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有害健康”

2023-11-06 05:11

《疼痛难免》

经过这三年，虽然病毒的影响逐渐远去，但有不少持久而隐秘的影响仍在继续。

当然，有一部分人好像已经抹去了这段不愉快的经历，重归以往的生活；还有一部分人可能患上了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对于身体和周围的一些微小变化都神经紧张。不论怎么说，我们都会比之前更敏锐地感受自己身体的变化，一定程度上，身体和疾病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某一种日常”。

其实，身体的反应，远比我们想象的敏锐与深刻。你是否常常好像没干什么事，就觉得很疲惫？人之损伤的信号，其实已经暗含在身体了。今天的分享，人类学研究者黄剑波，就将从这一视角展开，聊聊身体与文化的关系。

讲述 | 黄剑波

来源 | 《成人及成为人类学家：人类学60讲》

01.

所谓“正常”生活，是对健康的集体想象

其实，人类的身体从诞生起，细胞就在不断地更新与凋亡。身体是我们感知世界与自我的媒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一种习惯是将自己的身体视作理所当然的存在。也就是当身体处在一个舒服的、日常的状态中，我们会自然地使用它，以至于忘却它。

而当身体被刺激、处于例外状态时，我们才去感受它、关注它。种种不舒服的感受，会倒逼我们重新建立自己和身体的连结。比如，有一个北方人第一次在南方过冬，惊讶地说“原来小腿肚会怕冷的”。因为小腿肚的温感系统叫嚣着，宣告自己的存在。

另一个例子是，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是不够友善、不够方便的？当你崴到脚，才发现原来办公楼的楼梯如此高；当你丢了眼镜，才发现没法判断人行道上的绿灯还有几秒。

所以，在身体与自我、与他者、与社会的连接当中，身体本身就发出了一些信号，但不限于此的是，社会和文化同样也在影响着我们对于身体的判断，有时候疾病的信号也会从中显现。

身体为什么会感知到变化，也许这正是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是基于一种对健康者的想象建构出来的。然而，疾病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生理状态和身体变化，也是一种嵌套在社会文化中的特殊或者非常态的处境。

《枯草》

从出生到成人，机体的损伤似乎再正常不过，俗话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不洁”概念的产生，也许一开始就根植于更深层次的社会规范和秩序中。从传统医学到现代医学，人类医学史实际上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宏伟篇章：处于不同文化中的人有着对于各种疾病的不同定义，而且所采用的治疗方法都牵涉到与无数地域文化、实践及特定情景相互联系。

所以，疾病的隐喻、洁净与秩序、壮阳药、精神障碍等议题其实都与身体文化有关。生活中那些与“人之损伤”的命题可以与人类学的视角联系起来，从而思考个体经验是如何通过疾病、疾痛与社会发生更为复杂和广泛纠葛。

在一个基于“健康”的想象社会中，疾病是一种黏着的、模糊的、例外的状态，也就是说健康似乎是正常的，理所当然得的，而疾病或者不健康似乎是不正常或者非常态的。

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在她的成名作《洁净与危险》中提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某个原始社会里，如果有人生下了一个先天畸形的婴儿，人们会把ta称之为“河马婴儿”，然后把这个婴儿放入河水中，因为人们认为河马应当生活在河水里。

这是一种解释社会中的反常事件的行为方式，因为先天畸形的婴儿在这个社会中，预示某种危险（有可能会给部族带来厄运），把“河马婴儿”放在水中的目的，是用实际行动来消解这种危险，从而维系社会的应有秩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玛丽·道格拉斯是想说明，非常规的或者不正常的事物，对于一个社会中的人来说，是不洁或者危险的；那么反过来看，常规有序的事物，就是洁净和安全的。

因此，什么是洁净、什么是危险？其实就是对社会规范和秩序的讨论，再然后，对人类医学与疾病的历史稍加梳理，你还会发现，医疗发展的过程，是深刻地对我们现今所生活的社会产生着影响。

02.

什么是疾病？

疾病（disease）自然可以算作是我们身体的一种特殊状态，在现代医学或者某些现代技术开始探索我们的身体之前，疾病就已经被赋予了非常多的意义。

在此也有必要引入另一个与疾病（disease）相关，但关注点非常不同的概念，疾痛（illness）。早在1970年代，医生埃里克·卡塞尔（Eric Cassell）就曾做过一个有名的区分：疾病是身体器官的问题，而疾痛则是一个人感受到的。（Disease, then, is something an organ has, illness is something a man has.）

换言之，疾病是例如感染、外伤、细胞退化、血管堵塞等问题，而疾痛则更多强调疼痛、难受、不适、虚弱、疲惫等感受。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简单的将这两个概念区分为，疾病是需要被治愈的（cured），而疾痛则是需要被处置的（managed）。

早期对疾病的认识，多数是源于我们身体的某些状态或状况，比如身体发热、局部疼痛、各种体液分泌，还有一些肉眼可见的外伤，当然这些症状，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来源于我们的感觉和感知。

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的感觉本身也来源于我们对于自己身体的某一种认知，就比如我们经常会讲“身体发虚”，那这样一种“虚”的状态或者感觉到底是什么样的？该怎么形容这种状态？或者当我们离开中文语境，又该如何用英文来表达这种状态呢？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毕竟每个人对“虚”这种状态的感受和理解都会有所不同，这就是不同文化中对于身体感觉的认知差异。

还是拿“发虚”来举例，许多人的身体认知里有“虚”的概念，这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一种身体认知，它有一套阴阳、虚实平衡的理论和分类体系，比如“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

回到刚才的问题，用英文怎么来表达“虚”这种身体状态或者身体感觉呢？我想很难在自己的词库里直接找到一个与之相对应的词。所以，如果从认知或者感觉的角度来看，疾病其实跟我们不同社会和文化的认知与分类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作为现代人的“疾病”虽然是一个很专业的概念，从现代医学或者科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人们发现和证明的一种健康威胁，特别是随着近百年来的医学发展，众多的疾病被发现是由细菌、病毒、真菌、寄生虫或其他病原体引发的。

但对于我们多数的普通人来说，肉眼看不见的疾病来源就会有其他的猜测或者检测办法，而这些检测方法往往来源于我们每个人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特别是祖祖辈辈由来已久的集体性经验。

更何况，现代“疾病”的概念本身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的认知和分类，也就是说现代医学和科学对疾病的认识和界定本身，也是关于疾病或分类的认识的众多体系之一。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一下，它只是其中的一种认知体系，而不是唯一的认知和分类标准。

尽管现代医学在如今的世界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但在全世界各个社会和文化当中生活的人，在日常生活中面对各自身体的某种不适时，仍然还是会根据自己的文化经验去界定“什么是疾病”这件事情，基于我们各自的疾病界定或者寻因导果，大家就会去寻求各自不同的治疗方法。

我们常常会有类似“急症找西医，慢病看中医”的说法或者普遍认知，甚至如果中医和西医都无法治愈，在一些地区还会去诉诸于信仰或者一些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之所以有这样一些治疗行为，多半跟我们对于疾病和健康、身体和生命的文化认知有关。

有的时候，特别是在当下现代性和全球化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很多社会文化体系是在极具交融的，所以对于采用哪种医疗方式来疗愈的病患，不像过去是一件从来不需要考虑的事情。

而且，在如今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中，有一些原本不被认定为疾病的信号也开始被关注。比如我们常常在更大程度上将生病与躯体损伤联系在一起，而精神障碍却被下意识地忽视。那这些问题同样也会带来新的思考，让人在理解“人之损伤”的问题上，察觉得更为细致。

可以说，关于疾病，一方面是在我们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当中，对于身体和疾病的认知不同，导致这是一个非常难以界定的概念；而另外一方面，由于我们每个人类个体的差异性，即便是在现代生物医学对某些患有同样病症的人采取相同的医疗手段，其结果也许也是天差地别的。

当然，在现代医学的解释上这是一个概率问题，而在不同的文化认知当中，这种概率就具有一种不确定性，由此会将病因或者治疗结果归结为某些生物医学以外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解释多半会跟人的行为、道德，甚至是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关联起来。

《晒后假日》

也就是说，有不少的疾病文化甚至来自于哲学层面的认识论或是“宇宙观”。当然，不同社会的价值观，以及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都有不同的实践层面的疾病应对策略。

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产生了各种各样关于疾病认知的知识，或者说是各自的“疾病文化体系”。这些因为疾病而产生的文化体系，也包括了一些对疾病的认知和一系列行为。

从这个角度来说，疾病，是被嵌入到我们的社会文化体系当中的，同时你也会发现，人类的疾病史，同样也是另外一个层面的社会文化的历史。

特别是在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中，医学人类学与医学生物学最大的不同，就是医学人类学以病人对疾病的社会心理反应为重心，主要关注生病行为，而不是以疾病本身为重心。以独特的人类学视角和研究方法审视病、健康、治疗、社会制度以及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加强医学从业者和病人对生命本身的尊重和关怀。

与此同时，医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深化了社会学和人类学者对许多传统命题诸如人性（humanness）、个体性（personhood）、亲属关系（kinship）等经典概念的全新的、深度的理解。

03.

疾病与文化

让我们把目光进一步聚焦到个体身上，当疾痛作为一种经验叙事，患者如何理解和述说自己的苦难。这里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类学者做了不同的研究，更是从不同的身份和社会剖析了对于疾病认知的不同理解。

人类学者摩尔曾基于对荷兰一家医院诊察室的田野调查，将患者的遭遇以“选择的逻辑”和“照护的逻辑”为两大轴线进行分析，反思临床医疗实践的价值。

“选择的逻辑”指的是简单的预设和判断病患是否有办法做选择，将每一次选择可能带来的问题，转移到做出选择的病患身上。书中的“选择”指的是医疗决策，作者从市场层面和公民层面来探讨这里的逻辑。

市场层面的选择指的是将病患的医疗决策视作一般化的消费行为，从而忽略“选择”的复杂背景。公民层面的选择指的是，倘若将民主体制下的公民自治代入医疗中，病患可能会主导和解放自己的身体，然而患病之躯难以控制和预测，从而仍旧需要照护。作者讨论的并非“做选择”的主体应该是谁，而是“做选择”的具体情境，也就是去关注具体情境下一种特殊性的行为活动。

由此，作者提出照护的逻辑，“照护（care）”指的是让病患的日常生活好过一些的行为/实践活动，“照护”与“治疗（cure）”的概念有一些交叉。因为当治疗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病患的生活时，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治疗也属于一种照护。作者呈现出了提升照护的可能性，这些行为/活动同样也是人们试图在积极地改善自己生活的行为。

回到前面提到的疾病与疾痛的区分，显然，摩尔认为相比针对某一特定器官或特定病症的治疗，更为重要的是针对整体之人的疾痛的回应和处置，是一个需要被照护的处境。简言之，人比器官更重要，病痛比病症更重要。这其实也完全符合流行于医生口中的那句名言：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

与摩尔聚焦于身体的多重性不同，人类学者芮马丁（Emily Martin）在躁郁症的自我民族志书写中，讨论双向情感障碍在病理意义之外，如何形成了一种文化生活，所谓的理性与非理性如何交织在认知和实践中，如何被追求和观赏，如何在市场框架中被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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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自我民族志书写，人类学者墨菲（Murphy）年逾五十时患病，由丛林中的人类学家成为轮椅上的人类学家，如何理解自己身上发生的渐进式残障疾病改变了他的社会角色，在残障者身体、自我和社会的互动中，残障者可以说是“在故乡流亡”。

“生病”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改变，也是一种身体在社会当中的处境。

由此，可以进一步探讨个体的疾痛叙事与社会中疾病修辞的互文关系。疾病如何变成某些隐喻？当“生病”成为一种道德判断，进而也会显现为结构性的某种政治压迫。

医学人文领域的著名学者——凯博文在对中国社会的田野调查中得出结论，中国式的“神经衰弱”常常是受到社会文化影响的一种抑郁感受的躯体化（或者说，是把身体抑郁化了），从而逃避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危险，同时为个体与压迫性情境的协商和控制提供了可能性。

而他对“照护”的思考，也关乎一种“我在这里”的状态，从而把关注点再回归到“人”本身。这些都是我们关注的话题。

最后，再看疾病观与地方性，去理解不同的群体在社会、文化、历史变迁中脆弱性生成的时代过程。俯瞰社会机制，能帮助我们思考不平等本身是如何构成现代社会的瘟疫的。

事实上，时间和空间的改变，往往会导致我们对于疾病认知上的差异。除了前面提到的对于疾病的忽视，还有不正确认知的更正，比如对于同性恋的认知，除了被污名以外，在很多地方曾经也被当作是一种精神疾病来对待，我们直到2000年才在《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中把同性恋从精神障碍诊断标准中删去。

而直到近些年，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地方的精神病医院，有专门针对同性恋的“扭转治疗”，试图来改变同性恋者的性倾向。

还有像如“宫颈糜烂”这样的病名，字面意思就隐喻着对女性患者的某种污名。与此相对应的是一整套齐全的临床表现、诊断与治疗方法。但事实上，早在2008年新版《妇产科学》教材中，则明确取消了“宫颈糜烂”这个病名，以“宫颈柱状上皮异位”生理现象所取代。也就是说这原来不是一种疾病，而是由于女性雌性激素的变化，导致女性宫颈管内口柱状上皮外移到宫颈管外口，是一种常见的生理现象。

身体，当然是我们再平常不过，而且又非常神秘的存在。谈论疾病、医学、医疗，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单单是在描述或者探究身体的生理性生物性变化，而是在围绕身体的认知和文化隐喻。

尽管许多“荒诞医学史”让我们忍俊不禁，但这种荒诞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时代的倒置，或者是我们以今天人们的认知去看待过去的。当然，关于医疗，还涉及身体、疾病与治疗中，医生和患者的权力关系，这在医患关系的讨论中也有不少涉及。

由于疾病或者医疗是嵌入到我们社会文化中的一种行为和认知，当我们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会涉及到非常复杂和多样的领域。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对于疾病的多样性或者是不同意义的观念性认识；对于我们的身体，特别是感觉和感受方面，可以更多思考身体本身的主观性和客观性问题，也就是说身体对于我们来说，它既是一个主体，同时又是一个客体，那么我们要如何去对待我们这副躯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