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权臣张居正，为何从“大权独揽”到“人亡政息”？

我们写历史也好，对历史人物作评价也罢，从来都是有着膜浓厚的时代背景和价值诉求，就像在抗日期间，岳飞的历史地位被拔高一样，这是“民族救亡”的需要。

那么，对于张居正的评价也是如此，在改革家看来，他是先驱，在保守派看来，他就是奸佞之臣。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发起的那场改革，初衷是为了挽救明王朝，缓和社会矛盾，起初的效果也是乐见其成的。

这场前后持续了十年的改革，据史料记载，“张居正及揽大政，登首辅，慨然有任天下之志。……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一时治绩炳然”。但结果却引得民怨载道，最终以失败告终，甚至张居正本人也成了改革的牺牲品，活得个人亡政息的结局。而他想极力挽救的明朝，也不可避免得走向了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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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历史有时候是不以个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哪怕是在肉眼可见的走向衰落，虽焦急万分，亦无可奈可，个人的努力，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下，无异于是螳螂挡车。更何况，还有这潮流还夹杂着那么虾兵蟹将，虎视眈眈。

再说回张居正，他的改革之所以失败，在我看来，有客观的时代因素，也有主观的人为因素。正所谓时也命也，个人如此，一国亦是如此。还是上面说过的那句话，大洪水来的时候，任何努力都是无效的。

正所谓人和政兴，在统治阶层而言更是如此，如果首辅和皇帝之间没了融洽的关系，甚至反目成仇，那么任何事情都是做不成的。而张居正的改革之所以失败的第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他失去了皇帝神宗的支持。

张居正担任神宗皇帝时期的内阁首辅，拥有绝对的权力，同时他还是神宗的授业讲师，神宗年幼的时候，对张居正可以说是言听计从、毕恭毕敬，可是随着神宗渐渐长大，尤其是年满十八岁之后，已经可以独立处理朝政，并且想自己亲政。

但是张居正却不肯放权，在李太后的支持下，仍然紧紧抓住权力，不愿意把朝政大权交给神宗，“帝甚惮居正。及帝渐长，心厌之”，这让神宗对张居正起了疑心，怀疑的种子一旦埋下，就难以拔除。

于是神宗产生了逆反之心，对于张居正也由以前的敬畏和忌惮转为产生嫌隙和不满。张居正去世后，神宗真正掌握了权力，为了恢复君主的权威，发泄这么久以来压抑在心中的对张居正的不满，也为了取得张居正反对派的支持，而对张居正进行了清算，废除了张居正的改革。

“帝命司礼张诚及侍郎丘模借锦衣指挥、给事中籍居正家”“诏尽削居正官秩，夺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谓当剖棺戮尸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挥居易，子编修嗣修，俱发戍烟瘴地。”

已逝的张居正不仅被削去了官职，以前赐给他的玺书、赐给家眷的四代诰命也被收回，功劳不被承认，只剩下了一桩桩一件件的罪过，连他的弟弟和儿子也受到了牵连，都被发配到了烟瘴之地。随着张居正的身败名裂，他所推行的改革也因失去制度支持最终失败。

正所谓民虽贱却可载舟也可覆舟。张居正的悲剧除了失去皇帝和太后的支持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便会没有推动和支持改革的社会基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意。

张居正推行的一系列改革虽然对于明王朝的长治久安有好处，但是他的措施不可避免地损害了官僚贵族和地主豪绅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不满，也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夺情”事件之后，官僚队伍中的一些开明人士也放弃了对张居正的支持。

为了扫除思想障碍，张居正提倡经世实学，反对空谈，禁止讲学和另立学派，还杀害了当时著名的心学传播者何心隐，整顿了64座书院，并且将这些书院收归国有成为官办书院。这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思想专制，在思想活跃、心学迅速发展的当时是不合时宜的，这些行为引起了信仰心学的读书人和士大夫的反对。

另外，政府对于清丈出来的地主的逃税地，只要把赋税缴清，就承认土地的合法使用权，而不是把地主多占的土地分给没有地的农民，所以没有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这样也就很难得到农民的支持。

“一条鞭法”的实行，虽然减轻了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负担，但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弱小，没有形成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来支持改革。

改革虽然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但是却损害了多个阶层的利益，所以真心实意支持改革的人很少，相反，那些被损害了利益的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利用他们在经济、政治上的权力，不断对改革进行阻挠和破坏。

最后，张居正本人的性格、做事风格和用人的失误与他身后的悲剧也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张居正在生活上穷奢极欲的人，每次出行排场很大。他在朝廷中一向是倡导节俭，一再以“方令天下，民穷财尽，国用屡空”为理由要求万历皇帝和李太后节俭开支。但是他只会要求别人，自己却不能以身作则，注定是得不到皇帝支持的。

张居正晚年患病卧床之后，举国为他斋醮祈祷，这样的待遇在皇室家族里面除了皇帝，都不敢轻易获得，他一届大臣却获得了这样大的殊荣，并不是一件好事，臣子受百姓拥戴太过就会招致皇帝的猜忌，况且他们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嫌隙，万历皇帝本来就对他不满，这样一来大大触犯了皇帝的“天威”，两人之间的矛盾彻底激化，这也成为其死后遭万历清算的重要原因。

在内阁中，张居正独断专行，一切事物都由张居正本人说了算，即使在他重病居家的时候，也紧紧掌握内阁大权，大事仍然必须交由他裁决。此外，张居正还闭塞言路，特别不愿意听取其他官员的不同意见，对政敌和意见不同的官员采取打击压制的方法，这样一来，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就难以及时解决，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也难以及时更正，等张居正自己发现的时候，可能已经积弊已深、回天乏力了。

张居正还喜欢被人吹捧，所以有的官员为了讨好张居正，极尽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事来得到他的重用，“始誉以伊、周，渐进以五臣，且谀之舜、禹，居正亦恬然居之”。他被夸赞能与古时候的贤臣相媲美也就罢了，夸他堪比舜、禹，他也恬然居之就过分了，毕竟君臣有别，这样让皇帝怎么想？势必会加深皇上心中的怨气和忌惮。

他还败坏科举制度，帮助自己的儿子在科举考试中作弊。万历五年由神宗亲自出面，在廷试中用了调包计，把他的二儿子张嗣修从二甲第二名升到一甲第二名。这让本来应该获取高级官位的人才居于人下，却让才不配位的人成为榜眼。

而且其他大臣也纷纷效仿张居正，为自己的儿子竞相猎取功名，高门子弟竞相舞弊，朝堂来来去去就被那么几家人把持，寒门子弟再努力读书也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成为别人平步青云的阶梯。这大大败坏了科举制度，在士大夫中起了很坏的影响，对明代政治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加速了大明帝国的衰亡。

张居正生前在用人方面，曾经做到了唯才是用，使用了戚继光这样的人才，甚至起用了一些优秀的基层人才。但与此同时，他的用人也看对方是否有利于他权力集中，所以他也重用了很多曲意奉承、溜须拍马之人，这样的人只会说漂亮话，不会干漂亮事，只想着用溜须拍马来获得权力和钱财，而不会真心实意推行改革，更难以担当重任，所以随着张居正的去世，改革就难以继续下去。

就像他一手提拔并引入内阁的张四维和申时行都是溜须拍马、随波逐流的两面派，张四维在张居正死后立马迎合神宗反对改革，申时行继任首辅后为了收买人心，废除了张居正实行的考成法和其他的一些政策。这样的两面派窃据要职，改革怎么可能继续下去。

如今，回头看，那些憎恨张居正跋扈的人，时间其实是站在他们那边的，他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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