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不了学术问题，是问题学术产生的主要原因
本文作者为安徽师范大学陈文忠教授，首发《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一、在“经典细读”中发现学术问题
哈罗德·布鲁姆说：“没有莎士比亚，我们就无法认知自我；没有经典，我们将会停止思考”；刘勰则说：“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必记本”注：《文心雕龙·序志》)后者用典雅语言，把思考与经典、问题与经典、文章与经典的源流关系，作了更为具体的诠释。
美籍华人学者孙康宜“叩问经典的学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例。从本科期间研究麦尔维尔《白鲸》的毕业论文，“以《圣经》的典故为基础，加上自己的想象和分析，对麦尔维尔的作品产生了独到的见解”，到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再到后来的一部部学术专著，她的每一个学术发现和学术成果，无不源于“经典的叩问”。
确实，作为心灵的智慧和学术的灵感，你所真正发现的，不是别人给你介绍和提供的，而是你在经典的慢读细思中领悟到的。根据经典的不同性质，在“经典细读”中发现学术问题，至少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两个层次。
一是从学术经典中发现具有现代意义的问题。经典的永恒性决定了经典问题的永恒性。以中国古代的文史经典为例，刘勰《文心雕龙》五十篇，概括了中国“诗文理论”的基本问题；刘知几《史通》五十二篇，概括了中国“史学理论”的基本问题；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则把前代的“诗文理论”和“史学理论”作了新的综合。上述三部著作中阐述的理论问题，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迄今依然是诗学、史学、美学研究者学术灵感的渊薮。
钱钟书的《管锥编》，从表层结构看，是对十部中国典籍的考释，实质是从学术经典中发现具有现代意义的问题，再将问题置于人类文化的宏观背景上加以现代阐释。我把《管锥编》的这种方法称之为“双重六经注我”：即，让中国经典提问，请中西哲人回答。让中国经典提问，决定了问题的经典性；请中西哲人回答，决定了回答的经典性；作者的观点和见解，隐含在中国经典的提问和中西哲人的回答之中，所谓“兹取他家所说佐申之”，“你的不妨就是我的”。钱钟书正是通过“双重六经注我”，让传统问题实现现代性转化，使中国问题获得人类性意义；同时也创造了学术上“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无我之境”。
二是在文学艺术领域可从艺术经典中抽象出普遍的美学原则。这是在更深的层次上通过“经典细读”发现学术问题。首先，经典意味着规则，经典潜藏着原理。恰如歌德所说：“真正的艺术品包含着自己的美学理论，并提出了让人们藉以判断其优劣的标准。”其次，在经典细读的方法上，不是直接从经典文本中提取问题，而是深入经典文本的背后，抽象出经典所包含的理论原则和普遍规律。这是一种从感性赞美上升到理性反思的方法。
从历史上看，亚里士多德《诗学》实质是一部悲剧学，而这部悲剧学便是亚里士多德从以《俄狄浦斯王》为中心的希腊悲剧中抽象出来的。钟嵘《诗品》是一部“五言诗史”，又是一部“抒情诗学”，其“谈艺之特识先觉”，标“滋味”，主“直寻”，非“用事”云云，便是对“五言上品”作学理反思的结晶。读透一部经典，成就一门学问；读透一部经典，成就一种诗学。循此思路，我们可以在“四大名著”中读出一部“中国小说美学”，从“四大名剧”中读出一部“中国戏剧美学”，如此等等。
二、在“学术论争”中发现学术问题
一部学术史，就是一部学术论争史，也是一部学术问题史。从学术角度，从“学术论争”中发现学术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时段：一是历史上“学术积案”中的学术问题；二是当下的“学术热点”中的学术问题。
真正的学者应当是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始终关注着现代的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关注现实中出现的问题，关注学界的“热点问题”。而在当下“学术热点”中发现学术问题，相对比较容易。一般可以通过各种“学术综述”，了解问题的起因，论争的过程，论证的焦点以及各家的观点和分歧等等；然后从基本分歧入手，抓住问题的核心，确立自己的立场，提出自己的观点。在关注“热点问题”时，发现和抓住具有深刻意义的分歧尤为重要。因为在任何学术争鸣中，正是那些具有深刻意义的分歧，才可能成为理论的生长点，才可能有破有立，推动学术的发展。
在过去的“学术积案”中发现学术问题，实质是在“学术史”或“问题史”的考察中发现学术问题。这首先要求你熟悉学术史或问题史，同时要求你具备足够的发现问题的学术敏感和学术辨识力，尤其需要学术辨识力。学术史或问题史有两种形态，一是经过整理的，大如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次如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再则专题性的问题史，如美国学者苏珊娜·卡森编的《为什么要读简·奥斯丁》，精选了近一百年33位作家、评论家的评论，即可视为近百年奥斯丁研究的学术史或问题史；二是未经整理的，需要自己去发现问题，发掘史料，再加整理的。如20世纪30年代曾发生过一场由梁实秋、朱光潜、李长之、周扬参与的关于“文学的美”的学术争论。这场论争已过去七十多年了，但如何理解“文学的美”，依然没有一致的看法。细读这些论文，回顾这场论争，可以引发我们继续探讨“文学的美”的兴趣，也可能把问题的理解引向深处。
三、在“相互照明”中发现学术问题
“互相照明”，即比较文化或比较文学。1978年，钱钟书在意大利发表了一次讲演，题目就是《意中文学的互相照明：一个大题目，几个小例子》。钱钟书讲演中所举的几个意大利故事和中国故事，“彼此相像得仿佛是孪生子”，这种“似曾相识的惊喜”和“有趣的类似”，丰富了我们的文学经验，促进了我们对文学的理解。“互相照明”，也就是中西“打通”，这是钱钟书一贯的学术方法，也是中西学者惯常的学术提问和学术思维方法。巴赫金说得好：“在文化领域中，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强大的推动力。一种文化只有在他种文化的视野中才能较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因为，一种涵义在与另一种涵义相遇交锋之后，仿佛开启了相互之间的对话，从而显示出自己的深层底蕴。
在“相互照明”中发现学术问题，可以分为经验事实的相互照明和理论观念的相互照明两个层次。
一是在经验事实的相互照明中发现学术问题。经验事实的相互照明，即文化比较和文学比较，是发现学术问题极为重要的方法。钱钟书《管锥编》中无数已经解决或有待进一步解决的学术问题，既是从十部中国典籍中提出的，也是在中西文化的“相互照明”中发现的。但从近百年中西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史看，以往的相互照明，往往是一种“缺项思维”式的比较，即只是消极地发现“中国没有什么”。
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所谓“中国没有史诗”“中国没有悲剧”“中国没有爱情诗”“中国没有忏悔意识”等等，无不如此。“中国没有什么”，其实是一个伪问题。人性的相通，人类历史来源、生存处境和生命历程的相似，决定了人类文化结构的共通和本质一致，有所不同的，只是表现方式而已。因此，要在“互相照明”中发现真正有价值的“中国问题”，中国学者必须改变以往那种低人一等的“缺项思维”，改变把互相照明的“理解”变成以西贬中的“评价”的做法。海外华人学者对此感受尤为深切。
“比较史学”是余英时常用的学术提问和学术思维的方法，同时他对此种方法的运用又极为谨慎。他颇有感触地指出：“比较的历史观点本来是有利无弊的，但是比较如果演变为一方是进化的高级阶段，而另一方则仍停留在较低的层次，因此前者成为批判后者的绝对标准，那么许多历史和文化的歪曲便随着发生了。”黄进兴（注：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师从史华慈和余英时 ，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兼所长）是余英时的学生，他的感触似乎更为沉痛：“向来中国思想之研究，已沦为各种西方思想利器或意识形态的实验场，其结果光怪陆离则有之，实质建树则未必，而其共同心态则昭然若揭：中国文献只不过是印证或演绎外来思想的‘资料’。”
如何改变低人一等的“缺项思维”？我以为中国学者应当确立一种平等互视的“对应思维”，以取代低人一等的“缺项思维”。所谓“对应思维”，就是对中西文化传统或文学传统中两个具有丰厚历史内容和精神价值的对应性问题和对应性事项，进行平行平等的比较研究和相互阐发，以西方文化照明中国问题，以中国文化照明西方问题。比较研究的有效，必须寻找到有意义的对应性问题，方才能领略其中的好处，否则漫无边际地比下去只是徒费时间。有学者深感“比较文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这样的提问方式和思维方式：“作者试图带着中国问题进入西方问题，然后由西方问题再返回中国问题，为汉语学术界审视现代性问题提供一种学理上的建构。”这种从中国问题出发，最终又回到中国问题的思路，与“对应思维”的旨趣本质上是一致的。
二是在理论观念的相互照明中发现学术问题。借鉴西方的新理论、新观念和新方法进行学术研究，是发现学术问题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式。任何一种新的理论出现，其所提示的新的观念，都可以对传统的学术研究投射出一种新的观照，从而获得一种新的发现，作出一种新的探讨。20世纪80年代的“方法热”虽不免有牵强附会的谬误和偏差，但西方各种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确实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学术视野，活跃了我们的学术思维，为传统学术研究注入了一股新的动力。因此，在这个对所有学术问题的研究都需要有世界眼光的今天，我们自然应当以开放的心态，借鉴一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发现新问题，研究新问题，不能因某些可能存在的学术偏差和不当做法而因噎废食。
在理论观念的相互照明中发现学术问题，既应审慎，又应开放，既要立足传统，尊重传统，又应合理借鉴，大胆提问。当代诗词学家叶嘉莹在这方面的学术态度是值得重视的。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学界出现了一阵“现代热”。曾经热衷“西方现代观点”的叶嘉莹发表了“为台湾说诗人而作”的《关于评说中国旧诗的几个问题》一文，此文既有“补过之心”，更有“纠偏之意”。但她并没有因此而因噎废食。20年以后，她在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的影响下，撰写了《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的长文，“对《花间》词特质形成之因素，及其对后世之词与词学之影响，在西方女性主义文论之观照的反思中，做了一番深入的系统化的探讨”。对此文的学术方法和学术观点，缪钺作了高度评价。
20世纪西方文论，基本上是学院性的批评方法论。从精神分析学到英美新批评，从俄国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从神话原型批评到结构人类学，从阐释学到接受美学，只要我们立足传统，合理借鉴，无不可以启迪思维，创发新义，开拓新视野，发现新问题。
四、在“基本理论的具体运用”中发现学术现问题
理论的本质，是揭示事物的本质规律；理论的功能，是提供分析事物的视野和角度；理论的运用，就是运用理论提供的视野和角度，在具体事物和经验现象中发现问题和研究问题。以文学理论为例，韦勒克指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二者均致力于说明一篇作品、一个对象、一个时期或一国文学的个性。但这种说明只有基于一种文学理论，并采用通行的术语，才有成功的可能。”换言之，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中，只有遵循文学规律，运用文学理论，才能发现有价值的学术问题，进而对文学现象做出科学合理的分析评价。
一般地说，人文学科的每个分支都由理论、历史和经典三部分构成。所谓在“基本理论的具体运用”中发现学术问题，应当包含两个层次，即运用于经典解读和历史分析。一部文学理论，实质是一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因此，运用文学理论发现和学术问题，同样包含上述两个层次。
一是运用一般理论对微观的作家作品的创作特色和艺术风格作分析研究。例如，“意境”是中国诗学的核心概念。王国维说：“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注：《人间词话》)严之兴趣在诗前，王之神韵在诗后，皆非诗之本体。诗之本体当以静安所说为是。王国维的意境说自成一体，系统地阐述了意境的本质、意境的构成和意境的多元形态等等。掌握了这套理论，就获得了从意境角度发现问题的眼光，就可以在古代诗歌的研究中，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对不同诗人所创造的艺术意境的构成特点和形态特点作分析研究。
二是运用一般理论对宏观的“一个时期或一国文学”的文学史现象做具体研究。例如，现代文学史理论认为，一体文学或一国文学的发展，无不经历了起源、自觉和发展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规律性。掌握这一理论原则，当需要阐明一体文学和一国文学的发展过程时，就具有了自觉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思路。丹纳的《艺术哲学》，一方面强调“艺术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同时又提出了“一个体系的四个阶段”，阐述了“艺术品”与“环境”之间的多元中介和复杂关系。掌握这套理论，对于研究一体一国文学的形成发展根源时，就会具有更为精细的学术眼光和学术方法。
人文学科的理论体系，每一个概念和命题都具有本体论、价值链和方法论三层意味和三层功能。因此，掌握了一套理论体系，就获得了一套发现问题的学术眼光，就多了一套解决问题的学术方法。
五、在自我“人生体验”中发学术现问题
文化是生命精神的升华形态，人文学科是生命问题的理性表达。人文学科的问题，无不是人生问题。相信你的直觉！珍视你的体验！你的心灵体验，也就是天下人的心灵体验！你的体验，只要是源自生命本身的体验，就是天下人的体验；你的问题，只要是发乎灵魂深处的问题，就是天下人的问题。概而言之，当你从人类的角度抒写自己的痛苦时，你就是诗人了；当你从人类的角度反思自己的困惑时，你就是哲人了。
英国著名传记作家鲍斯维尔说：“我最喜欢谈论的题材是我自己。”这句话，对文学艺术和人文学科具有普遍意义。莫言的一段创作自白，对鲍斯维尔的话作了富于哲理的补充。他说：“一个作家一辈子其实只能干一件事：把自己的血肉，连同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写出几十本书，可能塑造出几百个人物，但一本书只不过是一本书的种种翻版，几百个人物只不过是一个人物的种种化身。这几十本书合成的一本书就是作家的自传，这几百个人物合成的一个人物就是作家自我。”文学创作是作家自传和作家自我的审美升华，文学研究中的学术发现和学术创见，当然也不能离开研究者的自我经历和自我体验。
文学是人学。哲学、美学、历史学，何尝不是人学？
如果说文学是一种人生体验，那么哲学则是一种人生智慧。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哲学体系就是一种人生方案。一个哲学家对人生问题的解决，既取决于他的知识学养，更取决于他的人生历练和人生体验。在人文学术的研究中，在哲学家的哲理思辨中，客观的科学精神和主观的生命体验，二者难以绝然二分；相反，研究者的生命体验往往会深化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和发现。诚如邓晓芒所说：“我钻入了自己的德国古典哲学专业，但我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文学经验，而是用这些体验来深入理解康德、黑格尔等等思想大家们的心灵。很幸运，这些德国哲人的心灵正好也饱含着人生体验，常常能够与我的体验有灵犀相通。”
随着学术年龄和人生历练的增加，人生体验对学术提问和学术研究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独特的人生经验是无价之宝，真正建立在独特的人生历练和人生体验基础上的学术提问和学术著述，就可能成为传世经典。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的“上书”中写道：“我觉得在我所有的东西里面，我认为最宝贵和最有价值的莫过于我对伟大人物事迹的知识了。这是我依靠对现代大事不断钻研而获得的。对于这种知识，我曾经长时期地孜孜不倦地加以思考和检验，现在我把它写成小小的一卷书献给殿下。”马基雅维里依靠他“对现代大事不断钻研而获得的”、经过“长时期地孜孜不倦地加以思考和检验”而写成的《君主论》，成为公认的近代政治学的奠基之作，马基雅维里也成为第一个使政治学与伦理学彻底分家而真正独立的人。
必须指出，上述五个方面远未穷尽发现学术问题的全部途径；而且，即使从上述某一方面提出自己的学术问题，成熟的学者也各有自己的提问方式、角度和原因，从而体现出自己独特的学术个性。历史学家王汎森把自己的学术问题概括为“重访执拗的低音”：“重访许多在近一百年被新思潮压抑下去的学术论述，重访许多被忽略的面相、重访一些基本的问题、重访一些近代保守主义者为了回应新派所作的过当的扭曲、重访近代主流论述形成之际发生重大分歧的过程等。”这实质是从学术史考察中发现学术问题。但是，为什么重访“低音”而非“高音”，重访“潜流”而非“主流”，王汎森是有他自己对历史真相和学术现状的深刻考虑的。
简言之，既基于其整体性的历史观，又抓住了学界的“短板”，因此很快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也可能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开辟一个富于潜力的学术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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