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案挖案11年，一线检察官的工作手记 |《重案检察官》新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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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犯跟普通人有什么不同？

2016年4月，我和同事赴看守所提审，站在监区的铁门前时，这个问题曾在我脑海中闪过。

铁门后面是幽暗狭长的走廊，不断地向前延伸，似乎望不见尽头。昏暗的光线中，一个身穿号服的男人，正朝监区门口走来，看不清他的脸。因为身边还有其他检察官和律师，我尚不能确定他就是我们要提讯的嫌疑人，直到监区管教给他上铐询问姓名，我才知道他就是徐贵。

很难将徐贵和持枪杀人犯联系到一起：眼前的他看起来老实本分，佝偻着身子，脑袋也耷拉着。但是卷宗上对他的描述却是：具有吸毒史、改装仿六四式手枪，于2016年4月5日对被害人连开数枪。

审讯很顺利，徐贵对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在笔录上签字、按指印时，他忽然抬起头，对我说：“检察官，我刚才按手印的时候不小心沾到了边上，等会儿拿的时候请注意一下，不要弄到手上了。”

我看了一眼笔录，他的指印按偏了，纸张边缘留下了血渍般的印泥。当时我没放在心上，很久以后才回想起这个细节。

提讯结束后，我们收拾公文包，准备将徐贵带回监区。徐贵还是放心不下他的妻子，恳求道：“我老婆在医院自愿戒毒，我想写信给家人，让他们帮忙照顾。”于是，我们帮徐贵联系了驻所检察官林凯，解决了他的诉求。

这个案子，就是2020年5月发表在网易人间的《“枪疯子”三个字，钉死了这个男人的命局》，自那天起，《检察官笔记》正式开始连载。

但现实中，徐贵的故事还在继续——在他交付监狱执行后，他深爱的妻子离开了戒毒医院，想尽办法跟他离婚，那女人后来为了购买毒品，骗光闺蜜的积蓄，民警很快将她抓获，把案件移送到了检察院。

我想跟您分享那些“故事之外的故事”，除了徐贵故事的后续，深挖刑事隐案的故事也没有停止。

尼采说：“当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正在凝视着你。”

“但不管在押人员是深渊还是雷区，我们都要主动进入，深挖他们身上藏的隐案，还给被害人一个公道，这是驻所检察官的职责所在。”被誉为“监所神探”的杨建军，曾在一次案情研判会上，对尼采这句箴言做出了自己的回应。

杨建军说的“隐案”，在犯罪学中称为“犯罪黑数”，是指尚未被发掘的刑事隐案。上世纪90年代，全国各地成立深挖工作组，将监管场所作为打击刑事犯罪的“第二战场”，直至今天，深挖犯罪线索仍是派驻检察官和管教民警的一项工作任务。相比法庭上的公诉人，驻所检察官似乎并不为人熟知，但是他们深挖刑事隐案的过程，同样令人拍案叫绝。

《报告检察官，我要举报我爸爸》讲述的就是杨建军对阵“杀人魔”王惠诚，挖出他身上藏的命案的故事。

杨建军的徒弟林凯后来告诉我，其实在王惠诚坦白的前一天晚上，杨建军值夜班巡查，看到王惠诚有谈话的强烈意愿，便叫管教民警解除了他的临时固定，将他带入监区的谈话室。

谈话室没有专门的讯问铁椅子，嫌疑人的身体不会被固定住，存在安全隐患。值夜班的中队长获知情况后，曾试探性地问杨建军：“要不等到白天，把王惠诚带到讯问室里面？”

杨建军摆了摆手，说：“都不用，他会怎么样，我心里有数。”

中队长还是不放心，在他们谈话时，不断地在外面踱步，透过房门上的玻璃，他看到杨建军靠在椅背上，面对着王惠诚。担心杨建军的不止监区中队长，还有他的同事和徒弟，还有女同事反复警告过他，说“王惠诚是变态的杀人狂魔”、“王惠诚很危险”。

杨建军只说了三个字，就让大家全陷入了沉默：“他是人。”

第二天中午，王惠诚主动约见杨建军，坦白了他当年犯下的案子，埋藏多年的隐案终于重见天日。

王惠诚这根“硬骨头”终于啃下了，那天杨建军下班后，还是像平常那样去散步，只是在公园与老友多下了一盘棋——放到以往，他无论输赢，只下一盘，下完走人。后来市政法委将“王惠诚杀人隐案”作为当年深挖犯罪线索的典型案例，表彰会后，杨建军就把他的奖牌锁进检察室的铁皮柜里，没再拿出来过。

那天深夜，杨建军和王惠诚究竟聊了什么？用了什么方法？这些问题林凯都没有问过，杨建军也从未提起，他退休后留给林凯的黑皮笔记本里也未对此事做过记录。

这些也都成为永久的悬念。

后来，杨建军曾建议我，不妨将他们深挖隐案的过程写下来，有些隐案的时间跨度较大，犯罪嫌疑人和案情也具有典型性，把这些案件写成故事，不仅能够让读者了解到不同年代的司法观念和办案过程，也可以作为普法宣传来化导人心。

林凯也和我说过，他自己到驻所检察室的第一天，杨建军就跟他强调：看守所不光是羁押嫌疑人的场所，也是打击刑事犯罪的“第二战场“、“犯罪线索情报库”。

直到我将这些隐案如实记录下来时，才发现“第二战场”其实也是“人性舞台”、“灵魂斗兽场”。

舒妤也是杨建军的得意门生，担任驻所女检察官，专门负责女监区。她告诉我，驻所检察这么多年来，令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名叫“秦卫兰”的女犯。

上世纪末的冬夜，秦卫兰不堪忍受丈夫的折磨，持刀将其捅死以后，逃到火车站，随便买了一张即将出发车票，开始了她长达17年的逃亡。   

从被害人转变成加害人，这在犯罪学上称为“恶逆变”，但是秦卫兰经过“恶逆变”之后，并没有彻底滑向恶的深渊。潜逃的岁月里，她在恐惧和绝望的泥潭中挣扎，并尝试用自己的方式赎罪。

但命运没有饶过她。第二任丈夫顾钢涉嫌多年前的刑案被警方带走，此后不久，她自己也阴差阳错地落网。

秦卫兰在看守所给顾钢写了一封信，希望舒妤将信件转达。这封信件几经辗转，终于上了那趟专列。令人惋惜的是，舒妤事后在监所民警那里了解到，由于顾钢突发疾病，被送往市监狱医院救治，秦卫兰写的信暂由民警代为保管。

顾钢有没有亲眼看到秦卫兰写的信？这对亡命夫妇在服刑期满后，能否再次相见？这些尚未可知。不过，舒妤告诉我，2021年她在系统上看到了秦卫兰和顾钢的减刑裁定书。

杨建军最好的兄弟叫曹兵，也就是我的师父。面对那些肮脏和罪恶，这两位老检察官平常的减压方式不太一样——杨建军喜欢用象棋来转移注意力，曹兵则是个“臭棋篓子”，下不过杨建军，一气之下去骑自行车了。从那以后，曹兵的减压方式就是骑车。

他们俩还在批捕科的时候，曹兵手头有个案子在证据链上缺少了最关键的一环。犯罪嫌疑人很是得意，他深知照目前的情况，就算定罪也只能定一个轻罪，对他无关痛痒。

曹兵盯着嫌疑人，只说了一句“你别高兴得太早”，便立即赶回检察院，与时任批捕科副科长的杨建军商讨案情，又骑车冲到刑警支队，跟承办民警开了短会，制定补充侦查方案。在公检合力之下，这起案件顺利做到了证据链“补强”。犯罪嫌疑人先前的嚣张言语，成了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他自己脸上。

案子办结后，曹兵又在公园附近骑了两圈自行车，回来看到杨建军跟别人下棋，把自行车支脚一撇，溜到杨建军身旁，叉起了腰，忍不住指点一二。杨建军嫌他话多瞎指挥，勒令其“再骑三圈”。多年后的杨建军不由地感慨：“那是老曹身体最好的时候。”

曹兵眼光很毒，在一起故意杀人案中发现了端倪，便顶住办案压力，临时和老搭档杨建军组成“深挖战阵”，通过“查案、挖案”对我和林凯做“传帮带”。  

用杨建军的话来说，“深挖战阵”是曹兵检察生涯中的最后一战，没过多久，这位铁骨铮铮的老检察官便轰然病倒，被迫提前谢幕。为了纪念师父的“深挖战阵”，我与网易人间的编辑们不断磋商，将“深挖战阵”写成了中篇《一桩意外翻供的杀人案中案》，用它最适合的方式呈现给读者。

曹兵对骑车怀着极深的执念，他战友尹东明犯事进了监狱，刚出狱不久，便被曹兵拉去骑自行车。曹兵也经常问我：“你们年轻人都缺乏运动，没事的时候除了吃就是躺，你准备什么时候跟我一起去骑车？”

我当时答应下来，却因为借调和杂事，无奈将骑行之约一再搁置。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方才意识到，之所以师父这样问，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了。

2018年12月，曹兵病倒了。他被诊断为脑卒中，右侧偏瘫，丧失了语言能力。我去他家里探望，在门口看见了他那辆自行车，铃铛和车把已经锈迹斑斑，像匹老马独自站在角落。

整理材料时，我看到抽屉里的检察徽章，当年成立“深挖战阵”，师父把它赠送给我，嘱咐我“不要忘记佩戴检徽”。这枚检徽是老式的，背面的别针已锈黑，断掉了1/3，无法戴在制服上，但我至今珍藏。

每次看到它，我就会想起师父谢幕的“深挖战阵”，也会想到这枚徽章对我而言意味什么。

无论是作为办案人员还是作者，我都有义务保护当事人和当事单位的隐私，除了对相关人物和地名予以化名，我也会主动征询一些当事人的意愿。

有位当事人的话让我深受触动：“我希望你能够把我的故事写出来，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告诉那些受过伤害的人，即便这个世界并不温柔，前路再黑暗，也不要牺牲内心的善意。”

这让我想起师父曾经的嘱托：“这是一份经常要接触黑暗的工作，你心里头要有一个手电筒，时刻保持常亮。”

从检这些年，承办的那些案子让我有过唏嘘、有过愤恨，也有过意难平，把它们写成故事，正是让内心的手电筒保持常亮的方式。

同时，我想通过书中的故事，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在堆积如山的卷宗里寻获真相，在看守所和法庭之间奔忙，为了公平和正义，毅然在黑暗中负重前行，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检察官。

黑夜很黑，深渊很暗，但检徽旁边装着他们内心的“手电筒”，足以照彻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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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检察官亲历的11宗隐案

讲述几代检察官对公平正义的追寻

对尘封罪恶坚持不懈的挖掘

对人性幽微深入的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