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晚清知识分子的绝望与幻想

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大荒山青埂峰下的贾宝玉突又生出补天之志，还俗回到了人间。只是这人间已是晚清，早没了荣国府与宁国府，也不再有黛玉宝钗与大观园里的莺莺燕燕。随贾宝玉一同穿越到晚清的，只有小厮焙茗与呆霸王薛蟠。

这是吴趼人1905-1906年间创作的科幻小说《新石头记》里的设定。

不同于一般的《红楼梦》续作，这部幻想小说无意接续原著人物的命运。第一回开篇，作者便明言他只是欲借贾宝玉这个极具知名度的文化符号来“写写自家的怀抱”，也就是讽刺晚清，并畅想一个存在于未来的美好中国。

小说共四十回。前二十回里，作者让贾宝玉以穿越者的身份遍历晚清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重点体验了洋务改革与庚子之乱。后二十回里，作者让贾宝玉再次穿越，来到一处叫做“文明境界”的理想国。这理想国丰衣足食、和平安宁，科学文化极其发达，日常生活与耕作生产已全面机械化，飞车、隧车与猎艇可以让人们在海陆空自由穿梭，连四季变化也可以人工制造。在这理想国里，贾宝玉可以乘坐飞车前往非洲狩猎大鹏，也可以乘坐猎艇遨游南极海底捕捉鲲鱼。

站在百年后的今天去回看《新石头记》，其中的科学幻想部分实在不足为奇——飞车不过是飞机，隧车不过是地铁，猎艇也不过是性能好一些的潜水艇。即便在当时，这些科学幻想也没多少新意——莱特兄弟在1903年发明第一架飞机，比《新石头记》早了两年；伦敦大都会地铁开通于1863年，比《新石头记》早了四十余年；美国在1900年就将潜水艇编入海军作战序列，也比《新石头记》早了五年。可以说，《新石头记》中的科学幻想不过是对现实世界前沿科技的简单夸张，社会幻想才是这本书的写作重心。

一

吴趼人1866年生于北京，祖籍广东佛山。他的曾祖父官至湖广总督，祖父官至工部员外郎，但父亲只做到浙江候补巡检。吴趼人两岁时，父亲因仕途无望，携全家自北京搬回了佛山。十七岁时父亲去世，吴趼人为了生计前往上海闯荡。那时正值洋务运动兴盛，吴趼人于1884年在著名洋务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中找到一份抄写员的工作，后升职为机械绘图员，一直做到1897年才离开，转型为报人与小说写作者。

在江南制造局工作的十余年里，吴趼人与晚清变革有很亲密的接触。《新石头记》描述贾宝玉首次接触西洋轮船、首次使用火柴、首次吃西餐、首次读新闻报纸等，皆有吴趼人自身经历的影子。贾宝玉参观江南制造局的章节，更是以吴趼人的切身经历来复现。接待贾宝玉一行的冯老爷与华老爷，正是在江南制造局担任过要职的冯焌光与华蘅芳。

《新石头记》安排贾宝玉参观江南制造局，旨在从根本上质疑晚清洋务军工企业的自强路径。参观期间，贾宝玉不解洋人为何愿意向中国传授枪炮制造技术，友人吴伯惠告诉他：“他们的制造层出不穷，今年造的东西比去年精，明年造的东西又比今年精了。……等你学会造打一里半的枪时，他家里造的又可以打二里了，他就教会你怕什么？”贾宝玉又问中国为何不努力研究以赶上洋人，吴伯惠无奈道：“我们中国的习气，总是死守成法”，直言连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西学书籍也多半是一二十年前所译，“人家已经旧的了不得，我们还拿他作枕中秘宝呢！”然后将问题直指中外教育制度的巨大差异：“他们那科学有专门学堂，由小学升中学，入大学，由普通入专门，每学一样十多年才能毕业。”

《新石头记》还安排贾宝玉与薛蟠亲历庚子之变，对拳民做了辛辣的讽刺。书中写义和团祖师早上起来必须吃福寿膏，其地痞流氓出身的弟子王威儿以福寿膏属于“国货”为由辩护道：“福寿膏就同鸦片烟一般，不过鸦片烟是毛子带来的，吃不得。福寿膏是咱们自己做的，吃了可以添福添寿”。又写王威儿连蒙带拐拉着薛蟠去加入义和团，实际上是想用“齐天大圣”之类的封号来骗薛蟠的钱财，薛蟠花了十两银子，便立即被祖师封为当世“薛仁贵”，立即获得了神奇的“九牛二虎之力”。还写薛蟠做了大师兄，带着一干团众用洋油烧了铁路上的枕木，却被传成“到底薛大师兄法力高强，只念了几句咒语，那铁路便自己发出火来烧了”，薛蟠明知真相，却洋洋得意不愿澄清。

亲眼见证了晚清的种种荒唐、愚昧与腐败后，吴趼人似乎已不再相信时代还有改良的希望。他在小说中安排了一位在客栈扫地的八旬老人，与住在客栈的贾宝玉共同经历庚子之变。老人年轻时曾随郭嵩焘出使欧洲，又随张荫桓出使美国，开眼看过世界，知道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知道这世上还有许许多多强国。与高喊扶清灭洋者不同，老人对庚子之变的定性是“他们太平得不耐烦，又要招两个洋兵来糟踏地方了”，且对贾宝玉回顾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城的情形：“洋人他打进京，原为的是和皇帝讲什么约章，谁知打了一个空。你说奇怪不奇怪？要叫咱们中国人，打破了人家的京城，皇帝都跑了，现成的金銮殿，还不往上头一坐么？谁知他们外国人，并不想做皇帝，只把圆明园放了一把火，烧个干净，就那么走了。”贾宝玉笑言这些话要被其他人听见，够得上扣一顶“二毛子”的大帽子，并问老人既有如此见识，何不启蒙周边之人。老人无奈回答：“哪里劝得听！就是我自己的孙子、重孙子都在那里当义和团，我还禁压他不住，何况劝别人呢。”

开眼见过世界者，连自己的至亲都启蒙不了，无法阻止他们跌进愚昧的深渊，这该是何等的绝望？这种绝望恰始于庚子之变，在晚清的最后十年间广泛弥漫于知识分子当中，许多接受过新式教育者如章太炎、刘半农等，甚至已不肯再承认自己是“清国人”。吴趼人大体也是如此，遂在小说中借角色之口痛心疾首地说道：“此时世人性质，多半是野蛮透顶，不能改良的，虽有善法，亦无如之何，只有待其自死。”

二

绝望之后便是幻想。

《新石头记》的后二十回，吴趼人让贾宝玉在山东曲阜再次获得穿越的机会，来到一处名为“文明境界”的新天地。这片新天地塞满了如何创造理想世界的构想，寄托着吴趼人对未来中国的美好期望，。

曲阜是孔子的故乡，吴趼人让贾宝玉在这里二次穿越，实有深意。晚清是开眼看世界的时代，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自尊心严重受创的时代。理性让他们不得不承认洋人的枪炮轮船火车电报乃至火柴都要比中国先进，感性又驱使着他们回到传统文化当中翻箱倒柜，试图从故纸堆里找到可以超越西方的遗产。吴趼人也是如此，他在理性上极度厌恶晚清的愚昧与落后，在感性上又极度反感那些全盘洋化之人，常骂他们是媚外的汉奸。这种心态映射到《新石头记》里，便是贾宝玉既讽刺义和团动辄给人扣“二毛子”的大帽子，又痛斥常年与洋人做生意、脾性已经西化的“柏耀廉”（谐音不要脸）是外国狗。薛蟠不能理解贾宝玉的这种纠结：“在上海时，（你）见了洋货也要恨，此刻我们和毛子作对，你又说不好。”薛蟠无法与贾宝玉共情，是因为他既没知识也没文化——没知识，在理性上便体察不到认知的愚昧；没文化，在感性上便体察不到自尊的受挫。

该怎样做，才能既实现国家转型，又可以维持住文化自尊？该怎样做，才能使新世界不但在物质与科技上超越欧美，在文化上也压过他们一头？这是《新石头记》后二十回费心尽力想要解决的问题。

古老的孔子成了吴趼人开出的关键药方。他借书中人之口明言：“要问敝境奉的是什么教，那只得说是奉孔子教了。”不独理想世界的穿越点位于曲阜孔林，进入理想世界的道路名为孔道，连整个理想世界的政区命名也是用了儒家传统道德概念——按吴趼人的安排，新世界分东南西北中五大部，每部下辖四十万个区，每个区以字符加数字做标识，字符不外乎是“仁、义、礼、智、友、慈、恭、信、忠、孝、廉、节”之类，区名则是“礼字第一区”“强字第一百区”之类。

从这些字符里很容易嗅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味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晚清改革的指导思想，也是晚清改革长期局限于引进技术文明，却拒绝在制度文明层面做实质性转型的主因。洋务自强也好，海军建设也罢，种种改革都因此成了无果之花——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曾提醒国人：海军与国家，犹如花与树，须将树种植在肥沃的土壤，须待树的根干枝条坚实繁茂，海军这朵花才能结出果实。不去改良树的土壤，“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洋务旗手李鸿章退居贤良寺回首前尘往事时，也曾感叹自己办了一辈子的洋务，其实都是纸糊的老虎，只是在破屋子里做东补西贴的裱糊匠，从未获得重新打地基、画图纸、立梁柱的机会。

遗憾的是，这类欲打破体用之见的认知仅局限于赫德与李鸿章等少数人。当光绪皇帝在1891年开始学习英语时，帝师翁同龢的感受是“伤哉”，而非为皇帝愿意开眼看世界而欢欣鼓舞。当慈禧太后在1901年宣布重启新政时，上谕竟一面批评之前的改革未触及“西政之本源”，一面又将“西政之本源”钦定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里的“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

对晚清的黑暗腐朽痛心疾首的吴趼人，之所以仍然走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路上，是因为他与清廷一样，都想要从传统当中找到出路，以维持国人与国家的文化自尊。除此之外，吴趼人还怀有一种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常见的超越心态——晚清固然是落后的，欧美也并不完美，时代既然要转型，与其向欧美学习君主立宪或者民主共和，不如另择一条足以超越欧美、尚无人走过的新路径。越是落后者，越不愿认真照抄别人已走通过的路径，越容易怀有不切实际的超越心态。所以，《新石头记》后二十回虽致力于构筑独立自主的新路径，却因作者对现代政治文明的理解止于皮毛而变得荒诞不经，由幻想坠入了空想。

吴趼人先是在书中嘲讽立宪与共和，说世界上有专制、立宪、共和三种政体，一般人都反对专制，其实共和与立宪也都不怎么样，“现在我们的意思，倒看着共和是野蛮的办法。其中分了无限的党派，互相冲突。那政府是无主鬼一般，只看那党派盛的，便附和着他的意思去办事。有一天那党派衰了，政府的方针也跟着改了，就同荡妇再醮一般，岂不可笑？就是立宪政体，也不免有党派。”按吴趼人的设计，贾宝玉穿越去到的理想国“偏是用了个专制政体”，走的乃是皇权专制的路线，其开国君主名叫东方强，东方强有三子一女，三子分别名叫东方英、东方德、东方法，女儿名叫东方美。又招了一个女婿名叫华自立。这理想国由这六人掌权并把控发展方向，六人皆有“经天纬地之才，定国安邦之志”，深受国民爱戴。在他们及其下属官员的领导下，国家太平繁盛，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所在。

至于为什么清廷行皇权专制而腐朽落后，理想国行皇权专制却繁荣先进，吴趼人也给了解释：贾宝玉穿越所至的理想国将德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人们从小到大时刻皆在接受以孔子之学为核心的道德教育，从官员与皇帝皆奉行《大学》里“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这条基本道德准则。所以，同为皇权专制，清廷实施的是“野蛮专制”，理想国实施的却是“文明专制”。吴趼人并借书中人之口赞道：官员与皇帝都这样好，百姓安居乐业，能各自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何苦又时时忙着要上议院议事呢？”

想象力的贫乏，让吴趼人刻意回避了最关键的问题：何以天天搞道德教育，就可以把人们全部变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君子？就可以将绝对权力与绝对腐败彻底切割开来？站在今天回望，至少有文字以来的人类史尚无此种先例，所有相同或相近的实验皆已宣告失败。

三

想象力的贫乏通常源于见识不足，源于对现实世界运作逻辑的认知还不够。《新石头记》这部小说在科学幻想层面的孱弱是如此，在社会幻想层面的幼稚也是如此。其实这也是晚清科幻小说的通病——那是一个现代科学理念尚未扎根，普通民众还在担忧铁路与电报线会破坏龙脉与风水、进而影响国运与家运的时代；也是一个现代政治理念远未普及，连奉旨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也皆未搞明白何谓英式立宪、何谓日式立宪的时代。对率先效仿欧美文学写作科幻小说的吴趼人等，当然也不必苛责。

事实上，吴趼人等写作科幻小说的核心驱动力也不在向读者展示其天马行空的科学想象力，而是希望藉由科幻小说这种文学形态，来批判现实世界，重构文化自尊并抒发复兴情结。这种情结落实到小说里，往往呈现为哪些领域在现实中受到外界的冲击越大，哪些领域在小说中的份量就越重；哪些领域在现实中越孱弱，哪些领域在幻想中的成就也就越大。比如1904年连载于《绣像小说》杂志的科幻作品《月球殖民地小说》里，月球上高高树立着孔子的塑像，与释迦牟尼、美国总统华盛顿并列；1908年连载于《月月小说》的科幻作品《乌托邦游记》，则浓墨重彩上演戏剧批判“地球上最有名的一个四千余年来的专制国”。

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也不例外。内中既反复叙述要开眼看世界，也反复幻想中国另造出了远超西方的新文明。比如贾宝玉所见的理想国没有饭菜与私厨，人们吃饭时便打开水龙头，接取由工厂流水线制造的如同清水或杏仁茶般的液态食物。书中解释说，这是理想国大医学家取中西医之长研制出来的伟大发明，已远远超越了欧美“非煎即烤火毒尤为利害”的饮食文化。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幻想出来的超越，在小说中往往以嘲讽的形态存在。比如理想国里没有十多层的高楼，书中人非常自豪地讽刺道：“那是他们岛国，地小人多有这个高楼。可笑一班鼠目寸光之辈，或是眼见的，或是耳闻的，不问来由，只说他是文明的建筑，真是令人作呕。其实我们地大足以容人，何必要楼房呢？”理想国只卖煤不烧煤，书中之人又极自豪地讽刺说：只有野蛮国才“家家都有开火炉的烟囱，还有那制造厂的大烟囱杂在里面，闹了个烟雾腾天的世界，他还自己夸说文明，还有人崇拜他的文明呢！”除国旗仍用清廷的黄龙旗外，理想国的旗帜与现实世界全然不同，书中人也有一段讽刺：“本境自用之旗，一切都独出心裁，做成新样。可恨那一班媚外之辈，没有一件事不仿着外人去做。就犹如这旗色红是危险，黄是病，红十字是医，这都是欧美的通例。他们看了，便要拿来当世界的通例，记在心上，死也不肯忘记。”贾宝玉乘坐飞车时，书中人也要补上一句：“可笑那欧美的人，造了个气球，又累赘又危险，还在那里夸张的了不得，怎及得这个稳当如意呢？”

这些不厌其烦的讽刺所承载的，其实是晚清知识分子在百年未有之变局里因文化自尊饱受冲击而导致的心态失衡。这种失衡在医学领域表现得尤为强烈。

发端于欧美的近代医学在晚清进入中国，不断冲击中国古代传统医学，引发了中西医之争。到1870年代，西医已取得许多达官贵人的信任，如英国医生德贞（John Dudgeon）常出入恭亲王奕䜣的府邸；李鸿章甚至以自身经历为依据写信给友人，劝其只能给生病的兄长用西药，“勿再参以中医之剂”。吴趼人对西医的流行相当不满，在《新石头记》中借书中人之口嘲讽道：

“可笑世人鼠目寸光，见了西医便称奇道怪，又复见异思迁。不知西医的呆笨，还不及中国古医。……中国向来没有解剖的，而十二经络分别得多少明白。”

又说：

“至于治伤科，我们中国本有接筋续骨定痛的古方妙药。近来更加改良了。不像那野蛮残忍之人，看见人家断了一手或一脚，他没有本事治得好，便索性把那手脚锯截下来。人家已经受了一番痛苦，他还要叫人家受第二番，却依然不得好，反成了个残废之人。此等残忍不仁之辈，居然也自命是个医生，真是千古奇闻！”

甚至还说：

“他说的西医那么好，西人就应该处处比中国强了，何以人类孳生倒是中国人快？”

这些嘲讽既不讲科学也不讲逻辑，有的只是文化自尊受伤后围绕民族复兴而生出的情绪表达。

这种情绪表达，几乎是所有晚清幻想小说的共同主题。从小说主要人物的命名即可看出此点。梁启超1902年发表的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里，主角是孔子的后代“孔觉民”。 《月球殖民地小说》里，有资格登上月球学习先进文明的唯一地球人来自中国，名叫“龙必大”。《新石头记》里理想国的缔造者则是“东方强”“华必振”“华自立”等。

从小说的最终结局也可以看出此点。1908年出版的幻想作品《新纪元》里，作者将未来定格在公元1999年，那时的中国已是最先进的政体，收回了所有租界，拥有250万常备军与600万后备军，以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养兵，实力震慑全球，黄种诸国及纳贡的附属国已全部弃用公元纪年改用黄帝纪年。新国家在世界大战中击败了以德、法为首的五大洲白种人国家联盟，迫使他们签署和平协议，承认黄帝纪年，向中国赔偿一千兆两白银，并保护中国在欧美传播孔教的权利。1910年出版的幻想作品《电世界》中，未来的中国发明了电翅，只需不到三个小时就可环绕地球一周。新国家依靠这类新技术轻松击溃了“西威国”的上千艘飞行战舰，在民族英雄“黄震球”的领导下统一了地球，建立起了崭新的“大同世界”。

与这些科幻小说相比，《新石头记》在尺度上反而显出了克制。小说最后一回虽也让理想国的皇帝“东方文明”做了万国和平会的会长，做了世界领袖，却也让见证此事、顿足鼓掌的贾宝玉“脚踏了空，一落千丈”，自梦中惊醒过来。吴趼人终究是写出过《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那个吴趼人，知道科幻小说里的爽感当不得真。

（本文修改版原刊于《中华遗产》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