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律师不能与权力太亲密？

2022-09-01 14:09

昨天的《为什么有的律师更像公诉人？》中提到有些律师，站在公诉方的角度评论南昌案件，让人对他们的专业水准和执业道德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在程序和证据都存在问题的情况下，他们抛弃专业精神，迎合某些网民的情绪，不惜为公权力站台。在纽约的老顾，说某些律师“沦为婢女”，特别提到那位执业三十七年的北京女律师，说她的观点跟初中毕业的法盲网喷没有区别。

律师，尤其是刑辩律师，需要对公权力的违法保持高度的警惕，他们的使命就是要纠正不公的程序对自己当事人的伤害，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更加公平公正的审判。因此，法律分配给他的角色就是对抗追诉机关，要时刻提出“我反对”，让司法可以在兼听则明中实现正义。如果律师也与办案机关沆瀣一气，谁来拯救司法中的不义？

很多普通网民把对公诉机关的期望加诸于辩护律师身上，甚至道德绑架。有些律师为蹭热度或出于阴暗心理，不惜为这种情绪添柴。他们根本不看卷宗，不看证据，也不旁听，就可以洋洋洒洒说出杀无赦这样的话，确实跟法盲网喷无异。是他们不够智慧吗？不是的，他们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不会接这种充满风险的负面舆情案件，但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通过踩压同行抬高自己。

就拿这位执业三十七年的京城女律师而言，此前我从未听过其名号，但她是律协申执委副主任，区政府的特约监督员，市十佳女律师，各种官方荣誉和奖励拿到手软。她代表区政府的行政诉讼案件，与老百姓对簿公堂，尽数获胜。可就是这么牛逼的律师，有裁判文书认定其打款一百万办理取保候审，不但没有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最后还全身而退。著名实习律师李庆亮一直实名举报她，要求追究其受贿罪并没收一百万赃款。

你能指望一个与权力关系如此紧密的人为蒙冤的被告人与办案机关对抗吗？既然她压根儿没想过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辩护，也没有任何刑事案件成功案例，那为什么非要在自己毫不专业的问题上站出来沽名钓誉呢？因为营销的需要。在流量为王的当下，她在抖音上大放厥词，吸引人气，自然会有人买单。外行谁会分辨她的观点是否专业呢？只有我们深知，这种饮鸩止渴式的炒作，伤害的会是整个律师行业尤其是刑辩律师群体。

1875年，在美国律师协会第一次会议上，美国著名律师吉尔顿说过一段名言。他说：“我们要把律师职业提高到更高、更好的水准。如果律师事务所仅仅变成了一种挣钱的方法，那么律师就堕落了。如果律师事务所仅仅是一个试图打赢官司，并且通过向司法机关走后门而打赢官司的机构，那么这一机构不仅堕落而且腐败了。”联想到去年，我曾激烈抨击的律师行贿现象，得到惩治了吗？他们不但没有被处罚，而且有的还手握处罚我的权力。

十年前，有感于网络谣言的泛滥，从事证据学研究的我与几位志同道合的网友成立了“辟谣联盟”，一年多时间揭露一百五十条谣言，并撰写详细的辟谣论证过程，尤其是在温州钱云会案件中，我根据证据和事实撰写的文章后来得到了多重交叉验证。只是自那以后，我被外媒扣上“五毛”的帽子，意即替政府背书。可是，这十多年来我哪次不是在对抗滥用的权力？在大是大非的事件中我哪次不是站在底层百姓一边？更不要说激烈的控辩对抗了。

执业十余年来，战绩显赫的我从未获得过任何官方荣誉，反而每年都为能否通过年检而惴惴不安。在湖南，我曾因对抗违法办案的公安机关，差点遭到他们设置圈套的诬陷；在新疆，因为我带领的团队在庭审直播中的出色表现，遭到当地司法局投诉，视频也被删；在天津，我与赵律师为一位蒙冤企业家的无罪判决抗争三年多，竟遭到经侦和公诉人的案外威胁……在这个如履薄冰的刑辩征途中，我像一个孤勇者，早已把危险置之度外。

南昌案件后，总有人为被害人质问我，这很不公平。我在江西代理过好几起故意杀人案，都曾很是轰动，尤其九江的两起命案都是作为被害人的代理律师出庭，取得了家属满意的结果。这次代理被告人，是因为被告人家属委托，我总不能背离委托吧？我深深同情被害人的遭遇并在庭上也公开表达了我的心情，只是造成被害人悲惨遭遇的元凶早已正法，我们不能把这种仇恨发泄到没有实行行为的另一人身上，要防止司法恶意地给她扣上不属于她的罪名。死刑案件要依靠充分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链定罪，而不能仅仅依靠推定。

在著名的韩国电影《辩护人》中，税务律师宋佑硕为震惊全国的“釜林事件”受害学生进行人权辩护，辩护人从投机谋利转向不义宣战，就是为了“让我的孩子们不要生活在因这种荒唐的事踩刹车的时代”而做出的贡献，这种贡献在于推动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运用自己的专业敢于向一切不尊重民权、肆意践踏正义的公权力进行挑战。中国刑辩律师群体现在有这种担当和使命感吗？我们能停止内讧目标一致吗？

这学期，我给研究生开了两门课，一门是《刑事司法实务》，一门是《模拟法庭》，我试图通过教学科研，把实务中的一些经验及理论探讨，转达给学生正确的刑事司法价值观，让他们懂得刑事诉讼的要义，不是不择手段地打击犯罪，而是要让正义通过公平公正的程序以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推动个案只是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具象化的努力，而让一批批的学生怀揣着法治理念走向社会，则是更有意义的长远的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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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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