荣禄的权力是完全依赖于慈禧太后的荣宠，因此他的举措，只能建立在阿谀最高权力的前提下推行，欲行变革，则必先阿谀，因此荣禄在推动晚清变革的作用上始终是有限的，

正如谢天佑先生在《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一书所言：“历史上的改革派，一个个下场都不太妙，其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些改革派都没有独立人格，仅仅是皇帝的臣仆，他的权力不是人民赋予的，而是皇帝赋予的。当到那天皇帝先他而走，他就必死无疑；当到那天皇帝厌恶他，他就难逃厄运。”（p114）荣禄本身并非是康、梁那样的改革派，但其从政生涯依然符合这一道理。

李怀印在《现代中国的形成》一书中指出，晚清在面对西方冲击后依然能够存续较长时间，与其建立的地方化的集中主义有关，地方督抚获得了较大的权力，也愿意继续保持对中央的忠诚，而清末新政后，中央政府主张统一权力的满洲贵族崛起，就使得央地关系陷入离心离德之中。荣禄从戊戌政变到庚子国变的政治沉浮，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这一点。

尽管同样作为满洲贵族，荣禄、刚毅等人具有着维护清朝统治这一共同的“根本利益”，但这一“根本利益”在具体的政见中能起多少作用实际上是有疑问的。

清政府的改革，尽管具有若干现代化因素，但其本质还是维护满洲朝廷的存续，如果满洲贵族愿意与汉族官僚共享权力，那么这一改革尚可延续，但是在荣禄去世后晚清新政的情况来看，实际上还是走回了封建政权改革的路子，即对逐渐下移的事权和财权进行重新统一于旧有的利益集团，所以无论改革的形式多么现代化，多么希望“毋徒徙其皮毛，毋竟腾其口说”，改革只能变成一种流于形式的口号，最终诱发更加激烈的利益重新分配。

回到《荣禄与晚清政局》一书上，作者运用多方史料，包括笔记、电文、日记、书信、档案等，为读者基本展现了荣禄本人的政治生涯以及同光之际的晚清政局，对于澄清荣禄在戊戌政变、庚子国变中的形象，有着重要作用。

作者在考订史实上，并未陷于留存量很大的时人笔记（特别是荣禄幕僚的笔记），而是以此为基础，结合各方史料，抽丝剥茧，形成富有逻辑的叙述，实为本书之长。

当然，由于这本书引述了许多原始史料，加上晚清政局的复杂性，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阅读并不容易。作者侧重荣禄政治经历的叙述，在分析荣禄的作用上着墨相对较少，对于荣禄的生活、性格方面叙述不多。因此全书更像是只展现了荣禄在不同的历史场合下扮演的角色的集合，对于理解荣禄其人本身来说，尚有一定距离，但毕竟要考虑到荣禄留存史料不多这一背景，只能说是历史留给后人的遗憾。

参考文献：

[1]马忠文：《荣禄与晚清政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2]谢天佑：《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