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招弟
文｜林松果
编辑｜姚璐
图｜（除特殊标注外）林松果
从一位「传弟」，到100个「招弟」
今年9月12日，我在互联网上看到了一个帖子，一个女孩分享了自己改名的经历。
她的名字很特别，钱传弟，广东人，2000年出生，今年23岁。9月的这一天，她改掉了自己的名字，更名为「钱雅晴」。在帖子的正文及评论区，她讲了自己的故事：她的名字是爸爸取的，她之后还有个妹妹，叫钱招弟，正如父母期待的那样，最后，他们生了个男孩。
成年后，钱传弟和钱招弟一起去改了名，成了钱雅晴和钱宛清。她写，「懂事开始就一直很想改，各种原因没改好，今天实现了，很开心」、「今天我和妹妹都宛如新生」。
这个改名故事里，有很多令人好奇的事情：本以为名叫「招弟」的，都是上了年纪的女性，为什么还有00后叫这个名字？姐姐带着妹妹去改名，她们是怎么做出这个决定的？用这个名字活着、长大，她们都经历了什么？
我联系上雅晴，和她聊天。她是一个脸圆嘟嘟的女孩，大专毕业，正在佛山的制造业工厂上班，工作辛苦，下了班喜欢打游戏、做美甲，会在社交网络分享自己在澳门旅行的照片，会在网上找搭子。她不喜欢讲电话，不想见陌生人，我们的聊天都在微信完成。
更具体地说，她的老家，在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她在农村长大，家里不富裕，从小靠父亲外出打工，养活一家五口。父母读书少，「比较迷信」，取名时，父亲坚持要叫她「传弟」，母亲不同意，最后是父亲偷偷去上的户口。因为这个名字，从小就有同学嘲笑她，有人会误以为她是男生，等她上了班，同事开恶意的玩笑，「你肯定有个弟弟吧？」「钱都传给弟弟了？」
她自卑，也怨过，小学时就求父亲给自己改名，父亲也去过当地的派出所，但当时民警问改名原因，父亲说是因为名字不好听，申请没被批准。2020年，她工作了，自己去申请改名，去村委会开了证明，在派出所填了表，递交上去，依然没通过。她不死心。直到今年，第三次申请，她态度坚决，愿意承担改名后的任何麻烦和后果，终于通过了。
和她聊天后，我知道了更令人震动的事实——她告诉我，在她的老家，这样的名字很普遍，「很多女性都是这种名字」。仅仅是她所在的村，名字里带弟字的女性就不少于20位。她的大姑叫引弟，小姑叫朵弟。她改名后，村里00后的女孩，都来找她请教改名经验。
她向我展示了聊天记录：
钱给弟，一位女孩。她问：「改名的流程究竟是怎样的？」她之前试过好几次，都没有成功。
钱始弟，也是一位女孩。同样在问改名流程，她称呼钱传弟中间那个字，「传」。在微信里她说：「我一直都想改，不觉得我们后面带个弟字，很难听吗？」
还有一位男生，帮自己的女性朋友来咨询如何改名。
在她的社交网络评论区，至今仍有同县、同镇的女孩出现，询问改名的细节。
很巧的是，我还刷到了另一位年轻女生，也来自那一带。她也分享了自己改名的经历，她叫陈招弟，自己改名为陈孜琳，她写，「改名后产生的影响，他们（公安机关）不负责，但这些都没关系，抵挡不住我要改名」、「改完回来的路上笑出了声」。她的ID叫「大招」，就像钱传弟被朋友叫做「传」一样，她们都避开了名字里那个「弟」字。
我开始私信那些出现在评论区的女孩，一位姐姐回复了我，她说，「我年纪比较大了（44岁），不太好改了」，后面她又加了一句，「在怀集县有太多这样的名字了」。
这句话让人心碎。我们一直知道世界上有叫招弟（娣）的女性。在电影《我的父亲母亲》里，她是章子怡饰演的角色。在莫言的《丰乳肥臀》里，有上官来弟、上官招弟、上官领弟、上官想弟、上官盼弟、上官念弟、上官求弟。在这些年的新闻里，她们是因为名字而在自卑里长大的女孩，是愿意付出一切代价也要改名的女孩。
我们就生活在这片土壤之上，这些名字只是结构性歧视的体现。但为什么，在粤西的这片地区，它如此明显和集中——仅仅通过互联网，我们就看到了这么多名字里有「弟」字的女孩。一个「弟」字，承载了她们什么样的遭际与命运。
十月底，我到了这个县城，想找到她们。
「招弟」的世界
从深圳出发，一个多小时，高铁从平原驶向山区，穿过山洞、田野，这个县城就在眼前。它位于广东、广西、湖南三省交界处，县城面貌不新，除了零星几个现代化的小区，建筑风格还停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县城之外，东西南北都是山。
我在县政府官网、公开的工商信息资料、街道告示与招牌……不放过任何能看到姓名的地方，寻找名字里有弟字的女性。
在县政府官网，搜索「弟」字，结果跳出来，出现了68个名字里有弟的人。
这是全县不动产登记的公告，这种公告，一般是在父母去世之后，用来公示一个家庭不动产的分配方案。这些公告也透露出了很多信息。
有好几个家庭，连着几个女儿，名字里都有弟字，比如黄石村一家的两位姐妹，叫伍牵弟、伍后弟，县城一个家庭里有三位姐妹，陈任弟、陈带弟、陈连弟。她们的名字不同，但同样具有强烈的功能性，除了上述提到的，还有多弟、拉弟、见弟、想弟、有弟、求弟、全弟、为弟……
读完官网的60多份公告，发现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这些名字里带弟的女孩，最终都会放弃继承，继承财产的是家里唯一的男性、她们的兄弟。
同时，这些公告也公布了一些人的曾用名——几位女性改掉了自己的名字，范全弟把名字改成了范小茹，苏东弟把名字改成了苏盈，卢有弟把名字改成了卢菊香，这是一些更轻盈美好、更女性化的名字。
搜索公开的工商注册信息，十几页的结果，那是另一个「招弟」的世界。
梁变弟在镇上开了17年的百货商店，梁接弟在冷坑镇的商店已存在18年，覃到弟的日用品店刚成立4年，麦来弟开的是水果摊，年头最长的是黄敬弟，她开在村里的杂货店已经23年。在远离县城的山上，黄连弟、李给弟都开了养殖场。而在县城的中心市场，何范弟、黄引弟的鱼档已分别存在6年、9年。这里的村庄吸纳了珠三角的制衣订单，而谭爱弟、黄迎弟、欧罗弟和钱素弟，不约而同开起了小小的制衣作坊。
街边的亚弟鱼档
600多条搜索结果，很难一一列举。她们遍布全县，每一个商店和摊位，每一条街道，每一个村庄，喊一声「弟」，都可能有一位女性探出头来。
继续搜索，还会有更多发现。她们中有人进入了政府部门，一位叫周笑弟的女性，是怀集冷坑人，她担任过镇妇联主席，现在已经是副镇长。还有一些女性在自己的领域也做得很好。2021年的全县优秀教师和学生名单里，有7位名字里有弟的女孩，她们分别是：梁招弟，莫结弟，蓝甫弟，卢有弟，梁赐弟，李盼弟，谢迎弟。学生们还在读中小学，都是00后。
但其实，「弟」字也只是一种极端体现。为女儿命名时，这背后的某种性别歧视、起名的随意，还有更多案例。
很多女性的名字里都有妹字。比如「够妹」，就是「妹妹够了，下一个希望是弟弟」，比如「筛妹」、「减妹」，意思是把妹妹筛出去、减掉。
采访的一周时间，我就遇见了三位减妹。第一位减妹，还在上大学，不久前成功改掉了自己的名字。她在网上分享这件事，我们因此认识。她出生在当地农村的一个多子女家庭。
减妹是我这次采访中遇到的学历最高的女性，说话声音糯糯的，很温柔，表达也细腻准确。正因为进入了大学，融入城市生活，她对名字的痛感更加清晰——大学时她去实习，加了别人的微信，报出名字时，对方惊讶地回复：「等等，这是你的真名吗？你不会是诈骗吧？」研究生她考到了北方，有天上课，老师特地停下来问她：「你的名字有什么内涵吗？名字这么特别，你是少数民族吗？」听到这个提问，她一时愣住，第一次当着全班的人，解释了名字的由来。
认识减妹几天后，在县城一个小区的电梯间里，我遇到了另一位「减妹」——那是一张楼层清洁签到表，有清洁女工的签名。每天上午9点半，她来这里打扫卫生，签下自己的名字。
也在同一天，我跟我的采访对象、一位叫焕弟的女性提起这件事，她说，「我的堂妹也叫减妹」。她的堂妹，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两个弟弟，按道理来说，完全没有理由叫这个名字，但焕弟告诉我，这很寻常，因为给女孩子起名太过随意，「就是随便放的」。
不仅有招弟，减妹，还有嘉怡，宝儿……减妹说，她从小就遇到过很多女孩叫嘉怡、佳怡、佳宜、嘉宜，她后来才慢慢意识到，只要是这个读音，无论字怎么变，粤语里，谐音就是「加儿」，增加一个儿子。宝儿，看似宝贝，意思其实是「保佑再生一个儿子」，它们更隐晦，没那么直白，但用意都是求子。
还有些名字，里面有外人很难辨识的恶意。比如「燕」字，这个名字在当地也很常见，但一个名字里有「燕」的女孩说，这个「燕」是厌弃的厌。此前在网上还有人说过，自己的名字叫美腰，但这个「腰」真正的意思，是夭折的夭。
一位叫小姻的女生告诉我，她同村的一个女孩，学名就叫阿某。阿某是95后，家里生了很多女儿，最后才有了一个儿子，女儿不被重视，到了阿某这里，「连名字都不配有」。阿某不喜欢这个名字，小学时开始叫自己紫琳。紫琳读到初中，去工厂打了几年工，几年前嫁了人，这是同学们对她最后的模糊记忆。小姻还见过一个女生的名字，就叫「虾女」。
以上都是我们在这个县城听到的名字，但为女性取名时的随意和歧视，在全国范围内都并不鲜见。通过广东政务小程序「粤省事」查询重名，陈招娣、李招娣，分别有977人、805人。
我委托朋友在他们所供职的公司做过查询。一家是全国顶尖的互联网公司，一家是国内大型银行，在这些入职门槛较高的公司，办公软件里输入「弟」字，同样会出现一条拉不到底的名单。
在类似的新闻下面，还有来自北方省份，或是计划生育执行较严格的地区的网友说，她们是独生子女，名字不会被用来「招弟」，但会被命名为若男、胜男。
生而为女
招弟，在怀集方言里读作「酒袋」。在寻找「酒袋」的几天里，每当我发问，往往会得到相似的回答。第一句是：「酒袋」？有啊！第二句：这有什么特别的吗？
在一个乡镇，一位村民开玩笑问我：你找「招弟」，是不是因为你自己想招弟（想生儿子）？他建议我去镇上的祠堂拜一拜，「很灵的！」
我想找到真正名字里有弟的女性，想知道她们是怎么长大的。
11月4日，在县城的一家药店里，穿着白大褂的老板站起来迎客，胸前名牌上写着名字，涂引弟。她一头齐耳短发，染成黄色，正忙着清点货架。好久没有人叫她的名字了，平常大家叫她老板、老板娘，熟悉的人会叫她阿引。
自己的名字，她不喜欢。她生于1985年，从小学到初中，一直用的名字是「涂引」，家人叫她阿引，直到初中毕业，要去读医专，去办身份证才发现，自己登记的名字是涂引弟。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她又急又气，「怎么多了一个弟字」？回家才知道，弟字是奶奶给她加上的。她是家里第一个孩子，这么取名，是想招个弟弟——后来确实有了个弟弟，又有了妹妹，小妹妹就没有再这样取名。
当时是2000年前后，这个名字在当地还很常见，她同班的女生名字里也有弟字，但她还是难以接受，「真的好难听」。叫爸妈帮她改名，爸妈搪塞她，说改不了，但她知道，那时程序不复杂，直接删掉弟字就好，只是爸妈没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情。
但在某种程度上，她也有幸运——她的家境还算好，父母开了一间零食铺，因此可以供她读完中专。她读初中时，班上40多个人，女生只剩下8人。中专毕业后，她结婚，生下两个儿子，开了药店。改名？不再想了，要改的证件太多。更重要的是，她说，现在还有什么关系呢，她每天就生活在这间药店，是老板娘（其实是老板）、妈妈、妻子，真名已经不再使用了，她也接受了。
第二天，在冷坑镇，我见到了第二位受访者，谢迎弟。我是从工商注册信息里查到她的，她去年注册了一间制衣厂，就在村里的一栋自建房，门口停满了电动车，高高的大厅，几排缝纫机，十几位女工正埋头工作。为了排解工作的枯燥，音箱里放着歌，《乌兰巴托的夜》。
谢迎弟就坐在她们中间，正在给衣服绞边。她长头发，皮肤很白，嘴里有两颗银牙齿，一笑就露出来，人很温柔。我说想谈谈她的名字，问她有没有想过改名，她也回答说：「以前想过啊，但是现在不想了。」
她也是家里的长姐，在她之后，弟弟出生了，又有了妹妹，妹妹的名字是正常取的。「当时为什么这么取，很简单，就是重男轻女呗」，她笑。
迎弟从小不喜欢这个名字，「你不觉得很难听吗？很不方便」，但爸妈既然取了，她没办法。到了十几岁，有了自由意志，要求爸爸带她去改名，爸爸知道不好听，也同意了。但当时乡镇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说，需要村里开证明，开完乡镇审批，审批完还需要去县城办手续，几十里路，搞不懂的流程，她放弃了。给自己取了个小名，叫小云。
她家条件不好，全家务农，看天吃饭。她10岁才上小学，读了三年书，13岁就出门打工。年龄太小，只能帮人家带小孩，带了几年，大了，就进了厂，衣服厂、鞋厂都做过。后来跟同乡的丈夫结婚，就留在家带小孩。开过面包店，后来又学裁缝，从一个人做，到几个人做，最后开起一个小作坊，这两年订单不好找，需要定期去广州拜访客户。但就这样，她也把村里在家带孩子的女性都雇了来，姐妹们都能有点收入，她们踩着缝纫机，孩子就在旁边。
从13岁出门打工、进厂，再到婚育，每一步都战战兢兢，但她能走到今天，性格里有一种强悍和坚韧。
我们能总结出人们为女儿命名的某种逻辑——像引弟和迎弟，身为长女，父母在她们身上寄托了生子的愿望。还有一部分家庭，长女的名字是正常的，但生到第二、第三个，还是女儿，他们就会失去耐心，开始给女儿取这样的名字，我知道的，就有一位招弟、一位喜弟。但真的生下了儿子，后面的女儿就不会再这样取名。
但问题是，这种取名有用吗？我在县城坐滴滴车时，随口问了一位女性司机。她50多岁了，微信名叫车影，因为丈夫在体制内供职，她家是当地少有的独生子女家庭，只有一个儿子。她理解父母取名的逻辑，「这没什么特别的」，但她不理解的是，女儿为什么这么敏感，「如果她是一位自信、内心强大的女孩，就不会为这个名字所困扰」、「不管这个名字是不是真的能招到弟弟，只要起这个名字，能在心理上帮到父母，那也是一个成功的名字」。
在这件事上，她显然有很强的认同感，为了说服我，在订单结束后，她把车停在路边，继续跟我聊了十分钟。
直到最后，我又问了她一个问题，她才决定结束对话。我很好奇，「为什么一定要生男孩？」
一个宗族系统
因为工作关系，我去过广东很多城市，但这个县城，或许是我见过的宗族文化浓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这里的很多村，全村都是一个姓，村中心的位置一定留给祠堂，祠堂也往往是全村最新、最大的建筑。在路边，可以看到人们集资建路之后立的功德碑，碑上密密麻麻的名字——只有男性，都是同姓，看他们的名字，能知道他们按照哪个字、什么排行取名。
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钱雅晴（钱传弟），她所在的钱氏，拥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怀集县钱氏文化」，有自己的宗祠、自己的庙会、自己的奖学金；县里的郭氏家族，同样在每年举办表彰大会，2018年的名单里也出现了一个名字，郭招弟；在县城中心地带，也能看到街边挂着招牌，上书「黎氏文化宗亲会」。
宗族意味着「血脉绵延」，男性才能进族谱、继承家业，女儿要出嫁，因此不必有名字，嫁进来的媳妇，有名无姓，某某氏而已。
2013年，一位媒体人从广东中山到了这里，做了三年的扶贫干部。扶贫结束前，他在自己的微信公号上记录了在此地的所见：一个村庄就是一个宗族，林氏宗族、苏氏宗族……这里地处山区，条件艰苦，宗族间常有打斗，彼此交恶，甚至围绕村寨筑起连片高墙。「人丁兴旺」变得更重要。
与宗族相伴的，是某种对不可知论的信仰。街边多祠堂，无论是农村还是县城的高层公寓，许多人家门口都摆放香炉。人们忌讳不吉利的数字，电梯没有4楼、14楼，门牌号也没有4，会从3号直接跳到5号。在镇上的主干道，算命的门面占据了很好的位置，有人说，问米婆（算命大师）是乡镇最人人皆知和受欢迎的「明星」。
这样的环境，很自然的，导向了生男偏好。这种偏好固执到何种地步——车影告诉我，她丈夫负责过乡镇的计划生育工作，当时很多公职人员，宁愿放弃工作，也要追生儿子。
同样是2016年，这位扶贫干部在他的手记写到，此地的问题，「疾病之外则是超生」，计划生育执行难，他所在的村，「重男轻女的情况仍然比较严重」。在计划生育期间，47户贫困户里，育有三孩的8户，育有四孩的9户，育有五孩的4户，育有六孩的3户，育有七孩的1户……只生育一孩或者二孩的家庭，大都因为没来得及生，「比如丈夫或者妻子去世，才停止生育」。
在这样的家庭，女儿能得到的资源是有限的。九年义务教育政策已经实行30多年，但我在这里看到，80后、90后甚至00后的女孩们，很多都只读到小学或初中，就要离开家，到广州、佛山、惠州去打工，汇入珠三角世界工厂源源不断的人力之河流。
跟上大学的减妹聊天时，最后，她拉住了对话，想讲讲自己堂嫂的故事。堂嫂大概是1988年出生，一次聊天时堂嫂说起，自己一天学都没有上过，她家兄弟姐妹多，有妹妹被送养了，但哥哥是读了大学的。说到这里，堂嫂哭了。减妹当时年纪小，世界观受到了冲击，她本来觉得80、90后应该都是受过教育的，「每个人都可以好好读书」，「我很震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时代？」
还有一位网络ID叫「天涯海角」的市民，2016年在本地论坛发帖，说自己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想谈谈问题。「人的封建思想很严重，一到农村就是说到生男丁的事情，女孩的权益受到的损害很严重」、「女孩在农村甚至是县城，都会受到歧视。她们一般都是读完初中，被家人带去外地打工或者嫁人了，而且她们的学习成绩一般都是很好的，还很吃苦耐劳，基本上家里的家务活和田地里的活都是女孩子做的……她们想用知识来改变自己和家庭，但是却没有得到家庭的支持和理解。」
11月初，经过怀集一个叫洊水村的村庄时，我看到了他们今年3月刚刚修订的村规民约，其中有一条是这样写的：「禁止歧视、虐待、遗弃女婴，破除生男才能传宗接代的陋习。」
这句话里有某种更新的观念，但或许，也藏着一些残酷的历史。
她的命运
在怀集的那段时间，邓焕弟是我遇到的最开放的人之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她在电话里说：「你是记者是吗？那你来我店里吧。」
她的故事曲折，浓度极高，或许是怀集女儿们人生命运的一个切片。
她今年34岁，在县城开了两间酒店式公寓，在公寓小小的前台，她笑，站起来招呼我。她头发染过，眉眼很好看，笑起来有酒窝，旁边还有两个女儿，大的读小学，小的刚满两岁——这天是周六，女儿们不上学，她只能带在身边，从路边的粉馆买一碗粉，喂给小女儿当午餐，开着抖音视频分散女儿的注意力，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没办法，我是单亲妈妈」。
在公寓前台的焕弟
焕弟同样出生在农村，父母生了5个女儿，第六个才是儿子。长姐叫前妹，她是老二，取名焕弟。小学三四年级，她就成了劳力，每天放学回家，种地、种菜、挑水、浇粪。她的大拇指没有指甲，整个是扁的，是小时候不小心伸进打稻谷的机器里，夹断了。父母没带她去医院，用烟丝裹住伤口止血，她哭了好几夜，挺过来，大拇指成了一团模糊不清的肉。
读书是很难坚持的事情，小学四年级，家里就开始欠学费，每周老师都叫她去办公室，每次她都说，晚点交。熬到初中，还是没钱，功课跟不上，回家是干不完的活，太苦了。她想过自杀，纠结到底是喝农药还是跳河，哪种死法没那么痛苦。初二，她决定辍学，或者说，现实让她只能辍学。
姐姐比她辍学还早，14岁就被叔伯带出门，在做纸钱的厂里糊胶水，每个月工资寄给父母。过年姐姐回家，她看到她的手，因为长期碰胶水，手是破的，一直在掉皮。
焕弟出门是16岁，去了顺德一家玩具厂，踩缝纫机，给娃娃缝珠片，干了一个月，她看到工友的手指被针车直接扎穿，心里害怕。一个时代背景是，当年一位深圳的手外科医生，在出席联合国劳工问题论坛时说过，他10年里做过大约4000例断指再植，相当于每天一例。她不愿意再进厂。
之后的六七年，她仿佛浮萍，在世上寻觅工作，也寻觅爱情。工厂出来，她在广州看档口、卖手袋，很快因为生意不好而关张，她又去了理发店打工，但几个月后手因为长期泡水而过敏，做过餐厅，又被人「洗脑」去做直销，卖保健品，天天听课、喊口号，台上老师讲，要有五大梦想：健康，财富，房子，票子，车子。
她也开始恋爱，初恋是隔壁村的男生，两人都腼腆单纯，只拉过手，妈妈不同意这段关系——算了风水，他们在一起，家里会有白事。她听话，分了手。后来又爱上一个男生，在一起两年，看了对方信息才发现，男生爱上了别人。她灰了心，身无分文，决定离开广州，坐了20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到北京，漂了一年。在天坛的自助餐厅做过服务员，住在地下室，又在丽泽桥的网吧做收银，工资不多，周末一个人，她会出门逛北京的景点。
到了23岁，人还很年轻，但心已经疲惫了。她回到广东，开始在酒店做前台。
姐姐给她介绍了一个男人，算是老乡，大学本科毕业，在工厂上班。这人有点木讷，但她觉得人不坏，学历又高，对下一代有好处，就这么稀里糊涂结了婚。婚后她很快怀孕，生产时痛了十七八个小时，想打无痛，要加1000块，丈夫纠结了半天。生了女儿，她就在家带孩子，丈夫一个月给八九百，手心向上的日子不好过。更大的分歧是，她想着如果第二胎还是女儿，也不准备再生了，婆婆不同意，一定要生男孩。她不想再待在老家，想出门挣钱，问丈夫的意见，丈夫不回消息，她还是出了门，到了广州。夫妻感情淡，从来都是她主动，有一天她想试一试，给丈夫一周时间，要是一周他都不联系自己就离婚。真的一周没联系，她也真的离了婚。
过了一年多，又遇到第二任丈夫。这个人她真心喜欢，看着人挺好啊，会疼人，下了班他做饭，会用毛巾仔仔细细地擦地。结了婚，情况变了，一次喝了酒，丈夫动了手，她没报警，接着她怀了孕，孕期丈夫再次动手，第三次是生完孩子，丈夫用脚踢了大女儿，打了她，又踢了小女儿，两人争执的时候，他拿出了一把刀。
情节太过离奇，但焕弟找出了一段视频给我看——当时因为小女儿出生，家里装了监控，刚巧拍到丈夫拿着刀把她逼进房间，她划伤了手，一身的血。因为这段视频，她当天报警，妇联介入，12天后就判了离婚。
她的命运里有非常「勇」的部分，她做了几年酒店前台，人热情又敬业，积累了经验。第一段婚姻结束后，她贷款几十万，刷了好几张信用卡，在怀集开起了酒店公寓。遇上风口，她赚了钱，一个月比以前打工一年挣得还多，买了两套房。婚姻再坎坷，她都爱笑，因为她相信，人要是愁眉苦脸，天上掉钱都接不住，「人要有笑容，钱才会给你」。
一路都是陷阱：如果接受第一段乏味的婚姻，如果不敢在被家暴时报警，如果不敢贷款创业，她都过不上今天的生活。
她也是一个温柔的妈妈，两岁的女儿吵闹，她会平静地商量，「妹妹，声音可以小点吗？」她挣了钱，通过起诉拿到了大女儿的抚养权，让她读了县城最贵的私立学校。她觉得女儿们可以不结婚，她的两套房子，可以为她们兜底。
但同时，她依然有嵌在这个文化系统里不可自拔的部分——她信命，总去算命，觉得世界上肯定有「命好的、幸福的女人」，只是她刚好不幸。这两年，想到自己遇到的这些事，她会「恨自己不是个男人」。
广东的秋天，我们还穿着短袖，在她家里喝酒。她流了泪，说还想要再生一个男孩——在她被家暴的时候，她叫父亲来帮忙，父亲来了，但却不敢说什么，她恨，她怨，觉得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生一个儿子，家里有个男人，才能保护家里的女孩。如果再生，她说，她会去检测胎儿的性别。
我们很难用一种精英化的视角去评判焕弟的选择，她的故事也很难全部展开，生活的褶皱实在是太多了。一个女性在底层丛林中，受过如此多的苦，她只是凭借本能地意识到了，换个性别，或许就能更轻易地活。
「这个名字不该属于你」
在怀集的最后一天，11月6日，我决定去一趟户政中心，我想知道：一位30岁的女性，如果名字有弟字，她又想要改名，她会遇到什么。
怀集县城的办证大厅，最显眼的地方贴着一张纸，上书「变更名字需要材料」，说明这是一项常见的业务。但当工作人员听说，是一位30岁的女性想要改名，我面对了一连串的提问：「怎么年龄这么大了还要改名？」「之前为什么不改？」「这个年纪了，很难通过哦。」
一位工作人员严肃提醒，改名需要公安局长审批，难度很大，且成年人的证件多，改名后可能会出现很多麻烦，比如前段时间，就有一位女性因为改名，无法登陆医院的挂号系统。她最后告诉我，她遇到的改名，一般都是未成年，很少有成年人来申请。
工作人员的说法，一部分解释了我在怀集的遭遇——那段时间，我通过网络搜索名字带「弟」的女孩，联系她们，约她们见面。但我逐渐意识到，这种寻找方式是有缺陷的，我能搜到的是少数人，是幸存者，她们能超越出身，注册一间写着自己名字的门面、作坊，能在社交平台里发声，或者因为取得成就而在网络上拥有姓名。
但更多的女性是不可见的，当我们去村子里，每个人会说起，「哦，招弟，认识！」她们退学了，进厂打工了，出嫁了……她们是难寻的，即使找到了，她们也会告诉我，这个名字没什么，她不抱怨，她们接受这个名字，就像接受自己的命运。
更年轻的一代女孩们，不再那么容易接受它——她们要上学、工作，认识更多的人，探索更大的世界。有人说，从牙齿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出身，但对她们来说，甚至都不必这么麻烦，名字已经泄露了贫穷和轻视。
因此，钱雅晴，曾经的钱传弟，顽强地提交了三次申请。她写的申请理由，最初是模糊的「同名影响生活」，后来变成了理直气壮的「歧视」。她签下一份责任书，承诺今生就改这一次，一切后果自己承担。她是姐姐，「我自己做好一切准备，带上我的妹妹，她跟着我走就可以了。」
那位叫减妹的女孩，先找父母要了户口本，收好后才向他们宣布，她决定要改名，一定要改。她同样被提醒了改名的麻烦，但她认真地告诉我，「相比这些已经确定的、可能遇到的困难，改名会让我更加开心。我希望我能掌握我预测得到的快乐，也可以面对我预测得到的困难。所以，我还是要改。」
办换证手续的时候，她也看到了在她前面签过字的名字，添弟，成弟，另两位勇敢的女孩。
我问了她们同一个问题，改名之后，有什么快乐的事情可以分享吗？
雅晴说，新名字大家都觉得很好听，村里的小姐妹找她取经，都打算回去改名。
改名为若煦的减妹说，改名成功之后，她买了一张彩票，虽然没中，但也没关系。她跟朋友们分享了这个消息，有个好朋友是这样说的：「恭喜你有了新名字，以前也没觉得原名有什么不好，但我觉得，这个名字不该属于你。」
新名字都是她们自己取的，雅晴说希望以后都是晴天，若煦说她翻了很久的字典，希望这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名字。
新名字一定等于新的人生吗？或许并不会，这只是非常微小的一步。她们仍嵌套在这个不平等的系统之中，就像我和若煦在聊天时谈到的，一些农村女性正在通过法律和诉讼，拿回自己的宅基地，要求同等的继承权。而这些在怀集，还是一个「天方夜谭」，这里几乎都是多子女家庭，几乎都有儿子，所以女儿天然会出嫁，她们不会，也不能留下。
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时空。一些人面对的是21世纪的问题，还有一些人在搏斗的，是20世纪的问题。
我们能做的很少，只能先庆幸一些微小的胜利。庆幸那些名字从世界上消失了。
再见，钱传弟、钱招弟、陈招弟、赵减妹。你好，钱雅晴、钱宛清、陈孜琳、赵若煦。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部分名字经过化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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