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上百国家、定居大理的美国爸爸：父母的使命感，就是孩子最好的学习养料

视频刚一接通，背景的蓝天绿林就美得特别惹眼。镜头稍稍左转，又见一片湛蓝的湖。而屏幕中央，金发、高鼻梁的西方面孔，仿佛本地人一般，熟稔又自豪地介绍着他身旁的一草一木。

虽说对林登这位“洋村长”，外滩君早有耳闻，但这个开场，还是有些别开生面了。

1984年，美国人林登（Brian Linden）第一次来到中国。他在这里读书、工作、旅游......他总说，自己原本只是个在美国洗地毯的穷小子，但来到中国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

2004年，游历过一百多个国家之后，林登决定回到中国。辞掉美国的工作、卖掉房子，带着太太和两个孩子，来到大理喜洲，希望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开民宿、做教育。

林登

今年，是他在喜洲的第18年。其间，他不遗余力地向世界推广中国文化、大理文化，通过喜林苑这个平台，他邀请了中美两国许多的大学生、中学生来了解当地民俗文化，把这里变成一个真正的文化交流中心。

人们调侃，今年暑假，一半的人在新疆，一半的人在大理。林登也感受到了这股热潮。往年的旅游旺季，苍山洱海变人山人海；今年，却还多了许多想逃离内卷、从全国各地慕名移居的家长。

对这些年轻的中国家长，林登很是赞赏，觉得他们在做一件开创性的、了不起的事儿。

喜林苑

这倒让外滩君有些惊讶，要知道，他的两个儿子小时候可都是跟着他在大理创业、在家上学（homeschool）的，那不是更突破常规教育思路的事儿嘛？

中国家长的“反内卷”之路，他为什么觉得勇敢？作为一位生活在中国的美国人，他又如何看待两国不同的教育哲学投射在每个小家庭中的样子？

8月的最后一天早晨，外滩君和林登进行了一场对话。

在中美两国的教育迷思中

能否找到平衡？

如果说，奔赴大理是一次理想主义的冒险，那么林登夫妇可以说是许多中国父母的前辈探路者。

毕竟，十八年前，林登夫妇刚来到大理时，当地都没有几所学校，跟今天堪称“创新教育赢了北上广”的大理，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之所以选择大理，选择喜洲，林登曾经在许多场合说过，他太爱中国，他希望让全世界都了解中国文化。

“世界上很多人都在看中国最近 30 年的历史，谈‘经济奇迹’。是的，它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富裕。但我认为世界没有足够重视，在此之前的四千多年，中国真正的软实力就在于此。这可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化之一，我们都应该感到自豪。”

林登夫妇

这也是为什么，从一开始，林登就没有选择生活在大城市。在喜洲，他感受到，中国文化活着、流动着。他希望以某种方式提醒人们，中国不可思议的古老传统是如何生生不息的，这种传统基于一种充满着“平衡感”的哲学，与环境的联系，对祖先的敬畏，对过去的尊重和对未来的希望。

内心巨大的热忱，让他迫切地来到这里。但为了这个使命，对于自己的家庭，他也不得不做出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2004年，林登和太太辞掉了美国的工作，卖掉了房子，带着当时只有5岁和8岁的孩子一起来到中国。除了给孩子学习用的20公斤课本，他们什么都没有带。

由于喜洲当地可供选择的学校并不多，林登和太太也不想把孩子送去别的城市、一家人分开，于是，他们决定让两个儿子在家上学（homeschool）。

这真的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决定。

“你不怕孩子落后于同龄人吗？”外滩君问。

“怎么可能不担心！”林登爽朗一笑，“我在中国这么多年，中国父母的教育观影响我太多了！”

林登一家合影

在林登看来，中美两国的教育体系，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不同，那就是指导的多与少。不论是在家还是在学校，中国父母更愿意让孩子获得细致专业的指导，哪怕为此要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甚至生活；而很多美国家庭的孩子需要靠自己，缺乏家庭支持的孩子，很可能因为教育的匮乏而失去机会，然后就“从裂缝中滑落（slip through the cracks）”。

自小在美国一个工人家庭长大，林登并没有接受所谓优质教育的机会。没有人告诉他，一定要去读大学。一切都要靠自己。

“在美国，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他们其实也能做到，只是缺少机会，而且很多父母不告诉他们的孩子该做什么，这让我们很多人感到非常迷茫。我不确定，我是否完全赞同这一点。”

林登说，他希望给予孩子支持和指导。这或许是一种更理想的状态，在中国式教育和西方体系中实现平衡。

只是，林登也没有告诉孩子应该做什么，只是或多或少地给他们选择，然后讲清楚选择背后的代价与获得。

“你们可以选择像我来中国之前那样，没有去很好的学校，洗地毯；或者也可以像我来到中国之后这样，去读好学校、去见识更大的世界，为自己热爱的事情努力工作。”

决定不去学校后

就把全世界当作课堂

初到喜洲的半年，一家四口租了个房子住着。林登忙着民宿的创办，开始和政府商谈租下“杨品相宅”这座文物建筑，以及如何修缮、改建。而太太也开始着手准备两个孩子的日常教学。

“老实说，真的真的很难，教两个男孩在家上学，还要创办一个公司。”林登坦言，头两年，几乎每个月都在不同的地方，所以孩子的书都装在行李箱里，走到哪学到哪。

“有时候，我跟政府的人在开会、吃饭，孩子们就在旁边看书，有时候在旁边叫。哈哈”！

林登的民宿

而另一边，太太要负责具体教学内容和进度规划，工作量也不是一般的大。林登说，“我们真的评估了许多不同的系统课程，也跟孩子一起尝试。试下来有两套课程对我们的孩子非常有效，我们就坚持把这两套学完。”

林登的太太通过网络下载美国学校的课程资料，周一到周五，从早上9点到下午3、4点上课。课程由孩子自学，她从旁协助，随着孩子的年纪增长，独立学习的能力也越来越强，等到高中，孩子们就基本自己安排了，有时候会学习到晚上，甚至周末也在自学。 

在不同年龄段，林登太太也需要制定不同的陪伴和学习策略。当孩子年纪还小，陪伴和帮助是非常必要的。等到学习习惯逐渐养成，孩子们有了一定的自我管理能力，她就可以放手一些事情。当然，随着课程的内容越来越难，林登和太太也需要花更多时间去学习那些课程内容。

不过，整个过程中，林登和太太不太愿意给孩子应试的压力。比如，林登和太太就没有告诉两个孩子要考SAT，只是偷偷带他们去昆明上课，“我就是想看他们能学到多少，而不是为了准备考试能复习多少。因为我们也需要知道，让他们在家上学，我们有没有教得好。结果，他们考得非常高。”

林登和儿子在一起

另一方面，在林登看来，相较于书本上的知识，在生活中、在旅行中，不断挑战他们的信念可能更加重要。

就像林登自己在建设喜林苑时所相信的那样，不要大玻璃窗，也不要飘着花瓣的浴缸。他希望去那里的人不仅能感受中国传统建筑的美，还要走出院子，去看看当地的菜市场，看看扎染甲马这些关于文化的东西。

在喜洲，林登的当地朋友们会来帮忙两个儿子的教育，教他们音乐、艺术、中国武术，孩子们在村里跑上一圈，就能从村民那里再多学到一些关于喜洲文化的新东西。

打太极拳

这些年来，林登夫妇带着孩子们去世界旅行，走遍全球一百多个国家。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带孩子去过普吉岛、海南这些阳光海滩的旅游胜地。林登说，每次旅行都必须有教育的养分。

林登曾经带孩子在欧洲待了整整一个月，没有去滑雪，也没有去海边。就只是去那些传统的地方。去南斯拉夫、波斯尼亚、科索沃，了解 20 年前发生的战争，了解不同民族面临的挑战。

林登一家在波黑旅行

他还带小儿子去了趟中亚，去看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花时间在那里，真正了解那里，就会理解丝绸之路是如何在中国和欧洲之间传播文化的。

在旅行中，林登总会让孩子接受各式各样的挑战。比如，不会花很多钱去住很好的酒店、打卡地标；孩子们需要跟当地人交流，学会一点当地语言；尝试去做几件小事，帮助他人......在他看来，旅行不仅仅是为了放松，更要意识到使命感。

“特别是今年，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全球气候变化对我们环境的影响。这是他们应该有意识地去关心、去尝试改变的事，”这一点，林登很是为自己的两个儿子骄傲。直到现在，他们也非常热衷于公益，在旅行中总会做一些志愿服务，“他们学到了新的东西，这些新的东西也使他们成为更好的人。”

父母身上的使命感

就是孩子最好的学习养料

教育家杜威讲，教育即生活。教育就是儿童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在林登夫妇的故事中，外滩君深刻感受到这一点。

对于这种教育哲学，林登深以为然。这还要从他自己的成长经历说起。

林登在乌兹别克斯坦

前面提到过，林登出身在美国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妈妈高中没毕业，爸爸是个不识字的电缆工人。在中国之前，他只是去读过社区大学，上夜校，因为没有钱去读大学。

尽管父母没有足够的物质条件送他去好学校，但林登却觉得，父母给了他许多珍贵的启迪。

比如，爸爸喜欢画画。每天下了班，不管多累，都要回房间画画。有时候，爸爸也会带他和妹妹去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欣赏画作。爸爸还经常趁中午休息的时候去图书馆，凭着耳熟的大作家名字，挑一些别人不用的、免费送的书回家给孩子们看。

耳濡目染地，林登也变得热爱阅读。也希望像父亲那样，追寻内心的指引，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

更重要的是，林登能感受到，父母鼓励的不是学术上的目标，而是在满足内心的需求和努力做一些好事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感。

“虽然他们不是很富有，但他们总会努力去做正确的事情。他们会做很多社会工作，去照顾、关怀那些比我们更不幸的人。他们让我感觉到，这比学习微积分或阅读莎士比亚更加重要。”

林登一家

这也是为什么，林登选择让孩子们跟自己待在一起。在林登看来，比起把孩子送去一个排名很好的私立学校，父母给予的时间更加宝贵。教育应当包含社会的部分，林登希望孩子们了解，教育鼓励他们不仅要追求头脑中的东西，还要追求心中的东西。

这也的确在林登的孩子身上得到了印证。天天近距离感受着父母身上强大的使命感，也实际参与其中，两个儿子不仅在独立学习中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也早早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观。

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毕业后，大儿子进入美国一个基金会工作，帮助美国大城市的贫困人口、贫困儿童。“我看到他身上的社会意识，他赚的钱不是很多，但生活没问题，而且他很快乐，我真的很为他骄傲。”林登说。

何谓好的教育

没有标准答案

选择一条少有人走的教育之路，对任何国家的父母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正因如此，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父母带着孩子来到大理，寻找“创新教育”，林登发自内心地敬佩。

来到大理后，有很多年轻父母会来问林登问题，从他这里得到一些经验或帮助。“我真的很佩服他们。在西方，决定在家上学，周围的人会造成一点压力，他们会说，你们就像‘嬉皮士’，只是出去玩。我想，在中国，这种压力对这些父母来说甚至更大。 ”

林登说，即使从一个美国人的角度看中国教育，也毫无疑问非常出色。更何况，他一直视中国为他的“师傅”，“我不会以任何方式批评中国的教育系统，我相信，这些年轻父母正在寻找一个更好的平衡点。”

林登一家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为人父母最艰难的，或许就是这种为孩子做选择而承担的压力与风险。作为父母总是害怕，我们做的是正确的事情吗？总是免不了为这个决定挣扎，更何况这个决定影响那么大，整个余生都要与之共存。

“你明明可以让他们在中国或美国大城市里接受很好的教育。但你却把他们从那里带走，你说我认为有些东西更重要。我总是害怕我做了错误的决定，我总在担心这个问题。”林登说，可能每个在家里上学的父母都会在这种恐惧中挣扎。我们是否为孩子做了正确的决定？

“那么，你是什么时候才松了一口气，相信自己当初的决定没有错？”外滩君很好奇。

“说实话，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林登坦诚得惊人，他说他必须带着这种压力生活。因为在家上学这个决定，两个儿子的成长轨迹与他们在美国、中国同龄人的都不同。没有去打棒球、踢足球或者在学校参加球赛，也没有周末跟学校朋友出去玩的经历。

“我不知道，我的孩子会不会觉得，那是被他们的父母剥夺的东西。”林登说，“但我很高兴，我的两个儿子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人。即使他们现在一个23岁，一个26岁，都长大了，还是会像以前一样跟我聊天，他们在自己的位置上帮助别人，去追求自己的使命。”

林登与美国明德大学学生

在林登看来，可能不会有任何父母充分相信，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教育总是要摸索、要平衡。“如果非要说一个标准，来判断我们作为父母是否成功。我想，他们成为了很好的人，在做很好的事，对我来说，这就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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