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耕地之后：被卷入旋耕机的“捡花生”老人

郭珍的葬礼是在她出事一周后才办的。魏冢村相熟的人都来了。老伴魏河站在人群里，佝偻着腰，一米六出头的个头显得更矮了。他常戴的那顶蓝色帽子摘了下来，显出乱糟糟的白发，眼睛通红。遇到来吊唁的人，他就上前拍拍对方的背，对方也回应他一下，几乎没有更多的交流。魏河想要表达的也很少，一切都猝不及防——就在七天前，妻子还完完整整地在自己的眼前，无伤无痛，是这个家里主事的人。

魏河今年75岁，比郭珍大3岁，两人相亲认识，已经结婚47年。魏河年轻时在外参军，对家务都不熟悉，结婚以后，郭珍里里外外负责一切，洗衣服、做饭，连下地都是她来主导，魏河辅助。郭珍出事后，魏河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脑海中总是回想起事发的情景，两个女儿怕他出事每晚睡在他的两侧。

10月23日那天，郭珍跟以往一样，6点刚过就起床了。72岁的她动作还算麻利，蒸了馍，做了早饭。两人吃完饭还不到7点。他们骑上小三轮车，去村东头的大田地。这个季节正是种植冬小麦的时候，为了小麦施肥、播种的方便，之前种植花生的土地要用旋耕机翻一遍，不少落在土里的花生会在这个过程中被翻出来。村里不少老人会去捡，北方农村的地平整辽阔，人多时，弯腰捡拾的老人看上去像是在地里挪动的蚂蚁一样。

魏冢村里，耕地辽阔（彭丽 摄）

郭珍和魏河已经捡了几天，每天能捡两小竹篮，大概有二三十斤，花生一斤市价3.5元到4.5元不等，留下自己吃的，一天还能挣六七十元。魏河他们两人到地里时，有不少人早他们而到，旋耕机已经在工作。那是一辆体形巨大的机器，亮眼的红色，光车头宽就有2米出头，高2.5米左右，长近3米，四个轮子支撑着车头，车头通过一根车轴连接后面的旋耕刀片，刀片在土壤里翻滚，凝结的土块瞬间被碾成碎片，白白的花生在褐色的土地里显现。

出事时，郭珍坐在地头刚戴好手套。旋耕机往她的方向开来，有20米左右的距离。村民魏民国当时在场。他记得，旋耕机开过来时，地头有五六个人，司机郭伟还摆了摆手，示意大家躲开，不过车子并未减速。其他人都及时跑开了，但年纪更大、体重150斤左右的郭珍行动慢了一些。魏民国说，旋耕机在地头拐弯，刀片挂住了郭珍的衣服，继而将人“直接卷进去了”。

郭伟好像并未意识到自己挂住了人，又继续往前开了十几米，周围人持续的大喊声让他停了下来。魏民国记得，下车后的郭伟看到车下的郭珍，吓得直接跑走了，十几分钟后才又回来。事发时，魏河正在地中间拾花生，等他跑过来看到惨相时，他痛苦地在地上打滚，哭得绝望，“刚刚还好好的人，怎么就变成了这样”。

魏冢村位于河南郸城南部，离郸城城区不到10公里。这是一个有1800多人口的村子，有9个小生产队，村里大多数人都姓魏。村子构造工整，四周被土地包围着，村里有三列房屋，道路横平竖直，穿行其中。村里绝大多数年轻人都在外务工，剩老人在家，静悄悄的。

郭珍的家在村子西头，是一层的平房，堂屋里摆着看着有些年代的沙发，坐起来发硬，跟村里其他家庭的简朴无异。这原本是一个让村里人羡慕的家庭。两人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已结婚生子，最大的孙子已经21岁。郭珍和魏河老两口是魏冢村仅有的拿退休工资的人：两人原先是郸城棉纺厂的工人，退休金加起来每月有6000多元。在村里人看来，他们不用担心养老的问题，生活比纯粹农家惬意很多。魏河晚饭后会围着村里活动中心处的池塘走上三圈散步、锻炼身体，郭珍则喜欢去邻居家串串门。她手巧，会做衣裳，还会蒸花馍。与郭珍家一墙之隔的邻居告诉本刊，她以前曾找郭珍帮女儿做过棉衣，“郭珍会绣花或者菱形的图案，从来不要钱”。郭珍的小女儿则记得，每到过年，母亲就被邻居请去帮忙蒸花馍，有时自己家的花馍都顾不上来。今年是兔年，郭珍特意做了兔子形状的花馍，兔子馍小巧可爱，白色表皮光滑，看不出面粉发酵的痕迹。

出事的旋耕机仍然停在原地（彭丽 摄）

谈起这个家庭，村民言语里透露着惋惜。今年，这是灾祸第二次降临这个家庭。就在年初，郭珍和魏河的儿子魏午从楼上踩空摔下来去世。魏午今年43岁，和妻子一直在浙江绍兴的一家五金厂里工作，只有过年时才回来十几天。魏河说，儿子非常孝顺，“只要他一到家，家里的饭都是他做，不让他妈妈动手，吃完的碗也是他刷”。一个曾去串门的邻居记得，郭珍只要一提到儿子就哭得停不下来，“她和我说心里不得劲得很，每天都很想儿子”。女儿说，母亲的眼睛都因此出了问题，“被蒙住了一样，看不太清”。

儿子的离去，也意味着家中经济支柱的倒塌。去世前，魏午已经是车间主任，每月工资1万多元，妻子的工资有几千，两人加起来每个月能挣2万元左右，加上老两口的退休金，但一家人依然不敢松懈。魏河告诉本刊，儿子有三个男孩，分别是21岁、20岁和18岁，相继都要成家。魏河细数结婚的费用，“村里结婚要有房，一个孙子彩礼就将近20万，还不包括三金和其他的礼品钱，有的人家还会要求车子，都是钱。”而对于兄弟多的家庭，彩礼要得更高。“因为女方家会不想把家里的钱留给另一个兄弟。”一个村民说。

整个家庭从孙子们出生开始就在为他们结婚做准备。“生了第一个孙子后，第二个孩子希望是个女孩，没想到还是儿子。”魏河说，“一生出来我儿子就哭了，因为负担太大了。第三个也想生个女儿，又是一个儿子。”为了挣钱，魏午将三个孩子交给魏河夫妇照顾，自己和媳妇去到浙江打工，“儿媳和我打电话说，他们都不敢请假，一请假又要扣钱”。辛苦也算有回报。去年，他们刚在老宅的斜对角建了一栋新房子，看着十分气派，红色的砖墙，门口两根立柱，院子不小，用黑色的围栏围了起来。据村里人估计，房子得花了五六十万。魏河说，家里为此欠下了外债，但话止于此，“怕说出来影响孙子娶媳妇”。

儿子去世后，大孙子去了新疆打工，每月3000元。二孙子原本今年参加高考，父亲出事后，他辍学去了哥哥所在的饭店工作。魏河说，小孙子也不想读了，但被自己劝住了，“我告诉他，以后我们的退休工资给他攒起来当彩礼”。两个70多岁的老人，试图去帮家里扛起一部分担子，但年老体衰的他们能做的事情很有限，捡花生是为数不多的一件。

《父辈的荣耀》剧照

事情发生后，肇事的旋耕机就停在原处。那是一块大小为18亩的土地，平等、辽阔，远远望去，旋耕机显得不起眼，就是一抹红色。村民说，今年村里的旋耕跟往年有些不一样——以前到了旋耕季，土地的主人会从邻县请人旋地，七八辆旋耕机开到村里，昼夜不停，两三天就能把全村的地耕完。今年，村里人都在排队等政府的旋耕机。一位隔壁村的旋耕机师傅陈仁告诉本刊，郸城县农业农村局今年开展了一个助农项目，由县农业农村局统一招标旋耕机，在巴集乡以及钱店镇两个地方试点：如果用政府指定的旋耕机旋地，村民每亩只需付17元，剩余的钱由政府补贴——以往耕一亩地的价格在60元左右。

但整个魏冢村只分配到了一辆政府指定的旋耕机，也是分为白天和晚上两班，两个司机来回倒着开。出事前，他们已经连轴作业了四天，但村里还有许多土地没有轮上。陈仁说，旋耕机车主也不愿意接这样的活，“给政府耕地，客源有保障，但收益不够，村民付的17元不会给到车主手里，车主拿的是政府补贴的40～45元，去掉每亩30块的油钱，一亩地就赚10块钱左右。”陈仁说，想要赚钱，只能加快速度、多旋地，但旋得质量不好，村民也不满意，“我们都是本地车主，需要做长久的生意，这个活对我们来说不划算”。

肇事司机郭伟是车主雇来的。郭伟今年37岁，一米七出头，偏瘦，皮肤黝黑。他家所在的村子与魏冢村仅隔一条公路。本刊记者去的时候，只有他的奶奶李花在家。她96岁，走路颤巍，皱纹满面，说话也有些含糊。实际上，这里难以称为“家”，二层楼刚垒好框架，墙没有刷，门和窗也没有。李花住的是一张破旧的单人木床，上面铺着几层毯子，她的衣服就挂在床顶的木头上。郭伟的床铺则是旁边的一个木头沙发。

郭伟奶奶为了守着房子，每晚睡在临时小床上（彭丽 摄）

郭伟兄弟两个，母亲在他7个月大时因肺结核去世，五六年前父亲在旧房子里触电身亡。李花说，郭伟从小就很懂事，从不出去和人打架，上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在家里帮忙干了两年活后，十五六岁的他就在外面打工，修过车，做过电焊工，也开过旋耕机。半年前，他去到吉林山上挖石头，每月能挣五六千元。回来就是为了盖房子。

郭伟急需有一个自己的住所。他今年37岁，跟媳妇王欢已经结婚快20年，有两个孩子，女儿18岁，儿子15岁。一直以来，他都跟岳父岳母住在一起。王欢的母亲王红告诉本刊，自己起初并不同意女儿与郭伟结婚。她回忆初次去到郭伟家的景象：三间砖土平房，地上凹凸不平，屋内几乎没有家具，伸手就能碰到房间的横梁，还住着郭伟的父亲和奶奶。她觉得，嫁到这样的家庭，很难看到未来。然而，女儿执意要嫁。

王欢比郭伟大5岁，认识时，郭伟还在修车，她觉得他踏实、能干、肯吃苦，“别人可能修一会儿休息一会，他会一直修，有多大劲就使多大力气”。王欢说，修车每个月收入三四千元，很辛苦，只要有人需要修车，半夜都得起来，黑色的汽油像长在手上，从来没有干净过。长期弯腰、蹲着修车，郭伟经常腰腿痛。后来，他把修车工作辞了，做过焊接工，但工作不稳定，一年中几乎只有一半的时间有活干。没活干的日子里，郭伟也会着急，“坐在家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也不说话”。

王红家在郸城老城区的巷子里，灰扑扑的两间房子，女儿王欢一家住一间，王红和老公住一间。这些年王欢在家照顾和郭伟生的两个孩子，直到今年才去超市打工，郭伟挣的钱只够负担两个孩子的学费，一直以来，生活方面需要王红来承担。谈起过去的生活，王红觉得太苦了，丈夫早年去世，自己再嫁后又生了两个儿子。为了补贴家用，她在街道做环卫工人，一个月只有1000多块钱，最近半年都发不出工资。

王红说，自己跟女儿提了许多次“压力大”，希望他们搬回“那边家”，“她光是哭，赖着不走，我也没办法”。有时郭伟也在场，他听了总是一声不吭。“他在这边住得还是不太舒服，肯定不像在自己家里。”奶奶李花告诉本刊，郭伟经常会与岳父岳母吵架，“一吵就回来找我住，他想有个自己的窝。”

这两年，儿子的逐渐长大让盖房子的事情变得急迫起来，“要为他讨媳妇做准备”。去吉林也是因为能每月多赚2000块钱。房子从3月份开始盖，郭伟的邻居几乎与他同时起房子，现在基本要完工了。郭伟的房子却盖得断断续续。邻居知道他没钱也没人，会顺手帮一把，“比如他们家没人去拉水泥，有时我下了几十包，我就会让他们家的工人一起用，也没算他钱”。邻居告诉本刊，到现在，郭伟水电和地基两块的工钱都没有给工人结算，加起来有五六万元。

为了推进盖房的进度，半个月前，郭伟从吉林回来。开旋耕机的活是亲戚给郭伟介绍的，200元一天，他没犹豫就答应了。他告诉奶奶，想尽快挣点钱把房子的门和窗户装上。出事前，他开白班，每天晚上将近11点才能回家，早上六点左右就要出门。出事前一晚，他11点左右到家。凌晨5点，他的搭班伙伴打电话来说太困了，他跑过去替换。

郭伟的房子门和窗还未安装（彭丽 摄）

陈仁觉得这次事故并不意外。他已经开了三年旋耕机，从第一年，他就发现，只要车一开，就有老人在后面捡花生，“多的时候有四五十个，有的甚至会贴着旋耕机刀片走”。陈仁在车上喊，“等旋完再捡”，喉咙喊得都嘶哑了也没用。他能做的就是减速。陈仁说，地里没人时，他能将车开到时速15公里甚至20公里，但人多时速度在5公里左右，有时他甚至会停下来等老人捡完站远他再开。尤其是拐弯时，他会再三确认看了又看。

来捡花生的都是无地的老人。四五年前，河南濮阳到湖北阳新之间的高速公路修建，魏冢村村东边的大部分土地都被征收了，4000元一亩；东南边和西边的土地则由村干部做中间人，承包给了大种植户。有的搭大棚种辣椒、白菜、茄子之类的，有的则是种花生类的经济作物，每亩的租金为1000元。魏冢村挨着016乡道，站在乡道往左看，一排一排白色的圆拱形大棚依次排布，共有六七百米长。放眼望去，白色的塑料布在阳光下折射着光，很是壮观；往右看，则是大片平坦的土地，有的已经种上了小麦，露出了嫩绿的小芽。魏民国告诉本刊，以往家家户户都有地，各管各的，人工收割，不会有剩余。这几年土地包了出去，用机器收割，总有收不干净的。

魏山今年70岁，家里有6亩地，他是村里少有的没将土地租出去的老人。他的逻辑朴素而简单：有钱没有用，因为不一定能买到粮食，但有面和馍就一定饿不死，还可以再挣钱，“对于农民来说，地就是靠山”。他也理解为什么其他人会将地租出去。以种小麦为例，他算了一笔账，“就成本来说，化肥便宜的一袋要一百五六，贵的要180，一亩地两包化肥，得300多元；小麦种子3块多一斤，一亩地需要40斤左右；再加上收割机一亩地80元，旋耕机一亩地70元，还有打药钱。算下来一亩地的成本在七八百。小麦亩产1200斤左右，今年夏天河南大雨，小麦都发芽了，只能卖到八九毛一斤，刚刚回本。”

《山海情》剧照

土地出租后，老人们闲不住，也不敢闲，一年下来，他们只有租地的几千块钱收入以及每个月100多元的养老金，年老后总难免的体衰和病痛，是压在老人头上的阴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变成雨水掉落下来。他们去找各种零活，种大棚是其中一个。村民魏红今年56岁，她告诉本刊，在大棚干活1个小时8元，一天8个小时，活多时要加班，依然是8元/小时，除草、撒种、收割，一年能有半年的时间都在忙，活并不轻松，“即使是秋冬季节，也是又闷又热，进去不到2分钟就会开始流汗，每天要喝掉几升水”。但这是60岁以下的人才有的机会——大棚不招超过60岁的村民，“怕他们身体受不了，干活也不利索”。收获季后去地里捡东西，原本是农耕时代的一种民俗，但现在是60岁以上老人难得的“工作机会”。

黄兰今年78岁，家里地租出去后，她和老伴，每年收获季拾玉米、捡花生，一年能挣几百块元。黄兰有高血压等慢性病，每天都需吃药，赚来的钱就用来买药。她有两个儿子两女儿，二儿子20年前在工地上因为意外去世，大儿子也快60岁了，有关节炎，还要帮衬自己儿子，两个女儿身体都不好，也指望不上。去年，她摔了一跤，半边身子都瘫了，活动不方便，只能推着助步器走几步。吃饭则是让邻居每次赶集给她带几个馍，每天吃馍喝稀饭。

黄兰觉得寂寞，她总想起年轻时的日子。那时大部分人都留在家里，一家至少五六口人，虽然穷但热闹，早上一起出门干活，傍晚回来，会一起在村中心的池塘里泡澡，“没有电，没有风扇，穿个背心和短裤泡在池塘里，男女老少都在一起”。现在，整个村子除了农忙时节都是静悄悄的，她只能每天推着助步器在村里转悠。去地里捡东西是为数不多让她感觉回到过去的时刻。那时候土地还没集中出租，地里还很少有大型机器，土地显得宽厚沉静。同龄的老人一起在地里干活，累了可以就地坐下聊聊天、喝口水。

《山海情》剧照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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