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0年，三国三大战役之一的“官渡之战”以曹操的胜出而告终。
所谓三国三大战役指的是：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有一种说法，这三大战役之所以能够在众多三国战役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它们都是以少胜多的战役。其实并非如此，历史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只要胜了，谁又会管你是否以强凌弱。这三场战役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们共同奠定了曹操、孙权、刘备三分天下的地缘政治格局。
这当中官渡之战，决定了秦岭淮河以北的中国北方地区归属；赤壁之战让曹操暂时放弃了南方半壁天下；夷陵之战则迫使蜀汉接受荆州归属孙吴和曹魏两家，自己只能以益州一州之地北伐的局面。这样算下来，官渡之战却是最重要的。如果获胜的是袁绍，那整个三国时代的格局就彻底改变了。
说起官渡之战，大家首先要清楚“官渡”在哪里。其实官渡并不是一个城关，它其实是一条运河，的正式名称叫作“官渡水”。说官渡水大家会有点懵，那它的另一个名称“鸿沟”你肯定听过。是的，你没有听错，官渡水其实就是鸿沟的另一个名称。秦末刘邦与项羽在鸿沟之侧争夺天下，汉末曹操与袁绍又在官渡水之侧，决定谁才是天下的主导者，一切迹象都表明无论这条河流叫鸿沟还是叫官渡水，它能够屡屡成为关键先生的背后原因，决没有那么简单。中国文明底色是由黄河塑造的。不过这条中国人的母亲河，却显得有些暴虐。由于黄河从青藏高原发源之后，便流入了土质疏松的黄土高原，导致黄河在进入华北平原后，成为了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这种特质往好了说，可以将更多上游土壤送至下游，沿岸线形成更多的陆地。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计，仅１９５４年到１９８２年期间，黄河就在山东境内造陆１１００平方公里，海岸线则平均每年外延０.47公里。问题出在黄河过高的含沙量上，黄河水携带的黄土很多等不到出海口就会自然沉淀到河床底部。久而久之等到河床高度接近河岸时，在洪水的冲刷下黄河便会漫流改道。由于径直向东会碰到山东境内的山地阻挡。黄河可以选择绕到山东的北边，从渤海入海；还是从山东南面由黄海入海。成年人不做选择，黄河也不。于是历史上的黄河就跟一把大扫把一样，时而在华北平原北部，侵夺海河流域河流的河道，从渤海入海；时而从南部侵夺淮河流域河流的河道，从东海入海。虽然如此不稳定，但在南宋以前黄河祸害的主要还是河北地区。中国的考古研究者很早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河北的平原腹地，缺失着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到商周，乃至春秋时代的古文化遗址。整个河北地区在那个时段的遗址，基本上都是贴着太行山、燕山，以及山东境内的山麓平原而生。这种现象的出现显然是因为水患。如果追溯的话，有很大可能性是大禹治水的结果。《尚书·禹贡》中记载大禹治理过的黄河“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意思是说大禹将黄河洪水北引至古大陆泽（位于今河北邢台境内），然后再漫流成多条河流注入渤海。从地缘角度看，大禹的这种做法是很合理的。以当时的生产力而言，大禹肯定没办法像传说中描述的那样到处去治水。但确实可以做到集合人力，选择到底是从黄河北岸还是南岸决口，让黄河洪水从这个方向漫流出去泄洪。只不过被选择直面黄河之水的这个方向，会变身成为黄泛区，被迫承受黄河周期性漫流的命运。最终被牺牲的是河北地区，而那些避受黄河水患的黄河以南地区，便成为了稳定而又富庶的“中原”地区。由此你也会瞬间明白，为什么河南会成为中原的代名词。同时“中原”又会成为“中国”最初的所在。不管黄河北流是不是大禹治水的结果，有一点都可以肯定，那就是黄河水在三国时代以及大部分历史时期，都是从山东之北入海。不过这也导致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黄河之水自此就没有办法，与南边的淮河水系发生联系了。那么官渡水为什么又会成为关键先生呢？别急，谜底马上就会揭晓。对应中原概念的河南省，有三个最知名的城市作为代言人：西侧的洛阳、东侧的开封，以及位于二者之中的郑州。一个存在于大多数人心中的误区，是认为上述三个城市都属于黄河流域，但事实上在地理层面，只有洛阳属于黄河流域，而郑州和开封都属于淮河流域，哪怕它们离黄河是那么的近。这是因为黄河在从洛阳奔涌而出进入华北平原后，就不再从南岸接收支流。黄河以南那些流淌在大平原上的河流，在水系上都属于淮河流域。解剖这个河南省的水系你会发现，以其省会郑州、古都开封为起点向南，整个河南省有超过50%的面积（8.61万平方公里/16.7万平方公里）属于淮河流域。换而言之，从地理层面看，所谓中原的原始范围指的是：洛阳盆地以东、山东丘陵以西、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这部分黄淮平原。回到官渡水为什么会成为关键先生的问题上来。中原地区作为天下之中，首先还是因为它的位置。这片大平原西承黄土高原、北接黄河漫流的河北平原、东止山东丘陵，南临淮南以南的江淮地区。不过居中未必会成为枢纽，除非它能够成为南北交通大动脉。以中原地区的水系属性而言，这个问题就变成了需要在黄河与某条淮河左岸支流之间，挖通一条运河。这项工程最终在公元前361年时，由将都城从山西的安邑东迁至大梁的魏国首次启动，并于10年后完工。这个大梁就是现在的开封，而这一经由开封连接黄淮水系的运河工程就是鸿沟。鸿沟运河西起洛阳盆地东侧的河南省荥阳市，经过郑州及其所辖的中牟县北部，在开封（汉时名“浚仪”）接入淮河水系。于是你会看到，就中原这个概念来说，是由黄河与淮河共同造就的。洛阳作为黄河的代言人，而开封作为淮河流域的北部边界，都有资格认定自己是中原之中。不管洛阳还是开封被选择，政治家和将军们都会知道，连接两城这条运河才是真正的天之下中，无论它叫鸿沟、官渡水，还是其它名称。以公元200年的地缘政治格局而言，袁绍控制了黄河以北的：冀州、幽州、并州三州。此外公元196年，袁绍还派遣长子袁谭进入青州，赶走了青州刺史孔融，拿下了游离在华北平原之外的山东半岛。反观曹操这边，帐面实力也是四个州，包括位于黄河之南的：兖州、豫州、徐州，以及包含洛阳、长安的中央直属地“司隶校尉部”。汉朝并没有专门为中原设置一个行政区，而是将之分割归入了兖州、豫州、司隶三部分。洛阳和官渡水归于司隶、开封属于兖州，曹操给汉献帝选的新都许昌则属于豫州。不管行政上怎么分割，都意味着曹操完整控制着中原。袁绍想得中原之地，本身是没有错的。毕竟长久以来的认知是得了中原才是算得了天下，以至于“中原”这个词与“中国”这个词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划等号的。为此周瑜劝孙权迎战曹操时才会说道“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以此来说，官渡之战在当时的认知中，可以算得上是一场关于“中国”的争夺战（现下的中国概念则与当时的“天下”对应）。然而占据中原并不代表曹操在官渡之战前，就是有地利优势的一方。虽然古人常说“得中原者得天下”，但如果你只占着中原之地，那就会面临成为四战之地的境地。当时的曹操就是这么个情况，北边有实力最强的袁绍；西边有以马超为代表的凉州集团蠢蠢欲动；南边有刘表、孙权。连东边的山东也已经被袁绍所控制。从这个角度说，袁绍其实并不用急着南下。田丰当时给袁绍出了个“三年疲曹”计划。建议袁绍对内把重点放在恢复农耕、积蓄力量上，对外则用奇兵不断骚扰曹操，使之疲于奔命，人民不能安居乐业。很可惜，袁绍最终还是选择了速进，希望一战而定鼎中原。之所以会做此决定，是因为袁绍在地缘上失了先手。一提到地缘，大家往往会和古人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中的“地利”对应。其实并非如此，地缘研究的是人与环境的关系。这个环境即包含自然环境，也包含社会环境。从这个角度说，天时地利人和都是地缘要素。就像我在《地缘看三国》一书中，并不只会跟大家解读山脉、河流，气候土壤，还会将解读每一片土地的人文传承一样。袁绍在地利和人各上是占优的。就像刚才分析的那样，曹操控制的中原地区在当时是一片四战之地；其实袁绍在人和上也有优势。曹操的控制区是东汉末年人口损失最严重的区域（这其中当然离不开曹操自己的贡献，比如对徐州的两次屠杀）。相比之下，袁绍的控制区情况却要好得多。这点从官渡之战的兵力上也可以看出。袁绍的兵力可以确定超过10万，《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在官渡之战时曹操手下兵力不满一万，其中伤者还占了二三成之多。曹操的这个兵力数字是很让人怀疑的，就连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都很是怀疑。怀疑归怀疑，但曹操的兵力远少于袁绍却是可以确定的。后来曹操收的冀州之后就感叹，“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不管三十万是指户数和壮丁，都可以证明袁绍在人力资源上是有优势的。而且袁绍这个人虽然优柔寡断，用人也存在很多问题，但对老百姓却是好的。《献帝春秋》记载 “绍为人政宽，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伤怨，市巷挥泪，如或丧亲。”老百姓又拥戴，真要是打起消耗战、持久战来说，袁绍完全可以做到以本伤人。 然而在天时方面，袁绍却是失了先机。这个天时就是天下正统，再具体点说就是汉献帝在谁手上。公元195年汉献帝出逃长安，准备东归洛阳。袁绍的谋士头号谋士沮授向他提出了迎献帝入邺城建都的方案，还说出了著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名言。是的，你没有看错，这句话不是出自曹操阵营，而是出自袁绍一方。完整的策略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曹操这边的说法则是“奉天子以令不臣”，具体是他的谋士毛玠提的。不管挟天子也好，奉天子也罢，重要的是要把天子抓在手中。天下虽然大乱，但上至勋贵、下至百姓，都还出生在汉朝，绝大多数人天然会视汉朝为正统。天子在手，便有了号令天下的底气。可惜袁绍没有听，等到曹操把汉献帝迎入许都更是追悔莫及了。急于夺回天子这个“天时”，是袁绍寻求速战的根本原因。地缘因素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示出决定性影响。像三国后期，天下大势已定，君主更迭、将领的努力，都很难影响大势的走向。但在大乱之初，创业的英雄们的确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抢占一个好身位，甚至通过一两场重大战役的胜利得了天下。这也是为什么三国故事流传了那么久，其实大家真正感兴趣的都只是前半部分。因为没有人真的喜欢，三分已定之后的那种无力回天感。尽管中原地区因为其居中的枢纽位置、优越的农耕条件，而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但回顾历史你有没有发现，这一地区给人的感觉却依然是大灾不断。追溯起来，这件事情与北宋的灭亡有关。公元1127年，金军攻破开封，将宋徽宗、宋钦宗二帝与大量宗室、财口掳走之后。次年金军再次南下，当下的汴京守将杜充在南撤之下，为了阻止金军南下，主动将黄河南岸的堤坝扒开，将黄河与淮河之间的中原地区变身为黄泛区。虽然在之前的历史中，黄河曾经有多次南决的纪录，但在人为干预下都回归了北道。而这次杜充的做法，却开了一个恶劣的头。此后金人、蒙古人都学习了这以水为兵的法子。直至1938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阻止日军南下，于郑州北部的花园口再次扒开黄河大堤，将中原地区变成了黄泛区。倘若袁绍当时也有这种想法，那么三国乃至中国后面的历史估计都要改写了。中原变成一片大灾之地的时间，也会提前800多年。所幸袁绍没有这样做，也没有这样想，只是想着在战场上战胜曹操。相比之下，曹操就要狠多了。甚至在战后因为粮食缺乏，而当即屠杀了七万多袁军战俘。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又像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地缘视角是一种全新的方法论，也是一种客观而基础的方法论。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有了这种方法论，我们再看到那些被粉饰过的历史时，能够少许多困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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