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梨树》
看理想App五岁了。五年前,看理想还是出版品牌理想国旗下的一个栏目组,当我们决定自建App、并在十月上线的那一刻,作为独立体的「看理想」才真正诞生。
早在看理想App还没上线前,当时的策划人梁文道,在多个筹备的线索中,挑选出四个节目,作为第一批的重点,编辑部简称「四大支柱」,《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中国原典通读计划》《世界经典通读计划》《用得上的哲学》,这些早期节目,是我们为自己建立的「三观」,一套强调多元、包容、理性的准则。
此后,《西方艺术三万年》《20世纪中国小说》等,又共同形成了判断文艺作品的审美体系;《可能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正义与现实:像律师一样思考》等更具话题性的节目,则朝现实近了半步。
由此,我们在外部世界天翻地覆的五年之中,默默做了近240档、万余集节目内容。说是「默默」,并非虚谈,从影响,看理想仍是无名的;从性格,看理想是内向的,甚至有一点社恐。好在,还是聚集了一些信任我们的人。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将每天推荐一档「镇馆之宝」,一起回顾有这些节目陪伴的日子,顺便借此做个工作小结。
如果你还没听过这些节目,希望你可以借由它们,寻找到那虽然微小但仍有温度的火苗,以及更多志趣相投的人;如果你早就是这些节目的「老听众」,不妨重新在声音里与老朋友相遇,再次认识五年来身边发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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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以下简称《可能性的艺术》)是看理想最经典的节目之一,由学者刘瑜担任主讲人,播出三个月后完结。
当下的一切政治,都是可能性的一种。在一切可能性中,我们都是被偶然击中的现实。面对全球政治林林总总的现象,《可能性的艺术》从俯瞰到聚焦,用比较的视野,开展了一场政治学之旅。
我们节选了节目开启之时,《可能性的艺术》主讲人刘瑜的发刊词,与大家分享关于比较政治学的思考,“当你把你所面对的政治现实当做‘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对待时,就获得了一种‘比较的视野’”。
大家好,我是刘瑜。很高兴来到看理想平台,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政治学思考。我从博士期间开始学习“比较政治学”。从那时开始,我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有人问我:你学什么专业的?我回答“政治学”的时候,对方往往就会饶有兴趣地追问:那你对美国大选怎么看?你对台湾地区的蓝绿之争怎么看?你对伊拉克局势怎么看?……可是,如果我回答“比较政治学”的时候,对方往往就在礼貌的微笑中陷入了沉默。为什么呢?因为大多数人不知道“比较政治学”是干什么的,似乎有点高大上,但又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因此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好好一个“政治学”,因为加上了“比较”两字,就显得非常高冷。可能有些朋友会出于直觉认为:“比较政治学”,就是比较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吧?这种说法只能说部分正确,但不完全正确。事实上,如果你去调查全球比较政治学者的研究领域,就会发现,其中大多数学者只研究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是“国别专家”或者“地区专家”,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真正在从事比较研究,其中进行国别案例比较的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所谓“比较政治学”,其根本的特性不在于研究内容是否真的是在进行案例比较。“比较政治学”当中的“比较”,与其说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不如说是一种研究的视野。当你把你所面对的政治现实当做“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对待时,就获得了一种“比较的视野”。带着这种广阔的视野,即使你的研究对象只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国家,你的问题意识却是来源于潜在的比较。比如,当一个人追问,“为什么在国家A经济发展没有带来民主转型?”在这个问题背后,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一个通过比较才能获得的观点。这个观点就是:在许多其他的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民主转型”。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你追问,“为什么在国家B民主转型带来了战乱?”,同样,这个问题背后也预设了一个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获得的看法,那就是“另一些国家的民主转型是和平的,没有战乱”。所以,即使是所谓国别研究专家,也往往需要通过“比较的视野”获得重要的、有趣的研究问题,然后再将这个问题带入到他对具体国家的研究当中去。也就是说,需要经过“见山不是山”的阶段,才能使“见山又是山”成为一个境界。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说过一句话:只懂一个国家的人不懂任何国家。我想他表达的正是类似的意思。其实,不仅仅是学者,即使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思考,也往往需要通过比较发现问题、打开思路,因为“比较”能够产生冲击,而冲击带来思考。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记得小时候看电影、电视的时候,经常看到这样的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话如此大义凛然,看上去简直是天经地义——一个人做了坏事当然要“坦白”,这有什么讨价还价的吗?可是,直到有一天,我在电影里听到了“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但是你所说的每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这句话,我才意识到“坦白从宽”并非天经地义。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这是著名的“米兰达警告”。可是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并不知道世上还有这样的“警告”,只觉得脑袋里“咯噔”一声——这个人是犯罪嫌疑人,居然还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沉默居然还可以是一种权利?一个人做了错事,难道不应该老实交代吗?就算你没做错事,你交代清楚不就得了吗?他们认为让人自证其罪是不人道的,他们担心这种“坦白从宽”的观念会造成或者恶化刑讯逼供,他们认为在强大的国家权力机关和弱小的被逮捕的个体之间,应该有一个作为缓冲力量的第三方,也就是律师。这些观点正确与否我们可以再讨论,但是了解到这些观点的存在,对于开阔我们的视野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电影情节,不知道“米兰达警告”的存在,我可能永远不会去思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再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外国朋友在很多国家生活过,欧美、印度、土耳其、乌干达……在北京也住过三年。有一次聊天中他无意提起:“北京是我住过的最安全的城市”。他的这句话说得平淡无奇,但是在我脑子里,又带来“咯噔”一声。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陈述,而且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北京成为一个异常安全的城市?这背后有没有政治逻辑?它的政治逻辑又是什么?如果是一个从小在北京长大、也从未去过其它国家的大都市长期生活,可能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更不会产生困惑。因为他会把都市的安全感当做“理所当然”的事物,认为生活“本应如此”。但是,我们知道,都市的安全感并非“理所当然”的事物。战乱国家就不说了,即使是非战乱国家,比如墨西哥城、马尼拉、约翰内斯堡,甚至哪怕伦敦、纽约的某些街区,你都不会认为深夜或凌晨在大街上独自走路是个好主意。俗话说,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其实有时候,没有比较也没有惊喜。它首先是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的能力,把句号变成问号的能力,把“此时此刻”和无数“它时它刻”联系起来的能力。这种能力和每个人的敏感性有关,但是,也和每个人的“见识”有关——你阅读过的、听过的、走过的、观察过、思考过的越多,你就越容易把现实当做“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对待。如果你只做一个“井底之蛙”,就永远无法获得那个反观自身的视角,甚至还可能因为这种狭隘而狂妄自大。所以,我希望能带着大家,把形形色色的国家纳入我们的视野,建立一个尽可能丰富的完整的参照系,以此来定位现实。我们知道,理解和判断的前提是“参照系”的存在——如果我们不知道人类年龄的大致范围,就很难判断多少岁算是长寿。如果人类年龄的极限是120岁,那么90岁就非常长寿;但如果极限是300岁,那么90岁就还是少年。
同样的道理,比较政治学的功能,就是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政治可能性的参照系,以此分析理解各国政治所处的位置。所以,了解其它国家不仅仅是为了“猎奇”,甚至不仅仅是出于“心怀天下”的世界主义情怀,也是为了在浩瀚的可能性中理解我们自身。任何学科的人都愿意强调自己的学科有多么重要,我们政治学的人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强调政治对于塑造一个国家命运的重要性,似乎并不符合我们熟知的一些主流话语。为什么呢?因为根据主流话语,“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才是基础”。也就是说,政治是被决定的那个,经济才是决定性因素。在这套话语中,只要出现任何政治问题,都会自动产生一个“正确答案”:还不是因为穷?这似乎也合乎我们日常生活中朴素的认知。举一个直观的例子——南北朝鲜。我们都知道,韩国的经济水平远远高于朝鲜,2017年韩国的人均GDP是37600美元,朝鲜是1700美元,也就是说,韩国的人均GDP是朝鲜的22倍。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两个国家,同一个种族、同一个语言,有着高度相似的历史传统、高度相似的地理环境。北朝鲜人不比南朝鲜人笨,也不比他们懒,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两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出现了天壤之别?至少,在政治学者眼中,最大的差别就是政治因素:一个是封闭的、威权的体系,一个是开放的、问责的体系。我们可能都听说过韩国的经济如何在威权时代起飞的故事,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韩国经济真正的飞跃,不是在威权时代,而是在政治转型之后。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8/02/06/world/asia/korea-history.html从上面的图片就可以看出,直到1970年左右,两国的经济水平其实相差无几,到1980年韩国的人均GDP也只是朝鲜的两倍左右。但是,随着朝鲜政治越来越封闭、韩国政治越来越开放,两国的经济水平差距越拉越大,到2017年,两国的人均GDP差距就是22倍了。应该说,政治的力量,在南北朝鲜的对比当中一览无余。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委内瑞拉。这几年很多人可能隐隐约约地听说过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超级通货膨胀、饥荒、大规模的人口逃亡。这个国家的通货膨胀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民众与其去商店里买手纸,不如直接用钱当手纸用——纸比钱贵多了。人口逃亡又到了什么程度呢?460万人到其它国家去谋生了,这是委内瑞拉16%的人口,这也被认为是西半球历史上最大的难民潮。https://www.brookings.edu/blog/up-front/2019/12/09/venezuela-refugee-crisis-to-become-the-largest-and-most-underfunded-in-modern-history/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直到1999年,委内瑞拉仍然是拉丁美洲人均GDP最高的国家。短短20年,一个拉美最富的国家,变成了最大的噩梦,这中间又发生了什么?民众是同样的民众,传统是同样的传统,宗教是同样的宗教,地缘位置当然也是同样的地缘位置。所以,作为一个政治学者,我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查韦斯上台了——一个自认为是罗宾侠式的政治家,以一己之力破坏了委内瑞拉的政治生态,摧毁了委内瑞拉的经济。就从朝鲜和委内瑞拉这两个例子来看,你还认为政治只是所谓的“上层建筑”、等着被“经济基础”决定吗?还是,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政治本身也可能成为塑造经济乃至社会的根本性力量?当然,这两个例子相对比较极端,在很多其它国家,政治对国家命运的影响未必如此清晰,但是,正是这种极端的情况,照亮了社会变迁当中的某些关键因果机制。在这个意义上,这样的例子几乎像是寓言。有时候,我们恰恰需要通过寓言,才能够理解现实。其实,政治对国家命运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不仅仅是政治学者的看法。一些其他学科的人也是这么看的。比如著名经济学家诺斯,他对工业革命的看法就非常强调政治因素。我们都知道工业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全球性的意义,但是,关于工业革命,一个经久不息的问题是:为什么工业革命最开始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为什么是英国人发明了蒸汽机?就诺斯来说,他一杆子把问题的答案捅到了英国的光荣革命。他的看法是,光荣革命成功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带来所谓“可信的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使得民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产安全感,产生了投资、生产、创新的动力,最终触发了工业革命。这种看法被称为“制度主义”,直到今天,很多经济学家都是制度主义者。强调政治因素的影响,并不意味着“政治万能论”,尤其不意味着政治制度万能论。我非常喜欢俾斯麦的那句名言——“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其中“可能性(the possible)”这个词非常重要,因为它强调,政治不是魔术,它不能抵达“the impossible”,它不能做成无米之炊,它不能让水变成油,它不能发明永动机。什么叫“政治在社会中”?就是社会条件构成政治选择的半径,也影响政治选择的结果。我们都听说过一个成语,叫“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同一个物种放在不同的气候、土壤、环境中,它长出来的东西有可能是很不一样的。菲律宾1946年刚独立的时候,它制定的宪法和美国宪法是非常像的,但是结果大家也知道,菲律宾后来的发展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不像是美国——独立不久,它的民主制度自身很快崩溃了,它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乏善可陈。所以,同样的宪法,“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再举一个例子,北欧国家,像瑞典、丹麦、芬兰这些国家,都被称为“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被视为是治理的典范,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前面我们提及的查韦斯,他也把他在委内瑞拉的社会实践叫做“民主社会主义”,但是他的“民主社会主义”带来的,却几乎是国家的崩溃。可见,此“民主社会主义”非彼“民主社会主义”。相似的政治理念,放到不同的社会文化土壤当中,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化学反应”。这就是“政治在社会中”。所以,虽然政治非常重要,但是我也希望大家认识到政治的有限性。理解政治,有时候恰恰要从政治之外着手。正是通过研究政治与其他因素的“化学反应”,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世界政治的多样性。也正是因为“政治在社会中”,因为“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所以比较政治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找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配方,也不可能找到这样一个政治配方。但是,反过来,这是否意味着研究比较政治必然导致价值上的虚无主义?是否意味着韩国和朝鲜的制度无所谓好坏,因为它们国情不同?是否意味着今天的委内瑞拉和二十年前的委内瑞拉,无所谓好坏,因为时代不同。由此最后的结论只能是:“因为所有的国家都不同,所有的时代都不同,所以不存在优劣,不存在好坏”。大家想一想,这里面有没有逻辑问题?恰当的逻辑是:这里的好东西到那里不一定是好东西。不恰当的逻辑是:这里的好东西,在那里一定会成为坏东西。的确,“淮南为橘,淮北为枳”,但是美洲的土豆到了亚洲也还是土豆,它可能变成了大一点或者小一点的土豆,甜一点或者苦一点的土豆,但土豆还是土豆。那么,为什么有时候“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有时候又是“在美洲是土豆,在亚洲还是土豆”?这种矛盾其实就帮助我们抵达了比较政治学思考的核心任务:在差异中寻找规律。在差异中寻找规律,简单来说,就是试图搞清楚,想要从A到B,需要哪些条件C?或者说A没有到达B,是因为缺少了哪些条件C?比较政治学的功能的确不是寻找政治的“灵丹妙药”,但它同样不是放弃对是非对错的判断,而只是试图让这种判断变得更加小心而已。要知道,社会科学的思考,包括政治学的思考,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社会科学的思考就像是开车,需要时刻的警觉,时刻观察路况,并根据路况随时调整速度和方向。一刹那间的走神,就可能导致车毁人亡。这听上去的确很累,但也是唯一安全的做法。*因篇幅有限,本文有删减,完整内容请至看理想App,🔍搜索《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收听。