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进”到“复兴”：法国执政党能否顺利通过“成年仪式”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当地时间2022年9月15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爱丽舍宫举行的法国长官招待会上发表演讲。
在法国，政党的起名与更名固然不算小事，但也算不上是了不得的大事。近年来，中右翼“人民运动联盟”（UMP）更名为“共和党”（LR，更确切地说应当叫做“共和人士党”），极右翼的“国民阵线”（FN）更名为“国民联盟”（RN），无不显示出老牌政党面临困境或者瓶颈时、试图通过更名来开辟新局的思路。这种更名过程中自然不乏人事重组和政策调整，但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新瓶装旧酒”，很少动辄上升到“改旗易帜”的意识形态高度。
由是观之，法国执政党最近的更名举动，似乎也不脱这一窠臼。
2016年，为了组织后援力量投身总统大选，马克龙组建了“前进！”运动（En Marche！），同年议会选举之前又将其改组为“共和国前进党”。而今年3月，马克龙再度提出整合多数派、建立新党；随后在6月的议会选举中，共和国前进党（LREM）被非正式地冠之以“复兴党”（Renaissance）名称；9月17日，该党召开大会，正式更名，同时将此前的两个卫星小党整合为一体。由此，它也完成了自诞生以来的第二次转变。
在政治对手的批评口吻中，从“前进”到“复兴”，只是执政党阵营换汤不换药的噱头而已；但在该党内部，却透露出某些和此前不同的气息：在总统新任期刚刚开始的这一动作，隐然已经在为“后马克龙时代”进行铺垫。
在9月17日成立大会的济济一堂盛况背后，裂痕却难以掩饰。
尽管马克龙呼吁执政多数派最大程度地进行整合成为一个“宏大的政治运动”，但最终只有两个卫星小党——偏左翼的“进步领土”（Territoires de progrès）和偏右翼的“行动”（Agir）——正式并入新的复兴党，前者由现任劳工部长杜索普（Olivier Dussopt）参与创立，后者由现任政府与议会关系事务部长里埃斯特（Franck Riester）领导，分别代表了执政党内部的左右翼派系。而且据法国媒体披露，在长达数月的协商过程中，这两个小党也进行了抵制，最终在马克龙的强势介入下才同意加入。
而在更大范围的多数派联盟中，此前外界最为瞩目的两个友党——前总理菲利普（Édouard Philippe）创立的“地平线”（Horizons）和政坛大佬贝鲁（François Bayrou）创立的“民主运动”（MoDem）最终都拒绝加入复兴党，宁愿保持他们各自的独立性。不仅如此，菲利普尚且出席了9月17日的成立大会，而贝鲁则在组织者预留座位的情况下始终没有露面，而且还在大会前夕向马克龙隔空喊话，呼吁政府在退休改革问题上不要操之过急，反对强力推进。无论是面子还是里子，这份“保持距离”的姿态都表现得不能更明显。
此外，复兴党的成立过程中，热情下降、动能不足的问题也已经暴露出来：在成立大会举办之前，该党党员通过网络对领导集体、党章和价值观宪章进行了投票，根据党部公布的结果，各项投票均以高票通过，却并未公布投票详情。而根据《巴黎人报》获得的信息，在大约27000名认证党员中，只有12485人参加了投票，亦即不到半数，这对于在一系列政治挫折之后亟待“复兴”的马克龙派来说，这并不是个鼓舞人心的迹象，毕竟，在马克龙首次当选总统时，他麾下的“前进！”运动声称有40万成员之多。
从经济和心理角度来说，党员规模的“缩水”在意料之中。因为此前加入共和国前进党是免缴党费的，而且党籍不具有排他性，但加入复兴党则须缴纳党费，且不允许跨党。和所有从免费到收费转轨的商业模式一样，这种政治模式的转轨，也不出意外地导致参与度的明显下降。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下降并非全然是坏事，核心团体的收缩意味着“去泡沫化”，反而可能形成一个更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内核——如果其他配套措施能够跟上的话。
与核心党员规模的下降相比，复兴党面临的更大挑战，是重塑该党的整体架构，尤其是在地方层面的扎根问题。
无论是最初的“前进！”运动，还是后来的共和国前进党，很大程度上都是一个具有鲜明扁平化特征的组织，马克龙当初登高一呼所激发的政治动能，遮蔽了组织上的孱弱。许多媒体和学者都指出，从“前进！”运动创立开始，它就带有强烈的“运动”而非“政党”的色彩，在这一点上，它倒也并非独创，和此前法国的极左派政党“不屈的法兰西”（LFI）、意大利的民粹派政党“五星运动”（M5S）以及西班牙的民粹政党“我们能”（Podemos）颇为相似，都利用了选民对建制派政党的失望心态，只是没有走上述政党的民粹派路线。
在执政五年之后，这种政治动能已经逐渐衰竭，而共和国前进党却仍然是一个基层组织薄弱的政治实体，既难以将来自巴黎的意图通过党组织形式层层贯彻下去，也难以将民间的种种不满情绪通过制度化途径反馈到巴黎。和自己的领袖一样，整个党都被批评为“不接地气”（hors sol）。在2017年总统大选获胜后，2020年市镇选举和2021年的大区选举中，共和国前进党倾力出击，却都遭受严重挫败，事实上早就为此敲响了警钟。
这种困境，不仅政治对手（尤其擅长基层动员的左派）看在眼里，例如《解放报》讥讽称，在马克龙的第一个五年任期里，共和国前进党就是一个“空壳”；党内高层也感觉到不安，党内实力派人物、内政部长达马南（Gérald Darmanin）承认，“我们需要一个大众型政党。就眼下而言，复兴党只不过是有几个干部的布尔乔亚政党”。
意识到这一缺陷后，新成立的复兴党试图向更体系化、垂直化、科层化的方向发展，总书记瑟茹尔内（Stéphane Séjourné）上任后对媒体表态时，尤其强调地方扎根问题。作为亡羊补牢手段，他表示随后将从划拨预算、建立党部办公室开始，逐步创立各地党部和委员会，为将来的各项选举进行动员；而首次大考便是2026年的市镇选举，他号召各地的党工尽早动员起来，为本地的竞选做准备。
不过这种重建过程远非一朝一夕之功。眼下复兴党领导层尚未推出内部章程，对于各地党部如何建立更无暇顾及，而从地方反馈的声音来看，此前在议会和地方选举中，共和国前进党指定各地候选人（而非内部选举产生）的威权风格已经引发微词，如果在打造新党过程中继续延续这种威权风格，不仅和初心相悖，而且势必会遭遇反弹。各地市镇和省级分支可能将在未来数月、甚至一两年时间里经历一波不乏混乱的动员、竞选和投票（并伴随着人事的分化与重组），才能逐渐产生一个清晰的权力架构。
从五年前马克龙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到两次转型后重走科层化之路，复兴党正努力将自己变成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正常”政党。这种转型褪去了很多理想主义的光环，却是在政治角斗场中长期生存下来所必需的。用工业部长莱斯库（Roland Lescure）的话说，这意味着党从青春期进入成年。
不过，正如从该党转型过程中历次党名Logo所显示的，早期手写体En Marche！所透露出的稚嫩清新形象，一步步变得工整而匠气，直到最后变成歧义迭出的RE——它固然可以是Renaissance或者Renew的字头，但同样可以是Return（回归）、Recycle（循环）、甚至Restauration（复辟）的缩写。一个新兴政党在成年过程中，在强势领袖操控下，如何避免未及成熟便衰老朽败的命运，这同样也是未来五年的一大看点。
9月17日的复兴党成立大会，选择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场所——卢浮宫地下的卡鲁塞尔厅（Carrousel）；而地上的卢浮宫广场，正是2017年马克龙首次当选总统后的胜选集会所在地。
理想丰满，而现实骨感。在经历了被黄马甲运动和新冠疫情严重冲击的首个总统任期后，在今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以共和国前进党为主体的执政联盟丧失了议会绝对多数，而极左翼领衔的左翼联盟Nupes和极右翼国民联盟却实现了“两翼包抄”，分别斩获131和89个议席，这意味着激进反对派在议会中占据了近四成议席。整个法国政治生态，呈现出左右极端力量上升、中坚力量收缩的格局。
在俄乌战争旷日持久、通胀危机短期难消的背景下，欧洲极右翼的上升势头一度停滞之后、又获得了新的动能：欧尔班在匈牙利第四次连任，瑞典和意大利的极右派在议会选举中取得突破，登堂入室取得入阁权乃至组阁权，此前法意关系不断深化的良好势头戛然而止，这让马克龙更感受到危机。而在国内政坛格局中，鉴于社会党和共和党尚未恢复元气，不出意外的话，极右派国民联盟仍将是2027年大选中复兴党的头号对手。在今年8月底的一次内部餐叙中，马克龙明确声称：“我的责任，就是确保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不会赢得2027年大选。”在9月17日的复兴党成立大会中，他再次呼吁“团结”——“如果没有团结，极端力量就会获胜。”
而在“团结”之外，马克龙念兹在兹的另一个关键词是“超越”（depassement），即超越传统左右对立，走出一条中间派路线。他在创党大会的视频致辞中呼吁“我们需要继续2016年启动、旨在超越的美好政治探索……我们将开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崭新一页”，同时警告，要警惕试图返回“旧秩序”的做法，这种做法看上去舒坦而不费力，却忘了“旧秩序”已经一蹶不振。在外界解读中，这番表态其实是努力消除自己阵营内的离心力，防止当初从左右两大阵营吸纳来的力量又流失回去，导致这个并不稳定的阵营分崩离析。
但问题在于，更改党名只能带来短期的兴奋，而从长期来说，必须要让这条中间路线清晰地凸显出来，才能在“后马克龙时代”继续秉持“马克龙主义”（macronisme）。
在长达五年的执政之后，所谓的“马克龙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答案仍然模糊不清，甚至连创党时期就参与其中的资深支持者也无法定义。马克龙本人曾经在阐述政见时，频频使用一个近乎口头禅的表达方式——“与此同时”（en meme temps），这个表述也一度成为媒体和政敌津津乐道的谈资。实际上，这个表述和一度流行的“既要、又要、还要”有异曲同工之妙，凸显出中间派不愿走极端、也不愿放弃任何重大议题的纠结心态。
在正式成立之前，复兴党于8月底公布了一份“价值观宪章”，其中包括了12项“基本原则”——共和、欧洲、自由、政教分离、机会平等、进步、生态、工作、女性主义、民族、国家权威、地方主动性。不难发现，这些基本原则虽然美轮美奂，其实内在地隐含着冲突（例如“欧洲”与“民族”、“自由”与“机会平等”、“国家权威”与“地方主动性”等），完全要依赖于在实际运作中的解释和调和。这种中庸之道本身足够理性，但在政治极化的风云激荡之中，似乎锚点太多、而单一锚点的抓力又太弱，对选民缺少足够动员力。尤其是近年来多次选举都显示出，部分选民的转向使得极端力量受益，但与此同时，对政治的冷漠和怠惰导致投票率低下，却是导致主流政党被釜底抽薪的一个真正致命因素。
如何将“马克龙主义”明晰化、具象化，无疑有赖于两届总统任期的具体施政成绩，但与此同时，它本身又必须具有观念上和人事上的可延续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在政治格局分化重组过程中比具体政绩更加深远的遗产。在这方面，复兴党内部有声音提到了路线相近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不过却是将他视为一个反面教训：奥巴马固然在内政外交上都留下了政绩，价值观层面也值得称道，却无力阻止继任者倒行逆施。对于“马克龙主义者”来说，这无疑构成了一个前车之鉴。
无论是此前的“前进！”运动、共和国前进党，还是现阶段的复兴党，这个松散共同体一方面建立在光谱宽泛的共同价值观上，另一方面也是因时势契机而聚合在马克龙麾下，其中许多人期待通过一场变局，突破传统党派相对固化的结构，在权力序列中更进一步。
距离2027年大选还有五年，许多变数尚在酝酿之中。而复兴党无论基层建设效果如何，也无论“马克龙主义”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诠释，届时必定需要一个人格化身，带领全党来征战大选。虽然“后马克龙时代”的接班问题还没有正式摆上台面，但已经隐隐出现在“地平线”上——正如前总理菲利普创立的新党名称。
事实上，马克龙本人也并不讳言自己的接班问题。据《观点》周刊报道，在今年8月底同党内亲信圈子的一次闭门餐叙中，马克龙直截了当地表示：“在这张桌子周围的很多人都怀抱雄心，这很正常。当时机到来时，这些雄心就会表现出来。而我也会做好其中分内事，会成为（权力交替的）担保人。”但让他遗憾且不安的是，前总理菲利普并不在这张桌子周围亲耳聆听这番话。
在复兴党公布的领导集体中，除了马克龙和总书记瑟茹尔内，还有多达12名副总书记，代表了这一集团中各派系的头面人物，其中经济部长勒梅尔（Bruno Le Maire）和内政部长达马南隐然已经成为未来接班的第一方阵人选。
这种局面导致了迄今为止的最大悬念：如果“地平线”始终保持独立，而复兴党又势必要从内部酝酿产生马克龙的接班人，那么菲利普是否会独立参选，瓜分中间派选民的选票、从而给对决极右的格局带来新的变数？如果菲利普最终不管以何种方式归入马克龙阵营，以“局内人”身份竞逐接班人资格，是否又会在内部造成新的冲突？
就眼下而言，这些前景为时尚远，虽然实力派人物已经跃跃欲试，但仍然维持表面上的一团和气，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正如一位不透露姓名的执政党议员所说：“为了确保每个人的成功，他们清楚不能太快（像蛮牛一样）打碎瓷器”，而复兴党总书记瑟茹尔内在访谈中也隐晦地警告：“每个人都应该明白这一点：没有集体的成功，就没有个人的成功。共同目标必须优先于个人雄心，后者可能是合理的，但应该晚一步。”
在复兴党成立过程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马克龙身为无可争议的领袖，却刻意同麾下政党保持距离：在8月27日梅斯举行的高层干部会议上，他没有露面；在9月17日的成立大会上，他也只通过视频方式发表演说，对追随者表达“感激”。在他一手主导建立的复兴党中，他本人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党主席，而是被授予“荣誉党主席”的头衔。
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法国政治生活中一直存在着备受争议的职位兼任问题，尤其是此前两院议员兼任地方行政职务更为普遍，但总体趋势是逐渐收紧限制（2014年两项法律禁止两院议员和欧洲议会议员兼任几乎任何地方行政职务），而部长不得兼任地方行政职务，也成为最近几届政府奉行的惯例。
但在党政关系问题上，规则却并不那么清晰。阁员职位和党魁身份往往可以兼容，例如在友党方面，此前“民主运动”党魁贝鲁入阁担任司法部长时，并没有辞去党魁职务；前述两个小党“进步领土”和“行动”的党魁，也正是在任的内阁成员；而在执政党主体方面，卡斯塔内（Christophe Castaner）曾兼任共和国前进党总干事（Délégué général）和国务秘书，但2018年被提名出任部长后，便退出了党务工作；继任总干事盖里尼（Stanislas Guerini）2022年5月被任命部长职位后，又在党魁职位上留守了4个月时间，随后交棒给新的复兴党总书记。
不过，在总理和总统层级上，情况却相当不同：马克龙2017年当选总统之后，就辞去了“前进！”运动的主席职务；此前两任总理菲利普和卡斯泰获任命时，都还保留着共和党籍，甚至都不是共和国前进党的正式成员；出身社会党的现任总理博尔内（Élisabeth Borne）很早就追随马克龙，但2020年加入了左翼派系“进步领土”。
再从马克龙之前的三任总统来看，希拉克在1976-1995年的长达18年时间里，一直是自己创立的“保卫共和联盟”（RPR）的主席，而在此期间，他曾短暂出任总理（1986-1988），且没有辞去RPR党主席职务，但在1995年当选总统后，他将党主席职务交棒到政治接班人阿兰·朱佩手中。而朱佩也在随后两年时间里兼掌总理（1995-1997）和党务大权，并于2002年议会选举之际，将RPR和其他小党整合为总统多数联盟、进而建立人民运动联盟。
而在2012-2017年间的社会党政府治下，党政关系划分得更加清楚：无论是总统奥朗德，还是两任总理埃罗（Jean-Marc Ayrault）和瓦尔斯（Manuel Valls），都不曾兼任党的第一书记（Premier secrétaire）。相反，2008-2012年间担任第一书记的奥布里（Martine Aubry）曾试图问鼎总统大位，但在党内初选中败给奥朗德；随后的两任第一书记德希尔（Harlem Désir）和康巴德利斯（Jean-Christophe Cambadélis）都只是党内二线人物，而当德希尔2014年被任命为国务秘书后，也随即辞去了第一书记职务。
在一些法国媒体看来，在国家最高权柄和党魁职位之间的不兼容性，已经成为法国“共和传统”的一部分——尽管这个措辞充满含糊和不确定。在历史上，“共和”一词更多地用在反君权（如大革命时期）、反教权（如德雷福斯事件中）议题，在当下现实中则更多地用在反对政治和宗教极端思潮、捍卫政教分离体制上。
一方面，法国政坛中政党林立，内部又往往派系横生，需要一个或资历深厚、或长袖善舞的人物来居中协调，而党务涉及到种种琐碎细节，会对政治人物聚焦于国事大政造成干扰（类似地，近年来对议员兼任地方职务的主要限制理由，也是后者会影响议员出勤表决，从而对政策合法性造成侵蚀）；
另一方面，在现代议会制和政党制之下，总统和总理无疑是党派政治的产物，但一旦胜选，他们便担负着统合全国的政治使命，至少在表面上，不能表现出过于强烈的党派属性。过于明显地谋一党之私利、或者将党派色彩强加给社会公共生活，容易引起在野阵营的反弹和公众观感的恶化，甚至只是身兼党政最高职务这一事实本身，都显得可疑而危险。在这个意义上，虽然辞去党魁的总统和总理往往仍是其政党的真正权威领袖，但党政分离的表面功夫仍然不能不做。就其制度内核的意蕴而言，这种党政不兼容性，同反君权、反教权、反政教合一钳制人心的历史传统也不无暗合之处。
在中文语境中，“复兴党”听上去是个平淡无奇的名称，但在法国语境中，Renaissance却能多少能令人产生“思古之幽情”：因为它和著名的“文艺复兴”同名，由此营造出一种比日常政治更加宏大的想象空间。
在此次更名之前，“复兴”名称并非第一次出现，在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共和国前进党联合其他友党，曾以“复兴”作为竞选联盟的名称，但选举结果却远远配不上这一名称：虽然最终议席和极右翼的国民联盟持平，但得票率上仍然被后者以微小优势力压一头，没能完成阻击极右的目标。
问题意识大体相同，路径却各有千秋，以何种立场、何种手段来追求复兴，便成了真正问题之所在。是走多个锚点并重、冒左右掣肘风险的中庸之道，还是以单一价值压倒一切、尤其以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动员极端力量，成为在不同的历史路径和权力格局下，不同执政思路的分水岭。
在上台之前，马克龙曾雄心勃勃地用“革命”作为政治纲领文宣的书名，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恐怕远远超出他所在的政治和社会架构所能承载的范围。以20世纪中国革命作为参照系来看，复兴党在当下面临的困局，某种意义上说恰和中国形成对照：一个强有力的党组织、自下而上的严密科层结构、迅速而广泛的基层动员能力，是20世纪中国革命得以完成的保证，也是它留下的最重要遗产之一，这是法国的复兴党试图努力的方向，但因为历史境遇和制度架构的缘故，恐怕永远无法亦步亦趋地走到相同的程度，更何况，它所试图坚守的价值观，也不允许走到相同的程度。
没有一个政党能全凭领袖的卡里斯玛魅力而传之久远，当这种魅力随着领袖功成身退而衰减，政党的生命力便体现在与时俱进的制度建构之上。马克龙当初登高一呼创立的卡里斯玛型政党，如果要真正超越传统的左右派政治，避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运，成为未来十年、甚至数十年间的长期玩家，势必要向一个更具建制性、可持续性的法理型方向发展。某种程度上说，和鼓吹重新制宪、建立“第六共和”的左翼相比，从“前进”勃兴，到“复兴”转型，既是对第五共和宪政框架的冲击，同时也凸显出这一框架的力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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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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