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地精炼金术士

读完了《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这是一本非常“硬核”的书。作者在论据的归整上下了非常大的功夫，以至于500页的这本书像是一个数据库。《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的作者是约翰·J.米尔斯海默和斯蒂芬·M.沃尔特，都是美国人。据两位作者的自述，这部书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因为它撕破了皇帝的新衣，从来没有人敢指出以色列游说集团操控着美国对以色列乃至中东方面的外交政策，尽管这是美国国内政坛人尽所知的事。

至于会变成这样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美国人的制度允许各种“利益集团”或“游说集团”对各种政府议题施加影响，其中也就包括外交政策。游说集团可以捐助支持自己议程的政治家竞选；直接游说立法人员和行政部门的官员；通过对媒体组织施压或者撰写推动其特定政策偏好的著述来塑造公众舆论。在美国，这一切活动都是合法参政形式。

考虑到美国政治制度的游戏规则，即便是那些相对较小的团体，如果它们强烈地关注某一特定议题，而其他人对此漠不关心，那么它们也能够对政策过程施加重大的影响。当针对这些规模虽小但却集中关注特定议题的团体的反对力量非常弱小或者并不存在的时候，当这些团体的成员受过良好教育、富有且善于组织、政治上又非常积极的时候，其影响力甚至会进一步得到加强。

虽然美国的政治家恭敬顺从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政治权力，但以色列游说集团并非有中央领导的统一活动；也不是控制外交政策的阴谋小集团。这一游说集团是由个人和组织组成的松散同盟，他们积极活动，以推动美国的外交政策朝亲以色列的方向发展。它们因利益而聚集，成员既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其目标是将以色列的理由强塞给美国，以其成员相信将使犹太国家受益的方式来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

当然，作者反复强调：“美国亲以色列的团体所涉及的业务，就像其他的利益集团——如美国枪支协会、美国退休人员协会，或者像美国石油研究所那样的专业协会所涉及的业务一样，都是要使尽浑身解数来影响国会的立法或者总统的政策优先顺序，而且大部分是公开进行的。除了在随后的篇章中将要讨论的少数例外，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行为完全是美国式的，完全是合法的。”

说到以色列游说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我们可以先感受下，美国对以色列都提供了哪些对外援助。就作者成书的2007年来讲，美国每年对以色列的直接外援为30亿美元，这一数字大约占美国直接对外援助预算的1/6，约等于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的2%。如果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算，这种程度的外援等于每年向每个以色列人直接补助500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我国11年的贫困线是人均年收入1196元人民币。同期处在接受美国外援第2位的埃及，人均只得到20美元。而作为贫困国家的巴基斯坦，人均只得到5美元。

当然，这30亿美元只是纸面上的，实际发放的数额大大超越了这个数字，估计超过43亿美元。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多数国家领取美援的时候，分为四次领取；而美国对外援助法案给了以色列优惠，使其可以在每一年的首月领取整年的额度。懂会计的同学知道，这种期初付款使得美国用自己的财政赤字承担为以色列提前放款的利息。另外的一个原因是，大多数国家使用美援时，限制从美方采购相关资源，这样美援会留在美国境内；而美国允许以色列用美援的1/4补贴自己的国防工业。以色列是唯一不用解释来自美国援助的钱是怎么花费的国家。而给别国的援助是按照具体的发展计划来分配，防止艾滋、禁毒、儿童健康、推进民主、改善教育等。并且以色列被允许将全部的美国军事援助用于应对当年的负担，而不用留出钱应对未来的预期花费。

除了直接援助，美国还为以色列提供贷款担保，该担保允许以色列以较低利率从商业银行借款，在1992年，贷款担保成本，估计直接于1亿美元至8亿美元之间。以色列每年还从美国公民那里得到估计为20亿美元的私人捐款，其中直接支付和购买以色列的国家债券，大约各一半。美国有特殊的法案，对以色列的债券利息进行税务减免。其他还包括以色列免费或者折扣接受美国的剩余军事装备，不受《武器管制出口条例》的常规限制。以至于到了2004年的时候，作为一个相对的小国，以色列却成为世界上第八大武器供应国。

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作者指出，接受美国对外援助的第二和第三大国，是埃及和约旦，其中大部分援助的钱款是作为它们良好表现的回报，具体来讲就是愿意同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美国对埃及的援助资金从1975年的11.27亿美元猛增至1979年的59亿美元——这一年签署了埃以埃和平条约。约旦也因为1994年侯赛因国王愿意和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被免除了七亿美债，并且当年的美援为7600万美元，次年只有5600万美元。

在军事方面，美国国防安全协作局处管理所有美国军事援助接受方的采购，但是以色列几乎都是直接在军事承包商那里采购，然后再从援助账户上进行偿付。以色列也是一个唯一一个合同低于50万美元便可免受美国事先审查的国家。除了经济和军事援助之外，美国还向以色列提供了差不多30亿美元共同开发新武器，例如拉维多功能战斗机、梅卡瓦坦克和箭式导弹。这些武器美国并不需要，但是却由美国掏钱。

自里根当政开始，以色列同美国的安全合作就稳步增加，尽管在80年代，两个国家在一系列广泛的议题上存在紧张关系。但却奠定了两国间的安全联系的基础，并自那以后一直在扩大。1996年的美以联合反恐工作组是建立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的五角大楼与以色列国防部之间的热线之上。在1985年，两国已签署了大约24个情报共享协议，甚至以色列可以不受限制地得到美国最紧密的北约盟国都得不到的一些情报表格，比如精密的KH11成像卫星的图片资料，而英国进入同一资源则大受限制。

美国政府曾向几十个国家施压，要求他们签署1968年的《核不扩散条约》，并且还以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入侵伊拉克，并出于同样的原因计划进攻伊朗和朝鲜。但是美国领导人总是几乎不对以色列施压，要求它终止核项目并签署该协议。美国对以色列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超过200件核武器视而不见。它的核武器已成为其邻国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强大动力。除核武器外，以色列还积极维持其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计划，至今还未批准化学或生物武器公约。

对于以色列的越界行为，一般来讲，美国总统总是为其亮起黄灯，这仅仅是姿态性的。当以色列研发核武器，拒绝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它得到了援助；当以色列兼并阿拉伯人的土地，尽管美国反对，它得到了援助；当它将美国的军事技术卖给像中国那样的潜在敌人的时候，它得到了援助；当它在美国的土地上进行间谍活动的时候，它得到了援助；当它在黎巴嫩平民区使用集束炸弹的时候，它得到了援助；当它为了和平而进行退让的时候，它得到了额外援助；即使它背弃了对美国总统所许下的承诺，它依旧能得到援助。基辛格在谈判期间多次抱怨道：“我要求拉宾做出让步，而他说因为以色列是个弱国，所以他不能这样做，因此我给他更多的武器，然后他说因为以色列是强大，所以他就不必做出让步。”

而与此同时，巴勒斯坦人正在全力贯彻执行和平协议中他们所做出的大部分承诺。在安理会之外，无论什么时候联合国大会讨论以巴冲突的议题时，美国一以贯之地支持以色列。举一个典型的例子，2004年12月10日，有关“以色列的做法影响到巴勒斯坦人权”的联合国大会59-124号决议投票通过的情况是149票对7票，另外有22票弃权，13票没有投。在众多支持这一决议的国家中，包括日本、德国、法国、中国和英国，而反对这一决议的国家是美国、以色列、澳大利亚、马绍尔群岛、密克罗西尼亚、瑙努和帕劳。

对于美国给予以色列广泛的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支持，如果以色列有助于美国变得更加安全更加繁荣，那么就容易解释理解这种支持。如果美国支持以色列是美国在世界上赢得额外的朋友，不会削弱美国与其他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性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那么以色列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就将进一步得到提升。当然，以色列游说集团一直是如此辩护的。

比如在冷战期间，以色列游说集团声称：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代理人，以色列帮助美国在那一地区遏制苏联的扩张，偶尔也帮助美国处理其他的地区危机。对此，作者进行了反驳：第一，虽然以色列的军事力量确实帮助美国制衡，像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那些苏联的盟国，但是将那些推向莫斯科怀抱的方面，首先是美国对以色列的承诺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虽然以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给苏联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但这也给阿以冲突火上浇油，阻止了地区和解的进展。第三，对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兴起的反美主义浪潮，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以关系的扩大和深化，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虽然以色列在冷战做出的贡献是有意义的，但是不应夸大这些贡献的战略价值，例如以色列确实向美国提供过有益情报，但没有证据表明，耶路撒冷提供给华盛顿的情报，决定性的改变了大国之间的竞争进程，或者是美国能够给予共产主义对手以致命一击。事实上对于以色列所给予的帮助来说，其价值有时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在中东局势中好几次以色列也向美国提供了错误或误导性的情报，目的可能是为了鼓励美国采取以色列想要的行动。比如在6日战争爆发前夕，以色列的评估报告，将埃及的实力和企图描绘的十分恐怖可怕。美国的情报官员则相信以色列所描绘的这种图景既不正确又带有政治动机。

即使以色列在冷战期间是一个有价值的战略盟友，当苏联解体的时候那个理由也不存在了。事实上，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证明了以色列正在成为一项战略负担。虽然美国及其盟国最终集结了40多万军队来解放科威特，但是并不能将以色列当作基地或者让以色列国防军参战而不危及到脆弱的反伊联盟。而当萨达姆向以色列发射飞毛腿导弹，以希望进入以色列，作出将导致反伊联盟分裂的回应时，华盛顿不得不分出资源，也就是爱国者导弹群来防卫以色列，使其成为局外人。

有人认为面临共同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立即为冷战结束后美以合作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但情况并非如此。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奥斯陆和平进程一直在进行之中，而巴勒斯坦对以色列的恐怖袭攻击正在下降。到了2000年，只有1人死亡和12人受伤。然而奥斯陆和平进程失败后，以色列的伤亡人数又上升了，2001年和2002年以色列的死亡人数和受伤人数分别为110人和918人和320人和1498人。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反恐战并非主流，直到2001年9月11日才被认真的进行。

紧随911恐怖袭击而的是美国支持以色列背后的主要战略理由，变成了一种这样的主张，即这两个国家现在是反恐伙伴。最新的理论将美国和以色列描述为受到同样的恐怖主义团伙和一伙支持这些团体寻求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流氓国家的威胁。他们对以色列和美国的敌意被说成起因于他们从根本上震撼西方的犹太基督教价值西方的文化和西方的民主制度。话而言之，他们仇恨美国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什么？”，而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以同样的方式，他们憎恨以色列，是因为以色列也是西方的、现代的和民主的，而不是它占领了阿拉伯的土地，包括伊斯兰的圣地，压迫阿拉伯的民众。

这个新理论乍看起来似乎有理，很多美国人将911事件等同于那些对于以色列的袭击。但是这种主张是建立在对何为恐怖主义的根本错误认识基础之上的。恐怖主义不是一个组织或者可以对之宣战的敌人，恐怖主义只不过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向敌人的平民进行攻击的战术而已。当一些团体比他对手弱小的多，并且没有其他选择来反击军事上优于他们的对手，通常就会使用这种战术。当年犹太复国主义者试图将英国人赶出巴勒斯坦并建立自己的国家时，他们所用的就是恐怖主义手段。事实上与基地组织形成对照那些威胁以色列的恐怖组织，例如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是没有攻击美国，也不构成对美国核心安全利益的致命威胁。我们可能会相信所有恐怖主义行径在道德上都是错误的，但是从美国战略利益的角度来讲，并非所有恐怖分子都是相同的。

更为重要的宣传，以色列和美国共同面临恐怖主义威胁，而结合到一起的说法有着相反的因果关系。美国并不是因为突然意识到自己面临来自恐怖主义的严重威胁，迫切需要以色列的帮助来打败恐怖主义，而从以色列结成同盟，事实上美国之所以恐怖主义问题，主要是因为他长期以来一直支持以色列所致。事实上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美国对以色列支持在整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起到了激励反美主义的作用，激起了反美恐怖分子的愤怒，当然这并不是他们唯一不满的地方，却是一个导致他们不满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拉登在1994年12月29日，为更广大的听众准备的第1个公开声明，直接讲的就是巴勒斯坦问题。美国的911委员会也注意到911袭击主要设计者的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主要是受到巴勒斯坦问题的刺激。

在那些反对支持恐怖主义和企图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独裁流氓国家的行动中，新的战略理论也将以色列描绘成美国的一个战略盟友，这乍听起来令人信服。因为叙利亚、伊朗、萨达姆侯赛因这样的独裁政权，他们既对美国也对以色列充满敌意。事实上，美国在与这些独裁国家的交往中，经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他们的恐怖主义行径也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时期，美国就对萨达姆侯赛因进行支持。对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构成的威胁只是一种托词，中东核武器最多的国家恰恰是以色列。以色列的核武器库恰恰是它的某些邻国为什么想要获得核武器的原因之一，因为以色列拒绝签署《核不扩散条约》。

以色列游说集团最后的理由是，以色列是美国忠诚的盟国。实际上它并不像是一个忠诚的盟国。就像大多数国家一样，以色列最先看重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且当他相信某些行为将促进自己国家的目标时，以色列一直愿意做那些与美国利益相反的事情。例如在1954年臭名昭著的拉文事件中，以色列特工试图炸毁美国在埃及的几个政府办公室。这是一次试图在华盛顿和开罗之间进行挑拨离间的拙劣行动。在1979年至1980年期间，正当美国的外交人员在伊朗被困为人质时，以色列却向伊朗出售军备。以色列还将美国的技术转让给第三国，包括中国这样潜在的美国对手。当2004年以色列同意将它在1993年卖给中国的雄风猎杀者无人驾驶飞机进行升级的时候，甚至仍一直坚定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国防部长道格拉斯都愤怒了。

令人更加担忧的是，以色列持续努力偷窃美国军事秘密，这一问题由于臭名昭著的江奈生波拉德案显得更加突出。波拉德是美国情报分析人员，他在1984年至1985期间，提供给以色列大量高度机密的材料，这只是冰山一角。以色列的间谍也进入到有关五角大楼电子情报计划的美国机密信息中，并企图招募国防部的高级反恐官员。2004年引发了一场新的争议，当时五角大楼的一位主要官员拉里富兰克林被指控将有关美国对伊朗政策的机密情报给一名以色列外交官而被逮捕。

当乔治布什在2004年5月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年度政策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他援用了一套道德主题来解释美国为什么支持以色列，也就是共有的价值——对自由的坚强承诺、为斗争而牺牲而生的国家、为逃离宗教破坏的移民所建成的国家、充满生机以法治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民主制度的国家、以某些基本信仰为基础的国家。小布什的评论，在某种程度上强调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正当理由，通常不是出于战略考虑，而是以根本的道德主张为基础的。

以色列经常被描述为弱小的和遭到包围的国家，是一个充满敌人的阿拉伯哥利亚所包围的以色列大卫。虽然以色列领导和同情以色列的作家精心培育了这一形象，但与真相更接近的事实却是与此相反的。以色列的军事上一直是比他的阿拉伯对手更加强大。在1948年的独立战争，虽然以色列差不多与他5支阿拉伯军队和巴勒斯坦人进行战斗。然而具体考虑到当时的战况，以色列明显有人力和质量上的优势。以色列上战场的军队是3.5万人，与此相比，阿拉伯的军队是2.5~3万人。在征兵后，以色列国防军的人数达到了6.5万人，在年底达到了9万人。在每一个阶段，以色列军队的人数都大大超过在巴勒斯坦反击他们的阿拉伯军队力量的总和。并且以色列在武器上也享有优势，军队的组织也比对方好的多。之后每当打到美国和苏联介入进来的时候，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几乎被摧毁殆尽。

当然最关键的另一个方面是，以色列长期遭到包围，总是个受害者。这种观点认为，尽管以色列享有军事优势，但是那些阿拉伯邻国决心要摧毁它。毫无疑问，虽然有些阿拉伯领导人在1948年的战争期间谈论过将犹太人赶到大海里去，但这只是用来平息他们国内公众的言辞而已，事实上阿拉伯领导人主要关心的是以巴勒斯坦人为代价，为他们自己获取领土，这是那些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巴勒斯坦人的福利之前的众多理由之一。最重要的是，它们根本就没有能力摧毁以色列。

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经常以这样一种观点及以色列是一个美国伙伴的民主国家来实施合理化。虽然这一理论听起来让人觉得信服，它却不能解释美国当前对以色列支持所达到的程度。以色列民主与美国核心价值相左的地方严重削弱了共有的民主理论。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在这个国家无论什么种族宗教和族裔，都认为赋有平等的权利。而以色列的公民背景多样，特别值得一提是包括阿拉伯人，穆斯林和基督徒。但它明显是作为一个犹太国，现在鉴定一位公民是否被当做犹太人一般来说是血缘关系为依据的。以色列的犹太特点清清楚楚的反映在以色列建国宣言中。考虑到它的犹太特性，以色列领导人长期以来强调其边界能维持犹太人多数地位不受挑战的重要性。

1992年以色列议会委员会删除了基本法第11条，也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将不会存在基于性别、宗教、民族、种族、主义、来源国或任何其他不相关因素等理由的歧视。”也就是以色列只承诺维持犹太人的身份和拒绝保证非犹太人的平等权利之外。以色列的136万阿拉伯人实际上被当成二等公民。比如2007年3月发布的一项针对犹太人的民意调查，发现55%的人要求有种族隔离的娱乐措施；超过75%的人说他们不会同阿拉伯人住的同一座楼里；超过一半的回答者说，作为一名犹太妇女，与阿拉伯人结婚等同叛国罪；50%的人说他们的监工是阿拉伯人的话，他们将拒绝雇用。以色列民主研究所在2003年5月报告说，53%的以色列犹太人反对给予阿拉伯人完全平等，而77%的以色列犹太人，相信犹太人在关键的政治决策上应该占有多数，只有31%的人支持在政府中有阿拉伯人的存在。

第三个道德理由是历史上犹太人在基督教的西方所受的苦难，特别是悲剧性的大屠杀经历，由于犹太人好几百年都受迫害，很多人相信只有自己的家园犹太人才会安全，因此别人说以色列人值得这样特殊对待。许多美国人都普遍有那种理解，也就是中东的犹太人长期以来都是受害者，就像他们过去在欧洲曾是受害者一样。阿拉伯人尤其是巴勒斯坦人，则是加害者他们明显具有欧洲那些迫害犹太人的反犹主义者相类似的特征。虽然犹太人过去在欧洲毫无疑问屡次受到迫害，但是在过去的100年间，犹太人在中东却经常是加害者，他们所加害的人过去是、今天依然是巴勒斯坦人。就像欧洲人一样，如果他们不针对土著居民犯下严重罪行，就建立不了美国和加拿大；如果不对当地的居民犯下类似的罪行，犹太复国主义者几乎是没有可能在巴勒斯坦创建一个犹太国家。然而这一点在美国还会得到足够的认可。

“善良的以色列人与邪恶的阿拉伯人”。这是另一个将以色列这个国家描绘为经常追求和平，表现出伟大崇高的克制，即便在被挑衅的时候也是如此的道德观点。相反，据说阿拉伯人十分邪恶，不分青红皂白的暴力行事。这很好理解，因为以色列的阿拉伯敌人恰恰是对美国发动911恐怖袭击的组成部分。然而以色列国父本古里安曾在日记中写道：“我们需要毫不怜悯的伤害他们，包括妇女和儿童，否则这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反应。”

在巴勒斯坦人第1次起义期间，也就是1987年到1991年，以色列国防军给自己的军队发放警棍，怂恿他们打碎那些巴勒斯坦抵抗者的骨头。拯救儿童组织的瑞典分部，在1990年5月，散发了一份长达1000页的报告报告，详细的对冲突中被占领土的儿童所经常产生的影响。该报告估计在第1次起义的头两年，有2.36万至2.99万儿童，因为被打伤需要得到医治。进而言之，该报告估计几乎1/3的儿童年龄都在10岁或10岁以下，1/5的儿童在5岁或5岁以下，4/5以上的儿童头部和上半身以及身上多处挨过打，而且几乎有1/3的儿童遭受骨头断裂，包括多处挫伤。

在巴勒斯坦人第1次起义期间，埃胡德巴拉克是以色列国防军的副总参谋长，他说“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希望有儿童被射杀。”然而拯救儿童组织，却估计在巴勒斯坦人第1次起义的头两年期间，有6500个至8500个儿童受到枪伤。关于记录下106起儿童被受伤的案子，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几乎都是被直接、非偶然、非跳弹的枪火所击中。这些儿童几乎有20%受到过多次枪伤，他们大约有12%是从背后被射杀的，有15%的儿童年龄在10岁和10岁以下，而且几乎1/5的儿童是在家中或离家10米之内的地方被射杀的。

还有一道德理由是以色列游说集团所构造的“戴维营神话”，也就是以色列总理巴拉克在2007年戴维营给巴勒斯坦几乎一切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阿拉法特毅然决定使和平进程脱离轨道并摧毁以色列，他拒绝了以色列慷慨给予的机遇，并在2000年9月发动第2次巴勒斯坦起义。这种人们广泛持有的相关事件的版本只有一个问题：不正确。根据作者在文内的分析，巴拉克在给予阿尔法克的协议中做出了非常多的手脚。也就是说，以色列在西岸给予巴勒斯坦人的定居点，被以色列分成了一个个小块。而这些定居点本来可以由旅行通道连接起来，现在出行都要受到以色列关卡允许。

最后还有个道德观点。也就是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的建立在《圣经》中有预言。有些基督徒也把大以色列的建立看作《新约》全书中的《启示录》所描述的导致世界末日最后战斗的主要条件。虽然这一观点无疑对一些宗教狂热者具有吸引力，但预测世界末日的善恶大战，不是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的正确理由。

以上考察过的所有观点，支撑着一个更为宏大的观点，即美国对以色列进行支持的真正基础是美国人民对这个犹太国家的长期认同。然而这种广为人所信仰的主张却经不起严格的检查。2003年一项调查表示，如果以色列抵制美国对其施加的解决与巴勒斯坦人冲突的压力，60%的美国人愿意拒绝对以色列的援助；73%的人说美国不应该偏向冲突中的另一方。从1993年到2006年，对以色列持同情态度的人超过50%只有一次。 

读书笔记写到这里，让我们来定义一下，何为“以色列游说集团”。当某个利益集团特别强大，或者在政治上精通老练，它就可能以总体上对国家不利的方式影响美国政策。美国枪支协会成功阻碍枪支控制的立法，毫无疑问使枪支生产商和教育商获益，但是确实使美国社会的其他人员面对相关暴力时更加脆弱。就像其他特殊利益集团一样，以色列游说集团的界限也不能够准确的辨别清楚，总是存在一些介乎两者之间的个人或组织，因而难以分清其立场。以色列游说集团，并非一个有着规定成员的集权化等级组织，也就是说该游说就算没有会员卡或者入会仪式。以色列游说集团公开宣称的目标就是要鼓励美国政府和美国公众向以色列提供物资支持并支持以色列政府的政策以及有影响力的个人。所有以此目标做出努力的个人或者组织都属于以色列游说集团。这一定义并不意味着对以色列持赞成态度的每个美国人都是疑似的游说集团的成员。而且每个具体例子中，不同的团体和个人做出的努力和具体活动会不同，并且这并不会在每个影响到以色列的议题上都意见一致。

这个游说集团的主体是由美国犹太人组成的，他们深深的致力于要确保使美国的外交政策推进他们所认为的以色列的利益。1981年政治学家罗伯特H特莱斯将以色列游说集团描述为至少有75个分开的不同的组织，大部分是犹太人所组成的团体。这些团体的个人活动和团体活动不仅仅是投票支持亲以色列的候选人，他们还包括写信给政治家和新闻组织，向亲以色列政治候选人进行经济捐赠，支持一个或多个亲以色列的组织。1992年社会学家蔡姆I瓦克西曼报告说，美国犹太人年鉴列出了80多个全国性的犹太组织，他们专注于犹太复国主义和亲以色列的活动。该游说集团也包括了像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中东论坛、以及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这样的智库，还包括在大学以及其他研究组织中工作的个人。在2006年的美国中期选举时间，以色列游说集团向国会候选人捐赠了大约300万美元。

以色列游说集团中，影响力最大的组织是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和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1997年，当财富杂志要求国会议员及其工作人员列出在华盛顿最强大的游说集团时，虽然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排名仅次于美国退休人员协会，但确实位列美国劳联-产联和美国全国枪支协会那样的重量级游说集团之前。自从1967的“6日战争”后，在美犹太人形成一种共识，即支持以色列在美国是代价高昂的，因此就必须在政治领域使之合理化并捍卫之。于是，以色列公共事业委员会从一个低预算的私人活动组织，转变成了一个以群众为基础的大型组织，其工作人员超过150名雇员，单单源于私人捐赠的年度预算，就由1973年大约30万美元增加到今天的大约4,000万到6,000万美元。以色列公共事业委员会金钱充足，在冷战的政治背景下处于有利位置。

就像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前主席拉比亚山大辛德勒在1976年告诉一家以色列杂志的内容，“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已经成了以色列政府官方政策的工具，接受以色列政府谴责的指令，并无论如何的尽力影响犹太人社会，被看作我们的任务。”犹太人全国社会关系顾问委员会的阿尔伯特，在20世纪70年代给出了类似的评价，“我们在国内政策领域制定政策，但是以色列事务中的政策是给定的，实际上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是一个将以色列政策传达给犹太人社会的管道。”

举个例子，在1967年6日战争的危机期间，以色列政府指令他的华盛顿大使创造一种对约翰逊政府施加压力的公众氛围，但是不要太明显的露出我们是公众运动背后操纵者的痕迹。这种努力设计让对以色列怀有同情的美国人写信发表社论、发电报、发表公开声明、用各种格言的风格进行。按照以色列外交部的说法，其目的是要造成一种公众氛围加强我们在政府部门中那些朋友的地位。虽然白宫官员最后要求他们的以色列对手停止写信运动，但是以色列大使向耶路撒冷汇报说，当然我们还在继续写信运动。根据历史学家汤姆塞戈夫的说法，白宫被“呼吁总统站在以色列一边的公民信件给淹没了。”

尽管在以色列政府和一些美国犹太团体之间出现了分歧，但是犹太人社会基本上接受了这一原则“即在关乎根本安全方面的事情，不应该对以色列进行公开的批评。”1973年进步犹太人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布雷拉，它呼吁以色列和海外犹太人之间进行更加开放的讨论，并寻求动员支持以色列从被战领土撤离以及同巴勒斯坦人的和平解决协议。虽然有几位犹太领袖为布雷拉进行辩护，但是一股强大的反击力量不久就出现在主要的犹太组织中。以色列游说集团一致攻击布雷拉，地方性社会团体也将布雷拉的代表排除在外，以至于它几乎没有机会形成自己的一批拥护者，或者形成一种更开放的讨论气候。由于不能持续吸引到资金资助以及遭受领导人变节的削弱，布雷拉在5年后解散了。为了回应布雷拉引起的争议，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说法是所有组织都达成了一个同一个结论，“虽然美国犹太人有自由讨论问题的权利，但那只是在公众视线之外的论坛内部，谨言慎行的进行。”

反对公开批评以色列政策的准则，今天大部分依然完好无损。1996年10月，反诽谤联盟的负责人亚伯拉罕福克斯曼，因为被指责总是诽谤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之后被犹太平台封杀。虽然福克斯曼有时对以色列的某些政策是批评意见，但是他几乎谈不上是什么反以色列者，而且福克斯曼本身就是以色列的一位狂热的辩护者。不难领会，不愿意对以色列的政策进行公开的批评，除了明显希望不说任何可能帮助以色列敌人的事情，那些批评以色列政策或美以关系的团体和个人可能会发现，在犹太人社会内部维持自己的支持和募集资金将更加困难，他们也冒着被更大的主流组织摒弃的风险。

大多数美国犹太人长期以来一直支持自由主义和民主党的事业，而且他们中的多数赞成有关巴以冲突的双边解决方案。然而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团体，正变得越来越保守。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董事会的成员是以每个董事的财政贡献为基础的，而不是以他们如何更好的代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成员为基础的。愿意给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最大数量金钱的个人，总是以色列的最狂热的辩护者，而且美国以色列公共委员会的高层领导人在中东问题上要比多数犹太裔美国人具有更多的鹰派色彩。除了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许多美国犹太组织现在需要绑定以色列使自己的存在合法化。将以色列描述承受到包围、脆弱不堪，并发布持续不断的、正在增强的反犹主义的可怕警告。有助于在潜在支持者中保持一种高度的关注，从而募集到资金。如今以色列已经是他们生存下去的关键因素。

美国政坛新保守派的崛起也促使了以色列游说集团向右转。虽然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运动就是美国知识和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911后它却尤其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个团体以制定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特别是入侵伊拉克而著名。新保守派相信，军事力量对于有利于美国的方式塑造世界是极其有用的工具。如果美国展示它的军事威力，愿意由其支配来使用权力，那么盟友们就会追随美国的领导，潜在的敌手就会意识到进行抵抗无济于事，并决定对美国趋炎附势。几乎所有的新保守派会都强烈的致力于以色列的事业，这是他们公开强调并毫不讳言的一点。考虑到他们的鹰派倾向，新保守派总是同以色列本国的右翼分子结盟就并不令人诧异了。

以色列游说集团还包括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非犹太人团体，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它是政治上范围定位更广的基督教右翼的一个下属分支。虽然对以色列的支持并不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事情，但是在对这个犹太国家的支持中已经越来越能够看到许多基督教福音派教徒的声音，听到他们越来越大的声音。而且他们最近在政治体制之内形成立了一系列组织来推动他们的承诺。因为《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中的预言已经被预言过了，而犹太人重新回到巴勒斯坦这一关键事件，是导致基督二次降临的预先注定的过程。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反对以巴之间双边的解决方案，以及任何形式的的向巴勒斯坦领土让步。一种人们听得见，但却是非犹太人支持以色列的声音的存在，也使得美国支持的不仅仅是对美国犹太人发出呼吁的回应，还可能对那些没有获得很多犹太选民支持的政治家的政治算计产生影响。

为什么以色列游说集团有如此效力，一个原因是在民主国家中既是相对较小的团体，如果它坚定的致力于某个问题，而且其他人对此题目漠不关心的话，也能够施加相当的影响力。即使该团体的绝对人数不多，决策者特别是国会议员也总是迁就他们，因为他们肯定其他人不会因为他们这样做了惩罚他们。当一位参议员被问到他以及他的同侪为什么签署一项由利益集团推动的具体有争议性的法律法规，就像他所指出的那样，“不签署的话就没有政治好处，但是如果你确实签署了，你就不会触怒任何人，如果你不签署的话，你就可能惹怒你们国家的一些犹太人。”

理论上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敌手，也就是阿拉伯游说集团，完全不能与之相匹敌。阿拉伯人来自各种国家和各种背景，包括基督徒和穆斯林，因此他们不可能在中东问题上用统一的声音说话。事实上他们有的时候内部持尖锐对立的观点。而石油游说集团中的能源公司，近几十年的努力就会一直集中在他们的商业利益上，而非更广的外交政策方面。能源公司集中关注的是税收政策、政府规则、环境问题、获取进入潜在的能源开采问题以及其他能源政策的可行性方面。对他们而言，外交政策通常是第2位的关注。石油集团的网页完全没有和外交政策相关的栏目。而以色列和美国外交政策，几乎全印在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官网首页。

构成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团体和个人追求两个广泛的战略目标，以鼓励美国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第一，他们对华盛顿的决策过程施加重大的影响力。第二，这些组织花了相当的气力来确保有关于所有的公众话语是于己有利的，并确保这一话语符合上文所讨论过的战略理论和道德理论。

先谈第一点。以色列游说集团有效性的关键支柱是它在美国国会的影响力。与几乎所有其他国家不同，以色列在国会上几乎是免受批评的。这种情形本身就很引人注目，因为国会经常处理的是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而通常很容易找到相互竞争的观点。无论堕胎问题、军控问题、积极区别对待问题、同性恋权利问题、环境问题、贸易政策问题、卫生保健问题、移民问题或福利问题，在国会上的讨论几乎是异常活跃的，但涉及以色列的时候，可能的批评者就归于沉寂，而且几乎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的辩论。2007年2月14日举行的有关以巴和平的一个听证会，温和派犹太人M.J.罗森伯格对其进行了概括：“这是一个有关双方冲突的听证会，而被允许说话的却只有其中一方。任何观看国会禁止阿拉伯人观点的正式听证会的人不是为这种景象所伤害，这是为它所激怒。”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业委员会的成功大部分归功于它有能力对那些支持或不支持其议程的立法人员和国会议员候选人进行奖励或惩罚，其方式主要依靠的是他的影响竞选资金的能力。金钱对美国的选举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赢得选举正在变得日益昂贵，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业委员会则保证对朋友的资金支持，只要他们不脱离以色列公共事业委员会的路线即可。这一过程以数种方式来进行，一开始许多同样向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提供资资金的个人，通常是凭借自身实力成为最重要的政治捐献人。然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业委员会帮助政治候选人从其他捐赠人的资金来源取得联系。具体的工作就是对可能的候选人进行筛选，并安排他们与可能的捐款人和资金募集者会面，向数量不断增加的亲以色列政治委员会提供信息。

1990年，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朗斯代尔，描述了他自己在竞选期间对美国以色列公共事业委员会的造访。“亲以这个词在那里传开后，在继续合作的时候，我就不自觉的发现自己应邀到华盛顿特区的美国以色列事务公共委员会总部进行了“讨论”。这是我绝对不会忘记的一种经历。我光是亲以还不够。有人给我一串话题，测试我对每个话题的意见。事实上，我被告知我的意见必须是什么样子，并精确到在公开场合我要用什么样的词语来表达这些意见。就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那次碰面之后，有人邮寄了一份美国支持以色列人的名单给我。我免费打电话要求竞选捐赠。电话我打了，钱他们给了，从佛罗里达到阿拉斯加。”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也对国会议员的投票记录进行跟踪，使他的会员能够得到这些记录，这样他们就能决定支持哪些候选人或者政治行动委员会。另一方面被认为对以色列怀有敌意的候选人在或在位的议员，能够预料到美国以色列公共事业委员会会把竞选捐赠引导到他们的对手那边去。政治反应中心是一个跟踪竞选资金捐赠的非党派研究团体，它已经弄清楚了大概有36个亲以色列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在07年选举中表现活跃。在2006年中期选举中，这些团体给来自两党的候选人资金超过了300万美元。经济学家报告说，在1990年至2004年期间，亲以色列团体给候选人和政党捐赠了大约5,700万美元的资金。而阿拉伯裔美国人和穆斯林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所捐赠的资金只是略多于80万美元而已。

当然，美国以色列公共事业委员会的网络并不能影响每一次选举，甚至来自亲以色列团体的巨额捐赠既不能够帮助保证一些人当选也不能阻止其他人落败。但在过去的30年中，该机构在帮助过许多成功的候选人赢得过选举，也致使许多被认为对以色列不友善的人离职。一个以色列游说集团影响选举的例子涉及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前参议员阿德莱斯蒂文森。实际本身他在1982年竞选伊利诺伊州的州长职位，他首先在1980年同亲以色列团体发生冲突，当时他向参议院提交了一项修身案，该修身案要求，如果以色列不停止修建定居点的话，就就减少对它的外援。虽然斯蒂文森知道该修正案绝不会通过，但他想显示，即使以色列以同美国官方政策相反的方式行事，他的同事们也将支持以色列。这一法案被轻易击败了只获得了7张支持票。当斯蒂文森两年后竞选州长的时候，他很快发现竞选资金开始枯竭，而正在流向他的对手。根据这位前参议员的说法，他和他的妻子被斥责为反犹分子。有人在媒体上对他充满敌意。

美国以色列公共委员会影响选举能力，有助于确保以色列每年得到慷慨的援助，使参议员和众议员即使是对以色列的作为发出温和的批评也是危险的。但是这一组织在国会上的影响力甚至走的更远。各种类型的游说团体不仅仅只是通过劝说和利用群体捐赠来施加影响力，还通过向对己方持有同情态度的立法人员提供“立法补贴”，通过向过度辛劳的工作人员对问题分析和制定立法框架的直接帮助，通过提供向选举人演讲的发言要点来施加影响。不仅每位国会议员都能收到以色列公共事业委员会两周一次的《近东报道》新闻稿，而且当以色列问题出现问题时，他的工作人员还能够向国会议员的工作人员提供帮助。换而言之，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以相当高的频率亲自介入到立法和政策制定过程之中。

为了促成一项协议，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姐妹机构，美国以色列教育基金会为国会议员到以色列的免费旅游提供资金。这些免费公费旅游不仅擦亮了国立法人议员到以色列的信任状和促进其资金募集，而且使他们直接接触到以色列领导人的政策偏好和基本世界观。这一种情形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大约10%的国会海外旅行都是到以色列的原因，尽管以色列只是世界上差不多200个国家中的一个。公众诚实中心报告说，从2000年到2005年，美国以色列教育基金会为这些访问花费了大约100万美元。

这些影响国会的传统策略使得以色列游说集团在行政部门采取被认为不符合以色列利益的政策时，能够向行政部门施压。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总统或内阁成员有可能受到一些来自众议员或参议员或者国会两院议员坚守的具有打击力的信函，就像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在1975年威胁要对美以关系进行重新评估时发生的情况。小布什总统在2002年4月收到一份类似的信函，当时他寻求对以色列进行暂时的施压，结果它结束对被占领土大规模的侵略。每封信上这些“一边倒”的签名者的百分比，雄辩地证明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业委员会扭转乾坤的能力。

以色列游说集团，对行政部门的影响力还部分源于犹太裔选民在总统选举中的影响力，尽管他们人口数量很小，不到美国人口的3%，但是美国犹太人这两场的候选人进行大量的竞选资金捐助。《华盛顿邮报》曾估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从私人募集的资金有高达60%依靠犹太支持者来提供。虽然其他的估计比这要低，但是从犹太裔美国人那里来的捐献构成了民主党籍总统候选人捐献中的一大部分，20%~50%之间。

进而言之犹太选民的投票率很高，而且集中在像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伊利诺伊、新泽西、纽约和宾夕法尼亚这样的关键州里，这增加了他们在决定谁能成为总统的分量。在旗鼓相当的竞选中，所谓的犹太人选票能改变其中关键州的平衡。因此，那些总统候选竭尽全力的争取他们的支持。那些候选人尤其渴望吸引美国以色列公共事业委员会以及以色列游说集团中其他组织的注意，而且不仅仅是吸引作为一个集团的犹太选民的注意，因为他们知道得到这些著名组织的支持标记，将促进他的资金募集，鼓励代表他们的更高投票率出现。

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主要组织，也直接将目标针对掌握权力的行政部门。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的主要使命，就是在行政部门以国会反对的方式行事的时候，向行政部门施压，就像它曾经向这几位总统施压的那样，向杰拉尔德福特施压，因为他威胁说要重新评估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向老布什施压，因为他在1992年暂时停止对以色列的计划保证；向小布什总统施压，因为他在911事件后呼吁建立一个巴基斯坦国。当那些与其观点相同的个人，在行政部门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时候，以色列游说集团的目标就能达到。以色列游说集团塑造了行政部门政策。

再谈第二点。以色列游说集团塑造公众话语，仍然是胡萝卜加大棒的形式。亲以色列团体不仅能够依靠来自全国性专栏作家的媒体支持，还能够依靠一些美国阅读量最大的报纸媒体的支持。亲以色列团体比亲阿拉伯团体在塑造媒体的报道内容方面更加积极，例如在1970年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将宣传资料袋——连同照片和设计派发了1700多家报纸以及那些主要的通讯室。几乎在每个层面的媒体组织，从地方性的社区、联合专栏作家和主要的全国性报纸，到向这个国家提供信息的国际新闻社。亲以色列团体在使他们在一方的故事传达给能说会道的公众和一般公众方面都比亲阿拉伯团体做的成功。

作者成书的2007前，唯一经常批评以色列的著名专栏国家是罗伯特诺瓦克，其专栏通过《芝加哥太阳报》得以发表，定期出现在《华盛顿邮报》上面。然而，诺瓦克就几乎谈不上是巴勒斯坦事业的拥护者。就此而言，无论《纽约时报》还是《华盛顿邮报》，或者在任何其他主要美国报纸，“另外一方”都没有与萨菲和克劳萨默，甚至弗里德曼和科恩这样的亲以色列专栏作家旗鼓相当的人物。虽然这些报纸偶尔安排发表挑战以色列的政策，但却不代表报纸立场的社论版观点，舆论上的平衡始终有利于以色列。

虽然媒体有关以色列的新闻报道，要比它们的社论评论更少具有偏向性，部分原因是因为大多数记者都努力做到客观，但也同样是因为如果不承认以色列的实际行为，报道被占领土或者南黎巴嫩的事件是困难的。但是，为了打消对以色列的不利报道，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团体依然组织写信运动、示威以及抵制那些他们认为反以色列的新闻发布。有线电视新闻网一位行政主管曾说道，他有时候在一天当中收到了6000封电子邮件，抱怨说一篇报道是反以色列的，而像《芝加哥论坛报》、《洛杉矶时报》、《迈阿密先驱报》、《纽约时报》、《费城问询者报》、《华盛顿邮报》这样的报纸，则曾因有关中东的报道而面临顾客的抵制。

以色列游说集团获得于己有利的报道也以其他的形式呈现。比如2003年8月，作者伊恩布鲁马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如何谈论以色列》。他的明显观点是，在美国有时很难“批判性和不带感情地”谈论以色列；并且指出“即便对以色列或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合法批评，也经常被各种各样的监察人员谴责为反犹主义。”作为回应，那时的《耶路撒冷邮报》编辑，现在《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和编委会成员布莱特斯蒂芬斯，在《耶路撒冷邮报》上发表了一份措辞辛辣的公开信，现在一开始就责问布鲁马说“您是一个犹太人吗？”“对我重要的是您说我是一个犹太人。”为什么这么一点重要呢？因为在斯蒂芬斯看来“一个人至少必须是犹太人，必须告诉非犹太人他们如何可以或者不可以谈论以色列。”简而言之，这份引人注目的信意味着非犹太人应该只能以犹太人认为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谈论这一主题。

亲以色列的力量在思想库中掌握了重要的影响力，他在关键问题上塑就公众讨论以及在实际政策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闻媒体越来越依靠那些落脚在华盛顿的思想互动的专家，而不是依赖政府官员或大学教师来提供分析和评论，大部分这样的思想库拥有强有力的公共关系和媒体关系办公室，用于在公共领域中推广他们的专家观点。许多思想库会向立法人员和其他政府官员派发简易的政策备忘录摘要、组织研讨会、工作早餐，以及给官员及其助理的吹风会，并鼓励他们自己的分析人员发表社评和其他形式的有形评论，所有这一切的目标都是要塑造一种占优势的思想气氛氛围。

由于认识到需要一种围绕以色列政策领域的“重要而客观”的声音。前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主席拉里温伯格和他的妻子巴比温伯格，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席，以及美国以色列公共事业委员会的研究工作副主任马丁因迪克，于1985年成立了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虽然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减少了它同以色列的联系，声称它在中东问题上提供一种“平缓而现实主义”的观点，但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以色列游说集团在思想库领域的影响力绝不限于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在过去25年间，亲以色列的那些人已经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安全政策中心、外交政策研究所、传统基金会、赫德逊研究所、外交政策分析研究所和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确立了自己发号施令的地位。这些思想库全都坚决的亲以色列；而对于美国支持这个犹太国家持批评意见的人，如果有的话，也很少。

学术机构是以色列游说集团所开辟的另一条战线。在学术机构中塑造话语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因为许多教授不仅有任期——这使他免受多方形式的压力，而且他们也是在一个学术自由乃是核心价值，挑战主要学识乃是稀松平常、经常受到加冕的领域的地方工作。自奥斯陆和平进程失败和阿里埃勒沙龙在2001年2月上台后，来自大学院校的批评之声猛然升高，而且批评之声在2002年春天尤其夸张。正如预期的那样，以色列游说集团咄咄逼人的要“夺回校园”。像“民族大棚车”这样的新团体纷纷出现，该团体将“来自以色列的发言人请来讨论作为中东唯一民主国家的以色列所面临的挑战”。犹太人公共事业委员会要为那些在校园中以色列辩护的大学生开办了一系列辩护培训课程，而且形成了一个新的组织——以色列校园联盟，以协调现在在大学校区中寻求证明以色列有理的26个不同团体。

可以预测的是试图赢回校园最重要的组织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该组织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就一直在监控校园活动训练以色列的年轻拥护者。由于以色列受到攻击，以色列公共事业委员会花在校园项目上的支出多了两倍多。2003年夏，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为240名学生的全部旅程出资，将他们带到华盛顿特区进行为期4天的密集辩护培训。学生们被教导说，当他们回到学校的时候，他们应该集中关注建立各种学校领导网络，赢得他们对以色列事业的支持。2007年以来，将近400所院校的1200多名学生参加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业委员会等年度政策会议，其中包括150名学生组织的主席。

这种培养学生的活动被佐以影响大学教员以及其雇佣的做法。例如在20年世纪80年代初，美国以色列公共事业委员会招募学生帮助他们辨别，那些可能是被认为反以色列的教授和大学校园组织。学生们的这些发现在1984年美国以色列公共事业委员会大学指南揭露学校中的反以色列活动一书中被公布。与此同时，负责编制那些可疑个人和组织文件的反诽谤联盟，秘密的分发了一个小册子理论，包括大学校园里那些积极亲阿拉伯同情者的背景信息，“这些人只是用他们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做幌子来为他们极其迫切的反犹主义服务。”

事实上，各种时期，都有以色列的支持者利用着“新反犹主义”的恐惧，来使以色列免受批评的历史纪录。反犹主义的指控在如今依然是普遍用来对付以色列批评者的武器，尤其在美国这种手段由于许多原因而一直行之有效。第一，反犹主义是一套在过去导致的巨大脆弱的信念，其中包括滔天的大屠杀罪行，这种罪行在今天大部分社会中都是绝对名誉扫地的。反犹主义的指控，是一个人在美国攻击美国人最强有力的侮辱性言辞之一，而且一个没有值得尊敬的人，要让自己被这样的言辞抹黑。第二，用反犹主义的抹黑指控去抹黑批评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人，对使他们在公共集团中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奏效管用，如果坚持对批评者进行指控，那么批评者的争辩不会受到媒体、政府官员而其他有影响力的精英的严肃对待，而且那些反而注意到那位批评者观点的团体就会缺乏勇气去招募他们。第三，这种手段管用，因为任何人都难以向所有人解释，他不是个反犹分子，尤其他在批评以色列或者以色列游说集团，是更是如此。在任何情况下提供否定的回答，几乎是难以做到的，特别是当回答涉及意向和动机那样的东西是更是如此，因为那些东西不是能够直接观察到的；而指向与反犹主义不一致的其他行为是不可能有很大分量的。

“反犹主义”指责可能在美国犹太人中得到回响，因为他们中许多人相信反犹主义是普遍存在的。不仅离散中的犹太人历史提供大量令人担忧的理由，并且在大量美国的犹太人中间，大屠杀在他们的态度中所起的作用也使得这种倾向得以扩大。它决定了许多美国犹太人如何来看待他们周围的世界，而且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它注重他们其中一些人强烈的牺牲意识。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当面对以色列的政策遭到批评时，以色列的某些辩护者就会很快提出反犹主义的指控，首先最明显的例子是对吉米卡特的著作《巴勒斯坦：要和平而非种族隔离》的反应。尽管书的标题具有挑衅性，但这本书既不是要对以色列的战略局势挑起争端，也不是对之不抱同情。

这本书的读书笔记写到这里，这仅仅是本书第一部分的笔记。本书的第二部分，作者细数了在中东的局势上，以色列游说集团干涉了哪些以及具体怎样干涉美国的外交政策。按照作者给出的资料，很多之前我以为是“中立立场”的以巴冲突的书，其实已经是偏向以色列一方，特别是由以色列自己认证具有“中立立场”的书。然而写这篇读书笔记不是为了谴责以色列，而是想让大家知道游戏规则是怎么玩的。毕竟，作者反复的强调，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所作所为大多数行为都是合法的，是在美国这个民主政体框架的游戏规则之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