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白领「攻占」上海夜校
文 | 解亦鸿
编辑 | 毛翊君
最近，36岁的何晓竹会在星期四的晚上坐1个小时地铁进城，周周如此。地铁总是朝着公司的方向开，但何晓竹出门不是为了上班，而是去上夜校。
课是她失业之前抢下来的。她特意提前两天选课，在离公司最近的徐汇校区，挑中了中药调香课、手工剪纸课，她想的是，每周大概总能有一天不用加班，可以去做点手工，放松一把。开放报名那天上午10点，她握着手机准时登入，等来的却是报名系统突然瘫痪。她退出，再登入，重复多次，界面仍是一片空白。
做好抢课准备的年轻人几乎都经历了这漫长的10分钟。8月11号那天，上海市民夜校的报名系统因访问人数过多，一度无法正常运行。一位抢课的女孩纳闷，“印象里市民夜校都是叔叔阿姨在上，他们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手速？”有年轻人在界面空白后，立刻打开电脑继续抢，却是同样的卡顿。
等系统结束瘫痪，何晓竹顺利登入报名界面时，她首选的调香课、手工剪纸课已经被抢空了。这时距离系统开放刚过去18分钟，她赶紧捡漏，抢到了一节公司附近的阿卡贝拉课——无伴奏人声合唱。
老师是上海彩虹合唱团的成员，留一头可以扎小辫的卷毛，穿背带牛仔裤，一侧的肩带始终没待在肩膀上。他会先跟着人声的节拍，一蹦一跳地在教室里徘徊，像个从游戏里走出来的卡通人物。
半学期过去，同学之间的交流比何晓竹想象中少。大家仓促卡点上课，下课了又很快离开。而她总要认真化个妆，再挑一件亮色上衣——湖蓝、深红、明黄，让自己可以在每节课的合唱视频里被一眼找到。有次迟到，她站到了最后一排的角落，觉得录像时会被前排同学挡住，就主动举手，被老师换到了C位。
何晓竹自诩在工作中就是个有很强自我立场的员工。前几个月，公司经历较大的人员流动，有许多同事离职。因此她在常规项目之外，又被塞了不少额外的工作。她拒绝这些安排，领导让写封邮件，说明为什么不能做。何晓竹照做了，把自己每星期的工作内容细化到小时，由此解释这些将怎样占用她的时间。邮件还抄送了领导的领导，以及所有合作的同事。
抢课过后的第二周，她收到公司通知，所在的团队被裁员。她才意识到，“他让我发我就发了”，也许这样成了眼中钉，被优先劝退了。但她说不清裁员背后的原因。这是一家药企，她做市场工作，医疗反腐后确实感觉到团队的业绩在走下坡。
“突然闲下来，有大块的自由时间，更得给自己找点事做。” 平时，何晓竹的声音总被夸“好听”“清脆”，但她很少在公开场合唱歌，也没有太多这样的机会。第一次上课，她有些紧张，站在后排，担心高音唱不上去会跑调，或是音色有瑕疵。
试音环节，何晓竹排到了最后一个。她记得自己“头一回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声音”。有的同学高音上不去，但低音唱得很有动感。她渐渐发现，在夜校课里，唱歌不是一种表演，而是一个“声音被看到”的过程。“我在这种氛围里，不再是评判他人的视角。每个人的声音都有它的特点，所以我觉得我站上去唱的时候，别人也不会再评判我。”
●何晓竹在手帐里记录下唱阿卡贝拉的自己。讲述者供图
何晓竹坚持去上夜校课，也想把上课的合唱视频发给父母。他们刚知道何晓竹被裁时，觉得天塌了。何晓竹安抚远在武汉的两个老人，同时也在沟通中反复自证。“现在裁员太常见了，但是我没法说服他们，这个事情不是我的错。”父母很容易陷入同一种逻辑：“为什么不开别人就开你？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
国庆节前的一周，合租的室友提前休假回家，何晓竹一个人待在上海，求职面试没有回音。她感到孤独。妈妈劝她，“既然都失业了，就少出门吧。”那是她失业后第一次向他们宣泄情绪。“失业就该把自己关起来吗？”母亲觉得说错了话，不再给女儿提建议。
“用身体的不同部位，互相打个招呼吧。”在老师的指令下，李雨飞用膝盖轻轻触碰陌生同学的膝盖，她小心地控制力道，不想伤到对方。随后，手心触碰手心，手肘触碰手肘。没有人进行语言交流，大家也不知道彼此的名字，但李雨飞用这样的方式认识了其他人。这是破冰环节，她感到新奇，像回到孩童时代，那段在操场上互相打闹的时光。
31岁的李雨飞在裸辞一个月后，上了这夜校的第一节戏剧课，她和十几个陌生同学一起光脚围坐在空旷的教室里。她后来发现，同班同学除去两位稍显年长的女性，其他都是二十、三十多岁的年轻人。
●李雨飞在市民夜校上戏剧课。讲述者供图
抢课前她做了充分准备，提前保存下八段锦、瑜伽、戏剧的5条报名链接——这些都是她感兴趣的身心灵领域课程。担心抢不到，她还找了同类课在另两个校区的时段作为备选。她之前在大厂做产品经理，自觉对交互界面敏锐，发现虽然这系统持续空白，但屏幕上下滑动后，可以直接刷出课程报名的选项。
系统开放后的6分钟之内，李雨飞就完成了瑜伽、戏剧课的缴费，但是她仍然没抢到最想上的八段锦。这课从去年开始走红，越来越多年轻人在社交平台上传打卡视频，此次名额在第4分钟就被抢空了。
最后抢中的这门戏剧课不需要她用力表演，也不需要扮演另一个人。“我觉得我是在做自己。”老师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爱笑，常在上课前鼓励大家穿宽松的衣服，教学中不轻易纠正自己的学生，而是更喜欢给出建议。
第三节课，老师带着李雨飞感受肢体的能量。她和同学列队行走，队首同学假装在沙滩上悠闲地散步，其他同学观察她的动作，并模仿着复刻出来。每个人轮流当队首，感受走路的快慢、轻重。老师用指令让大家的肢体能量不断升级，从沙滩散步，变成上班迟到，最后想象有猛兽在身后袭来。
决定裸辞时，李雨飞想得很清楚，只有一个目标：“我要休息。”不是报复性消费或特种兵旅行，而是彻底的、全身心的休息。她给自己列了一个Gap Year计划，系统地学习心理咨询，去山林徒步，用政府补贴学按摩推拿……但她现在有时担心，会不会把自己的生活排得太满，不是真正的休息。
她在上一份工作里感受到倦怠，最终提了辞职。这是她在互联网行业工作的第九年。她最初的想法很简单，“我想做一款好的产品，做点好玩的、有意义的事情。”但到了近几年，她发现自己在工作中必须去“卷”一些别的事，比如用PPT做好一个汇报。
老板时常批评李雨飞，“你的独立思考不够，好好想一想，营销到底要怎么做？”没有具体的建议，李雨飞觉得无助，又在宏大命题下感受到压力。那时她在周末爱上了去山野里徒步，“爬山的时候，我必须盯着脚下，只看脚下，万一想其他事情，脚没站稳就摔下去了。这样就不会再想任何其他乱七八糟的事。”
她开始读韩炳哲的《倦怠社会》，发现工作中的自己不断在多个任务、信息源、程序之间转换焦点，不能容忍一丝无聊的时刻。“而深度无聊是产生文化、哲学思想的重要环境。” 她想到，在办公室里坐久了之后，自己很容易被异化，辞职后要先找回对身体的感知。“我不是机器，不能等身体出现疼痛、像一个机器零件坏了的时候才知道要去修。”
第六节戏剧课上，老师教大家做感受力的训练。“想象一段独自在房间里的时光，不借助实物，用肢体动作把它表演出来。”李雨飞走上舞台，假装推开房门，拿起笔记本电脑，抱着它，惬意地躺在榻榻米上，学习心理咨询课，偶尔打几个字，想象阳光照射下来。
她在台下看到，有的同学模仿了回家进门时，宠物狗跑来迎接她的场景，还有人“躺在床上玩手机”，刷到开心的内容会笑起来。她注意到，在这个环节里，每个同学都选择了体验最自在的时光。
在无实物表演的训练中，李雨飞发现有个男生总是第一个举手上台。她佩服这个同学的勇气，“我不敢去当那第一个人。”课后同学之间聊天，李雨飞才知道他曾是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2017年开始就不做这个行业了，现在在学习翻译，也对戏剧非常感兴趣，每个月会去看两三场话剧。她被这样的故事吸引，“如果还能继续跟他聊下去，想知道他从离开互联网到现在，怎样维持生计，又有怎样的人生体验。”
但一位同学和李雨飞下课聊天时说，“她感觉自己的表演，一节课不如一节，能量越来越低。”每周一个半小时的课程，老师有时拖堂十多分钟，也让这位同学感到疲惫。她在互联网公司做运营，从公司过来上课要坐一个小时的公交，下课后又要匆忙地坐地铁回家。“她说上班已经很累了，有时没有多余的能量用来表演，像是来加班的。”
“转课转课，市民夜校成人键盘，临时工作有变动，赶不及上后面的课程了。”十月中旬，市民夜校开课不到一个月，一个刚换工作的女孩发布了这条转课帖。她顺利抢到了iPad绘画、钢琴、瑜伽三门课，但上着上着手机就突然弹出工作消息。她总得抱着电脑去，“最后老师讲的内容一个字也没听。”
夜校里的迟到、缺勤挺常见。上到第五节课时，王晴忽然发现，来听课的人数少了三分之一，裸辞的自己竟是难得的全勤学员。与她同桌的年轻姑娘，几节课下来，替换成一个退休的大姐。她打听后才知道，对方工作变动，出差国外，她妈妈来替她继续上课。
如果不是辞职了，王晴是不敢报夜校的——“晚上七点上课，工作日很难有时间赶来。”裸辞之后，王晴接连抢了家附近的花艺和iPad插画两节夜校课。花艺课上，她重新与人建立起连接。她愿意在课堂里做那个大声跟老师接话的人，又找陌生的同学互相分享自己带的种子，用角堇、向日葵交换到了酢浆草。
她也在上一份工作里感受到倦怠。那时在教培行业做运营，夏天的中高考季是王晴最忙的季节。周中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周末也要时刻待命。许多同事破罐破摔，长期住进公司里。
那段时间，王晴回家的唯一动力是家里的花和猫。“我的花不浇水会死，我的猫不喂会饿死，所以我就算在家继续加班也要回来。”但她还是因为工作太忙，错过了太阳花的花期，没赶上绣球的换盆季，又在梅雨天养死了一盆美女樱。
裸辞的念头是年初产生的。去年上海疫情那段时期，双减后仅剩的线上业务迎来前所未有的增长，王晴和同事的工作量逐渐达到顶峰。今年开始，线上业务又回到了往昔，业绩走下坡，领导也给员工施加新的压力，她有点干不动了，也在迷茫。
她大学学工科专业，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工程师。每天打开电脑，画图，写代码，关机结束。办公室其他同事也都是这个节奏，她感觉接下来十年如一日都是这样了。“我喜欢每天生活有点小意外，有点让我兴奋起来的东西。”那一次辞职，她有一个清晰的目标，“找一份有价值感的、能留下点什么的工作。”
经历教培行业这几年的动荡，现在的王晴越发相信，选对一个行业比选对一个职业更加重要。辞职前，王晴曾辅导高中毕业生的志愿填报，也会跟学生讲，“如果你知道未来要做什么事业，大学期间就要为此做准备，争取在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就顺利去到想去的地方。”
刚辞职那几天，王晴出奇地兴奋，每天约朋友出来吃饭、逛公园。这样过了三五天，兴奋的劲慢慢消散，她开始想要独处。晚上十二点睡，中午十二点起，生活里最大的欲望反倒成了睡觉。她和一位同样裸辞的朋友交流经验，发现多数裸辞人都会经历兴奋、独处之后的第三个阶段，陷入迷茫、焦虑、无所事事。王晴觉得，好在有每周的夜校课帮助她逃避了这一阶段的虚无。
工作日的白天，王晴在花艺课老师的组织下，报名参观了城市公园，重新认识上海街边的植物。她第一次知道，自己居住的浦江社区种着许多栾树，它们九月生出的金黄叶子，十月又会变成粉红色。“一个早上赶地铁，晚上到家天都黑了的人，从前哪知道观察这些。”
但她很纠结，还在刷新闻，焦虑接下来该去哪个行业。她曾经觉得自己的性格适合做一个“踩到风口”的人，赶上某一个行业的上升期，或是去赌下一个赛道在哪里。现在她想到自己已经28岁，有了年龄焦虑，“我是不是应该求稳一点，去找一个可以一直做到退休的行业？”
裸辞后，王晴的人生第一次有这么长时间的空闲，终于可以在白天给花浇水了，也有了新的困惑。“我变得不仅想要一份事业出众、有价值感的工作，还想要保护好我的生活。可能到了一个年纪，朋友吃饭聚会的时候也越来越不愿意讨论工作怎么样，更多是看看谁生活得更精彩一点。”
（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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