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是否有权利懦弱？
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作家，缺少深厚的文化素养和生活阅历，所以，游戏注定玩不久。
2011年前后，他的短暂爆红，实在与严肃文学没有多大关系。
要不是2020年春天的新冠疫情，中国严肃文学作家群体早就被大众遗忘二十年了。
1976年，文革刚刚结束，艺术的意识形态功能便淡化了，中国文学迅速进入了解冻时代。
因为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反思，有太多的情感需要诉说，文学成了很多人的寄托。
1980年代，中文系是大学里最热门的专业。那十几年，作家们文思汹涌，创作热情高涨。
刘心武在《班主任》中反思十年文革，古华在《芙蓉镇》中控诉极左路线，蒋子龙在《乔厂长上任记》里展望经济改革......
随着经济飞速发展，越来越有钱的中国人不断膨胀的消费欲望和娱乐热情，逐渐把严肃文学挤到了时代的边缘。
2000年，中国逐渐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严肃文学便形同死亡了。
写作越来越沦为码字，作家成了写手。互联网降低了写作的门槛，却毁掉了文学的严肃性。
这十几年来，所谓的文学爱好者，在网络上消费的，尽是廉价的爱情故事、职场传奇、玄幻小说。
你不要跟我说“还有韩寒”。正是严肃文学作家和读者的集体消亡，才给了韩寒机会。
当作家们普遍早已放弃对时代问题的思考和追问的时候，韩寒这个年轻人跳出来，写几句常识性的批判话语，摆一摆反叛姿态，就迅速征服了广大网民。
作为一个短暂的流行符号，韩寒是大众文化时代来临，中国人的阅读走向肤浅的重要表征。
直到2020年春天，武汉新冠疫情爆发，告别文学已经二十几年的大多数中国人才猛然知道，中国原来还有一个作家叫方方。很多人甚至误认为，她是靠疫情日记才出名的。
方方从小众的文学圈走向大众社会，并没有带来严肃文学的复兴，却唤醒了中国网民对作家和知识分子群体道义担当和社会责任的期许。
所以，一年多以前的那个冬天，在西安封城期间，作家贾平凹突然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很多人指责他，很多人骂他，而且骂得义正词严：
“武汉疫情封城期间，方方站出来写《武汉日记》。现在，西安疫情爆发，也封城了，出了不少民生问题。作为知名度和方方旗鼓相当的著名作家，贾平凹为什么不写一部《西安日记》？”
这让很多网民十分不满。
“你的良知都放到哪里去了？”
“难道西安古城的围墙禁锢了你的灵魂？”
“你还是一个男人吗？为什么不如女作家勇敢？”
......
非常遗憾！指责他的声音，绝大多数来自热衷于批判现实的右派自由主义阵营。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一个问题：假如马克.吐温还活着，美国因为新冠疫情封城，民生告急，作为著名作家的马克.吐温，却不写疫情封城日记，美国人会骂他吗？
我坚信，一群真正理解自由真谛的国民，不会在道德上对别人提出超越底线的要求。
你可以做一个勇敢的人，但是，你无权要求别人和你一样勇敢。
你可以做一个高尚的人，但是，你无权要求别人和你一样高尚。
动辄用高大上的道德绑架别人，原本一直被认为是左派粉红才会患上的“精神病”。
不是吗？每次中国哪里有灾情，左派粉红总喜欢高举道德利剑，瞄准大明星：“你一年赚那么多钱，为什么不给受灾群众捐点款？你是不是不爱国?”
一年多以前的西安疫情，意外暴露了右派阵营中，很多人患有同样的“精神病”。封城之后，他们一下就把目光齐刷刷地紧紧盯上了贾平凹：“你是大作家，你是知识分子，你为何不勇敢？”
这让我深刻体悟到，中国还是严重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右派，没有几个人真正理解自由主义。
很多人选择了与体制对立的右派立场，却从未认真领会和吃透“自由”的真谛。他们肚子里空怀的，只是对中国现实的一腔不满。
以至于我越来越相信，假如在当下中国进行一场社会实验，无论是把权力交给左派网民，还是交给右派网民，从两个阵营的脑子里打印出来的社会设计图纸，几乎不会存在多大的差异。因为左右派的差别，仅仅在于作为立场的屁股，而不是作为思维的大脑。
现代中国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胡适一再强调“容忍比自由更加重要”。若让这两群动不动用道德苛责和绑架别人的人，来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我很难相信，那里会有真正的自由。
对于知识分子，我们可以批评群体，但是，不要轻易把剑锋指向个体。
对于知识分子群体，普通老百姓可以对他们寄予高于常人的道义期许，但是，作为知识分子个体，只要他们恪守不作恶的底线，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选择懦弱和沉默的权利。
知识分子个体的沉默，与其说是一种罪恶，不如说是一种遗憾。对于他们的懦弱，人们所能做的，仅仅只能是表示遗憾，绝无权利指责。
有些人热衷于指责知识分子懦弱，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想勇敢。正如很多人当年盛赞韩寒无畏，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想反抗。
写公众号三年多来，不时有人对我说：“老虱，你的文章勇敢正义，有独到见解，有思想深度。”
我说：“谢谢夸奖！你转发到朋友圈扩大传播啊。”
他们马上摇摇头表示：“不敢不敢，我担心转发到朋友圈，别人看到，会对我有看法。”
听得我只能暗自在内心感到可悲：“我都敢写了，你们却不敢转发，你们配得上我的勇敢吗？”
推动社会进步，绝非仅仅属于知识分子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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