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关心选美大赛

现代选美可以追溯到1921年的美国小姐选美（Miss USA）。当年美国小姐选美比赛大获成功，迅速流行开来，连组织者自己都感到惊讶。1922年秋季，泳装选美比赛使所有其他活动黯然失色。迈阿密大学历史学教授Kimberly A. Hamlin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选美比赛中出现的绶带在那个年代有着浓厚的政治意味，和选举权运动直接挂钩。1920年8月26日，美国妇女经过漫长的平权运动获得选举权，仅仅一年之后，“美国小姐”就成为了大众津津乐道的话题。她问：“哪个版本戴绶带的女性会被人们记住并融入我们的国家叙事中？争取平等公民权的女性，还是因遵守陈旧、狭隘的理念而获得男性认可的美国小姐？”

Hamlin看到，选美比赛的重心，并非女性的历史贡献或她们对基本人权的要求，而是女性的屈从、家庭生活和贞操。当年的获胜者有很多共同点——不是女性主义者，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也没有明显的抱负。这些女性至今仍是赛事历史上最年轻、最娇小的参赛者。据一位记者当时的记录，当他去通知第一位“美国小姐”玛格丽特·戈尔曼她被选为华盛顿特区代表时，她正在玩弹珠。第二位“美国小姐”是俄亥俄州的坎贝尔，比戈尔曼还要年轻，选美比赛规则规定参赛者的最小年龄为16岁，但坎贝尔后来承认自己只有15岁。

电影《阳光小美女》剧照，影片中7岁的女主角坚信自己有朝一日能当选美国小姐

1968年，美国小姐选美大赛遭到抵制：为了抗议该赛事种族歧视、黑人女性被排斥在外，非裔美国人社区于1968年举办了自己的比赛；白人女性主义者也对选美大赛表示不满，纽约激进女性组织公开反对比赛中纯粹根据美貌来评判女性。加州州立大学历史学副教授Blain Roberts在《纽约时报》撰文回顾当年这场抗议时提到，抗议者称，比赛奖励的是那些不够聪明、讲话不利索和不关心政治的女性。Roberts写道，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最近，获奖者和参赛者有的来自于常春藤盟校，获得了专业学位，有的人在竞选国会议员。可是，女性主义者最尖锐的批评——选美比赛剥削女性，使她们的身体性感化并鼓励遵守荒谬的美丽标准——今天仍然能够引发共鸣。”她说，尽管相关方面强调“美国小姐”追求的是职业机会等，还把泳装比赛包装为“生活方式和健身”，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当选手们穿着泳衣登上舞台时，她们并没有在做俯卧撑，男人们则依然热情地吹着口哨。

选美本身有政策和规则，整体上来说就是传统女性气质的展演和比拼：谁最优雅？谁穿泳装最美？谁的三围尺寸最完美？谁穿12厘米的细高跟鞋能不被绊倒？到1999年，美国小姐才废除了禁止参赛者离婚或堕胎的“纯洁”规则，不过即便如此，选美仍然有严格的“道德”要求。2002年，北卡罗来纳州小姐Rebekah Revels因被男友拍摄裸照而迫交出桂冠，2006年美国小姐、肯塔基州的Tara Conner仅仅因为去俱乐部喝酒、可能发生了性行为而卷入丑闻。

第57届世界小姐总决赛泳装表演

不仅美国小姐选美大赛对参与者有类似“身高不低于170厘米、必须未婚未育”的要求，据2021年法新社的报道，“法国小姐”选美大赛的主办方及其母公司也被起诉，因其设定的报名资格被认为“有歧视性”。《环球时报》曾刊发《涉嫌歧视，“法国小姐”选美遭起诉》一文介绍说，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传统选美比赛，也因过时的行为条款和文化积弊招致非议，比如2018年“乌克兰小姐”的获得者维罗妮卡·迪杜申科被剥夺头衔，原因是主办方发现她离婚且有过孩子。

2019年6月，负责美国小姐选美比赛的早安美国组织声称，将不再根据女性的外貌来评判女性，转而关注她们化妆、发型和性感服装下的身份。在美国小姐选美比赛九十八年的历史中，女性第一次不用穿着高跟鞋或暴露的比基尼。此外，晚礼服部分也进行了改造，参赛者可以穿任何她们认可的服装以及最适合个人风格的服装。

自1968年的抗议活动以来，女性主义者一直对选美的性别歧视直言不讳。在批评越来越多的同时，选美的收视率也在愈发走低。据《福布斯》报道，在美国，曾经被认为是必看的美国小姐比赛几十年来收视率都在稳步下降——1954年首播时约有2700万人收看，且当时并非每个家庭都有电视；到了2017年，观众只有560万。同时，争夺冠军的选手数也大幅下降。1970年，大约有70000名女性参加了地方、州和国家级的美国小姐选美比赛，到2017年，这个数字下降至不到4000人。 没有了泳装选美环节，2019年美国小姐收视率暴跌36%，但没有取消比基尼的环球小姐比赛在两年内观众数量也下降了30%。

在世界范围内，选美依然被一些人视作女性赋权的道路之一。支持者把选美称为摆脱不利生活条件的方法以及追求梦想的跳板，例如在菲律宾、委内瑞拉等女性地位普遍不高的国家，选美让她们看到了提升社会地位的可能。事实上，最大的获利者永远是选美赛事的组织者，服饰、珠宝、美容、整容、美妆等行业从这里等待机遇，获得利益。

2018年委内瑞拉小姐选美大赛彩排

2015年，环球小姐选美比赛因为一个令人尴尬的原因登上头条：在电视直播中，主持人史蒂夫·哈维宣布获胜者时叫错了名字，把“哥伦比亚小姐”和“菲律宾小姐”弄混了。《卫报》作者Jessica Valenti在评论文章中认为，因为在环球小姐、美国小姐等选美比赛中，“女人无论如何都不是个体，而是文字符号——除了她们所代表的州或国家之外，自己没有名字。这彻底显示出是女性可以互换的，她们争夺着成为房间里最闪亮物体的权利。”

美国印地安纳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Beverly Stoeltje在题为《现代性节日：选美、性别与民族主义》的演讲中也谈到，选美比赛的普遍存在与盛行，证明了女性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虽然选美建构了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联，但是在这种关联中被展示的女性，不是她本身，而是被物化为美貌的客体，选美限定了女性只能通过美色的竞技来获取权力。她说，“女人一旦成功通过了比赛中的种种仪式，那么她就会获得属于她的权力。但相反，如果她没能通过仪式获得比赛的胜利，那么附加在她身上的社会角色就会使她远离男性中心的政治领导体系。”

2022南非小姐总决赛

20世纪80年代，选美风潮来到了中国大陆，当时全国妇联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原则“不赞成，不提倡，不组织，不参与”。这并未阻挡选美一度成为风尚。从当时的新闻报道里可以看出，选美比赛迫于压力不能叫“选美”，声称自己选的是“内在美”；选美被当时的一些人视作“思想解放”的政治符号，成为了“开放”的代名词，选美被赋予了政治和文化意义。

选美比赛也从不仅仅与美相关，也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挂钩。日本堺市女性团体联络协议会事务局长山田典子在1993年的一次题为《女性的挑战：选美活动可以休矣》的演讲中谈到，在国际性的选美活动中，尤其是美国主办的世界小姐选美活动里，裁判的过程反映着政治的需要，优胜者的国籍也反映着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关切。“1959年是日本安全条约签约的前一年，那一年日本小姐当选‘世界小姐’。”

类似地，2001年“中国小姐”李冰首次参加世界小姐总决赛夺得第四名，并获得“亚洲美皇后”称号，之后卓灵、吴英娜等人也先后获得了名次，这些成绩被解读为西方国家希望打开中国市场的示好信号，李冰等人被赞扬为“为国争光”。“ELLEMEN睿士”《空降总冠军？潜规则“杀死”了中国选美》一文也提出，选美产业在发达国家逐渐衰落时，国际性选美大赛开始将阵地转移到中国——在2003年和2004年，世界小姐总决赛均在海南举行, 环球小姐和国际小姐大赛也在中国举办。2007年，“中国小姐”张梓琳在三亚获得“世界小姐”桂冠，这成为了中国选美的巅峰。

2012世界小姐决赛，中国选手于文霞获冠军

近年来，选美比赛在国人心中辉煌不再。《新周刊》“锐见Neweekly”在《环球小姐，无人知晓》一文中，将这一变化归功于媒介：“前所未有的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早已雪藏不了任何一个美女。”另一方面，“医美、微整、化妆品无孔不入的当下”，美丽也不再稀缺。据报道，国内近年来的选美比赛几乎没有走出一位重要的明星。十二年前，世界小姐中国区的主办方还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到今年，主办方已经变成了慕兰荟文化，比赛也从当初的正规选美比赛变成了“近似于传销的商业模式”，通过深入全国各个地级市进行层层转包，该文用“消费降级”来形容这一变化。以上种种，选美比赛在人们视野和讨论中退潮息声，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