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达福：“我没有文身”

7月末，罗马笼罩在40度高温天气里，游人从路边喷泉取水泼在脸上降温，或像领圣餐一样手握空瓶在公共水龙头前排队接水喝。2023年夏季是新冠大流行后全球报复性出游的旺季，极端气温挡不住人们对“永恒之城”的热爱，西班牙台阶、图拉真圆柱、斗兽场、许愿池，到处人头攒动，然而，距图拉真圆柱200米的科隆纳宫却少有游客，这座始建于13世纪的华丽宫殿是罗马的一个隐而不宣的秘密。如果人们知道奥黛丽·赫本和格里高利·派克主演的《罗马假日》曾在这里取景，而且是极重要的一场戏，或许它会成为罗马的下一个网红打卡地。影片末尾，赫本饰演的公主在科隆纳宫举行记者招待会，被问到最喜欢的城市是哪个时，她踌躇片刻后说出了遵从自己内心的回答：“罗马，当然是罗马。”

威廉·达福按约定时间出现在科隆纳宫咖啡厅。这不是一间普通的咖啡厅，在罗马城中比比皆是的巴洛克式建筑中，科隆纳宫咖啡厅独树一帜，以罕见的洛可可式装饰为主，四壁点缀着两千年前奥古斯都到哈德良年间的古罗马雕像真迹，天花板上是18世纪艺术家弗朗切斯科·曼奇尼作的巨幅壁画——普赛克与丘比特的爱情神话，男主角在众神面前托起普赛克，后者幸福地张开双臂。

随着音乐情绪的波动和变化，达福的表情、形体也不断变化，仿佛被一个又一个“角色”附身：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穿黑色大衣的达福倾斜站立，做摇摇欲坠状；巴赫平均律键盘曲——达福神色严肃，望向窗外；歌剧《图兰朵》里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他换了一身猩红色套装，站到椅子上，恶作剧般地吹口哨；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他打着响指，笑容诡异。到底是老戏骨，毫不费力地把枯燥的拍摄过程变成了一幕幕微型戏剧，让人想起他在四十多年从影生涯里塑造的一系列性格迥异的银幕形象：《英国病人》里被斩断手指的特工人员卡拉瓦乔，《蜘蛛侠》里的“绿魔”，《基督最后的诱惑》里的耶稣基督，《布达佩斯大饭店》里的坏蛋乔普林，《永恒之门》里的画家梵高……这个名单的长度超过一百位，从基督到恶棍，千人千面。IMDb资料库显示，1980年至今，达福参演过141部影视作品，这还不包括2023年度正在制作中的11部新片。很难想象年近七旬的达福依然保持如此旺盛的创作活力，从他在科隆纳宫咖啡厅拍摄现场展现的矫健身手也看不大出他已年近七十。

如果算上早年在纽约实验戏剧舞台与导演伊丽莎白·勒孔特（也是达福的第一任妻子）合作登台的经历，他的表演生涯已接近50年。与第二任妻子、意大利籍导演吉阿达·科拉格兰德的结合使他变成半个罗马人，夫妇俩在罗马郊外拥有一个农场，与许多动物为伴度过了病毒大流行的困难时期。

达福曾于2000年和2016年两次与中国导演合作，前一次是在苏州、上海一带拍摄严浩执导的《庭院里的女人》，饰演抗战时期小镇孤儿院的洋人医生安德鲁。第二次是在北京拍摄张艺谋导演的《长城》，饰演宋朝时前往中国参战的欧洲雇佣军头目巴拉德。他在中国拍戏时，工作之余经常去广场看人们跳舞，他注意到中国正在经历快速城市化的巨变，许多城镇似乎在一夜之间崛起，随之而来是广场舞的流行。他对来自乡村、离开家庭迁徙到新兴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普通劳作者格外感兴趣，用他的话来说，“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人类基本需求驱动下的身体表达和交往意识”。他认为，广场舞这种形式展现出来的是人与人之间非常温暖、非常人性化的激情互动，是人们聚集在一起的一种美好方式。这个认识使他感动，吸引他一次次走到街头观看这种自发的集体舞。

实际上，早在1985年前后达福就曾以游客身份来过中国，其后又多次到访，而感受最深的要数两次在中国拍电影的经历。正如广场舞让他发现了中国人蕴藏在含蓄外表里面的热情冲动，与中国电影人相处也让他拓宽了对不同文化中生活方式差异性的认知。

在采访末尾，应杂志要求，威廉·达福提笔为读者写一句最能概括自己思想的话语，他有些为难：“我不知道该怎么写。这就像问我要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什么字一样，很难概括。你问我如何定义自己？我当然能想出一些词来，可是这太私人了，我对公开标榜自己没有兴趣。就像文身，如今在欧美文身非常流行，但我身上没有文身，也从来不想文身。这是因为，假如哪天我在海里淹死了，冲到海滩上，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是谁。”尽管他从事的是演员这一行当，随时需要在公众面前表演，但他感到体内另有一股欲望，一种与“露面”背道而驰的需要——“消失”。他说：“每当我消失在行动中、消失在故事中、消失在角色中时，我都能从中获得极大的自由。”

最后，他在纸上写下：“It is our job in this life to walk each other home.”他解释说，这个句子并非是他原创，前人已经表达过类似的意思。

这句话让他觉得很“酷”。被问到如何看待衰老时，达福的第一反应是做出一副夸张的惊恐表情，抗拒这个话题。然而，他写下上面那句话之后，却主动谈起衰老和死亡：“这句话是说，摆脱琐屑的、个人的烦恼，重要的是要为人们做点什么，去行动，让细胞的运动证明你的存在，而不是光想着自己能得到什么东西。表演这个工作可以提振精神，因为你能从中感受到你跟观众的连接，然后你就不会再忧虑什么衰老啊，死亡啊，不再忧虑各种事，不去想什么出人头地，只想专注于这一刻。”

ESQ：你被誉为出色的性格演员，我想知道你的表演方法是什么，比如，当你接到一个新角色时会如何去准备？

WD：我不认为自己是性格演员，我就是一个演员。我个人的表演方法总是取决于具体的影片，因为我认为，作为一名演员，首要的事情是与合作者一起来确定大家想要的是什么。电影和戏剧的本质是集体创作，你必须清楚大家的意图是什么，清楚你周围的条件。它总在变，因为你演的角色一直都在变，这份工作的美妙之处就在于此。我喜欢穿插着既演大片也演小制作影片，既跟经验丰富的导演合作也跟年轻导演合作，这样搭配才能让你的表演不至于陷入套路。

因此，每次拍新片，进入一个新角色时感觉都是好的，有“第一次”的新鲜感，因为每部片子的要素都是独特的。从这点上说，我是出于对表演的热爱而选择了演员这个职业，而不仅仅是把它当作一份工作。我不想把某种技术或方法固化下来重复使用，我希望每次拍摄都因为角色而有所改变，有所冒险。

当时所想和现在所想肯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不记得当时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我很少对一件事形成态度，那是需要时间的。

ESQ：你在实验戏剧方面有很强的背景。当你最初尝试从戏剧转向电影时，转变是否顺利？

WD：还算顺利吧。人们通常认为戏剧表演和电影表演有很大的不同，没错，区别当然有，但我从事的那类舞台演出却让我在一定程度上为日后拍电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电影表演目的性强，关乎演员的行动和外表，强调形体，它超越了心理学，也超越了文学。它与你在戏剧中使用的所有元素有关，因此我认为从戏剧过渡到电影不是一个剧烈的变化，最大的区别是舞台真正教会了我演戏和念白之间的差别。对我来说行动是关键，因为动作具有某种确定性、某种真理，行动能让你摆脱思想和心理学层面的限制，让你有更多发现。如果你不得不用台词去解释剧情、传递信息，那么你受到的限制就比较大，只能依赖已知的东西去从潜意识和本能中挖掘。就我而言，我同意从戏剧到电影有一个转变，不过直到现在我还是没有放弃舞台，继续在两种不同的表演形式之间切换。两者有差别，但我认为它们可以相互滋养。当我在剧院时，我渴望电影；当我在拍电影时，又渴望回到剧院。我曾经是纽约伍斯特剧团的成员，在那里一演就是27年。现在我已经离开了那个剧团，跟鲍勃·威尔逊、罗梅罗·卡斯特鲁奇和理查德·福尔曼的剧团有合作。

ESQ：挑选剧本时，有什么标准或因素？

WD：选择一部片子的标准通常和剧本关系不大。剧本只是一部分因素，通常导演更关键，关乎整个项目。这会是一部有趣的电影吗？这是一个有趣的方案吗？也许这个题材离我很近，近到让我想进一步探索它，又或者它离我太远，远到能让我享受未知的乐趣。拍电影在本质上是一种集体创作，你是剧组众多成员中的一员，决定不了它的成色，然而你总是可以对自己负责，弄清楚自己之所以进这个剧组的理由。只要理由成立，你就没问题，就有了动力，也更自由。以我的经验，剧本只是一个蓝图，电影制作需要采用一些全新的元素并加以运用，而不仅仅是把剧本拍成电影那么简单。一部电影之所以吸引我参与，其实有一些别的重要因素。

ESQ：如何避免角色的类型化？

WD：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声明一下，连我自己也不乐意听别人说我“职业生涯的早期”如何如何，这个说法听上去像在表示我不喜欢自己职业生涯的早期，其实并没有不喜欢——刚入行时我很担心被定型为专演恶棍的演员，因为对年轻演员来说最好的角色往往是反派。如果你还年轻，长得不太帅，也不太有社交魅力，那你多演几个坏蛋也不见得是坏事。现在的我依然没什么魅力，而年轻时恐怕比现在还不如，但我还是不想一遍又一遍地扮演同一类型角色，那样就无法提供我赖以成长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谁想一遍又一遍重复自己呢。幸运的是，我有机会演不同类型的电影——大片、小片，各种电影，然后就有许多不同类型的角色、不同类型的电影找上门来，这对避免类型化很有好处。

ESQ：我记得在你职业生涯的早期，80年代，你已经和一批大导演合作过，像奥利弗·斯通的《野战排》、马丁·斯科塞斯的《基督最后的诱惑》和大卫·林奇的《狂野之心》等影片。你是怎么做到的？

WD：总会有一些厉害的导演注意到我，你看看我的照片就知道了。我深信这一点，而且我愿意把自己交给导演。

ESQ：自80年代以来，你出演了近150部电影，并获得四次奥斯卡提名，很了不起。你怎么看待名誉和成就？

WD：尽量不去管它，只专注于我在做的事。我很幸运有机会演过那么多电影。当我回头看时，才发现我拍了那么多部电影！说实话，这让我惊讶，真的很多。这些片子几乎可以构成我一生的回忆，因为它们标志着我生命中的各个阶段。你一提到名誉和成功，我脑子就死机。琢磨这些没有意义，我只会去想具体的事情、具体的项目。

时不时有人问我，你读报纸上的评论吗？我年轻时会读，有时只是想了解电影的普遍反响如何，但通常我都不看。如果是好评，那对你没有帮助，因为它会给你压力，让你继续保持，这会让你感到不自在。如果是差评，就会伤害你的意志，让你生气。所以，无论差评好评或者恭维都对你没有什么好处。

ESQ：我可以说你是一个勤奋的人吗？让你一直保持不断工作的动力是什么呢？

WD：乐趣和好奇心。当我学习新事物或沉浸在工作中时，我感觉自己是最有活力的，仿佛被带到世界之外，不再沉湎于自我，不再胡思乱想，内心平静，与周遭的一切达成和解。这种时刻是人生中至美的时刻，很多时候（但也不是所有的时候）表演能带给我这样的快乐和力量，我非常享受。

ESQ：你希望成为什么样的演员？

WD：哈哈哈，一个好演员？显然不是一个蹩脚的演员。我希望能在这个领域做出一点贡献。前面说过，我没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尽量不胡思乱想，把注意力集中在自身以外的世界，接近它，但不会在它上面留下自己的影子。我不喜欢沉溺于有关自己在世界上该处在何种地位的想象，因为从人性出发——或至少这是我的本性——那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想象。

因此我尽量不算计，只专注于具体的工作。

ESQ：你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与私下的你反差大吗？

WD：不好说。公众如何看待我，实际取决于他们看了我演的哪部电影。我拍过很多电影，有些人在看电影时会将角色的方方面面与演员个人挂钩，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我自己看电影时也一样，所以总是能透过人们如何对待我来判断他们看了什么电影。可能我在某部片里演了一个恶棍，一个阴暗的角色，有人就会用看一个坏人的眼光看我。也可能有人觉得我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又或者，演了一个形象正面的角色，别人会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演员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必须对各种事物持开放态度，人们对我的看法是怎样我无法控制，只能尝试做真实的自己并且享受我的工作。

ESQ：能谈谈你的家庭对塑造今天的你所起到的作用吗？

WD：家庭对我很重要。我来自一个大家庭，有八个兄弟姐妹，父母是双职工，而且是同事关系。我自己也有类似的倾向，我一生中有过两段重要的恋爱关系，对方都是导演。我喜欢跟与我个人有交集的人一起工作，因为好商量，懂彼此，有信任。我模仿了父母的生活方式，这也不是坏事。大家庭带给我某种不太美国化的东西。美国人一贯推崇个人，如果你生于一个8口之家，父母上班不在家，姐姐们照顾你长大，你会对群体、对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有更强烈的意识。

当你思考它时，你的性格和情绪状态就会变得深沉起来，你的思想会超越这个世界，去思考肉身死后还有什么东西能够存续，又有什么东西不再存在。我是一个注重形体的演员，身体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我也练了多年瑜伽，坦白说，年轻时拿手的一些动作现在已经做不动了。但是也有其他一些事情我做得比以前更好，所以也不能一概而论。一个人对衰老的认识，和他的身份认同有很大关系。年轻时你会更认可身体，认同某些事物，随着年龄增长，兴趣会减弱，新的兴趣又会冒出来，你必须做好接受改变的准备。这些年我常常跟人说，感觉自己还像22岁一样，觉得还能做许多事——我特别喜欢做体能表演一类的事情，可是毕竟不是年轻人了，我也必须面对这个事实。

ESQ：当你不工作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WD：通常我会利用这段时间为接下来的工作做准备，或学点什么。我有一个小农场，不工作时我会打理花园、照顾动物，我很享受做这些简单的劳动。最喜欢的事情之一是清理畜棚，虽然简单但很有需要。我爱我的动物们，努力给他们提供美好的生活，给他们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这是很好的锻炼。

ESQ：有些什么动物？

WD：很多。绵羊、山羊、驴、鸡、狗、孔雀。还有什么？一只鹦鹉，是的，有很多。

ESQ：听上去像个大农场。在意大利还是纽约？

WD：就在罗马郊外。

ESQ：你在那里度过了很多时间。

WD：对，其实这是最近的事情。我觉得这场大流行让我动了自己种粮食的念头，也让我想拥有一些美好的东西，比如动物。我从来没有养过宠物。我认为对宠物感兴趣的人跟宠物之间关系不很健康。人们喜欢宠物，它们得到人类无条件的爱，于是具有依赖性。可是，动物因为忠于他们的本能，它们能让你更贴近自然。随着年龄增长，你会从大自然、从事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里获得更好的心态、更好的世界观。

ESQ：你提到了大流行，这恰好是我想要问的——那段时间里你可以工作吗？

WD：可以。我是幸运的，虽然很受限制，但我很幸运。刚开始不行，我想大概有四五个月吧，我无法工作，但是一旦拍摄重新开始，我就可以在防疫政策的限制下工作了。

ESQ：你遇到过困境吗？

WD：当然遇到过。

ESQ：请你谈谈。

WD：生活大不易，人人都在挣扎。由于境况不同，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活得更艰难。事实上，从出生那一秒钟开始，困厄就与人相伴相生。我们即将死去，这是一件很难面对的事情，更不用说现代世界的种种困难了。还有，在很短的时间内，技术已经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改变了社会结构。

ESQ：非常感谢，达福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